二、外蒙古情势与苏联的远东政策

1932年，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扶植了伪满洲国，巩固了在东北的统治。此后，它又将侵略目标转向了中国北方的外蒙古和内蒙古。早在1921年前后，日本就曾插手外蒙古事务。当时，日本趁帝国主义各国武力干涉苏联之机，在远东纠集了近十万军队，联合外蒙古的封建主进攻苏俄。在对苏俄的进攻过程中，外蒙古自治“政府”的哲布尊丹巴伺机与日军方面联络，指望日本给外蒙古以支持。但是，哲布尊丹巴迫于形势，决定取消“自治”，归服中国政府。后来，日本收买白俄军官温琴，帮助哲布尊丹巴赶走中国在库伦(今乌兰巴托)的驻军，恢复了外蒙古的“自治”，中国军队被迫驻扎在恰克图附近的买卖城。1921年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将苏联红军“请”进外蒙古，将温琴的军队和中国驻军驱逐出外蒙古，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日本在远东力量的明显加强，使得它有了对外蒙古进行干预的能力。为了在外蒙古建立一个像“满洲国”那样的政权，日本政府招引在喇嘛界中享有崇高地位的班禅活佛，并向他许诺，如果将来在外蒙古建立了新政权，将由班禅活佛做蒙古国王。1932年4月，外蒙古库苏古勒省、扎布汗省、北杭爱省和南杭爱省四个地区的许多王公、喇嘛和民众，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参加此次叛乱的有数千人，不仅有“日本间谍”、喇嘛和封建主，而且还有许多牧民、部分农场主，甚至还有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和蒙古革命青年团团员。^[8]面对全境如此大范围的叛乱，乔巴山向斯大林求助，请求苏联政府提供援助。斯大林详细了解外蒙古情况之后，向外蒙古政府运送了大量武器和弹药，并派一批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参谋进入外蒙古，协助乔巴山平叛。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叛军被消灭。日本企图将外蒙古变成“满洲国第二”的幻想破灭了。日本的这场阴谋令苏联非常震惊。苏联对来自外蒙古的消息做出了迅速而果断地反应，它除了采取措施积极平息暴乱局面之外，还对此次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5月1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就外蒙古局势进行了大讨论，承认自己的疏忽，提出了修改意见，强调要更加重视外蒙古。^[9]

日本在外蒙古的失败，并未改变其在此入侵外蒙古的野心，它千方百计扩军备战，派遣间谍和军事活动分子潜入外蒙古，收买反对乔巴山政府的外蒙王公、喇嘛，利用其反政府思想，力图实现吞并外蒙古的目标。自从平定哈尔藏多尔济叛乱之后，实力脆弱的乔巴山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足以击退日本军事进攻的现代化国防力量。

随着日军从中国东北向华北地区的不断渗入，乔巴山政府感到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为巩固政权，他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与此同时，对于境内阴谋夺权的叛乱分子则予以坚决镇压，并对外敌，主要是日本的特务和间谍，进行清查。乔巴山欲借苏联的支持以确保人民政府在外蒙古的地位，而斯大林则想借乔巴山的影响，间接控制外蒙古的内政外交。

尽管日本多次在外蒙古制造阴谋活动，企图将外蒙古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苏联在帮助外蒙古粉碎这些阴谋的同时，客观上将自己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了外蒙古地区，为其日后更直接地促使外蒙古独立奠定了基础。

一直以来，外蒙古受到苏联的高度重视，究其原因，地缘政治价值是其关键因素:一方面，外蒙古位于亚洲大陆中部的内陆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它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接西伯利亚，南与现在中国的北方接壤，面积约为156万平方公里，与现在的中国的边界线长约2500公里，与俄国的边界线长约1800公里。这块夹在中苏之间的广袤领土，无论偏向哪一方，都将是另一方的巨大威胁。外蒙古投向苏联，正是苏联想要的。在这种特殊关系基础之上，苏联可以进一步扩大在外蒙古的影响，将其牢牢控制，使其成为苏联的保护国和缓冲国，阻断日本的直接威胁和潜在的敌人中国，这对苏联的远东安全至为重要，加大对外蒙古的控制力度，苏联志在必得。支持外蒙古革命的契切林说:“在白俄、日本人或者其他冒险者手中的蒙古对于我们绵长的西伯利亚边境具有经常性的威胁”，所以“蒙古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10]。

正是外蒙古这样的地缘政治价值，才使苏联千方百计想把其力量进一步渗入到外蒙古;在外蒙古立足之后，更是不愿轻易退出。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之后，不可能因为政权易手而改变国家的地缘环境，也不可能因政权易手而改变国家所处天然的硬性周边环境和条件。苏维埃政权在继承了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的同时，它就面临着历史的遗产和未来发展的实际问题，即它既要面对欧洲周边又要面对亚洲周边地区严峻的安全问题。外蒙古可以作为苏联防范日本入侵的一个有效基地，也可以在苏中关系恶化时使之成为苏联与中国进行对抗的前哨。外蒙古可以确保苏联在西伯利亚统治的稳定，减少外来冲击并使苏联在远东占据支配地位。外蒙古的地缘政治价值使得苏联必须长期经营这个“卫星国”和缓冲区。

1934年11月27日，苏蒙订立了“君子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在预防军事进攻的威胁方面，采取一切办法互相援助;一旦蒙古人民共和国或苏联遭到任何第三方面进攻时，他方应予以帮助和支持。”^[11]按照这一协定，大批苏联军队得以在外蒙古驻扎。(www.daowen.com)

问题并没有像苏联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形势变得愈发严峻。日本关东军利用中国缺乏足够力量保证外蒙古领土安全的机会，不断向外蒙古挑衅，意欲侵占它并将它作为进攻苏联的又一个据点。日军的这一行动引起苏联的极大不安。如前所述，苏联一直视外蒙古为它和侵略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即阻挡潜在敌人进攻的“防洪堤”。为此，苏联不遗余力地运用各种办法来控制外蒙古。

鉴于外蒙古和关东军冲突不断，苏联一开始就表明了其鲜明的立场。1936年2月23日，苏联《真理报》声明:“对蒙满边境上的冲突表示很大不安。”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会见美国报界代表霍华德时严厉抨击和警告日本:“如果日本人敢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侵害其独立。……我们将一定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就像我们在1921年帮助它那样。”^[12]

“蒙满边境”纠纷的频繁发生，表明苏联对日本让步是根本无法阻止日本北进的，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在远东采取新的防御措施，即直接和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外蒙古政权商定互助协定。1936年3月12日，苏联未经国民政府同意，擅自与外蒙古达成所谓的《苏蒙互助议定书》。4月8日，苏联公布《苏蒙互助议定书》全文。《苏蒙互助议定书》有效期为十年，共有四条原则，其中第三条规定:外蒙古和苏联领土一旦受到第三国威胁时，双方有义务立即采取为他们领土的保卫和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如果缔约一方遭到军事进攻，他们应相互给予各方面的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13]

苏蒙双方缔结的《互助议定书》为苏联对外蒙古进行军事援助提供了便利，随之苏蒙铁路开始修建，其中重要的有赤塔至外蒙古东部、上乌丁斯克至库伦的铁路线。在库伦还设有伪装成民用机场的军用机场，可容纳飞机二百架。到1940年，库伦及各下属地区都有了可靠的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报联系。此外，库伦还与下属五区可通直达电话。与此同时，蒙古自身的建设也服务于苏联的战争需要，蒙古也开始了一些轻工业的发展。在苏联军官的培训下，蒙古建立起了一支现代化军队，服务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

《苏蒙互助议定书》是违反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的规定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国民政府一直希望苏联政府不要插手外蒙古事务，苏蒙议定书缔结后，国民政府理所当然表明了反对的态度。但是，此后不久，国民政府就偃旗息鼓，没有继续对苏联抗议下去，因为苏联军队实际上已经开进了外蒙古，即使继续抗议，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苏联根本不会废止它所签订的苏蒙协议。何况，国民政府此时正希望中苏关系有所改善，以期达成军事协议。它不愿在苏蒙订约这一是非已大白于天下而一时难以挽回的事情上同苏联继续较量，以贻误联合抗日大计。因此，国民政府欲将苏蒙订约作为一个悬案暂时搁置以寻求适当时机再行解决。外蒙古问题暂时趋于沉寂。这样，尽管苏联和外蒙古缔结互助议定书的行动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曾一度引起苏中关系紧张，但是中国还是不得不做出让步，外蒙古又向独立迈出了一大步。

面对西线德国和东线日本可能发动的进攻，以及国际形势的日渐严峻和复杂，苏联不得不将自身的安全问题放在首位。维护自身安全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为了有效地动员并组织国际民主力量制止法西斯势力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至8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制定了广泛发动群众以制止侵略战争、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指出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就必须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14]。外蒙古作为苏联的邻国地区，它在1924年就建立了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受到了日本从中国东北的入侵，因此共产国际在外蒙古组织领导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是必然的。换句话说，苏联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在外蒙古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即是苏联对外蒙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3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初期，苏联最高领导人尤其重视外蒙古问题。以前许多外蒙古问题的审查要经过多重程序，而现在则直接呈递苏共中央委员会。1932年3月，苏联专门成立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驻外蒙古政治委员会。在外蒙古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像支持独立主权国家一样尽可能地保持外蒙古的现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给予最大的支持。^[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