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事变对苏联利益的影响及苏联的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震惊了世界，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按照明治维新后确定的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基本国策，迈出了公开侵占中国领土的关键一步。日本的扩张行动首先使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东北是中苏贸易的重要基地。据统计，从1927年到1931年，除新疆地区之外，东北各埠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埠的对苏贸易中均居首位。但是，自从占领东北之后，日本即对这个地区昔日的最大竞争对手苏联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从1932年起，通往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航运和铁路运输均被切断，较之1928年，苏联当年向中国东北地区北部的商品输入实际上中止了。这样，在对华贸易方面，苏联损失甚巨。^[1]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不能不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和中日关系的走势表示密切的关注。1940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中央训练团发表题为《抗战以来的外交》的演说时，谈到了当时苏联在远东可能的外交动向及其原因时说:“苏联为远东关系最密切之国家，对于中日问题关怀最切。日本侵略中国，无时不以反共为名;而实际上，日本进行侵略政策，对苏联亦有不利。”^[2]

日本在迈出公开侵占中国领土第一步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将中国作为进攻苏联跳板的扩张意图。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承认:“占领满洲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事实上，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将它作为养精蓄锐的扩张基地，不仅严重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已直接威胁到了苏联的远东利益与安全。战后日本国内出版的著作《大东亚战争全史》明确指出，自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陆军的确在全力以赴以加强对苏联的战备。^[4]从1931年底起，日本关东军更是无视苏联的利益与安全，公然越过中东铁路向北推进。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始终是居于首位的。毋庸置疑，令苏联政府最为忧虑不安的也就是国家的安全问题。早在粉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联合武装干涉之后，苏联就一直把维护远东边境安全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怀有特别的戒心。“九一八”事变前夕，苏联已经察觉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野心和其中包藏着的侵苏战略阴谋。事变后的严酷事实使苏联政府进一步敏锐地意识到，远东问题已经变得更为严重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孕育着反苏战争，对华战争就是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序幕。苏联对时局变化表现出来的这种极其不安的看法和判断通过共产国际公开表达了出来。1931年11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致各国工人阶级、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呼吁书中指出:“靠损害苏联的利益来摆脱危机是帝国主义者最理想的道路……发生在中国的战争，也是走向反苏战争的一个步骤。”^[5](www.daowen.com)

在日本公然侵华行动造成的威胁之下，苏联政府一方面密切注视着远东时局的进展和国际反应，一方面又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和日本表露自己对时局忧虑不安的心情，它声明不准备卷入中日冲突。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观察，苏联政府更坚定了对远东局势不介入的中立立场。在实施不干涉政策之后，苏联并未感觉到安全感。为了进一步确保日本不会将侵略的矛头指向自己，苏联在“中立”旗帜下，极力争取同日本缓和矛盾，竭力改善关系以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以求确保本国远东边境的安全。这是苏联当时情况下全部外交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苏联采取了恢复和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防范措施以遏制日本侵犯苏联。对于苏联而言，由于存在着日本进攻远东领土的巨大危险，中国实际上便成为了苏联安全的第一道重要防线。中国虽为贫弱之国，但是却拥有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同时还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斗争传统，所以在削弱和牵制日本力量、阻止其北进方面，能够发挥其他国家在远东地区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九一八”事变初期，中国政府对苏联改善双边关系的提议并不积极。这是因为，一是国民政府仍然坚持“安内攘外”的政策，认为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台，所以不与苏联接触为好;二是国民政府把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西方国家的“国际联盟”上，希望利用“以夷制夷”之法化解之。但是，西方国家对“九一八”事变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国民政府大失所望。在这种形势下，苏方抓住时机，特别是它向国民政府表示:“承认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在国民党不在共产党”^[6]，从而使国民政府减少了顾虑。1932年12月12日，苏中两国交换了备忘录，两国外交关系遂得以恢复。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苏联清楚地看到，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对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构成了比昔日更大的威胁。因此，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表现得更加主动、热情。1935年，希特勒德国藐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公然宣布重整军备;日本也加紧了对华北的推进步伐，着手扩大侵苏基地，企图加快完成侵苏的一切准备。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秘密勾结，缔结了矛头直指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缔约，坚定了苏联与中国加强关系的决心。正如费正清指出的那样，《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一反苏条约，尽管对东京的军政首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除了促使苏联加强中国的防御外却毫无作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