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中国新疆关系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盛世才转向。为何新疆在短短几年内与苏联的关系出现了如此大的起伏，即由亲苏变成反苏。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个人的因素是直接原因。盛世才是个机会主义者，善于见风使舵，一切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最高准则。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向苏联发动进攻。德军按照“巴巴罗萨”计划分北、中、南三路向苏联席卷而来，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占领了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广大地区，深入苏联腹地五六百公里。盛世才密切关注着苏德战局，也对战争的前景做出了自己的估计。他认为苏德战争究竟什么时候结束，难以预测;即使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有过去那样的力量援助新疆，故不能指望依靠斯大林。现在应该研究“三民主义”，逐步向中央(蒋介石)靠拢。
盛世才的反目，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的时刻。盛世才的反复，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邓发的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动来说，是个狼种猪”。盛世才又是个多疑的人。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加重了他的多疑。他采用严密的特务网对其周围的人进行监视，以防被人暗杀。“盛世才对任何人都不信任，连自己的妹丈彭吉元、岳父邱宗浚、姻襟汪鸿藻都不放心，都有专门特务跟踪。”[123]盛世才要在新疆搞独立王国，因此也与苏联在新疆的势力存在着必然的矛盾，用盛世才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独立性强，影响太大，权力也太大，对于我的存在，赤色分子是难以容忍的，阴谋暗杀我颠覆我的政权的渗透活动一年比一年加剧。”[124]事实上并没有人要阴谋暗杀盛世才，只是盛世才不能容忍苏联派赴新疆的政治、军事顾问们侵犯其新疆王的权力而已。苏联在与盛世才的交往中，愈来愈多地体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色彩，使得盛世才时常有被架空和做“儿皇帝”的感觉。对此，盛世才当然心有不甘。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苏联的颐指气使促使了盛世才反苏。
二是中国政府积极谋新。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渐趋断绝，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完全取代了苏联成为援助的主要国家，中国在远东战场上的地位得到一定的改善，蒋介石摆脱了对苏援的依赖，这就为在新疆问题上对苏采取强硬行动提供了可能。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这一条约直接导致苏中关系迅速“冷却”。1941年底，苏联以苏德战争使它“无暇在中国推行任何积极的政策”为由，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据统计，截至1941年3月，根据苏中第三笔1.5亿美元贷款合同，中国从苏联进口军火价值约为7318万美元，还不到该次借款的1/2，其余部分始终未予动用。1943年，苏联又从中国撤走了军事顾问。
苏德战争爆发，国民党中央主席蒋介石密切关注着战局，他认为苏联情势危急，斯大林无暇东顾，此时正是收复新疆的最佳时机。1941年秋，蒋介石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任西北党政考察团团长，赴甘、宁、青等省考察党务，意在控制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当时新疆通往内地的惟一通道，控制了这条通道，就等于扼住了盛世才的咽喉。吴忠信抵达西北后，果然不负蒋介石的重托，利用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矛盾，诱迫马步芳献出河西走廊，为中央军入疆打开了通道。
1941年12月7日，日本未经宣战，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忙于对德战争，英美对日开战，减轻了国民政府的战时负荷，苏联也暂时解除了远东威胁。中国在苏联外交中的地位下降，而苏联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同样也下降了。另一方面，美国被拖入战争，中美结盟，美国加大了援华力度。国民政府转而希冀美国战胜日本，因此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重点也转向英美，不再忌惮苏联。国民政府从未像这一时期一样，在新疆的政治优势大大优于苏联。于是，国民政府展开了积极的新疆政策，制定了谨慎的对新战略。
盛世才表示归顺中央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详细研究了新疆问题，1942年7月13日拟定了一个《收复新疆主权方略》上报蒋介石，该《方略》首先对新疆情势进行判断，认为苏联有吞并新疆的阴谋，也有足够的武力，但在目前国际条件下，如公然以武力占领新疆，暴露侵华态度，在政略及战略上均属不利。而盛世才对苏关系破裂后，惧怕苏联威胁，“势必依附中央，并望予以所要之支援，使苏联有所顾忌，不致公然发动暴力行为”。因此，《方略》提出:“应乘此苏中同盟之时机，收复新省主权。惟中央对新，过去既鲜充分准备，现又尚无确实控制之余力，故目前依政略之运用，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扶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植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备，及一切必要之准备，伺机再确实控制之。”怎样收复呢?《方略》设计了一个分两步走的实施方案，第一步为“现在过渡时期”，第二步为“收复主权时期”。在“现在过渡时期”，《方略》提出:
(1)对苏仍本睦邻政策，一切外交，均循正轨。若苏方询及国民政府对盛督办的态度，最好避免答复，或答以正在研究中，否则不必提及。(2)维持并利用盛世才的地位，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加以扶助，增进其对中央的信赖。具体说来就是:逐渐改组新疆省政府，并派遣军政干部及特务人员，秘密入新工作;经济上予以所要之援助;派遣外交特派员驻迪化，以减轻苏联对盛直接之压力;给予其他盛所希望之扶助。(3)军事准备:以保护油矿区名义，加强河西尤其玉门附近之兵力(约精练之一师);增辟南疆机场，以保护机场之名义，适时派遣中央军一部(一师以下)于该地;以柴达木屯垦名义，催促骑五师尽速进驻该地，并在经费上予以所要之协助;迅速进行控制西藏方案，奠定西南边防，以策应新疆;适时划南疆为一师管区，从事军备之建设。
在“收复主权时期”，《方略》提出:应“乘日寇北进攻苏，或苏对德军事惨败，或其他我之国际地位更有利时机，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外交悬案(取消承认伪满、伪蒙，不得支持中国共产党，撤退驻新之红军第八团及空军、战车等部队，及其他一切非法案件之要求)”，“中央军有力部队开入新疆各要点，以武力确实控制之，收复主权”[125]。此后，中央政府对新疆问题基本都循此方针。
1942年8月29日，朱绍良陪同宋美龄飞抵迪化，告诉盛世才:(一)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在哈密俄军;(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归中央;(三)肃清新疆共产党;(四)着俄军退出新疆等项。宋美龄表示:“中央坚决信任盛氏，将来新疆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这番话给盛世才吃了定心丸，他当即表示:“今后要为国尽忠，为民尽孝，以及我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126]宋美龄此行是盛世才与苏联最终破裂的标志。9月1日，宋美龄离开迪化，朱绍良继续留在新疆与盛世才谈判，并达成协定:1.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自上而下地发展国民党组织，由盛世才担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2.新疆遴选干部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轮训问题，由盛世才担任中央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3.在新疆传播三民主义，由盛世才担任省政府主席。4.物资交流问题，由盛世才担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5.对外政策方面，新疆与国民党中央步调一致，盛世才担任新疆边防督办。6.新疆内部的整肃问题，由盛世才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国民党中央派遣胡宗南部队进驻甘肃西部。
1943年春，国民党在新疆正式设立了省党部。之后，又在全疆各重要县份成立了县党部。省党部名义上由盛世才任主任，但其他高级官员均由国民党人充任。
对于中央收服盛世才，使新疆行政权回归中央，蒋介石给予了高度评价。1942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一年总反省中说:“新疆省主席兼督办盛世才于7月间公开反正，河西走廊马步青军队亦完成撤回青海。于是，兰州以西直达伊犁直径三千公里之领土全部收复，此为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其面积实倍于东北三省也。”[127]国民党收复新疆，是苏联的最大失败，苏联自然不甘于就这样失去新疆。
三是苏联因势而变。苏联在40年代初之所以迁就退让乃至宣布撤出新疆，很大程度上因当时所处国际情势所迫。当此之际，苏联正处于对德作战的紧张艰难时期，无暇在新疆问题上与国民政府直接对抗。苏联为了不分散对德作战精力，避免给日本从东面攻击苏联以可乘之机，保证自己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和赢得胜利，面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压力，遂不得不暂时放弃它在新疆拥有的独占地位，明智地退出新疆，以防止苏中关系因新疆问题上的矛盾彻底破裂。“苏联政府明白，万一日本进攻西伯利亚，中国的友好非常有用，所以通过友好方式消除可能发生的摩擦或误解的根源不失为上策。”[128]
另一方面，则是美英势力进入新疆对苏联的牵制。1942年7月何应钦主持制定的《收复新疆主权方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设法使英美基督教徒深入新疆传教，“使苏联行动多所瞻顾，稍加敛迹”[129]。8月，盛世才、朱绍良呈蒋介石函中进一步建议:“苏联现正需要英美援助，我们应欢迎英美人士时常来新疆，更希望英国在迪化设立领事，必要时亦可聘请英美技术人才和顾问，借助英美人力财力开发新疆资源。”[130]蒋介石对此建议批示“可予照办”。蒋介石认为要阻止苏联在新疆卷土重来，“英美的态度是关键”。外交部根据蒋介石的意旨，允准英国在迪化设立领事馆，而且建议在新疆没有侨民的美国也设立领事馆。1943年，美国和英国领事馆先后在迪化建立起来。英美领事馆在迪化的建立，表明英美两国有意向新疆扩张势力，同时客观上也是对蒋介石的支持。苏联还不能不担心，如果在新疆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影响与英美的同盟关系。1944年3月，苏联飞机越界轰炸中国阿山(今阿勒泰)军队时，蒋介石就不断将有关情况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通报，说罗斯福“必能作一切可能之努力”以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131]。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前往莫斯科、重庆调解苏中紧张关系，这对平息阿山事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1945年9月初，苏联飞机轰炸精河、乌苏，蒋介石即约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商讨对策，“彼等极愿派员参加调查真相”[132]。另外，蒋介石还就此事件指示宋子文“在英美相机切商”。苏联帮助伊犁攻克精河、乌苏防线后，没有乘胜挥戈直捣兵力空虚的迪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即迪化有英美领事馆，苏联自然不愿让英美外交人员直接看到它在支持伊犁革命。应该说英美势力进入新疆对牵制苏联在新疆的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使得苏联不得不有所收敛。
苏联毕竟在新疆苦心经营了20多年，要让其放弃在新疆的巨大利益，自然心有所不甘;另外，盛世才乘其危难之际落井下石驱苏出新的做法，也难免激起苏联的愤恨，因而苏联必定会寻找时机施以报复。一旦形势好转，苏联还会卷土重来。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一役，苏联大获全胜。这场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形势，莫斯科已无需担心日本对远东地区的威胁。苏联以这一年的胜利为契机，再次将目光转向东方。因苏德战争爆发而无暇东顾，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大为削弱，而美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影响却迅速增长。苏中关系的恶化，促使斯大林开始重新考虑对华政策。
蒋介石国民政府利用盛世才倒戈反苏之机欲控制新疆。盛世才的背叛，使苏联领导人考虑改变过去的新疆政策。斯大林从盛世才身上得出一个深刻的教训:“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133]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的少数民族反抗组织。“1942年苏联对新疆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如果说，此前是支持亲苏的合法政府，帮助镇压反政府的穆斯林武装，那么则从这时起转变为支持穆斯林武装而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如何，用以对抗反苏的合法政府了。”[134]
到1944年上半年，苏中关系已恶化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乃至莫洛托夫竟公开发表声明称:苏中关系已完全恶化，因此“在蒋介石改变政策，设法增进苏中关系之前，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事件不打算有任何的关心”[135]。
正是基于苏联安全环境的好转和领导人对苏中关系乃至苏联与中国新疆关系认识的转变，苏联决定以实际行动警告国民政府，放手支持三区武装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伊宁事变后，新疆当局很快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就在苏联。吴忠信分析道:“苏方支持伊宁匪徒既经证实，其进一步动向或将进窥塔城。察其用意实欲沟通阿山、联络外蒙，俾期伸展其对东北四省之势力，而为将来与英、美角逐东亚之准备。”[136]1944年11月11日，朱绍良和吴忠信联名致电蒋介石:以目前情势而言，对苏外交如无彻底调整办法，则如伊犁事件，自必层出不穷，新疆前途亦将日趋恶化。11月15日，吴忠信在会见叶谢也夫代总领事时若有所指地说，中国方面若有不周之所，还请苏联方面曲予谅宥。叶代总领事立即表示:“大战以后，苏联当注力于国内之整理与建设，决无觊觎他邦之理。苏联对于苏中两国之愿望，惟在商务之畅通。”[137]这无疑向中国透露了一则重要信息，蒋介石迅速派外交部亚西司司长卜道明前往新疆，与苏联总领事馆商谈经济合作事宜，同时还就边区互助保持治安问题进行协商，看此举对“伊宁事变”是否有效，然后可据此制订整个新疆计划，作为以后治理新疆的政策。蒋介石在11月25日的回电中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一方面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指示对俄外交就地进行，如有一线希望，经济合作方面尽量迁就，以保全领土和主权。伊宁失守以后，1945年2月19日吴忠信致电蒋介石称，如此下去，新疆恐怕将成为第二个东北，只有通过外交渠道的有效疏解，才能收拾目前局面。[138]
吴忠信对形势的估计是准确的，蒋介石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的真正意图不过是利用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其在华利益的一种手段。英美为了促使苏联早日实现对日参战，达成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外蒙独立，给予苏联在东北诸项权利。虽然没有提到新疆问题，但是新疆问题实际上却成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接受雅尔塔协定的一个谈判筹码。[139]
当苏联在华的根本利益已经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保证后，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三区革命军与政府军的冲突，不再支持新疆的少数民族闹独立。这就有了之后苏联对新疆事务的积极调停和斡旋。
纵观民国，尤其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新疆情势，苏联与中国新疆关系曾经历“蜜月期”和“反目期”，可谓一波三折，然而新疆最终却保持相对独立之状态而免于从中国分离出去。
无论是沙俄，还是后来继承沙俄衣钵的苏(俄)联，其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是有历史传统的。对于新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干涉、侵略，只是在不同的情势下有所区分而已。一直以来，沙俄统治集团内部对中国新疆就抱有两种侵略意图:一是改变俄中边界的侵略计划，目的在于使新疆成为俄国的一部分。列宁指出，沙俄企图“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140];列宁又指出，沙俄“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叫嚣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141]。二是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由俄国控制的新国家。1911年11月2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批准奏折时公开宣称，最符合沙俄的“广泛利益”，是“将中国分成几个独立国家”[142]。1917年十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苏俄成立。虽然苏俄政府在两次对华宣言中曾明确表示摒弃沙俄的对华侵略政策，但苏联的部分领导人在对华政策的外交实践中，仍保留了一个肮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大海[143]。
历史事实亦明显地表明，苏联在新疆的活动中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的私欲。在苏中关系中，苏联一直把新疆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并与新疆地方当局保持着一种密切而非同一般的关系，甚至经常撇开中国中央政府，直接与新疆地方当局进行带有国家性质的外交往来。不仅如此，苏共和共产国际还一直有支持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的动议，将新疆看成是输出革命的重要地区。20年代初，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鲁祖塔夫曾提出在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建议”。1921年6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建议，所幸包括列宁在内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坚决反对，才最终予以否决。1931年，新疆爆发反对金树仁的起义，苏联一些领导人又认为新疆的革命时机已经到来。1931年9月，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提出，新疆的起义和暴动已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应当在新疆开始积极的革命工作，帮助运动的发展。部分“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新疆目前的“民族运动”是革命性的。同一时期的共产国际东方秘书处甚至在给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中建议，中国西北应建立革命政党，“提出在新疆和甘肃省开展革命工作并建立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的人民党是适时的”[144]。只是到后来，苏联发现起义出现反苏倾向并且有英国插手，在这种形势下，才转而支持新疆地方政权，维持新的统一。[145]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介入新疆的意图在思想深层上从未消失，一旦条件允许就会重新出现。盛世才时期，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渗透新疆，苏联与新疆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关系。
在如此危险的情形下，新疆能够“独”而不“离”，很大程度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极大的关系。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中国政府恢复对新疆主权的行使提供了难得的国际条件和历史机遇。苏德战争使苏联深陷欧洲战场，国民政府不失时机地收服了盛世才，迫使苏联衔恨而退。张大军先生因此认为:“如无德苏战争、莫斯科被围一事……新疆亦不知谁家天下了。”[146]1943年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一役取得重大胜利，至1944年夏季以后，苏联基本将德军逐出本国国土。随着苏联军事胜利的不断扩大，苏联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获得显著的提升。此时，苏联已不再担心日本从东方进攻，不再重视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苏方预见到战后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开始考虑营造一个有利于苏联的周边环境。即尽可能地扩大苏联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将向中亚周边的扩张集中在中国新疆方向上。[147]于是，大致从1944年起，苏联开始了对新疆进行渗透、干涉的准备。此时，反法西斯战争局势也发生了变化。1944年6月，英美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于8月解放法国，正越过比、荷、卢边境，深入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政权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亚太地区，美军已登陆菲律宾，轰炸日本本土，日本离最后的失败已为时不远了。当胜利在望时，为了协调最后阶段对德、日的战斗，最主要是规划战后世界安排，1945年2月，苏英美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达成了《雅尔塔秘密协定》。“苏联由雅尔塔协定所获得的权益，为自己从中亚直至远东筑起一条安全带，阻止美国向这一地区渗透;而美国利用雅尔塔协定也实现了防止苏联扩大势力影响的目的。所以，雅尔塔协定对美苏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既包含着保护美苏既得利益，又对美苏具有战略意义的协定。为确保既得利益，美苏互相做出妥协;而一旦通过妥协达成协定，协定便具有了远远超出既得利益的战略意义，这就是协定对美苏的双重价值。”[148]为了落实协定，苏中开始谈判，从6月谈到8月。然而，局势的发展迅猛异常。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百万红军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势。急遽发展的形势对苏中会谈的双方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蒋介石急于得到苏联支持国民政府的承诺，斯大林亦急于通过苏中条约确定在东北的权益。为尽快缔结条约，双方均做出了让步。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民政府同意外蒙独立，而苏联则保证不再干涉新疆最近事变。条约从本质上说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然而，不幸中的万幸，外蒙虽被分离了出去，但新疆却因而得以存留在中国版图之内。
【注释】
[1]《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39，第1页。
[2]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自序第1页。
[3]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名称为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
[4]盛世才时期比较特殊，苏联与中国新疆关系几经波折，从互相接近到亲密无间再到彻底反目。
[5]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第41页。
[6]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450页。
[7]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1，第20～21页。
[8]厉声:《(1600—1990)新疆对苏(俄)联贸易史》，第267页。
[9]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卷11，外交(上)，第39～40页。
[10]厉声:《(1600—1990)新疆对苏(俄)联贸易史》，第291页。
[11]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12]厉声:《(1600—1900)新疆对苏(俄)联贸易史》，第747～748页。
[13]协定的主要内容为:(1)规定依尔克斯塘(或土尔尕特)、霍尔果斯、巴克图、吉木乃为双方货物出入及人民往来之边卡。(2)新疆省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准许新疆商民不必经特别许可手续，有权将新疆各种土货无限制运入苏联，售与苏国营商业机关，但苏联现行法律禁止入口之货除外。(3)新疆省政府准予苏联商务机关和国民在喀什、伊犁、塔城、阿山、迪化各区自由贸易，并可派出代理人或委员前往莎车、吐鲁番、焉耆、和田、阿克苏，与当地商号或商民进行合同交易。(4)新疆省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允许苏商务机关及国民与新疆商民、商号自由订立买卖合同及契约，并照中国法律之公证程序，将买卖合同提交官厅登记。双方贸易纠纷，由新疆地方官厅依照中国法律处理。(5)新疆省政府允许苏商务机关及国民在新疆贸易，所纳关税及税款，与中国商民及商号等同。(6)新疆省政府希望苏联政府提供发展新疆工业、电气、农业、交通等经济事业所需之各种机器设备，并提供技术援助及协助培养新疆技术人员。(7)新疆省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借道苏境与中国内地转运非买卖性质的出入物资及新疆向第三国购运的物品。
[14]王益平:《1917—1949苏(俄)联对新疆的政策及新疆政局的历史演进》，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15页。
[15]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第216页。
[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17]厉声:《(1600—1900)新疆对苏(俄)联贸易史》，第408页。
[18]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19]A.D.W.福尔巴斯:《穆斯林与新疆军阀(1919—1949民国新疆政治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4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行政院2-2-1018“金树仁关于筹设省银行创设土产运销公司给行政院的密呈”。
[2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史料》，第297页。
[22]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736页。
[23]尽管盛世才与苏联没有签订过结盟协定，但是新苏间业已形成了实质性的“同盟”关系。许多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例如，朱培民的《新疆革命史》第一章第一节标题即为“盛世才与苏联结盟”，向青主编的《苏联与中国革命》一书也明确提出“盛世才与苏联的联盟形成”，周泓的《民国新疆社会研究》第二章有一节是“苏联与盛世才:联盟关系及控制与反控制”。
[24]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14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25]《穆斯林与新疆军阀:(1919—1949)民国新疆政治史)》，《“双泛”研究译丛》，第1辑，第61页。
[2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740～747页。
[27]李嘉谷:《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33—1945)》，第391～394页。
[28]新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29]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623页。
[30]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3册，第217页。
[31]《新疆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1期。
[32]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82页。
[3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史料》，第238页。
[3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740～747页。
[3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史料》，第289页。
[36]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3册，第228页。
[37]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541、3543页。
[38]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544页。秘密条约主要内容如下:(1)苏联政府为使新疆内部安定，从事建设，由苏联政府接济新疆省政府军队武器、弹药及其他装备，并成立空军大队。如新疆受外来攻击，苏联派红军协助，其所需军火价款，由新疆省政府从贷款中扣还，其他粮秣费用由新疆省政府供应。平乱红军撤退或留驻当视新省局势而定。(2)为使新疆逐渐达到政治改革，得向苏联聘请政治顾问，并履行诺言，新疆省政府实行政治改革，推行共产主义制度。(3)为使新疆军队担当反帝任务，得向苏联聘请军事顾问及教官，担任训练及指挥各部队。(4)为使新疆从事各项建设，得向苏联聘请财政顾问及各种专家或技术人员担任指导，其中包括农、牧、金融、财政、医药、卫生、交通等建设之低级技术人员。(5)新疆对外(含南京国民政府)及重大事件，须告知迪化苏联总领事兼全权代表，或取得其同意。(6)新疆重要官员之进退，须征求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兼全权代表意见，或经其考察。(7)新疆省政府一切重要的政策性措施，必须先与苏联各部门之顾问商洽，并征其同意，然后报苏联驻迪化全权代表备查。(8)在新疆受聘之各苏联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待遇得另订优待办法实施，并签订合同。期限当视工作之需要而定。(9)新疆之各种矿产开发，得由新疆与苏俄双方合办行之，详细合约另订之。(10)由苏联政府贷给新疆省政府500万金卢布，年息四厘，五年为限，以土产作价分期偿还，土产包括牲畜、皮毛、肠衣、油脂、棉花、粮食等为范围。
[39]厉声:《(1600—1900)新疆对苏(俄)联贸易史》，第432页。
[40]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535页。
[41]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318页。
[42]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4034～4041页;《苏联对新疆之经济侵略》，国民党“外交部”白皮书1950年7月，第39～45页。锡矿条约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条，新疆省政府给予苏联政府在新疆境内探寻、考察、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特殊权利。第二条，苏联在新疆境内有地质探测、地理测量、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以建设电站、水电站，装设电路网、利用各式运输工具、兴修公路铁路、装设电话线、电报线及建筑无线电台、采置建筑材料，苏联技术人员与工人得自由进入新疆并可自由居住，以及设厂制造等11项权利。第三条，苏联政府有权将其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的制成品或半制成品，由新疆无阻碍地运出，并免交关税及他项捐税。第四条，苏联在新疆设置考察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产地之托拉斯，简称为“新锡”，并在新疆全境内享有无障碍的开设分所、事务所及代办所之权。第五条，新疆政府保证“新锡”获得为举办本条约所载各项工作所需之土地，其中包括森林采伐、煤炭开采及获取建筑材料之区域，并将居住于划拨“新锡”土地区域内之人员一律迁出。……第八条，新锡向新疆政府就缴付运出产品价值2%的代税金，此外，概不纳任何捐税。第九条，新疆政府不得干涉“新锡”之业务，对新锡之生产、财政以及商务各项业务，均不得加以考察、监督、检查及稽核。凡“新锡”为本条约之目的所有的企业、建筑、房舍、运输工具、商品，以及其他财产，一概不得征用。……第十二条，“新锡”在保卫房舍、建筑物、工厂、作坊、仓库等等，以及保证转运安全所必须之范围内有权设立武装守卫等。
[43]Allen S.Whiting＆Sheng Shih-ts'ai:Sinking:Pawn or Pivot?，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8，pp.66-67.
[44]邵家曙:《独山子油矿二三事》，《克拉玛依文史》，第3辑，第131页。
[45]龚学遂:《新疆省独山子油矿视察报告》，《克拉玛依文史》，第2辑，第50页。
[46]王连芳:《旧中国新疆石油述要》，《克拉玛依文史》，第4辑，第115页。
[47]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445，3622页。
[48]《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士庚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书》，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48页。
[49]张勉励:《苏军“红八团”进驻新疆哈密论述》，《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第15页。
[50]范承渠:《苏联红军进驻哈密事闻》，《哈密市文史资料》，第1辑，第68页。
[51]谭云山:《新疆问题管见》，《申报》月刊2卷9号;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40页。
[52]1933年3月10日新疆喀什区行政长兼前路司令马绍武致颜惠庆大使电，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40页。
[53]《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42～44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54]《张治中回忆录》，第444页。
[55]据《申报》年鉴，1934年，第34页。
[56]［日］王珂:《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57]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8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58]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3册，第105页。
[59]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32页。
[60]［日］王珂:《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第225页。
[61]《尧乐博士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39页。
[62]《申报》，1935年10月16日，第12版。(www.daowen.com)
[63]盛世才执政新疆十一年，其政治立场转变之快令人惊讶:由“亲苏联共”到“投蒋反苏”再到“叛蒋媚苏”，盛世才可谓名副其实的多变军阀。
[64]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34页。
[65]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8页。
[66]周泓:《民国新疆社会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6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36页。
[68]“中华民国外交部”编:《苏联对新疆之经济侵略》，台北:阳明山庄1959年版，第58～59页。
[6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7页。
[7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71]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第3页。
[72]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105～1106页。
[73]B.Г.特鲁哈诺夫斯基编:《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39)》，第1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04页。
[74]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82页。
[75]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90页。
[76]［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6页。
[7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胡适档案，第655号。
[78]［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100页;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91页。
[79]Бородин Б.А.Помощь СССР кита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в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войне 1937-1941.М.，Мысль.1965.С.149.(Б.А.鲍罗金:《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65年版，第149页。)
[80]［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81]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整理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2209，第12页。
[82]徐玉圻等:《20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在新疆的活动》，《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
[83]Сладковский，М.И.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Наука.1977.С.120，149.(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149页。)
[84]А.М.列多夫斯基:《历史与现代——一个外交官的笔记》，《远东问题》，1991年第1期;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第135页。
[85]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17-1957.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Отв.ред.:Курдюков И.Ф.，Никифоров В.Н.，Перевертайло А.С.，М.:Вост.лит.1959.(И.Ф.库尔久科夫、В.Н.尼基夫洛夫、А.С.别列维尔塔伊洛主编:《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59年版，第167～170页。)
[86]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第115页。
[87]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1976.C.479.(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479页。)
[88]《民国档案》，1985年1期，47页。
[89]孟宪章主编:《苏中经济贸易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90]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第140页。
[91]宋仲福主编:《西北通史》，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92]宋仲福主编:《西北通史》，第5卷，第613页。
[93]骆晓会:《近代苏中关系史述论》，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94]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p.177.
[95]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6]Allen S.Whiting＆Sheng Shih-ts'ai:Sinking:Pawn or Pivot?p.262.
[97]Allen S.Whiting＆Sheng Shih-ts'ai:Sinking:Pawn or Pivot?p.266.
[98]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第251页。
[99]Allen S.Whiting＆Sheng Shih-ts'ai:Sinking:Pawn or Pivot?p.89.
[100]［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64页。
[101]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
[102]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p.177.
[103]白振声主编:《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页。
[104]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8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105]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06]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边疆》，台北:正中书局1946年版;周泓:《民国新疆社会研究》，第154页。
[107]［俄］B.A.巴尔明:《1941—1949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第59～60页。
[108]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86～187页。
[109]纪大椿:《新疆近现代史论稿》，第193～194页。
[110]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21页。
[111]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112]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282页。
[113]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06页。
[114]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2页。
[11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7页。
[116]［俄］尤·米·加列诺维奇:《两大元帅:斯大林与蒋介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117]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29页。
[118]《张治中回忆录》，第418页。
[119]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447页。
[120]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10～111页。
[121]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122]三区革命并不是到此就终结了，笔者限于本书篇幅及整体结构的考虑行文至此。
[123]新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124]Allen S.Whiting＆Sheng Shih-ts'ai:Sinking:Pawn or Pivot?p.209.
[12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39～440页。
[126]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3册，第316页。
[127]李嘉谷:《蒋介石收服盛世才始末》，《百年朝》，2002年第2期。
[128]Allen S.Whiting＆Sheng Shih-ts'ai:Sinking:Pawn or Pivot?pp.245-246.
[12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39页。
[130]《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03页。
[131]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十三)》，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年版，第6203页。
[13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绪编》，第762、764页。
[133]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第219页。
[134]纪大椿:《新疆近世史论稿》，第192页。
[135]孙其明:《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日苏三国关系的演变》，《党史纵览》，1995年第4期。
[136]吴忠信:《主新日记》，民国33年11月10日。
[137]吴忠信:《主新日记》，民国33年11月15日。
[138]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4、44、64页。
[139]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40]《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65页。
[141]《列宁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7页。
[142]陈惠生:《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43]《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书名、卷数、页码。)
[144]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整理中心: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57，第9页。
[145]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86页。
[146]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978页。
[147]杨恕:《中亚的地缘政治——历史和现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148]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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