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与中国新疆关系的破裂(1942—1944年)

1941年下半年，苏联与中国新疆关系出现裂痕。至1942年，盛世才公开背叛苏联，苏联与中国新疆关系恶化。1942年3月12日，盛世才四弟盛世骐在家中遇害，盛世才利用这一事件制造了所谓“阴谋暴动案”，先后逮捕300多名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在新工作人员。盛世才为了表示自己归顺中央的决心，对苏联说翻脸就翻脸。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递交了一份给苏联政府的备忘录:“除苏俄外交官员，可给与在新疆居留之自由外，其他在新疆的一切苏俄人——包括军事顾问人员、军事教官、财政厅之苏俄顾问、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红军驻哈密第八团整个部队，阿尔泰及伊犁区的锡矿人员与探测人员等——都应在三个月内，一律撤离新疆省。”盛世才下逐客令了。此后，苏新开始就在新人员的撤退问题、独山子油矿、迪化飞机制造厂等事项进行谈判，一直持续到1943年。据盛世才回忆，起初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态度傲慢，假托莫斯科斯大林的旨意，拒绝撤回红八团和锡矿工作人员。经过几次激烈交涉，盛世才态度强硬，并威胁说:“如果你们不讲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保护新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告诉斯大林，新疆省内的四百万人民——尤其是我本人及我指挥的部队——将不惜一战，来对付任何外国的侵略者。”^[96]普式庚被迫答应:所有苏联军事顾问人员、军事教官、技术专家、工程人员、医生以及与锡矿有关的苏俄人员，均将返苏;苏联在哈密的一团军队，将在新疆省府规定的期限内撤走;新来的坦克补充部队，将立刻离开新疆境内。^[97]

苏联当然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新疆，仍试图挽回局面。因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于1942年12月30日抵达迪化，并于1943年1月6日与盛世才举行了会谈。然而，这次会谈也是无果而终，因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与盛世才事先商定好了基调，即:(一)如谈话有涉及我国主权、经济利益或原则问题，请潘大使径向中央商洽。(二)如所谈有关新省商务及侨务问题，应由苏领馆向特派员公署商洽，呈外交部核办。(三)如谈话在解决独山子石油矿问题，应请向中央提出，但谈话对解决上项停工纠纷问题，新省府愿与苏总领馆公平处理。(四)如谈话仅为交换无关前三项问题意见，愿以个人身份行之。以上四项办法，意在防止驻我国使节擅与地方当局进行任何外交性质谈判，致紊乱我中央集权外交之定策。但类此谈判本可据理拒绝，第以新省过去及目前情形较为特殊，不得不因地因时权益处理，一俟谈话完毕，当续呈报。^[98]

在盛世才打前阵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在对苏联施加压力。1943年，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拟订迫使红八团撤走的计划，即造报所有在新部队编制，如果红八团属新疆部队编制，则应服从中央统一调动;如果是苏方驻军，则属非法，应请撤出。2月9日，蒋介石以代电指示盛世才依照拟订计划办理。3月16日，盛世才趁迪化部队春季检阅的机会，通知苏联军事顾问瓦西里也夫:现奉第八战区长官部电令，将新疆所有的部队番号、主管姓名、指挥系统、兵力、驻地、人枪实力、编制、装备等项分别详报。本省各部队自当遵电详报，惟对哈密红八团如何造报，颇成问题，需要研究。便提议瓦西里也夫电达苏联军部请示办法。同时盛世才根据重庆的指示，通知驻哈密第八团司令，让其部队立即撤出，否则将被调往抗日前线。^[99]

中国日益增加的压力产生了效力。1943年6月，哈密红八团开始分批撤离，撤离的同时，也拆运了独山子油矿和头屯河铁厂的机器设备。10月13日，新疆省政府对苏联在哈密的设备，包括红八团营房及机场以1000万元(即200万元新币)购买，以在边境向苏方支付牛羊等牲畜的办法偿还^[100]。新疆的苏联顾问专家有300多名，至1944年春，除外交人员外，全部撤离回国。

至此，苏联势力被迫撤出新疆，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正式宣告:“新疆当局之反苏行为迫使苏联决定撤回对新疆之一切支援。”^[101]苏盛关系彻底决裂，苏中关系也因此急剧恶化。“因将苏联逐出新疆，中华民国与苏联的关系处在了最低点。”^[102]

伴随着这种恶化的形势，新疆逐渐陷入到紧张、纷乱、激荡的状态中，在苏联的策划和支持下，开始兴起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民族风暴，直至演变为席卷全疆的三区革命。

1944年11月，在新疆边防重镇伊宁，爆发了一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战争暴动，并迅速蔓延到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行政区。这在当时的报刊上被称为“伊宁事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称之为“三区革命”。三区革命爆发的内在原因是盛世才政权在新疆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大大激化了新疆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苏联与中国新疆关系破裂后，由于双方贸易关系的中断，省内土产无销路，生产下降，而苏联商品来源又已断绝，各地物品奇缺，通货膨胀，人民的生活状况极端恶化。仅1944年秋伊宁的物价比1943年几乎上涨七倍半^[103]。这就使得新疆的各种社会矛盾雪上加霜，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www.daowen.com)

三区革命发生的外在原因则是苏联，苏联与新疆的社会安定有很大的关系。在思想上，苏联与中国新疆关系破裂以后，苏联曾一度试图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共产主义，指望通过宣传马列主义鼓动人们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但是由于新疆少数民族几乎都信仰伊斯兰教等宗教，不容易接受无神论宣传;而上层人物如大地主、大牧主从自身利益出发，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因而没有成功。以后，苏联才改为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境外出版的《新生》、《东方真理》、《哈萨克之乡》等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杂志大量传入新疆。^[104]1944年夏季，在迪化、塔城和伊犁经常发现有“新疆解放”等地下组织散发的传单，而这些印刷精美的传单显然不可能是在新疆印制的。在这些传单中，传播最广、效果颇大的是一种专门针对伊斯兰教民的传单，该传单介绍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伊斯兰教人民大会，并直接号召伊斯兰教徒团结在苏联周围以争取民族的幸福和解放。^[105]正如欧文·拉铁摩尔所说:“苏联势力进入新疆不仅是靠武力，而是利用受其影响的民众逐渐侵入的。”^[106]

在组织方面，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新疆的局势。会议指出，“必须采取措施，以便能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决定筹建革命组织和培养新疆的革命力量。在此之前，苏联已有计划地在新疆境外建立了一些以“民族复兴小组”命名的革命组织。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在与新疆相邻的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数所学校，专门为“民族复兴小组”培养指挥人员和将来与新疆居民一道工作的宣传鼓动员。在实施这些计划中，“民族复兴小组”被更名为“民族独立小组”或“民族解放小组”。^[107]联共(布)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委员会负责人被指定为当地向新疆宣传和输出革命的负责人。^[108]苏联驻新疆各领事馆通过地下工作人员，与各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们通过一些青年学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同学协会”等秘密团体。联系的渠道一直伸到文化界、宗教界、商业界乃至当地驻军中的少数民族官兵。1944年，这些小团体又联合成为统一的“解放组织”。类似的组织，除伊宁外，在沿苏中、“中蒙边境”的塔城、吉木乃、青河、塔什库尔干，以及乌鲁木齐、阿克苏等地均先后成立，名称也基本相同。当时在新疆最大、最有影响的地下组织“伊宁解放组织”，也是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44年4月9日成立的，由12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其中，宗教界有艾力汗·吐烈等4人，商业界有拉希木江等6人，知识界仅阿巴索夫等2名年轻人。该“解放组织”的工作受领事馆指导，主要是对人民进行宣传和组织武装暴动。^[109]

在军事方面，苏联的主要作用是大量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武器，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并派军事顾问领导新疆游击活动，制订作战计划等。早在1943年驻守哈密的红八团撤退回国，经过伊犁边卡时，便将该部队的武器悉数藏匿于民间，以此为日后采取武装行动所用^[110]。苏联还向新疆边境地区大量输出武器，用以武装准备暴动的民众。苏联当时或利用边境走私活动将大批武器运入新疆，或在其边卡直接向邻近地区输送武器。苏联还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阿拉木图基地负责正规战训练，而安集延基地负责游击战训练。

1944年8月中旬，由苏联支持的游击队在伊犁巩哈县组织牧民暴动，并一度攻占巩哈县城。10月7日，“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了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地下革命军事司令部”，着手组织和准备伊宁起义。11月4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派人与巩哈游击队联系，要求游击队进攻伊宁，以便配合伊宁解放组织的暴动，里应外合攻占伊宁。第三日，巩哈游击队主力便分三路奔向伊宁。11月5日，伊宁街头到处出现“打倒压迫人民的政府”等内容的大标语和传单。11月6日，阿巴索夫偕同由苏联军官彼得率领的一支武装队伍，配备苏式精良武器装备，迂回来到伊宁城下，随后会同“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了军事指挥部。11月7日(恰逢苏联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按预定方案，巩哈游击队分别向县城内的军事要地和政府要害部门发起攻击，伊宁起义爆发。尽管国民党驻伊宁守军作了顽强抵抗，迪化军事当局曾出动多路援军前往解救，但是由于苏联倾全力支持伊宁起义，起义者依然越战越强，并于1945年1月底全歼伊宁守军，2月下旬，又占领了除精河以外的伊犁所有县境，伊宁起义取得完全胜利。

邓力群回忆说:“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新疆后，苏联支持伊犁暴动，搞三区革命。在1944年关键性的一次战役中，国民党一个师的主力在伊犁附近被消灭，实际上是苏联方面支持、协助暴动起义的群众干的，缴获的武器也武装了民族军。三区革命是得到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支持的。”^[111]包尔汉后来回忆说:“三区的武装斗争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无可怀疑的。”^[112]1944年11月下旬，以符拉基米尔·柯孜洛夫中将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和以符拉基米尔·斯特潘诺维奇为首的政府顾问团(其办公地点代号为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抵达伊宁。军事顾问团负责军事指挥，政府顾问团负责帮助组建临时政府各机构，并安排苏方人员充任政府各厅副厅长，掌管实权。1945年4月，临时政府将起义军改编为民族军。之后，在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下，制订了北、中、南三线作战计划。北线作战的目标是解决塔城、阿山地区。7月底民族军攻占整个塔城地区，9月下旬即解放阿山区全境，从而将伊、塔、阿三区联成一个整体。伊宁临时革命政府于是年8月和9月先后宣布塔城、阿山专区是临时革命政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在这两个地区组建了区、县一级的政权机关，“三区革命”名称的由来，盖出于此。中线作战的目标是攻占乌苏、精河，进而挺进新疆省府迪化。这条线路的国民党守军比较强，故民族军也投入了较多的兵力，并有一定数量的苏联红军的步兵、炮兵、装甲车和飞机参战。南线作战的任务是进攻阿克苏、蒲梨等地，牵制南疆地区的国民党兵力。

1945年9月上旬，民族军挺进至玛纳斯河西岸，距省府迪化只有150公里，隔河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国民党军队当时在迪化的兵力仅有六个营，朱绍良在8小时内给蒋介石连发三份急电，告急救援:“……内乏可用之兵，外无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卑职惟有以身殉职，与国土共存亡……务恳钧座素筹良策。”^[113]然而，此时苏联对三区革命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