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这一时期苏联与新疆会有如此特殊的关系呢?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新疆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省情。就地理而言，新疆紧邻苏联中亚地区，其北部和南部分别毗邻苏联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新苏共同边界线长达2000多公里。往往渡过一条河(如霍尔果斯河)、跃过一条沟(如伊尔克什塘)、翻过一个山口(如吐尔尕特山口)就可抵达他国。而新疆与祖国内地，就交通而言，在30年代，“火车无有，汽车又不通，除欧亚航空路线外，陆路由南京到迪化，须经三个月，由南京到哈密，须两个多月，即由西安到迪化，亦须72天，由西安到哈密，亦须54天，再即由兰州到迪化，亦须54天，由兰州到哈密，亦36天，反之，自苏俄有土西铁路，环绕新疆边境，由莫斯科至新疆，仅数日即达”[51]。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关系，使得无论是沙俄与清朝的新疆臣藩还是苏联与中华民国的新疆地方政府，都有与中国中央政府和俄国之间不同的特殊关系。对此，新疆当局者也有清醒的认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新疆孤悬塞外，紧与俄连，以交通言，则苏俄近便，而本部则否，以经济言，则苏俄发达，而本国弗如，时至今日，新疆全省实已在苏俄势力笼罩之下，此亦无可讳言者。”[52]
新疆自身特殊的省情也决定其必然要与苏联形成非比一般的关系。对此，后来出任新疆省主席的国民党军官张治中有深刻的见解。1946年3月12日，他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新疆问题解决方案》报告中指出:“新疆和别的省份不同，应该从历史、地理、民族、经济、教育、文化、外交各方面来观察，决策才不至于陷于错误。”他分析道:“第一，新疆是一个孤悬塞外，距离中国内地非常遥远的省份。……但是，新疆与苏联毗邻，苏与新接壤3000公里，向来就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从经济方面看，由于新疆和内地距离太远，交通不便，内地的物资又极少运往新疆，一切日常用品无一不取自苏联。人民吃的是苏联的糖，穿的是苏联的布，抽的是苏制的烟，使用的是苏制的家具。大至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小至一个玻璃茶杯，无一不是同苏联发生关系。在经济上，新疆与苏联密不可分。第三，就民族来说，新疆有乌孜别克族，苏联有乌孜别克共和国;新疆有哈萨克族，苏联有哈萨克共和国。苏在中亚的5个加盟共和国，新疆都有同样名称的民族，而且是近邻。这些民族的国籍不同，但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无不相同。”[53]鉴于新疆和苏联之间的历史和现实，张治中向国民政府建议:“就全国来说，应该保持苏中的友好关系，在新疆来说，尤其应该保持苏中最友好的关系。”[54]张治中以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远见卓识，准确地把握了新疆所处的地缘环境。
新疆又是多民族聚居地，民族矛盾集中。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地广人稀，民族众多，民族情况相当复杂，素有“东方人种博览会”之称。新疆人口中维吾尔族占了大多数，居民多信仰伊斯兰教。由于宗教上的排他性以及清代的高压政策，这些少数民族的团结力一般都非常强。汉族人占少数，却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当权者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不平等的民族政策，1933年罗文干视察新疆后，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说“新疆交通梗塞，吏治腐败，民众痛苦，无由申述。新疆民性古朴淳厚，本极善良，惟官吏虐民，惨无人道，杀人盈野，屠城之后犹诬民众反抗监犯殆尽冤枉，无法律人道之可言。”[55]新疆这种复杂的民族状况，常常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居心叵测的外来势力所利用，其中尤以苏联(及其前身沙俄)的干涉最多。
新疆省政府时常要面对的财政危机，也促使新疆当局统治者不得不发展对外关系。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进入民国以后，由清王朝中央政府拨给或从各地调拨、被称为新疆财政命脉的每年大约300万两的补助金(协饷)突然中断(清朝每年给新的补助金约250万两，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一度取消了对新的补助。从1913年始，中央又决定给新疆财政每年补60万两，但由于内乱缘故，这项补助也曾数次中断)。[56]这对长期依赖协饷的新疆财政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加上军事预算庞大，新疆省政府一直未能摆脱巨大的财政赤字。1922年，新疆的财政赤字为489万元[57]，金树仁主新五年财政亏空累计高达1.62亿元[58]。“财政厅除印发纸币流通应付外，别无其他正当收入，甚至印发纸币之工料亦无从筹划。”[59]在这种状况下，当局者要缓解危机，增加税收，只得积极发展对苏关系，开展对苏贸易。
“总而言之，除了地方军阀的人为因素以外，伴随中央政府财政实力的下降而来的新疆独立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形成，占住民大多数的新疆突厥语系(应为语族——本书作者注)穆斯林民族的民众对于中国国家意识的淡薄，新疆与中国内地间的交通不便等等，都是促成新疆政治独立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60]
二是新疆与周边国家特殊的历史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各地军阀占山为王，迅速成割据之势，中央政府名存实亡。民国年间，中央政权——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从未做到真正的政令统一，对新疆事务则是鞭长莫及。新疆与中央的关系若即若离，却与邻国苏联(俄)发生了超越他们自身权限的特殊外交关系。历届新疆地方政权，均不顾意识形态和个人政治立场，实行清一色的亲苏外交，这是客观的、无奈的。1912年刚刚就任新疆都督的杨增新就在一次演讲中精辟地指出:“新疆孤悬塞外，从汉唐以来，时叛时附，多半因中原多事，兼顾不暇。……如今情势，却已大不相同，自清朝开辟西域，以迄改建行省，历次大军西征的军费和承平时期协饷之所耗，中原金钱花在新疆的，早已不可胜数。中原对新疆的负担如此之重，倘若一旦掌握不住，那么，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古的狼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将沦于异族之手。”[61]因此，杨增新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只要能使新疆免受外敌侵略，对外保住新疆的边界，对内使新疆不脱离中国，就是他治理新疆的主要任务。从杨增新时代(1912—1928)起，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统治者基本上执行两大政策:对内，承认中央政府，不打独立旗号，以取得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亦即取得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合法性，同时尽量排斥中央势力进入新疆，保持新疆半独立状态，以维持其独裁统治;对外，亦即对苏联实行亲善友好的政策，以取得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维持新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这样，新疆当局与苏联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苏联为了中亚地区的稳定也需要新疆局势的稳定，同时新疆当局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稳定新疆局势，而要稳定新疆局势，就必须执行对苏友好政策。新疆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它必然走上这样一条倚靠强邻而生存的道路。
在南京政府审判丧权卖国的金树仁时，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新疆地处边陲，情形特殊，该犯身膺疆寄，为地方安全再现，迫而出此，当非得已”，故“宣告予以特赦”[62]。
三是盛世才想做“新疆王”。盛世才本身是个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63]，他去新疆前曾对其密友赵铁鸣说:“此行乃系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区另创作一局面，将来或作一东亚红军总司令亦未可知。不然，我就找一老朽长官，假意殷勤，待其死后承继其权位。或深入该地蒙古部落，伪装蒙古血统，求拜蒙古王纳为义子，俟蒙古王死后，即以义子地位代统其众，天下事大有可为。”[64]
因此，“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爬上新疆边防督办的宝座，得到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为了做他的新疆王，搞独立王国，甚至不惜牺牲新疆的主权，借助苏联的力量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抱负。盛世才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为何要亲苏时讲道:是为了“以夷制夷”。他认为新疆是英日俄各帝国主义角逐的对象，日本与马仲英密谋，怂恿马进犯新疆，以达到在新疆建立一个回教国家的目的。英国则煽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妄图把南疆变成英国独占的势力范围。苏俄的最终目的是把新疆建成它的一个“卫星国”，“一个效忠莫斯科的傀儡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新疆似乎必须与其中一个结成同盟，来抵御另外两个帝国主义。在英日俄三国中，俄国的力量很强大，使新疆无法抵御……英、日除了给他们在当地的傀儡提供金钱和武器外，就提供不了什么，而苏联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在新疆居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南京不可能得到援助。[65]因此，盛世才审时度势，权衡利害后选择了投靠苏联。
1933年5月，盛世才首先试探性地派外交署长陈德立会见苏联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意在金树仁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临时通商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增进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次日，盛世才即在家中宴请几位领事。宴毕，带其参观书房，让领事看到其藏书中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问题》等。他向领事们说，他在学生时代就相信社会主义，希望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孜拉肯回去后即向苏联政府呈报，盛世才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1934年，盛世才又派张义吴赴苏，表面上说是送教育厅长张馨去莫斯科治病和五弟盛世骥去莫斯科学习，实际上是要苏联给他武装一万军队的全部武器、服装和装备。为了表示诚意，还要求张到莫斯科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并对张说回来可以成立党的组织，还邀请苏联派遣党员干部来新疆工作。
1938年，盛世才又以赴苏疗伤的名义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不仅答应了盛世才提出的全部援助要求，而且在盛的一再坚持下，还同意秘密接受其为联共(布)党员。“我对斯大林说:‘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最后我说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斯大林立刻明确地回答说:‘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当我们正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位党的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我。根据这个指示，这位格鲁吉亚独裁者个人的意见是给予我特殊照顾，立即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这位特使又要我签订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以后不久第二位官员给我带来了党证，号码是1859118和一本党章。”[66]
盛世才访问斯大林之后，他的亲苏倾向就更为明显了。盛世才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关系也更为密切，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完全超出了一个国家地方政府与另一个国家的正常关系。正是盛世才的这种主动攀附，才造成苏新之间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盛世才为了巩固其个人地位，甚至两次要求将新疆划为苏联领土。后来盛苏交恶，苏联才将旧事重提。1942年7月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书:“……尚在1934年时，阁下曾建议苏联政府速于新疆境内实施共产主义，并以次及甘、陕，并认为推翻蒋委员长所领导之中央政府为救中国、救新疆之唯一途径，苏联政府当即认为阁下立场为错误而有害，并向阁下声明苏联政府断不能同意在落后之新疆迅予实施共产主义，且认为阁下对中国中央政府之态度绝对不正确，而谆谆劝告阁下对中国中央政府应矢志拥戴，并与中央政府统一战线以与帝国主义奋斗……最后当1941年1月时，阁下向吾人建议，使新疆叛离中国而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谓‘时机已成熟，英帝国主义者及蒋委员长皆无能干预新疆事’，又‘谓苏维埃之新疆将推动全中国踏苏维埃之道路’，苏联政府仍一本数年前之理由，有如阁下所以知者，对阁下之建议坚决反对。”[67]
盛世才并未否认有此建议，但他上书蒋介石辩解说:“其实并非职之真意请求，而正是职藉以测探苏联政府对新疆是否有领土野心和是否真正执行马克斯主义。原因在1940年和1941年之间，曾破获了新疆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归化族、回族的大阴谋暴动案，该案之目的，是要把新疆脱离中国，成立维吾尔斯坦。该案之参加者，均系新疆各族中最有名望之人物，而该案之策动者，则系苏联前任驻迪化总领事欧杰阳克，该案破获后，所有刺客十数人，参加者百数十人，均经就捕，而予以平息。惟该案背景，究系托派所组织，抑或出于苏联国家之阴谋，当时尚未能明白其真相。因此职为了测验该案背景，是否苏联政府之行为，所以去了上述的信件，以观苏联政府如何答复。他们已识破了是职之试探，所以迄今未得答复。”[68]盛世才的说法显然是为自己开脱，难以相信。然而，由此一事也可窥见，正是新疆省当权者主动攀附苏联，才使苏联有机会介入新疆事务的。
四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协。为什么中央政府能够容忍地方政权与另一国政府发生超越其权限的关系呢?国民政府在新疆对苏奉行妥协政策，其实也是迫于无奈。“查新疆情形特殊，对苏关系重要，连年以来，政府在不损害国家主权之原则下，莫不尽量对苏迁就，以谋新疆之安定”[69];而且“宗主国反对边远省份与其强邻接近及友好往来是愚蠢之举。这样做将导致极大的危险，有可能使边远省份成为强邻的卫星国”[70]。
一方面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另一方面却是与当时的背景有关。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展开了疯狂的进攻。日本要亡华，西方列强坐而视之。“在中国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时，帝国主义列强却对中国采取孤立政策……中国‘东受强邻压迫，回首举目无亲’，更加痛感要联合一向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苏联共同抗日。”[71]
唯有苏联在抗战初期给予中国巨大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1937年8月2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两国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倘若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对第三国不得直接和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使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72]
中苏条约的签订对日本是一个打击。日本外务省认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日本对中国作战时期外交上的失败。9月1日，日本外相广田在与美国驻日大使约·格鲁的谈话中毫不掩饰地气愤地宣称:“非常糟糕的是苏联和中国近年来随时都可能签订这一条约，但他们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和环境。”[73]后来广田曾对格鲁说，他感到自从苏中协定签订后，中国政府对日态度逐渐转向强硬。
条约签订后，为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苏联在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上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态度。“据统计，从1937年9月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共向中国提供飞机924架(其中轰炸机318架，驱逐机562架，教练机44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枪9720挺，步枪5万支，子弹约1.8亿发，炸弹31600颗，炮弹约200万发，以及其他一些军事物资。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装备有许多在苏军中都是属于一流的。”[74]伴随武器而来的，还有苏联的大批顾问。抗战初期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达300多人，他们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军队和拟订重大战役的作战计划。除了军事援助，苏联先后于1938年3月、1938年7月和1939年6月签订对华信用贷款协定，前两笔贷款额分别为5000万美元，第三笔贷款额高达1.5亿美元。这三笔贷款总额远远超出了同期美英对华的贷款额。(www.daowen.com)
尽管苏联对华的援助终究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始终注意把握一定的分寸，即一方面不能使中国的抗日力量趋于崩溃，以始终保持中国对日本的牵制能力，另一方面又不能超过日本所能容忍的限度，防止日本孤注一掷对苏联发动进攻”[75]，斯大林在崔可夫使华前曾对其指示:“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76]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苏援主观上是为了自己，但客观上确实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既然苏联在抗战初期是中国最重要的援助国，那么对于苏联在新疆的“过分举动”，中央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另外，由于中国政府急需的物资军火很大程度上要靠外援，因此日本一直试图通过封锁国际援华路线来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日本相信，经济封锁是解决中国事变的重要措施。它先是占领中国沿海各省切断海路，继而关闭陆路方面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仅剩的甘新公路成了重要的国际通道。国际援华物资要通过西北公路向内地输送，新疆便成为抗战时期转运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基地。1937年10月20日，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兰州成立中央运输委员会，简称“中运会”，接着成立了中运会新疆分会，由盛世才兼分会委员长。中运会的任务就是保障运输线路畅通，使抗战物资安全顺利运到抗日前线。至此，新疆国际交通线开通。首先开通的是通往苏联的公路线和航空线。新疆国际交通线的陆路主干线起自苏联境内的萨雷奥泽克，经霍尔果斯入中国境，通往乌鲁木齐，再穿过星星峡至终点站兰州，全程2925公里。1938年，应中国方面的要求，苏联又将萨雷奥泽克到兰州的公路延长到西安附近的咸阳。这样公路全长达到了3750公里。哈密至阿拉木图的航空线是新疆国际交通线的空中主航道，1939年该线建成通航。1939年9月9日，苏联中央民用航空总管理局与中国交通部签订了哈密至阿拉木图定期飞航合约及附约，决定组建苏中航空公司，负责苏中之间的国际航运任务。哈密至阿拉木图航线开通后，从重庆到莫斯科只需5天，全程实行联航，从而大大密切了两国关系，加强了新疆国际交通线的运输力量。抗战初期大批的援华歼击机、轰炸机直接编队从苏联飞往哈密，加油后再飞兰州、西安、重庆和武汉等地。
新疆成为运输国际援华抗战物资的交通要道后，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仅从1937年7月到1938年夏，约有6000吨各种物资从苏联经过新疆运往内地，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9月，苏联援华的900多架飞机、82辆坦克、1000多门火炮、10000挺左右机枪和大批弹药、设备、装备等都是经新疆运往抗日前线的。1940年，苏联300辆装载武器、弹药、汽油的大卡车开到哈密，返回时运回了中国的抵偿物资:锡、铅、钨、镍、铜和生丝、棉花、茶叶、皮革、羊毛等。
在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中国不得不与苏联结成暂时性同盟关系，无论这一关系的基础是否稳固，而这种关系必然要以牺牲局部利益，即新疆(还有东北，外蒙)为代价。蒋廷黻在1937年11月24日致胡适的信函中透露说:“对于新疆问题，苏联当局明白地告诉我，俄不反对中国保存新疆，但决不让日本插足其中。如中国不能抗日，他将先动手。你看:我们的困难太多了!”[77]1938年元旦，南京失陷，局势危急，蒋介石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78]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难当头，国民政府顾不上就新疆问题与苏联进行交涉，况且当时还急切需要苏联的军事物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苏中关系友好并避免在新疆问题上交恶成为必然的选择。此外，抗战爆发后不久，新疆已成为“供养中国抗日力量的至关重要的动脉”[79]，苏联援华物资经过新疆运往内地，国民政府需要借助苏联的力量保护新疆交通线，需要借助苏联对“不听话”的盛世才施加影响，促使其合作抗日。因而，国民政府在较长时期内不得不隐忍妥协，暂时容忍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以及盛苏关系的非正常化发展。
五是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首先是安全利益。苏联日益加强和盛世才的合作，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保障它的远东地区战略安全。整个30年代，是苏联欧洲、远东地区最危险的时期。随着东西方法西斯国家联合进攻苏联的危险日益加大，斯大林希望通过援华抗战以牵制日本，防止苏联遭到两面夹击。苏联为扼守自己的侧翼，打算充分利用新疆地区的农畜、矿产资源为自己的经济、军事建设服务。同时，通过支持盛世才政权，深入新疆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
在抗日战争之前，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把新疆作为它“征服世界”计划中觊觎的重要目标，它想把新疆变成进攻苏联的跳板。德国法西斯与日本侵略者遥相呼应，阴谋策划与日本东西夹击苏联，“会师新疆”的狂妄计划[80]，对新疆虎视眈眈。面对来自东西方面的战争威胁，苏联迫切需要一个亲苏友好的邻国，需要苏中边境的安定，故对新疆的局势极为关注。
1931年，新疆爆发反对金树仁的起义。9月，面对起义形势，苏联上层，特别是联共(布)中亚局的一些领导人认为新疆的革命时机已经到来。但苏联外交部从国家利益出发，权衡利弊，否定了上述意见。苏外交部副部长加拉罕拟定的致外交部驻乌兹别克斯坦全权代表的文件中明确了苏联对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起义的政策:“鉴于目前存在的军事危险，为执行必须巩固我们的东方接壤国的原料产地的命令，应考虑到，(1)新疆是我国工业的最重要原料市场之一(羊毛、皮革、棉花、劳动力等);(2)新疆与我国有着绵延的边界，并经过一些很难防守的地区，目前那里形势足够紧张;(3)由于外部政治原因(阿富汗—印度和中国的因素)排除了我们积极参与新疆事务的可能性……可能会引起新疆内部激烈民族仇杀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破坏新疆与我交界地区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新疆维持现状更符合我们的利益……”[81]做出这样的判断后，苏联决定暂不干预新疆当时的武装冲突。
1933年，盛世才攫取新疆统治大权，开始向苏求援。当时新疆的另外几派势力也都想投靠苏联——和加尼牙孜在哈密时就曾多次受到外蒙帮助，到喀什后也对苏联表示亲善;马仲英本人也亲自到苏联领事馆接洽过。
但苏联最终决定支持盛世才并介入到新疆的政权争斗中。苏联有自己的考虑:帝国主义一向将苏联中亚看成是其薄弱的一个环节，从未间断过对那里的渗透，新疆又被它们看成是进行渗透的有力跳板。30年代哈密事变后，帝国主义因利乘便，更加紧了在新疆的活动。英国政府派遣陆军武官斯德华组织探险队由印度进入南疆。日本派遣间谍大西忠(化名于华亭)潜入新疆。德国柏林出版的《民族新路》和日本东京出版的《新日本通讯》常常刊载煽动新疆独立的文章。这些事实使苏联常常感到不安，而盛世才提出的“反帝、和平、亲苏”等政策引起了苏联的重视。至于马仲英，盛传他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如马在新疆得势，则日本侵略势力将从我国东北延伸到新疆，使苏联东起远东，西至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地区，都将受到威胁。南疆的分裂势力是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这对苏联中亚地区已带来了不良影响。国民党中央政府支持的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对苏联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只有盛世才是可以支持的合适对象，因为盛既是南京中央政府承认的新疆地方政府的合法代表，又多次作了亲苏表示[82]。正是考虑到新疆的形势与苏联自身的安全密切相关，苏联才决定扶持盛世才，通过与盛世才政权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来保持苏联在新疆的优势地位。
其次是经济利益。沙俄与新疆历史上就有长期的贸易往来，沙俄以此获取新疆的廉价原料并占领了新疆的广阔市场。苏(俄)联成立后，基于国内建设的需要，也要继续发展与新疆的经济联系。新疆对苏出口的大批土畜产品，在苏联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至1941年六年中，新疆累计向苏联出口各种绒毛2.9万吨，价值为5449万卢布;各种皮张1000多万张，价值为4572.6万卢布;棉花10354吨，价值为1035.6万卢布，生丝478.6吨，价值为1106.8万卢布。这些出口的土畜产品为苏联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同时，新疆在六年中出口的231万头牛羊活畜及7887吨油菜籽等副食品极大地丰富了苏联人民的生活[83]。
尤其是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中国给予苏联巨大的经济援助。正如苏联学者安德烈·列多夫斯基指出的那样:“战斗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发动反苏战争。此外，苏联还从中国得到用以偿还所提供援助的商品和原料……”[84]中国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是根据三笔信用借款协定进行的。苏中信用借款条约规定:“本条约第二条内规定之信用借款与利息，中华民国政府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所需之物产品与原料产品偿还之。中华民国政府为偿还信用借款而交付商品之种类与数量，应与本条约附录第一品名单相符，于年初按照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指示，于每年偿还款额内规定之。[85]苏中信用借款条约所规定的中国供货单，第一、第二两个条约均为十三种，即茶叶、皮革、兽毛、锑、锡、锌、镍、钨、丝绸、棉花、桐油、红铜、药材。第三个条约货单为十四种，增加毛皮一种，而改桐油为树脂。苏中双方商定，中国以农矿产品各半的原则偿还苏联的信用借款。详见下表。
苏中信用借款历年偿还数额表(美元)[86]
对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来说，没有充足的战略物资(军工原料和生活必需品)作基础和保障是很难取得最后的胜利的。中国战时向苏联出口的农矿产品，实际上都是苏联自己指定的本国短缺而又急需的原料。早在1937年8月2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要求苏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向中国政府提出，“我们希望中国方面同意我们的要求，立即向我们提供几百吨锡和锑，因为我们急需这些金属”。又说“事先告诉他们，作为我们提供的武器等价物，我们想得到相当贷款总额3/4的金属(锡、钨、锑、铵)和l/4的茶及其他中国货物，货物种类和数量应另签协定。最好立即得到中国政府能向我们提供的每种金属数量的资料”[87]。1938年5月10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吾人对武器之偿价，并不要求中国付给现金及外币。然吾人愿得中国之商品，如茶、羊毛、生皮、锡、锑等等，吾人深知此类商品，中国能供给苏联，而对中国之国民经济与国防无若何妨害。因此，希望中国供给此类商品。”[88]
中国偿还苏联的矿产品，以钨、锑、锡最多，这些矿产品大多由新疆提供。1937年到1945年，中国就向苏联出口了钨砂31215.93吨，锑10038.00吨，锡10700.82吨，[89]这都是苏联军事工业所急需的重要矿产品。
中国输往苏联的农副产品，对苏联来说同样是十分需要的。这些农副产品，也主要是通过和新疆地方当局的贸易得到(见表1、表2)。
表1 1937—1941年新疆对苏出口农牧产品统计表[90]
续表
表2 1937—1945年新疆与苏联贸易统计表[91]单位:千卢布
从表1中可以看到，新疆输入苏联的农畜产品呈稳步增长态势，其数量是惊人的。从表2来看，1937—1945年新疆与苏联的贸易总额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1942年，苏联进入卫国战争时期，出口能力受限，出口额下降。而在这一年，新疆的出口额则创下了历史新高。从整个时期来看，双方各有四年出超和入超，但在金额上，新疆出超4853.3万卢布。这期间，新疆向苏联出口大小牲畜365.73万头，马11.27万匹，毛线7921吨，生皮1100多万张，皮棉9279吨。[92]战时新疆对苏联的矿产品、农畜产品的供应，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这种供应有效地增强了苏联的国防力量。由于战争期间苏联的大片国土沦丧，沦丧区播种面积达47%，苏联农副产品极为匮乏，这就严重影响到被服等军需供应。中国提供的大量羊皮、羊毛、棉纤维等显得尤为宝贵，正是有了新疆丰富的农牧产品的支援，苏联官兵得以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环境中免受饥寒，从而在与德军的对决中获得关键性的胜利。(人们一般公认的，在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失利或全部被歼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特勒的士兵缺少冬衣。[9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