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杨增新、金树仁时期的苏联与中国新疆的关系

新疆与苏俄有着漫长的边界线和悠久的历史关系，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所引起的震荡，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苏俄国内战争，不可能不对新疆发生冲击和影响。从1917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控制新疆为止，曾先后有三任军阀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统治新疆。总体上而言，他们在任时都与苏(俄)联^[3]保持了友好的关系^[4]。

杨增新于1912—1928年主政新疆。杨增新在任时，恰逢苏俄内战，虽多次接到北洋政府要求“助旧党以攻新党”之命令^[5]，但他却始终坚持“中立”和“不干涉”政策，以和平外交保证了新疆的安全。杨增新清醒地认识到:“新疆之防俄，北起塔城，西至伊犁，西南至阿克苏，更西南至喀什，防御线之远将及万里。故新疆对于俄新旧两党战争，只能采取不干涉主义，若稍有偏重，不论开罪何党，更是以将我国牵入漩涡。”^[6]1920年苏俄内战基本结束，在苏俄红军追击下，沙俄白卫军上校巴奇赤率部众窜入新疆塔城地区。数月后，另一股白卫军阿连阔夫部也溃逃到新疆伊犁，严重威胁到新疆的安定，杨增新协同苏俄剿灭了入窜新疆的白俄匪徒。

鉴于俄中在新疆的经济互补性大，尤其新疆经济对俄国的依赖性重，1920年双方进行了关于恢复通商的多次交涉;5月27日苏俄与中国新疆签订了《伊宁会议定案》(又称《伊犁临时通商协定》)，通商条款共10条。协定主要内容包括:(1)双方互设商务代表机构，苏俄设在伊犁的伊宁城，新疆设在苏俄七河省的威尔诺城(阿拉木图)，代表各自的政府洽办商务;(2)苏俄运货到伊或由伊运货返苏，均依照新疆统税章程，向中国税关纳税;(3)双方因贸易发生争执或所有民刑诉案，均依住在国法律裁制;(4)以尼堪卡伦(霍尔果斯)为两国通商必经之路，如有绕道出入者，即以偷税违法论处;(5)两国人民过界往来，必须携带本国护照，方能入境。^[7]

该协定貌似平等，实则侵犯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如协定第二条规定:俄商在伊犁的进口货物只依照新疆统税纳税。这个规定比沙俄时代俄商在新疆贸易免税的规定有所进步，但当时新疆统税税率仅在2%左右，尚不及清末协定关税“值百抽五”的一半^[8]。以如此轻微的国内商税代替关税，等于说伊犁的边境税卡形同虚设。条约中只有关于中方关税税率的规定，对苏俄关税税率却未作任何限制。苏俄代表在签约时只是口头表明:“俄国现实行社会联邦共和制，凡进出口货物并不抽税。”^[9]在恢复双边贸易的初期，俄方对入境华商的确免征关税，但规定华商的货物均按公卖制由苏俄国营贸易部门定价收购，不准卖与私人。这使得中国商人失去了自由平等的交易权。同时，苏俄国营部门通过压低货价，实际上弥补了免征关税的损失。1922年8月，苏俄驻伊犁商务代表库里科夫照会伊犁地方政府，单方面决定对进入俄境的华商货物征5%的关税和15%的附加税。^[10]伊犁地方当局虽经多次交涉，但因原协定上没有关于苏俄关税税率的规定，苏方一直置之不理。

继杨增新之后，金树仁主政新疆。金树仁执政基本上继承了杨的政策，与苏联保持了睦邻关系。甚至在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爆发，苏中关系恶化，南京政府电令新疆省政府撤回驻苏联中亚的五个领事时，金树仁仍呈请中央暂不召回领事:新疆同苏联千里接壤，国防空虚，不堪卷入中东铁路事件之内;而且旅居苏联中亚的华侨人数众多，一旦失去领事馆照顾，会发生许多困难，请中央俯念新疆的特殊情况，允许新苏保持局部和平，借抒中央西部之忧。^[11]这个请求得到南京政府批准，因而新疆派驻苏联中亚五地的领事照常履行职责，未受影响。(www.daowen.com)

金树仁主新以后，继续与苏联保持通商关系，为使通商以协定形式固定下来，金树仁令斜米(七河省)总领事牟维潼与苏进行秘密协商。1931年10月1日，新疆省外交特派员陈继善以换文方式，与苏联代表斯拉乌斯克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12]。协定共七条，附件四则^[13]。该协定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表述上来看，都是不平等的。条约的实质是全新疆对苏联开放，但并未规定新疆在苏联也享有相应的权利。凡苏联在新疆享受的权利，概用“准许”字样;而苏联应为新疆承担的义务，概用“希望”字样，并无法律约束力，苏方不一定照办。它还开创了一个恶例:“那就是每当新疆地方政府有求于苏联时，苏联便以扩大在新疆的政治经济权益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逐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后来的新疆军阀要想获得苏联的支持，至少要以继承这个协定蓝本为基本前提。”^[14]

《苏新临时通商协定》是在苏中因中东铁路问题关系紧张的特殊形势下秘密签订的，签订之初既未报明中央，也没有通告新疆省政府各部门，更未公告民间。直到1932年，协定才予以公开。1933年11月4日，外交部对《协定》详细签注了意见，认为:“……不啻将新疆国民经济前途拱送苏联，使新疆为苏联化，长此以往，新疆非中国有矣。”^[15]南京政府认为《新苏临时通商协定》丧权辱国，未予批准。但苏联一直认为此约有效，直至1943年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总领事普式庚还提出按该协定开展经贸往来。中央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以“两国所订协定，非经双方中央政府批准，(照国际外交惯例)依法不生效力”^[16]，予以坚决驳斥。

《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签订后，新疆对苏贸易由传统的出超转为普遍入超，连续两年累计入超额达712.6万卢布。^[17]苏货大量涌入新疆市场，而内地与新疆的商业往来则日渐萧条。新疆对内地贸易额和对苏贸易额相比较，悬殊很大。就羊毛而言，1929—1930年间，新疆运往苏联的羊毛价值达800万金卢布，而运往天津的(包括其他毛皮)只有230万元。又如棉花，运往苏联的价值190余万金卢布，运往平津的只有3.6万元。纺织品方面，由苏联输入到新疆的价值900万金卢布，而由平津输入新疆的呢绒、丝棉织品价值不过60.8万元^[18]。“中国内地在新疆的市场占有率下降到12.5%，而苏联对该省的贸易，由国内战争时期的零上升到30年代超过3200万卢布。”^[19]到1932年，“全省所消费之成品不能不完全仰给予苏俄”的境地，^[20]新疆市场基本被苏联独占。

综上所述，1933年以前苏联与新疆关系基本限于经贸关系，双方在接触和交涉中保持相互容忍的态度，新疆政府谨慎地处理对苏关系，在通商方面尽量向苏方提供便利和优惠。因而杨、金时期苏联与中国新疆关系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态势。苏联对沙皇时期在新疆取得的种种特权，确实放弃了一部分，但也保留了很多。苏新贸易确实对双方有利，然互利而不平等，得利最多的是苏方，主动权也在苏方手中。当时的苏新贸易“交货期限、货品、价值无不由彼方全面操纵，在中殊无商量之余地”^[21]。新疆市场长期依赖苏联，苏联可以轻易控制新疆经济命脉，这种经济上的关系必然会反映在日后苏联与新疆政治等关系之中，从而结成非比寻常的特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