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在究竟谁是抗战的主力、抗战主要依靠谁才能取得胜利等问题上，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基于避免两线作战的考虑，苏联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保证苏联远东安全的重要环节，而国民政府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有英美等国的援助，斯大林认为即使蒋介石打不退日本侵略者，也可以拖住它。在苏联抗战的胜利主要依靠国民政府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几乎无法从苏联提供的巨大援助中得到好处。据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获得的苏联武器只有120挺机关枪和6门反坦克炮[25]，而得到的经济援助只有断断续续的少量经费和物资上的支持。
然而，让中国共产党更加不满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因为苏联的这一主导看法而在国共摩擦中有意偏袒国民党而损害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做法，令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这从而也使中国共产党加快了迈向完全独立自主的步伐。
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共产党效仿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模式，完全服从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统一战线中取消自己的独立地位。共产国际虽然指示中国共产党人“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使蒋介石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26]，但同时提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27]。这无疑是要求中共在国共合作中服从国民党的调子，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这样的方针显然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使以毛泽东为首的长期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难以接受。
随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不断溃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自身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要求在党内和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其中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提出“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展开于各方面的工作中”[28]，强调了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抗战核心的主张。
共产国际对此感到十分不满，季米特洛夫认为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迷失了方向，因此提出应当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29]1937年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派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王明以及康生等人回国，协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在王明回国前指示王明:“以前那些过去了的话(指关于中国共产党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夺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的话)，应当束之高阁，不理会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在中国应该依靠国民党”。[30]他还进一步表明了苏联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应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提出来的坚持独立自主和改造旧有国民政府的主张，反对在统一战线中划分左中右，只谈划分“抗日派”和“投降派”，甚至认为不应该建立像陕甘边区政府这样的政权机关。提出了所谓“五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试图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的指挥权。会后，王明任长江中央局书记，在担任长江中央局书记期间，王明违背组织原则，在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发表一些诸如依靠国民党来领导抗日等丧失原则的错误意见，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主张进一步放弃共产党的军事领导权，把“五个统一”又加上了“统一编制”和“统一作战行动”，变成了“七个统一”，提出所有军队“普遍地以实施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在全国建立几十个机械化师团作为战斗主力，[31]几乎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上，完全忽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当中的作用。事后他又在《群众》周刊[32]上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声称政治局“意见完全一致”，使中共中央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为了向共产国际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38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派任弼时赴苏。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强调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仍然没有改变，介绍了八路军、根据地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提出必须“巩固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33]莫斯科因此部分改变了对中国问题的看法，1938年6月1日共产国际主席团讨论了任弼时的报告后认为毛泽东的政策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注意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地位。会上通过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由王稼祥带回国。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和任弼时说应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34]。1938年9月29日至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最高领导地位，停止执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争论以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而告终，但为了顾及与共产国际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只批评了王明而没有涉及共产国际。(www.daowen.com)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屡屡溃败，不断丢城失地，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在敌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因而蒋介石企图限制共产党的发展，甚至谋划消灭共产党。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减少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加紧了对敌后战场的“扫荡”，这使得蒋介石有机会对共产党采取行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1938年底至1939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仅在陕甘宁边区就制造反共摩擦150起;在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在1939年6至12月间进攻八路军山东纵队90多次，杀害1350余人，抓捕812人。除此之外，国民党顽固派还在河北、河南、安徽、湖南制造了大量针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惨案，并在兰州、西安、重庆、上饶等地建立集中营[35]，专司迫害共产党人。一系列国共摩擦的事件特别是1939年冬至1940年3月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加以警惕并适当进行反击。而此时季米特洛夫却劝告毛泽东极力采取保持冷静和缓和的态度。毛泽东当然不肯轻易放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成果，由此，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气氛。
1939年12月2日，芬兰向国际联盟控诉苏联入侵芬兰。在英法操纵下，苏联被国际联盟开除。中国代表投了弃权票，苏联对此十分不满，多次责难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以责难为对策，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开始转向冷淡，苏联对华援助也日渐减少。加之欧战爆发后苏联为寻求远东安全而加紧改善同日本关系，而美国和英国此时有意对中国提供援助，使国民政府大大减少对苏联的依赖并增加了对苏联的不信任。这种国际政治大气候加剧了国共之间本已存在的矛盾。
为了进一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国民党想到了划界的方法，并于1940年7月16日以《中央提示案》的方式，命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尽数开赴黄河冀察两省区和鲁北晋北部分地区。同时限定八路军兵力不得超过3军6师5个补充团和新四军2个师，此外共产党不应再以任何名义掌握任何武装力量。这时的八路军已经在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敌后大部，新四军在河南、安徽、江苏敌后局部建立了根据地，部队数量已达到50万人，这远远不是国民党规定地区和规定部队数量所能容纳的。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和白崇禧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命令中国共产党军队必须于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并以停发军饷为要挟。军令部甚至开始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对中国共产党军队采取军事行动。
在此危急形势下，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意图“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36]因此决定先发制人，毛泽东指示说，“他(指蒋介石)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抄到后方去，打几个打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撤退剿共军”[37]。但是，如果此次行动处置不当定会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此毛泽东于11月4日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询问共产国际的意见，季米特洛夫自然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原定的计划。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在驳斥“皓电”的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正规部队可以“遵令北移”，同时与国民党交涉北移安全和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问题。不料1941年1月6日至1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7000余人被国民党顽固派围攻杀害，叶挺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其番号，声称将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同时命令汤恩伯、李品仙率20万大军进攻江北新四军，史称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举世哗然，苏联率先谴责这一事件。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中将在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后立即晤见何应钦，指出大敌当前，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随后他又对白崇禧表示皖南事变令他“无法接受”并准备将这件事情详细通报给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因为苏联人民和红军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军队不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而开始相互残杀”。[38]《真理报》于1941年1月27日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的举动为“党派褊狭之动机”，“无异于扩大内战，而内战惟有削弱中国而已”。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人员均以拒绝出席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举行的招待宴会以表示抗议。
虽然苏联通过一系列的外交途径向国民政府表明了自己的愤怒和不满，但由于欧战形势日益紧迫，加之苏联急需中国战场牵制更多的日军以使日本认为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对其有意义，苏联不能轻易与国民政府决裂，所以苏联在谴责国民政府的同时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做出让步。
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在军事和政治上展开全面反攻，以击退反共高潮。毛泽东表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39]但季米特洛夫于1941年1月20日来电要求中共中央严格把握政策，2月5日又来电要求中共中央不要主动破坏国共关系，崔可夫还向周恩来转达了斯大林继续团结国民党的意见，并且苏联也并不打算就此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在得不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改变了策略。1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的策略，并于同日宣布重建新四军。28日，新四军军部正式在江苏盐城重建，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在皖南事变上，苏联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后的方针险些破坏了苏联的远东战略，而中共中央认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远远不足，并明显偏袒国民党，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被进一步拉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