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早在1934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随着苏联和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调整了自己的方针和主张。7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第一次提出:在坚持“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旗帜下，还应该提出“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的口号。^[14]9月16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明确将此策略确定为“反日反蒋”的主张:“利用一切可能的反蒋力量，即使是军阀国民党内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15]1935年6月3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给东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即提出了实行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公布了《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和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卖国政策;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呼吁停止内战，号召一切抗日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实行抗日大联合;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系统、全面地提出“反蒋抗日”的纲领。

为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陕北。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浩参加了瓦窑堡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会议分析了中国各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决议将“工农共和国”改称“人民共和国”，调整了对富农、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16]。在当时蒋介石仍然大举进攻根据地的形势下提出了“抗日反蒋”的口号。

由于苏联政府已经开始尝试和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接触并有意开始军事互助的谈判，所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共中央的“抗日反蒋”方针是有所保留的。但是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大功率电台，加之“抗日反蒋”当中的首要任务是“抗日”而非“反蒋”，敏感性还不是很强，所以苏中两党没有也不急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建立了一座大功率电台并向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团发送了一份电报。电报中着重报告了成功争取西北“剿总”代司令张学良将军及其东北军的情况，鉴于“两广事变”^[17]正在进行，中共中央提出在西北发动抗日反蒋运动，将陕、甘、宁、青、新五省连为一体，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而一旦得到苏联的同意和帮助便立刻执行这一计划。(www.daowen.com)

显然，如果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中国将陷入大规模内战当中去，而举国抗日以牵制日本保卫苏联就因此无从谈起。这已经超过了苏联所能容忍的底线，因而马上就被斯大林等人否定。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18]8月15日，季米特洛夫在发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中明确提出中国应当“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会议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苏区应准备加入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区域内实行民主制度”。^[19]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很快起草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明确表示愿意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和行动，在不改变共产党人对红军的领导的条件下使全国军队“实行统一指挥和统一编制”，并愿意参加“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20]，在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的统一战线，准备同南京国民政府谈判解决联合抗日的问题，“逼蒋抗日”的方针最终形成。

中共中央虽然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并制定了十分务实的政策，但莫斯科方面这时却认为中共中央“要价太低”，要求中共中央提高价码，以保证党和红军在国共合作中保持有利的地位。在中共中央汇报了红军在陕北遭遇的困难后，斯大林批示经外蒙古向红军提供军事物资援助;为接应援助，1936年红军发动了“宁夏战役”，准备西渡黄河，北上绥远接受苏联援助。但红军未能守住渡河点，致使两万多红军渡河后被国民党军围攻，无法通过该地。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虽然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由于数次逼蒋抗日的努力均遭失败，对争取蒋介石抗日缺乏足够的信心。因此一开始中共中央制定的是除蒋策略，要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进而成立全国范围内的“革命的国防政府”^[21]。苏联对西安事变采取否定的态度，12月14日、15日，苏联《消息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斥责张学良的行为是阻碍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南京政府驻苏大使给南京密电称:16日、17日，苏季诺维耶夫委员长谈西安事变，问其能否发表有利于我之言论，予以我协助?季直言:“自张学良离东北以后，苏联与其毫无关系，爱莫能助!”^[22]苏联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中共中央的下一步策略。12月18日，在再度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时，中共中央已经不再要求公审蒋介石，而同意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和自由^[23]。而中共中央的大多数人也认识到了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24]，同时认识到了西安事变有发展成全国内战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全力以赴配合张、杨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和宋美龄谈判，成功地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因此再度合作。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中国全面抗战爆发。9月，国民党中央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