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

1933年12月，苏联为寻求集体安全，主动加入国际联盟。1934年，共产国际开始改变“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的“左”倾政策。1934年2月27日，被德国法庭被迫无罪释放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抵达苏联，5月30日当选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季米特洛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到了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的问题，“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必须发挥群众的战斗主动性，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11]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有王明、康生、吴玉章、林育英(张浩)和孔原等。当选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为什么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批驳了统一战线反对者的论断，提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是制止战争的关键，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决议》，决定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上，各国共产党有权根据本国的相关情况决定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取消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各党派遣全权代表或教导员，共产国际只同各党最高领导直接联系，大大扩大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权。在中国革命方面，大会通过了中国革命的方针:“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12]大会选举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康生、博古为候补执委，表明了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承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肯定。但是大会没有充分阐明统一战线中各阶级政治立场的差别，没有具体分析统一战线中各政治派别不同的主张、路线及要求等，^[13]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埋下了伏笔。由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中断，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没能及时传达到中共中央，1935年11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阎红彦等辗转外蒙古等地，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刚好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到来无疑增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巩固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鼓励了中国共产党根据本国情况制定更加灵活有效的政策。这种种转变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制定相关的统一战线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应对日益紧迫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