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法西斯势力在欧亚列强当中兴起，社会主义苏联自然是法西斯攻击的首要目标，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际形势，苏联维护自身安全的愿望愈加急迫。而苏联的人口和工业主要集中在其欧洲部分，亚洲部分则人烟稀少，边境线漫长，工业不发达，难以进行有效防御，然而此时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日渐显露。作为当年武装干涉苏俄的主要国家，日本直到1922年才结束它的武装干涉行为。因此，苏联对日本的野心不能不有所警惕。为了保卫苏联东部地区的利益和安全，苏联需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便在远东得到一个可靠的同盟者以保证苏联的安全。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的威胁使苏联加紧推动中国革命的行动，共产国际也加大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力度，开始进入全方位介入中国革命的阶段。

在俄国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利用当时国家陷入对德战争的危机而夺取了政权，这使得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利用机会夺取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对利用这一机会推翻国民党统治也寄予了厚望。因此，从1931年至1935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下，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实行“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由于忽视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全面介入主要体现在:

一是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是俄语音译，意为“大会”或“代表大会”，最早是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出现的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圣彼得堡的工人和水兵组成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成为十月革命的中坚力量。苏俄成立后，苏维埃便成为苏联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9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宣布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共产党必须“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5]。1927年12月12日，广州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政府。但是，广州起义仅仅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的计划成为泡影。两年半之后，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后也建立了苏维埃，但同样也只坚持了两天。1927—1931年间，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了许多也称之为“苏维埃”的根据地政权，但中共中央仍然坚持认为苏维埃必须与中心城市的产业工人相联系，而农村的苏维埃政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政权，遂将1930年5月19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称改为“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李立三却不以为然。7月10日，共产国际明确指示在苏区里组织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但这只是加速了李立三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心城市实施武装暴动的计划，其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九一八”事变一方面使苏联感受到日本对其远东地区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使苏联看到了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希望，因为俄国革命就是在面临德国入侵威胁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因此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此时此刻鲜明地竖起自己的旗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于是加快了推动全国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步伐。

10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行了不同于中共中央的新解释，认为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式有别于俄国革命。中心城市内的反动势力异常强大，因此需要在农村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瓦解国民党政权，到处动摇国民党政权。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6]。(www.daowen.com)

共产国际通过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将留苏学生推上领导岗位来进一步贯彻其方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很快进行了重大调整。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为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使分散在各地的苏维埃政权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整合了各地的革命力量。

二是军事冒险和关门主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各根据地，特别是中央根据地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象征和证明。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红军的行动受到了政治和地理概念的极大约束，丧失了机动灵活的优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除中央根据地外，南方其他的根据地均不复存在。中央根据地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派出其军事顾问弗雷德前往中国，在上海租界实施遥控指挥，而共产国际又派遣在苏联军校学习过的奥托·布莱恩，化名李德进入苏区协助指挥。李德的到来标志着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达到了顶峰。李德把他在军校学习的那一套所谓“正规化”的理论强加于红军之上，否定以前正确的游击战方针，让红军与数量和装备上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拼阵地战。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集中50万军队、200架飞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战的新战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李德、博古等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对敌人冒险进攻。在遭致惨重损失后，转而实施处处设防，节节抵抗的保守主义方针，同样遭受了重大失败。1935年4月上旬，国民党军11个师进攻广昌。李德、博古等人调集主力与其决战，17日广昌失守。10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相继抵达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李德、博古又决定仓促放弃中央苏区。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8.6万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进行长征。虽然长征标志着李德、博古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但他们的错误还在继续，致使红军在长征初期仍然遭受了巨大损失。

在军事上冒险的同时，共产国际寄希望于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以从根本上保证苏联远东边境的安全，这一方针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关门主义”政策，即拒绝联合除共产党外的其他力量而仍旧把工作中心定在推翻国民党统治上。“九一八”事变两天后，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宣言中分析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一个原因是“进攻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第二个原因才是“掠夺中国”，而且还加上了“压迫中国工农革命”的字样^[7]。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五军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虽然支持上海守军的抗日，但仍认为“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8]。共产国际也来电指示中国共产党夺取大城市，“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9]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李济深等人在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央红军虽然与其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但双方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上的合作。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提出的援助福建政府的作战计划也被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断然拒绝，这使得红军在军事上变得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抗日武装在关门主义的影响下处于同时面对日本和国民党两大敌人的尴尬局面，本来就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武装因此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挫折。直到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才提出东北地区的政策不同于关内，之后情况才有所改观。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军事上和组织上消除了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