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事变前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1927年4月和7月，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相继与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巨大损失，也使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顿时化为乌有。但是，中国作为远东地区革命的重要一环，苏联显然不会放弃在中国所做出的努力。“把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看成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还是看成1917年十月革命前7月发动的暂时失利，甚至成为共产党人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了。”^[1]斯大林公开宣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只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2]。因此，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不久，中共就于8月1日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8月7日，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在汉口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武装夺取政权方针。

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九九鄂南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广东海陆丰起义和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寄希望于通过各地的武装暴动一举夺取全国的政权。全国各地的暴动局面使苏联和共产国际得到了一个错误信号，即中国革命的成功即将到来。在广州起义之际，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担任起义军的军事顾问，开着领事馆的汽车走上大街，参加起义。然而，广州起义仅仅坚持了两天就被国民党军队镇压。多名协助起义的苏联领事官员也惨遭杀害，甚至暴尸街头。

1927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起义遭受挫折之后，特别是苏联外交人员在广州起义中被残杀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头脑开始变得清醒了一些。1928年初，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将上百名中国共产党代表偷运到苏联，在莫斯科郊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大——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显然，这次大会的一切事项安排，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选择，均由莫斯科来决定。共产国际遂推卸了前一阶段指导武装起义遭致失败的责任，毫不客气地将其归咎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了中国革命所呈现出的如各地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等特殊情况。他们一方面反对盲动，另一方面认为坚持“到了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我们放一个号炮，便可以进行总攻击”^[3]。(www.daowen.com)

在对待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将责任完全推卸给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但是接替陈独秀的瞿秋白还是无法挽回颓势。共产国际很快便撤换了瞿秋白，代之以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向忠发并不具备作为共产党领导人所应有的智慧和胆识，他政治上毫无原则、四面骑墙，生活上追求享受、腐化堕落。1931年6月22日，他被国民政府逮捕，随即叛变，两天后即被枪杀。很显然，向忠发这种人能够走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是共产国际“病笃乱投医”的结果。

向忠发的状况使共产国际不再相信中国土生土长的共产党干部了。最后，他们只好任命留苏的中国学生充当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期更好地贯彻执行他们的意志和决定。早在1921年，苏联就开始挑选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赴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留学。这使得苏联和共产国际挑选符合其意志和听从其指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成为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短短几年的时间便由工人化转变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而能否贯彻苏联的意志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对于1929年发生的“中东铁路事件”，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即能说明这一点。

“中东铁路事件”(第一章有详述)爆发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游行。中共中央做出了积极响应，将8月1日定为“反帝日”，举行了游行示威并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在苏联军队大举越境打击东北军的时候，中共中央认为苏联的这一行动是为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而不得不先发制人的行动，因而更加加紧发动群众和策划武装暴动来执行保卫苏联的任务。对于中共中央的这一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提出批评，认为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决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为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4]。“中东铁路事件”最后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终。尽管中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最终只停留在了口号和示威上，但此次事件却使中国共产党不仅不能揭露国民党的伪善面目，反而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