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法西斯接近灭亡、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安排战后和平与处理德国的政策等问题便提上了盟国重要的议事日程;同时,日本法西斯还在继续进行顽抗,为要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英美希望苏联尽早参加对日作战。为此,苏英美三国政府首脑决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英美苏三巨头对此各怀心腹之事。罗斯福认为,首先是确保迅速建立联合国,争取盟国就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原则问题达成协议,把英美苏的战时联盟关系发展为战后的各国国际合作;其次是制定欧洲及远东战略。欧洲战略主要是制定打败德国的最佳方案,远东主要是解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美军如在日本两栖登陆,将要付出100万人的伤亡,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的。斯大林有三个问题:首先是希望获得德国赔款,将有助于重建苏联经济;其次是希望重新获得沙俄在日俄战争后丧失的土地和特权,作为参加对日作战的补偿;再次是能在苏联和德国间的一些东欧国家建立对苏友好政府。丘吉尔则要解决盟国对德国和波兰的政策,使它更能符合英国政府的欧洲战略,另外就是解决法国在战后欧洲均势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英国在巴尔干和波斯的影响。
1945年2月4日至12日,苏英美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风景秀丽的雅尔塔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有三国外长和参谋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德黑兰会议之后举行的第二次三国首脑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一)处置战后德国问题,决定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和德国必须交付战争赔偿以及彻底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一般原则。(二)波兰问题,三国决定波兰东部边界大体上以寇松线为准,在若干区域做出对波兰有利的5—8公里的逸出,同意波兰在北部和西部应获得新的领土,其最后定界留待和会解决;关于波兰政府的组成经过激烈争论,同意以卢布林的波兰临时政府为基础进行改组,容纳国内外其他民主人士。(三)远东问题,苏联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2—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交与苏联。(四)联合国问题,同意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决定美英法苏中五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规定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原则。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有关问题。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通过了《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和《克里米亚宣言》等文件。此次会议巩固和维护了三国战时联盟,对协调盟国对德日作战,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和促进战后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为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会议的某些协议未经有关国家同意,具有明显的大国强权政治倾向,严重损害了中国等国的主权和利益。三大国在会议上做出的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被称为雅尔塔体系,对战后世界影响巨大。后来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在雅尔塔体系的大框架中订立的。
关于讨论苏联对日参战问题。从欧洲战争一开始,苏联就极力避免处于被迫进行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有这方面的考虑,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因此,尽管蒋介石绞尽脑汁要把苏联拉入对日冲突,而斯大林却一再婉言拒绝,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建议中美苏同时对日宣战,斯大林在给蒋介石的复电中仍表示:“我再一次真诚地希望阁下不要强求苏联立即对日宣战。”[13]然而,到1942年底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入侵使苏联与英美结盟;通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展已经可以看到未来胜利的曙光。[14]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显然开始考虑远东的问题了。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证实,早在1942年8月斯大林就主动告诉他,苏联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加入远东战争。同年11月,斯大林在会晤当时出任罗斯福特使的赫尔利时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15]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为德黑兰会议作准备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时,斯大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10月30日,即在会议结束当天的克里姆林宫宴会上,斯大林的译员别列日科夫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转达了斯大林要他“逐字逐句地翻译”的话:“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通过了决议,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请赫尔把这一段话作为我们的正式立场转告罗斯福总统。”[16]正是由于得到了斯大林主动传递的信息,远东问题才成为德黑兰会议期间三国首脑讨论的议题。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因新疆问题激化和苏联全面中止对华援助,苏中关系陷入僵局。另一方面,美国加盟对日作战,也使蒋介石完全改变了对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立场:中国不希望苏联参战,虽然他感觉到这种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使苏联在远东参战的计划“落空”。[17]但这一愿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众所周知,关于苏联参战的正式讨论,应该缘起于1943年10月的苏英美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在同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举行的英美苏三国德黑兰首脑会议上,英美方面试探了苏联关于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苏联要求归还整个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斯大林还渴望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冻港。罗斯福利用他在开罗会议期间与蒋介石达成的默契,提出大连港可以作为自由港。斯大林答应在欧战结束后半年左右参加对日作战。应该说,到这时为止,苏联参战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意向性承诺,因为当时苏德战争远未结束。
时至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英美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了雅尔塔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击败德国和对其实行分区占领、成立联合国等多项议题,并公开发表了含有上述内容的会议公报。此外,三国首脑还于1945年2月8日下午3时半,协商了苏联参战的问题,并商定了具体条件,达成了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全文如下:[18]
苏美英三国首脑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二)由日本一九零四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于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2月11日中午雅尔塔第八次即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午餐时,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依序在《英美苏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上签字。在雅尔塔协定签订时,艾登当着苏美两国首脑的面说道,这文件“是会议的不光彩的副产品”。但丘吉尔还是在文件上签了字。鉴于苏日还处于非战状况,为严守军事机密,这一文件当时未予公布,直到6月15日才通知中国。(www.daowen.com)
如果说德黑兰会议召开期间苏联参战还是一种意向性承诺的话,那么雅尔塔秘密协定的签订则表明,苏联已经在法定意义上承担了出兵参加对日作战的义务。
纵观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无论是其对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领土诉求,还是对中国固有领土外蒙古、中长铁路以及旅顺和大连的强横要求,均是为了在东亚建立一个安全带、缓冲带,如同在其欧洲部分所采取的战略如出一辙。这个缓冲带首先是针对可能重新崛起的日本,但也有对美国和将变得强大的中国进行防范的打算,同时服务于增强其全球地缘政治地位的全球战略目标。为此,斯大林利用美国在东亚有求于苏联的有利时机,向罗斯福开出了高额的价码,联合罗斯福迫使中国就范。
从苏联具体的要求与计划看,它基本上继承了沙皇的政策。这一点从雅尔塔协定的最后文本中对未来苏联在满洲的特权的表述中可得到证明:“由日本一九零四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斯大林也曾在雅尔塔协定签字后不无得意地说,“俄国军队1904年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在我国人民的意识中留下了沉痛的回忆,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老一代等这一天等了四十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德国战败后苏联的对日参战实际上具有一种必然性,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在东亚的利益诉求以及它与日本的矛盾所致,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具有实现参战条件的能力,掌握着军事上的主动权。由于当时东亚的各个交战国均试图拉拢苏联,苏联只是在做出一副让别人有求于它的姿态,从而在各方的利益权衡中实现其最大的利益。正如美国史学家约翰·斯内尔所说:“1945年春夏各种道路都向斯大林敞开着:它可以与日本打交道,以在满洲和朝鲜的让步作报酬;它可以仍旧在远东中立,直到美国遭到重大牺牲,然后以最大的力量进入太平洋战争。”[20]
雅尔塔关于中国的秘密协定是背着中国政府,由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的。它是英美两国为争取苏联参战,以牺牲中国利益作为条件达成的交易。美英的暗自盘算是减少自己国家在战争中的伤亡人数,避免日本寻求单独与苏联媾和使美国单打独斗与日决战。由于雅尔塔秘密协定毕竟是秘约,三国首脑商定在斯大林尚未决定对日宣战之前暂不对外宣布,因此按照常理中国政府当时并不知道该协定的具体内容。但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观点认为直到1945年3月12日罗斯福向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透露该协定的相关情况时中国才知晓。[21]但也有研究表明,“从披露的档案资料来看,在雅尔塔协议签订的当天,中国政府总统府就获得了秘密协定的全文”[22]。至于整个文件的正式文本,则是由赫尔利于6月15日亲自呈送蒋介石的。实际上,何时知晓文本的具体内容,对于作为弱国的中国而言并无多少紧要之处,因为该协定是美苏划分远东势力范围进行交易的结果,中国不过是其推杯换盏之余的筹码而已,这从协定之“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之规定,便可以看出中国在此问题上是不会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蒋介石对于美苏拿中国领土与主权做交易是十分恼火的,但又不敢轻易得罪它们。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这次会议只有苏联一国蒙受实利;美国徒获虚名,英国毫无所得。中国人在20世纪两次大战都是参战国和战胜国,但都未分享过胜利的喜悦,而是像战败国一样被迫接受屈辱条约,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另一战胜国日本,曾引起了导致中国觉醒的五四运动。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更担心的是这次条约是凡尔赛悲剧在中国的重演,是否又是一场列强瓜分中国的噩梦。因此,国民政府对此可以说是悲愤交集。蒋介石曾想方设法来抵御苏联的咄咄逼人之势。一方面,他发电报给正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宋子文,指示宋子文于6月底之前返渝,同时与政府要员商讨对苏交涉的各种对策以准备与苏联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他积极约见赫尔利,希望美国分享旅顺口的使用权,甚至要求美国参加谈判,从而将美国拉入东北以平衡苏联,借门户开放政策来制约苏联,还以不参加任何反苏协定来换得苏联的不敌对。另外,1945年6月14日,宋子文会见了当时已任副国务卿的格鲁,还会见了杜鲁门,目的是为了想知道究竟美国政府答应给予什么样的支持。但美国却明确表示无意分享旅顺口的使用权,且直接介入中苏谈判也不合适。在诸般努力无效的情况下,中国国民政府只好硬着头皮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谈判。但蒋介石还是力图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代表团中的蒋经国虽然只配挂上校军衔,但他的身份确是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既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又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同时还是蒋介石的儿子,特别是他在苏联生活过12年,曾经多次与斯大林会晤过。蒋介石清楚此次任务十分艰巨,在正式渠道谈不拢时,希望蒋经国能够与斯大林单独接触,获得会谈成果。不管其最终结局如何,这一安排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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