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疆问题与苏联对华政策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新疆虽然与中国中央政府保持着名义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但事实上则处于半独立状态。俄国十月革命后，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先后统治新疆。在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时期，他们对苏联保持着较为中立的政策，主要是发展贸易关系。金树仁统治腐败，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1933年新疆爆发“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仓皇出逃，盛世才从中渔利，新疆政权落入其手。

盛世才掌握新疆军政大权之初，势单力薄，政权很不稳固。当时他只控制了迪化(乌鲁木齐)及附近几个县和塔城地区，兵力不过6000余人，北疆大部和伊犁地区则由不服从他号令的马仲英和张培元控制，马、张二人兵力有盛世才的三倍之多。金树仁倒台后，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乘机改变新疆的半独立状态，于是派人与马、张二人秘密联络，促成马、张结盟，对盛世才形成东西夹攻之势。在此形势下，盛世才觉得只有走亲苏道路，借助苏联的军事支持，才可以安定局势，巩固政权。

1933年5月，盛世才试探性地派“外交署长”陈德立去见苏联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意在金树仁政府同苏联签订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10月，盛又派陈德立和姚雄赴莫斯科直接求助。

1933年9月，盛世才与马仲英和谈破裂。10月马仲英包围迪化城，12月27日张培元也通电反盛，与马仲英相配合。1934年1月中旬，在盛世才的要求下，苏联红军从巴克图卡入境，从塔城外围南下，帮助盛世才打败马仲英、张培元，化解了迪化之围，巩固了盛在新疆的统治。1934年春，盛又派共产党人张义吾赴苏，要求苏联向他提供能够武装2万军队的武器、服装和各种装备，还要张前往莫斯科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并请苏联派一些党员干部来新疆工作。这样，盛世才越来越得到苏联的信任。经济上，苏联于1935年8月、1937年1月先后两次向新疆提供750万金卢布贷款，用来购买苏联的军火(包括飞机)、机器、农机和日用品。在开发地下资源方面，盛世才聘请苏联专家进行勘探工作，独山子石油厂的机械和技术人员都由苏联提供。苏联还帮助建立了学校、医院等，从此新疆开始了初步的经济、教育、文化建设。同时，中国新疆与苏联的政治关系也更加密切，盛世才力求使新疆一切宣传报道与苏联保持一致。例如苏联向日本非法出售中东铁路时，盛世才以苏联的论据为根据，组织反帝会人员到机关、军队、学校去做解释工作。

为进一步取信于苏联，盛世才在内政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34年4月，盛世才发布“八大宣言”，作为新政府的政治纲领，主要包括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林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等内容。这八大宣言颇得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青睐。1934年11月，盛世才又提出九项新任务，声称惟有反帝反法西斯，永久维持苏中亲善政策，才能解放中国和建设新疆。从1935年起，新疆的一切政治宣传都力求与苏联保持一致。1935年4月，盛世才正式颁布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编写了《六大政策教程》一书，进行公开宣传。“六大政策”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纲领，其核心是“反帝”和“亲苏”，是苏联和盛世才建立联盟，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苏联之所以极力支持盛世才削平对手并与之建立合作关系，是因为它企图在新疆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首先，一个稳定、统一的新疆可以为其中亚地区提供安全屏障，并有利于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繁荣;其次，通过与盛世才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可以使新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处处依赖自己，并充分利用新疆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其政治经济战略服务。盛世才也需要苏联帮助他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并借助苏联与中央政府相抗衡。

新疆与苏联关系的迅速密切，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严重不安。蒋介石对苏联发展同新疆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存有戒心的(一则疑惧苏联对新疆的觊觎之心，二则怕盛世才倒向苏联)，特别是对盛世才背着中央与苏联签订《新苏租借条约》这种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更是不满，曾屡次要求苏方关于新疆问题的所有谈判应以正式的外交方式经由中央政府进行。但新疆是蒋介石鞭长莫及之地，苏联又多次向中国宣布对新疆无领土野心，所以蒋介石暂时容忍了苏盛特殊关系的发展。后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苏联向中国的军事供应经由新疆运达，国民政府也不想既得罪苏联又得罪盛世才。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美国代替苏联成为援华抗日的主要国家，蒋介石自然把争取外援的重点由苏联转向美国，他再也不用担心苏联对华外交中的“援助”筹码了。相反，苏联因卷入战争而无力顾及新疆，但它需要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另一方面，美国对日作战使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压力有所减轻，这使得蒋介石有了在新疆采取更为强硬行动的可能。恰在此时，善于投机钻营的盛世才看到苏军在苏德战场上连连失利，感到苏联这个靠山靠不住了，开始重新考虑与苏联的关系。在国民政府的引诱和压迫下，盛世才很快弃苏亲蒋。1942年7月7日盛世才致书蒋介石，标志着盛世才统治新疆政策的转变，即由亲苏转变为反苏。急于想利用盛世才倒戈反苏之机控制新疆的蒋介石，对盛的既往一切“不但原谅，且均为之负责”。^[49]为加强盛倒向国民政府的决心，1942年8月底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偕朱绍良、吴忠信、梁寒操、吴泽湘等国民党要人飞赴迪化，抚慰盛世才。宋美龄在招待会上发表演讲，对盛治理新疆取得的成就“非常佩服”，望今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三民主义为依归。

盛世才为表示对国民政府的“忠心”，一方面大肆逮捕杀害中国共产党人，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恶化苏中关系的措施。1942年9月17日之后，盛以“请谈话”、“请开会”为名陆续将中国共产党在新工作人员及其眷属160余人分别软禁于邱公馆、三角地、八户梁、督署后院等处，这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943年2月7日，盛又将软禁的中国共产党人员全部投入监狱。同年9月27日，盛根据蒋介石对在新中国共产党人员“首要者杀”的指令，以莫须有的“危害民国”罪秘密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并将三烈士的尸体拍照交蒋介石验证。接着，盛又将矛头指向苏联。从1942年冬开始，盛要求苏联撤离驻哈密地区的苏军红八团，该团是1938年初应盛之邀开赴哈密的。在盛逼迫下，自1943年5月红八团经迪化、伊犁全部撤回。苏军撤离后，盛的反动气焰更加肆无忌惮，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盛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彻底破裂。

由于盛世才的倒戈，苏联与中国新疆关系的彻底破裂，苏中关系恶化已成定局。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开始实施对新疆主权的收复工作。1942年10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拟定报告呈蒋介石，提出全面清理苏联在新企业及其人员问题，除独山子油矿拟与苏方商订续办合同外，其余企业如迪化飞机制造厂原则上收回，决定拆除苏在新、甘省内所设电台，以霍尔果斯为国界限制苏方人员出入境。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采取了收缩战略，但仍想通过谈判缓和双边关系，特别是同盛的关系。为此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士庚同盛世才和国民政府代表从1942年下半年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焦点是独山子油矿。苏联对该油矿十分重视，因为当时苏联主要石油基地巴库油田正面临德军威胁。中国方面当然也舍不得放弃这一兴建多年并已投产的油田。然而这些谈判都未成功，其原因在于苏方要控制油矿(总经理和会计为苏联人)，而中方则要掌握管理权。盛世才因已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所以谈判中显得很“激进”和“强硬”;苏联因为严峻的军事形势使它考虑到不能在新疆问题上与中国闹僵，故在谈判中的姿态越来越低，最后完全同意了盛的要求。1943年3月17日，潘友新奉命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准备从迪化工厂和独山子油矿撤出所有苏方人员及其设备，4月10日、15日普士庚也先后两次告知新疆政府，苏联决定停止“新锡”公司工作，将其所有人员和设备一律撤回，取消迪化飞机制造厂，撤走驻哈密红八团和飞行队。

苏联势力被迫从新疆撤离，苏盛关系彻底决裂，苏中关系也因此而急剧恶化，“中华民国和苏联的关系因为苏联被逐出新疆而降到低谷”。^[50]

【注释】

[1]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1976.C.742.(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742页。)

[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34页。

[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37页。

[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34～336页。

[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38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3018，卷号31。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3018，卷号39。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3018，卷号37。

[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39～340页。

[1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42页。

[11]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I.—M.，1976.C. 336.(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1卷，1976年版，336页。)

[1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59页。

[1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71页。

[1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12页。

[1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73页。

[16]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1976.C.393.(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393页。)

[17]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1976.C.334.(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334页。)

[18]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96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23页。(www.daowen.com)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41页。

[21]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1976.C.393.(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393页。)

[2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39页。

[23]［苏］П.М.杰列维扬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3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42页。

[24]［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40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3、76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2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6～10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2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57页。

[2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57页。

[29]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04页。

[30]曾玉珍:《中苏外交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11页。

[31]Хейфец А.Н.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е страны Востока в1918-1920 гг.М，1964.С.430.(А.Н.海费茨:《1918—1920年苏维埃俄国和东方邻国》，莫斯科1964年版，第430页。)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79页。

[33]《新华日报》，1941年4月15日。

[3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50～384页。

[3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56～368页。

[3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3～384页。

[3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8页。

[38]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拉代夫斯基。

[3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3页。

[4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90页。

[41]此次讲话地点是白宫客厅炉前，故称“炉边讲话”。

[42]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672～673页。

[43]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8页。

[44]［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册，日本产经新闻出版，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9年版，第10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9页。

[46]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

[47]［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61页。

[4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6页。

[49]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490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50]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p.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