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共冲突与苏联对华政策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对外政策重心一开始就放在英美身上，希望密切同英美关系，获得援助或促使英美遏制日本。但当时英美等资本主义大国对德、日法西斯奉行的是绥靖政策，所以蒋介石不可能从英美等处得到实质性的帮助，从而迫使国民政府将自己的求援视线转向苏联。在国民政府求助于苏联的同时，又对苏联怀有戒心，害怕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认为:“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44]他求助于苏联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愿将苏联作为长期的依靠对象。蒋介石为寻求苏中关系的改善，不得不同共产党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这与苏联对国共关系的态度有着直接关系。随着苏联对中国援助的逐步减少，美国的援助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共关系因之而发生逆转，这种逆转又影响到了中苏关系。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标志着国民政府开始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此后，国共之间连续发生三次摩擦。

1939年底，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各地国民党军群起呼应，先后制造了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确山等一系列国共冲突。国共发生第一次摩擦时，由于蒋介石当时还有求于苏援，因此苏联调解国共冲突的主要手段自然也就是军援。苏联方面在事件发生前夕曾向蒋介石指出，如果冲突能和平解决并不再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才同意继续提供武器。但蒋介石并未听取劝告，还是挑起了冲突。有鉴于此，苏联在1939年底急剧减少了向中国的物资援助。1939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在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写道:“国内国共不和，势难融洽，对于中苏邦交，亦虑发生影响。”^[45]可见，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大员也担心国共关系的恶化会影响到苏中关系的发展。(www.daowen.com)

1941年1月4日，江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遵令北移，在安徽南部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7万余人包围，除2000人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或被俘，军长叶挺在谈判中被扣，副军长项英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苏联对皖南事变表示了极大的义愤。1月17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外贸部长米高扬为此拒绝出席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到任后第一次举行的晚宴。副外长洛佐夫斯基要求邵力子转告中国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真理报》很快披露了事件的真相，抨击蒋介石国民政府这种行为系出自“党派褊狭之动机”，是“无异于扩大内战，结果唯有削弱中国而已”^[46]。驻华武官崔可夫认为，如果蒋介石国民政府想通过内战来消灭共产党，这就“意味着大大恶化同苏联的关系”^[47]。1941年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也为此事直接面见蒋介石，指出“苏联政府对于此次之冲突与斗争，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48]。

1939年底到1941年初发生的两起重大国共冲突，给中苏关系投下了厚重的阴影。但当时还存在维系中苏关系的其他一些重要因素，所以国共冲突还不足以使两国关系骤然恶化。从苏联方面来看，就是苏联的西线形势日益紧张，因此它更需要稳定东方，谨防两线作战。这样，维系中苏关系以牵制日军的意义就更加突出。从蒋介石国民政府来看，此时也不想决裂中苏关系。首先，蒋介石惧怕日苏亲善。从1940年下半年起，就不断传出苏日即将改善关系的风声。蒋介石知道，苏联若同日本改善关系，必然会疏远同中国的关系，进而增加中国抗战的压力。其次，苏联这时仍是中国的主要武器援助国，英美特别是美国此时还未向中国提供大额援助，因此蒋介石不敢与苏联走得太远。

总的来看，因国共冲突造成的中苏关系间的阴影，虽然没有直接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但却成为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潜在诱因，中苏关系趋向降温。此后，两国关系下滑趋势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