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日中立条约》对苏中关系的影响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虽然符合苏联的远东安全利益，有利于对德作战，但却损害了中国的正当权益并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而对战时苏中合作关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促使双方矛盾迅速加深。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日两国政府均正式发表声明表示，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的独立和不可侵犯，日本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众所周知，所谓的“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当时均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苏日声明发表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承认外蒙古的独立;除“轴心国”外，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苏日两国对“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相互承认，无疑是对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严重侵犯。

外蒙古本来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沙皇俄国想方设法妄图把它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但均未成功。十月革命以后苏俄政府多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要把沙皇割占的中国领土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还给中国。1924年苏中两国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第五条明确宣布“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该领土的中国之主权。”^[30]但是苏联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没有将其正确的外交方针持续贯彻下去，1919年6月苏维埃政府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发表“告蒙古人民书”，称“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蒙古内政”^[31]。后来，苏联越走越远，以至正式承认外蒙古为独立的国家。到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这是苏联第一次用国际条约的形式来承认它侵占外蒙古的合法性。

至于所谓“满洲国”，它完全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是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的傀儡。19世纪以来日俄两国均妄想独霸中国东北地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被打败后，日本更加加快了它侵略东北的步伐。1931年日本扶植中国清朝末代皇帝为伪满洲国皇帝，以掩饰其侵略的野心。当时世界上除德意法西斯外，英美等国都未承认“满洲国”为合法。1933年2月国际联盟通过决议，不予事实上或法律上承认“满洲国”。但苏联出于自身的安全利益考虑，通过《苏日中立条约》所附的“宣言”，对“满洲国”予以事实上的正式承认，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

面对苏日两国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中国社会普遍表示出了对苏联的失望和不满，“各报皆因日苏缔结中立协定，载文严词诋责苏联”^[32]。中国外交部于4月14日发表声明强调:“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决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33]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给予坚定的否决。(www.daowen.com)

自抗战全面爆发后，在英美资本主义大国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纵容、妥协的情况下，苏联一直在人力、物力和道义上给中国人民以大力援助，是中国抗日的盟友。国民政府对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也一直抱有希望，因此它特别关注苏日关系的变化。《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在客观上使正在同日本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心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给人民在思想上造成了混乱，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也使得中国人民在思想感情上对苏联产生了一种障碍。当然，这是中国政府极其不愿意看到的。当1939年路透社传出苏日谈判有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时，中国政府显得十分惊慌。11月8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时说:“现在美国对远东政策已日趋积极，如前此之废止美日商约等，但如贵国最近表示态度谓可与日本妥协，则美国对日必将退缩不前。何以言之?比方说贵国表示可与日本进行商务谈判，签订商约，则美国对日之经济封锁——断绝其军火原料与军械、军需用品等之接济，即将停止实施，因在苏日妥协情况下，即令美国不接济日本，日本亦可向贵国购买。”^[34]1939年12月1日蒋介石亲自致函斯大林:“苏联如对日本妥洽进一步，则英美对日本之迁就必更进两步，如此英美必将先于苏联而对日妥协，而日本大陆政策乃完成矣。”^[35]1940年10月22日蒋介石又致电斯大林:“日本无论如何为我苏中两国共同之敌人，此为余于获诵尊函后所得明确之信念，而此相互的信念之加强，足使日本任何之野心与阴谋，根本粉碎。”^[36]直至1941年3月26日，也就是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前夕，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还向蒋介石报告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拉代夫斯基的谈话:“本人有一信念，苏联不仅不能与日本商谈任何不利于中国之事，且并未与日本谈及中国问题，此在苏中友谊与苏联独立自由之外交政策，均应如此看法。拉答:贵大使此种信念系以事实为根据，当然正确。态度诚恳，似无隐瞒。我国此时对苏日关系一方应表示深切之关怀，一方应认苏之信任。”^[37]然而，事态并未像邵力子所说，国民政府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苏日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了《苏日中立条约》。虽然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就立即通告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在日苏谈判中没有讨论中国问题，日苏条约不影响中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日，苏联不会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在重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也阐明苏联继续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但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自然是对中国抗日军民心理上的一个沉重打击，不能不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引起极大的震动。诚如邵力子所说:“至苏对日订约，损伤道义感情已甚，弟迭与拉次长^[38]等详言，最后告以果有此约，对于中国人民精神上之打击将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39]蒋介石本人尤其认为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国际形势将变得对中国非常不利，中国抗战将处于无援的境地。因此，中立条约的缔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更加消极地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从满洲撤出6个师团派遣到关内或东南亚。从1941年4月16日开始，日军以两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分路在浙闽海岸登陆进攻绍兴、台州、温州、福州等地;在晋南方面，从4月下旬调集10万兵力，分六路围攻中条山部队;在豫南鄂北方面，调集10余万人，分八路围攻大洪山及枣阳一带阵地;又在粤东方面分路围攻博罗、惠阳各城邑。同时，日本加强了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从1941年至1942年，日本集中了65%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在国民党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配合下，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人口从1亿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由40万缩减到30多万，新四军由13万缩减到11万。日本的这一系列攻势和此时中国抗战的巨大损失，与《苏日中立条约》不无关系。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中国方面尤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苏联是否会因此停止援华。邵力子曾就此立即拜会莫洛托夫，后者称“苏联对中国抗战问题毫无变更”。^[40]4月19日，苏联大使潘友新同蒋介石会晤时亦表示:苏联对华政策不因苏日中立条约而改变。苏联的这种表示或许给中国方面以一点慰藉。但事实上自从《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便暂时避免了两线作战，中国对它的配合作用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此，苏联对中国抗战的重视程度明显降低，援华物资自然迅速减少直至停止。据统计，截至1941年3月，根据苏中第三笔1.5亿美元贷款合同，中国从苏联进口军火价值约为7318万美元，还不到该次借款的1/2，其余部分始终未动用。这对与日军持久作战而国力衰微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当然，这其中也有不久即爆发的苏德战争的因素存在，但也不能否定苏联是受到了《苏日中立条约》的影响。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对华政策上出现了倒退，妨碍了苏中关系的正常发展，使苏中关系出现了裂痕。随着不久后苏德战争爆发，苏中双方的对外政策均再度做出重大调整，两国间的裂痕更加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