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中两国在苏联对日参战上的分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苏中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苏联援华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同年9月，中国政府派遣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以“考察苏联实业团”的名义赴莫斯科，实际上这是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寻求援助。据杨杰日记记载，临行前蒋介石召见他谈话，主要内容为促进苏联参战，促成互助协定的签订，至少也能够促使苏联政府对华实施军事援助。可见，杨杰率团赴苏的任务不仅仅是争取苏联的军火物资援助，更为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对日作战。

蒋介石国民政府向苏联明确提出对日参战的要求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但这种意图却由来已久。1935年10月，蒋介石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时，就提出缔结苏中秘密军事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主要意图，一方面是为了获得苏联的军需品，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促使苏联参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要求苏联参战的愿望表现得更加迫切。用鲍格莫洛夫的话说，这一愿望经常在蒋介石的“脑际萦回”。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把苏联参战与否看作中国抗战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认为苏联如不介入，中国就会失败。不光是蒋介石迫切要求苏联参战，国民政府的一些其他要员也是如此。立法院院长孙科在1937年7月28日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提出:“中国政府是否可期待，如果目前的危机增长的话，苏联政府会将军队向满洲边境进行某种调动。”^[1]蒋介石的中苏军事顾问杨杰更是倾向于苏联参战。1937年9月杨杰率团赴莫斯科寻求军火援助时，就多次向苏联提出参战要求。

1937年，讨论远东问题的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召开在即，蒋介石于10月22日致电驻苏大使蒋廷黻转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要他探询苏联是否参加此会议及对将来调整方案有何意见等问题，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探询;“如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日期，盼坦白相告”^[2]。杨杰接到电谕后展开积极活动。11月11日，伏罗希洛夫约杨杰谈话。伏罗希洛夫说:“苏联参战，一举即可奠定东方和平之基础。诚如君所言，但苏联敌人甚多，东方开战，西方亦必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目前积极准备，其时期故难定，但可以告诉君者，准备已快了。”^[3]11月12日，杨杰致电蒋介石，报告了与伏罗希洛夫的这次谈话，其中重要的话就是“准备已快了”。同日，杨杰还向蒋介石报告了11日晚与斯大林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内容。关于请求苏联参战问题，斯大林说:“1.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的时机。其理由:甲、日本现在打中国是军阀之主张，财阀如三井、三菱等赞成之，但一般商业阶级、农民皆不愿意……乙、若苏联向日本开战，日本人民必以为苏联亦系分润中国之利益者，刺激日本国民之反抗，激成全国人民之动员，结果反助日本之团结，故苏联对日本之开战等待时机之到来……丁、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本开战。戊、目前中国打仗，苏联当尽力帮助，若即时与日开战，必使中国失去世界同情之一半。”^[4]可见，斯大林此时对苏联参战虽没有否定之意，但表达了不会马上出兵的意向。

1937年11月18日，随杨杰访苏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回国，他致电蒋介石说，伏罗希洛夫告诉他:“如吾抗战到生死关头时，俄当出兵，决不坐视。”^[5]11月28日，蒋介石致电杨杰称:“张〔冲〕同志已到京晤面。对史、伏两公甚感。我军兹不得已决固守南京，以待友邦出兵援助，未知何时实现，盼转达详复。”^[6]11月29日，张冲直接致电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说:“现日本已尽其能竭其所有以扑中国，内部空虚已达极点。中国单独苦战已至艰险之境，敌军已迫近南京，只一百公里，种种情形已达公等十一日晚所谈出兵之条件，万恳从速出兵，使其进退失据，中国抗战之师从而牵制之，决不容其生还也。盼复。”^[7]同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杨杰:“……南京防御工事殊嫌薄弱，恐难久持，未知友邦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内能否实现，盼立复。”^[8]11月30日，蒋介石亲自致电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要求苏联“实践诺言”，立即出兵。显然，蒋介石是根据张冲的汇报致电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因此苏联方面非常不满。

12月4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联名致电蒋介石称:“转蒋委员长:册电悉。(一)苏联政府之方针: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是将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马上改善。……(二)只有在九国或其中主要一部，允许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就可以立刻出兵，因为在该时，世界舆论要认苏联行动是保护法律及正义之当然的行动，而日本在该时不能自谓为被侵略之牺牲者，世界同情不归日本。(三)苏联政府之上述态度，只有苏联国最高苏维埃才能将它改为立即出兵的态度，而最高苏维埃会议最迟在月半或二月举行。”^[9]因此，前面所说杨杰、张冲给蒋介石的电报称斯大林说“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本开战”，可能也不是斯大林的原意，或是杨杰与张冲加进的主观意愿，至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12月4日给蒋介石的电报对此予以了否定。

但是，蒋介石并未放弃促使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努力。1938年7月，苏日军队在苏中边境张鼓峰一带发生冲突，给蒋介石带来了苏联出兵参战的希望。蒋介石致电驻苏大使杨杰说:“张鼓峰案以后苏俄决心究竟如何?如提议组织划界或调查委员会时，苏俄是否接受?如其接受，则候藉此拖延时日，且可于此会期内希图保障其安全而抽调东北兵力侵华，待侵华告一段落，再以全力对苏，其意甚明。苏必勿受其愚。请以中意转问其当局决心如何。又苏大使回国与兄有否会晤?彼何日返华?速查复。”^[10]但不久张鼓峰冲突和平解决，蒋希望破灭。同年8月，武汉会战开始，中国政府急于求得苏联的大力援助，张群于8月17日代表蒋介石非正式地向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试探同苏联缔结军事联盟的可能性。对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做出如下答复:苏联只有在下列三个条件下才能参战反对日本:(1)如果日本进攻苏联;(2)如果英国或美国参战反对日本;(3)如果国际联盟责成太平洋地区各国参战反对日本。^[11]1939年5月至9月，苏、日军队在“满蒙边境”诺门坎发生大规模冲突，再次燃起了蒋介石请求苏联参战的希望，但是这次更大规模的冲突最终也还是得到了“和平”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苏联对西部安全更为关注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为争取苏联出兵远东进行着外交努力。1939年12月l日，蒋介石致函斯大林称:“盖我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利害与共，而在外交上尤须共同一致，方能消除暴日侵略大陆之野心，重视东亚与世界之和平也。”^[12]1940年1月24日，蒋介石向在莫斯科的谈判代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致电，说明最重要的仍不是争取武器接济，而是力争苏联同意与中国就外交政策协商，也就是答应与中国采取一致的武力对日政策。蒋介石特别指出:“如其政策尚不愿协商，则虽有接济亦不足为奇。”^[13]在此之前，蒋介石把相同的意思告诉过在莫斯科的孙科，明确指出国民政府对苏联的外交方针，“并不以其是否接济为取舍”^[14]。1941年4月28日，蒋介石再次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指示贺耀祖向苏联领导人表示:“希望苏联于适当时期能以积极政策适用于远东，以制裁侵略者。”^[15]但是，当时苏德关系已变得十分紧张，德国随时可能发起对苏联的进攻，这使得苏联比以往更需要稳固日苏关系，以保持其远东地区的局势稳定。因此，蒋介石仍然无法说服苏联政府对日出兵;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有了更为充分的理由拒绝国民政府的参战要求。事实上，在苏德战争的新形势下，苏联对日出兵变得更为困难。苏联必须集中人力、物力对付强大的德国法西斯侵略军队，确保欧洲战略重点，因而更不可能在远东冒险对日出兵，陷自己于异常被动的两线作战窘境。(www.daowen.com)

自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同苏联进一步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但最终未能成功。苏联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于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一请求和拒绝的过程体现了苏中两国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

蒋介石国民政府认为苏联出兵远东对中国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并将此列为联苏政策的主要目标。国民政府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因为它认定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即不仅能帮助国民政府减少在对日作战和对外交涉中的巨大困难，而且对蒋介石集团巩固在国内的统治亦有间接的好处。概括来说，苏联出兵远东对国民政府的具体好处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可借用强大的苏联武装力量打击和牵制凶悍的日军，弥补中国军事力量的严重不足，大大减轻其作战负担。第二，大大加剧日苏紧张关系，不使日苏达成妥协，以致日本从中国东北抽调重兵南下变得更为困难。这时，蒋介石根据他对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认识，已把苏联视为铲除日本侵略大陆的一个关键。第三，便于加大对日本政府的外交压力，最大限度地达到借重苏联增强中国对日交涉的地位，促成中日妥协的目的。第四，可以充分利用苏联对日作战牵制日本大批兵力的大好机会，保存国民党军队实力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并阻止其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消除国民党统治的最大“隐患”。蒋介石认为，由于苏日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苏日冲突是必然的，因此促使苏联参战也是有可能的。基于这一点，蒋介石指示其部属同苏联方面谈判时，竭力在对日关系基础上寻求并讲清两国的共同点。1937年7月19日，陈立夫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就称:“中苏利益是共同的，因为中国是日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而苏联是第二个目标。”^[16]7月23日王宠惠同鲍格莫洛夫会见时，特别指出日本的政策是要征服整个亚洲，尽管日本人说，“亚洲是亚洲人的”，然而他们认为，“亚洲是日本人的”，这同时既威胁到中国又威胁到苏联，所以希望双方最终能找到共同语言。应当承认，蒋介石等人抓住苏日矛盾以寻求苏中关系的共同点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以为有了这个共同点就可请求苏联参战则显得天真了些。须知，决定苏联参战与否的因素不仅仅是苏日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的问题，同时还有中国抗战的决心以及出兵的时机和条件等。

关于中国抗战的决心，苏联确有顾虑。在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过程中，蒋介石国民政府与日本的谈判一直并未停止，这已给苏联留下了不良印象。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仍未放弃议和的活动。蒋介石与何应钦在1938年7—8月间派雷嗣尚通过其结拜弟兄萧振赢与日本暗中密谈，商谈了议和条件及谈判地点，后因武汉不久即失守，蒋、何逃往重庆，此事便不了了之。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妥协活动绝不只仅限于此，但仅此一例即可见其缺乏抗战之坚定决心，苏联为此担忧是不无原因的。1938年8月7日，孙科在莫斯科致电蒋介石，告苏联不参战理由之一就是顾虑我决心不足，作战不力，或中途变卦等，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参战时机和条件则是苏联更为重视的问题。无论是苏联高级领导人还是苏联外交部门，在答复中国方面提出的参战要求时，都十分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前已引述1937年12月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电告蒋介石苏联不能即刻对日出兵的理由，正是在于时机和条件不成熟。1938年9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在给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电报中进一步明确苏联参战的三个条件:即(1)如果日本进攻苏联;(2)如果英美加入对日战争;(3)如果国际联盟责成太平洋国家对日宣战。由此可见，在参战问题上，苏联考虑的不仅有苏日矛盾的因素，还有同英美关系及国际条件等。

在苏日矛盾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很明确，日本是苏联的敌人，但现在不能开战。伏罗希洛夫在向杨杰解释这一原因时已谈得很清楚，就是怕东方开战，西方亦必接踵而至，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蒋介石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东方开战，西方未必接踵而至，即德日不会同时对苏宣战。例如，1938年6月14日，蒋介石同卢干涅兹·奥尔斯基会谈时就说:“苏联或早或晚应自动开始对日战争，并且正是目前对此是最适合的。”^[17]蒋介石虽未解释原因，但意思很明确:苏联西线无战事，可放心对日宣战。诚然，当时希特勒还没有进攻苏联，但欧洲已经战云密布。1938年，奥地利、捷克相继为德国所控制，苏联的邻国波兰已成为希特勒下一个觊觎的目标。面对这种形势，苏联不能不严加戒备，而且欧洲较之于亚洲对于苏联则更为重要，因此它要更多地考虑西线安全。正如李维诺夫对蒋廷黻所说:“苏联必须西线绝对优先。”^[18]当时，苏联在欧亚两线的驻军人数为3∶1，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一个使苏联担心的问题，就是日德于1936年11月25日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的矛头就是指向苏联的，苏联自然更为警惕。况且，德国当时已经扬言:如果苏联介入中国抗日战争，德国就会帮助日本。七七事变爆发不久，驻莫斯科德国代办就派秘书去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实际上是去警告他，中国在对日争端中不要寻求苏联的合作，并说，如果中国试图与苏联携手来对付日本，德国将不得不帮助日本对付中国。”^[19]顾维钧认为，“这种说法，无疑将使莫斯科比过去要更加小心谨慎。”^[20]因此，苏联要极力回避同日本的直接冲突，以免两线作战。

在苏日矛盾问题上，苏联的另一层考虑就是不应先发制人，避免造成政治上的被动。论军事实力，苏联当时已强于日本。1937年7月19日，鲍格莫洛夫同陈立夫会谈时曾讲到这一点。他说:“我们只是在估计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来建立我们的全部政策。我们完全相信，日本不会一对一地同苏联开战，因为今天苏联在军事方面已比日本强大。日本现在已明白这一点，并且他们能够建立自己进攻苏联的计划只是在于指望苏联在西方被卷入战争。”^[21]后来日军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中相继惨败说明苏联对自己实力的估计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应中国请求对日宣战，就实力而言是完全有条件的。然而，苏联不愿这样做，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一，苏联向来以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而著称，因而不愿因参战问题而损害其在国际上的这一形象。其二，苏联不愿给日本反诬其“侵略”以口实。对此，斯大林在向蒋介石解释不能参战的理由时说得很清楚:“苏联如不因日方挑衅而对日出兵的时候，日本反要谓自己是侵略国之牺牲者，此将与中国与苏联不利。”^[22]基于这些考虑，苏联才一再拒绝中国要其参战的请求。

苏中两国抗战初期在苏联对日参战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和矛盾，虽然没有影响到两国的协作关系，但却表明合作中已出现了裂痕，这为日后两国关系出现波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