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苏联援华制日政策的评价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苏联是支持中国抗战的有力盟友，苏联对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有很多苏联援华人员牺牲在中国，苏中人民在并肩对日作战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援助也是十分慷慨的。援华制日是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政策也是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准则的，做出有利于自己民族利益的选择是必然的。

首先，我们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苏联援华的战略前提是“武装保卫苏联”，苏联援华的目的是让中国战场在东线牵制日本，阻止日本北进，使苏联免遭日德的东西夹击，让中国战场拖住日本的后腿。在西线，苏联时刻防范着德国的进攻;在东线，苏联与日本不断妥协，不惜牺牲中国权益迁就日本，如承认日本建立的伪满洲国;1935年廉价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既损害了中国的权益，也有损于苏联的信誉。此举虽然暂时缓和了日苏矛盾，但却助长了日军的侵华气焰。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了配合德国军事行动，日本在扩大对华侵略的同时，加紧了对苏作战准备，在中国东北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使远东局势日趋紧张。苏联担心日本会撕毁《苏日中立条约》进攻苏联，为此斯大林紧急召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诺夫，要求发动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共产国际从苏联利益出发，不顾中国共产党面临抗战相持阶段的困难局面，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遥控指挥，还派原塔斯社记者彼德·伏拉季米诺夫常住延安，坐镇监督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当中共中央面对解放区的困难，在表示对苏军行动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配合，决不能孤注一掷时，招致斯大林的严重不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蛮横指责。尽管如此，中国抗日战争还是为苏联在客观上提供了积极支持，正如崔可夫所言，“在我们最艰苦的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40]。

但是，无论如何，仅就这一时期而言，苏联对华援助是积极、巨大而有效的，我们应该肯定和感激。中国抗日战争刚一爆发，英美等西方大国奉行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这时也就只有苏联能够仗义执言，利用新闻舆论和国际讲坛在道义和政治上支持中国抗战，还在物质上援助中国。苏联的这种援助是真诚的，中国人民也把苏联和斯大林视为是自己的真正朋友。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康斯坦丁诺夫曾有这样一段感叹足以看出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好感:“我们曾不止一次地确实看到苏联这个字眼对农民产生的一种魔术般的效力。我和我们所有人都常常深受感动的是，在最偏远的人烟稀少的地方，有时候方圆左右只有唯一一个识字的人能够勉勉强强地念护照，但就在那种地方人们也知道苏联，尊敬苏联。只要识字的人给凶狠地死盯着我们并准备给我们上私刑的农民解释说我们是苏联人时，整个情绪一下子就会转变过来，人们就会绽开善意的微笑。他们就会像对待最亲近的朋友那样欢迎我们。每个人都争着握手还说着:‘苏—联’‘苏—联’。”^[41]

从当时援助的实际情况看，苏联援助是大量的，有时甚至是在苏联国内环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尤其是当时苏联的对华援助人员都表现出了十分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其中有200多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物质援助方面，苏联的2.5亿美元贷款，年利率仅为3%，是当时国际上最低的利率，而美英的年利率则在6.5%。对苏联贷款的偿付可用农产品和矿产品，在矿产品不足时还可以扩大农产品比例，而对英美贷款的偿付则必须用锡、钨、锑等军用战略原料。毋庸赘言，这些战略原料是战时中国不可缺少的。在价格上，苏联军火一般都低于国际价格。1938年6月，孙科访苏后赴法国时同顾维钧曾谈到，他从莫斯科得到了一笔新的1.6亿卢布贷款。他说，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上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金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仅折合中国货币150万元。在贷款偿还时间上，苏联亦予优惠。像第二笔贷款优惠2年，自1940年7月1日起偿还;第三笔贷款优惠3年，自1942年7月1日起偿还。这些优惠政策完全是以中国财政经济困难为出发点而实行的。在提供援助上苏联还打破国际惯例，在贷款协定和易货合同未签订前，就向中国运送物资，如第一笔5000万美元贷款协定是1938年3月1日签订的，而履行该笔贷款的三个合同分别是在3月3日、3月11日和3月22日签订的，但在此之前，苏联已向中国提供了282架飞机，且第一批军用物资早在1937年10月7日就已运抵中国。这都是苏联从战时急需出发，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交通运输上的困难而做到的。重要的还在于，苏联当时虽已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力大为增强，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国力仍然有限，因此能够大胆援助中国，实属不易。抗战爆发后的头18个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276架飞机和82辆坦克，各自相当于1938年苏联飞机和坦克年产量的6.8%和3.6%。美国学者约翰·加弗指出:“在苏联匆忙准备战争之际，这些出口相当于一种重大的牺牲。”^[42]所以，加弗认为苏联的援助是“慷慨的”，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把这种慷慨援助的出发点归结为苏联的民族私利。如果得出这种结论，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苏联人在思想感情上也承受不了。崔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人说，好一个大慈大悲的恩人。难道不是为了苏联的利益才借中国人的手打日本吗?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我都听到过这种说法。^[43]我们应当理解的是，崔可夫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是由于“民族私利”这个不实之词刺伤了像崔可夫这样真诚援助过中国的苏联人。

苏联当时援助中国的武器，是当时性能最好的武器，而且质量上乘。杨杰在日记中写道:“十三日赴郊外检视飞机、高射炮、唐克(坦克)车、反唐克炮等各物，均觉成绩不劣，各有各的特长之点，均适我陆军之用，其中以飞机为最优良，驱逐机之速度在现今各国中堪称一等，惟觉轰炸机稍小，因其携弹不多，航行时间不足(五六小时)，不适于我国远飞到日本岛地轰炸之用。但为战术战略上使用，此亦利器也。”比如歼击机是依-15(双翼)和依-16(单翼)型。依-15型比较灵活，善于做盘旋动作，便于水平作战。依-16型则更先进些，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歼击机之一。苏联飞行员通常将两种型号飞机配合使用:依-16拦截和追击，依-15发挥机动性能牵制敌机，空战效果一般都比较好。轰炸机分为СВ型(轻型轰炸机)和ДВ型(重型轰炸机)两种，都是先进机型，СВ轻型轰炸机的性能尤为优越。白崇禧曾评论说，苏式“轰炸机因参加西班牙内战，屡经改良，故相当优秀”。其中，СВ-2型为苏联一流轰炸机，巡航能力为1200公里，最高时速412公里，升限达9510米，可携带600公斤炸弹。日本当时使用的九五式、九六式歼击机速度都不如СВ-2型，无法截击。

关于苏联火炮质量，中国军事代表团鉴定认为:高射炮“命中率甚大”，“据称此炮之命中率公算为四分之一，由此可知其优点矣”。高射［防战车］炮，“品质性能均甚优好，于吾环境亦甚适用”;“此炮较德国制者为优，德制之口径为三七公厘，此炮口径为四五公厘”。代表团还认为，此炮用途甚广，不仅可用作攻击敌战车及装甲车之用，且亦可破坏敌机关枪及轻式工程，等等。^[44]所以，中国方面决定大批购买。中国在许多战役中使用了苏式火炮，像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就与使用苏联武器有关。

关于从苏联购买的战车，属中型，“此战车系仿英国所制者，该战车总重九吨半……时速为三十公里至三十五公里，与吾人所定之中型战车标准，皆相适合”^[45]。中国从苏联进口的坦克是Т-26型。这种坦克是苏军在30年代使用的一种主要坦克，其重量为9吨，最高时速20公里，配备无线电台，可爬坡度为40度。火力较强，安装一门45mm火炮和一挺7.62mm机关枪，但机动性能较差，装甲质量不够好，易被炮火击穿。由于中国军队的坦克本来就少(30年代曾进口过少量英国造的“威克斯”轻型坦克)，而从苏联购买的也不过82辆，这对数量庞大的中国军队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况且蒋介石还舍不得使用这批坦克，因此苏式坦克并没有对提高中国军队战斗力起多大作用。真正起作用的主要是飞机和火炮等重武器，以及机枪和步枪等轻武器。苏联授华的飞机等军火物资，对中国初期的抗战无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帮助中国军民粉碎了敌人迅速占领全中国的狂妄计划。

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对中国的军火物资援助是真诚的。为了使中国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苏联还曾建议帮助建立飞机制造厂等，以增加中国武器的自给能力。苏联提议代为设计在中国创办的飞机制造厂，发动机由苏联供给，可月产飞机50架至一二百架，据称半年后可出品。炮厂亦为苏方承许在中国旧兵工厂内添设机器，制造各中小口径之炮，直至能出重炮为止。苏方当派专家到中国设计制造。杨杰还向蒋介石建议，在新疆由苏联提供专家与机器，帮助开采石油，以供军用。

总之，苏联在中国抗战前期对中国的军火物资援助是及时的、有效的，它帮助中国军民有效地抗击了日本侵略，粉碎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在英美等大国对中国的抗战尚取旁观态度之时，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来说，苏联的援助尤为宝贵。中国人民对苏联在抗战初期真诚而有效的国际主义援助是永远难以忘怀的。国民政府重要人士孙科当时曾代表中国人民表达了这种心愿:“中国人民在反对干涉者，争取自身解放的战争中，从苏联的同情和支持中获得了力量。”^[46]

【注释】

[1]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1976.C.478.(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478页。)

[2]［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382页。

[3]［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113页。

[4]《真理报》，1937年9月29日。

[5]［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118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96～697页。

[7]《消息报》，1937年11月15日。

[8]［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121页。

[9]［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121页。

[10]Капица М.С.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М.，1958.С.281.(M.C.卡比察:《苏中关系》，莫斯科:国家政治出版社1958年版，第28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11]《国联官方杂志》英文版，1939年第2号。

[12]《真理报》，1937年7月25日。

[13]《真理报》，1937年7月30日。

[14]《真理报》，1937年12月23日。

[15]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第78页。

[16]Сладковский，М.И.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Наука.1977.стр.12.(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2页。);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版，第12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17]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123页。

[18]Сладковский，М.И.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Наука.1977.стр.130.(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第130页。);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123页。(www.daowen.com)

[19]Сладковский，М.И.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Наука.1977.стр.130.(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第130页。)

[20]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123页。

[21]Сладковский，М.И.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Наука.1977.стр.135.(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第137页。);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124页。

[22]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124页。

[23]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124页。

[24]Сладковский，М.И.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Наука.1977.стр.135.(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第135页。)

[25]Сладковский，М.И.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Наука.1977.стр.135.(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第135页。)

[26]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1976.C.440.(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440页。)

[2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2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28]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Первые советники из СССР в Китае//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3，№4，с.82-88.(Р.А.米罗维茨卡娅:《苏联首批援华顾问》，《远东问题》，1983年第4期，第82～88页。)

[29]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档案，近代史研究所抄件。

[30]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档案，近代史研究所抄件。

[31]［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3页。

[32]［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33]［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137页。

[34]［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132页。

[35]［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139～146页。

[36]［美］杰克·萨姆森:《陈纳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37]［美］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第43页。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击落击毁敌机总计一览表(1937.8—1941)》。

[39]［苏］А.Г.克利莫夫等:《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40]［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8页。

[41]［苏］А.Г.克利莫夫等:《在中国的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第288页。

[42]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9.

[43]［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7页。

[44]《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35页。

[45]《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7页。

[46]［苏］安·安·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