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事顾问援助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的外国军事顾问主要是德国专家。德国的鲍尔上校、格·冯恩·塞克特将军和法尔肯豪森将军曾先后担任蒋介石的总顾问。抗战爆发前夕，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已近70人。德国顾问对于帮助蒋介石“剿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颇受其赏识，但是在抗日问题上，除在抗战初期曾一度帮助策划过某些作战方案、训练了一些国民党军队外，由于受日德关系的牵制而难以真正发挥作用。1936年11月，《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后，日德两国关系日渐密切。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宣布保持中立。1937年11月上旬和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后两次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意在促使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调停被中国方面拒绝，德国亲日倾向于是更加明显，不久便承认“满洲国”为合法。1938年3月，德国停止接受中国赴德受训的军事生员;5月又下令禁止军火援华，并召回留华全体德国顾问，德中军事关系终止。1941年7月1日，德国宣布承认汪伪政权。7月2日，中国宣布与德国断交。中德关系的恶化，使蒋介石无法挽留任用德国顾问，而此时苏中关系则正值“蜜月”期，聘用苏联顾问无疑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诉求。当然，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此时拒绝援助中国，也是蒋介石在中德关系恶化之后只能聘用苏联顾问的一个原因。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顾问，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为胜利北伐屡建功勋，给中国方面留下过深刻而良好的印象，这也是促使蒋介石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乐于聘请苏联顾问的又一个原因。譬如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加伦(布柳赫尔·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蒋介石对他的印象就非常好，蒋介石多次要求苏方再派遣他赴华做自己的顾问。1937年8月2日，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时，专门提到加伦。他说，很想再见到加伦，如果加伦能来华，他很高兴。^[26]1938年6月2日，蒋介石致电驻苏大使杨杰，嘱其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会商，“可否派一得力总顾问如加伦者来华协助”。6月14日，蒋介石与苏联新任驻华全权代表卢干涅兹·奥尔斯基会谈时，再次提到加伦，请求派加伦前来做他的“权威性顾问”。实际上，加伦已在肃反期间被镇压了，此时已不在人世。至1939年6月24日，立法院长孙科才从莫斯科致电蒋介石，告知了其真相:“查加伦本精军事，只以爱好色，至堕敌方奸计，竟受敌方赠予日女，泄露机密，败坏纪律，依法罪当处死，业已执行枪决。”^[27]加伦来华自然化为泡影。1938年5月，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同年6月，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27人抵达中国，由苏联使馆武官М.И.德拉季文兼任总顾问。

抗战初期在华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总计有300多人。首批苏联顾问是在1938年6月间来到中国的，共计27人。这批顾问中的德拉季文来得要早一些。他是在1937年11月作为苏联驻华使馆的武官抵华的。不久，德拉季文即被任命为中国军队总军事顾问。1938年至1942年期间，中国方面先后共聘任过4名总顾问，他们是М.И.德拉季文，任期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А.И.切列潘诺夫，任期自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К.М.卡恰诺夫，任期自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В.И.崔可夫，任期自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28]

各军、兵种的首席顾问有:1.空军:П.Ф.加列夫、Г.И.特霍尔、П.Н.阿尼莫西夫、Ф.П.波雷宁、В·П.罗加乔夫和赫柳金;2.工程兵:А.Я.卡利亚金、И.П.巴布罗夫和А.П.科瓦廖夫;3.坦克兵:П.Д.别洛夫、Н.К.切斯诺科夫。4.炮兵:И.Б.戈卢别夫、Я.М.塔邦钦科和И.А.希洛夫。

中央机关和各战区首席顾问有:И.П.阿尔费罗夫、А.А.阿利亚布舍夫、П.Ф.巴季茨基、А.К.别列斯托夫、Н.А.鲍勃罗夫、А.Н.博戈柳博夫、А.В.瓦西里耶夫、С.П.康斯坦丁诺夫、Р.И.帕宁和П.С.雷巴尔科等。

援华空军志愿队:领队П.Б.雷恰戈夫，政治委员А.Г.雷托夫。

从1938年下半年起，苏联顾问开始陆续来华，顾问机构也随之建立。这种机构实际上是一个覆盖国民政府军队各战区、各兵种的顾问网。顾问网设总顾问、总顾问则隶属最高统帅部。顾问网几乎遍及各战区，每一战区均有一名或数名高级顾问负责。当时除第四、六、七、八战区外，其余各战区的高级顾问分别为:第一战区Р.И.巴宁，И.С.雷巴尔克和М.А.舒金;第二战区П.Ф.巴季茨基和А.К.别列斯托夫;第三战区Н.А.博布罗夫，А.Н.博戈柳博夫，А.В.瓦西里耶夫和М.М.马特维耶夫;第五战区И.П.阿尔费罗夫和Ф.Ф.阿里亚布什夫。各军、兵种顾问为:空军Г.И.索尔，П.В.雷恰戈夫，Ф.П.波雷宁，П.Н.阿尼西莫夫和Т.Т.赫柳金;坦克兵И.Д.别洛夫和Н.К.切斯诺科夫;炮兵和防空兵И.Б.戈卢别夫，Я.М.塔布切克和И.А.希洛夫;工程兵А.Я.卡里亚金，И.Л.巴图洛夫和А.Л.科瓦廖夫;通讯兵格拉诺夫;军医Л.М.茹拉夫廖夫;战术侦察И.Г.奇克，С.Л.康斯坦丁诺夫和М.С.什梅廖夫。

尽管加伦未能来华，但是苏联派遣来华的军事顾问仍然是苏联军队中比较优秀的干部。他们在军事方面经验丰富，一般都是功勋卓著的军中英雄。军事总顾问德拉季文来华之前是苏联红军一名师长，切列潘诺夫是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国防部)监察组组长，卡恰诺夫是师长，崔可夫是中将、集团军司令。此外，几任军事总顾问在此之前都曾到过中国。

德拉季文，1893年生，毕业于苏联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他参加过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1925年第一次来华，在黄埔军校讲授通信课程，后任国民革命军通信顾问。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返回苏联。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

切列潘诺夫，1895年11月9日生。1915年5月参军，效力于沙皇俄国。1916年毕业于伊尔库茨克第一准尉学校。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上尉连长。1917年12月加入赤卫军。在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时期，在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参加作战，先后任团长、旅参谋长和旅长。1923年毕业于苏联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同年，首次来华，参加黄埔军校创建工作，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助手，随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布)，1927年6月任步兵师副师长，1929年6月任师长。此时，由于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地方政府与苏联关系恶化，导致“中东铁路事件”爆发，切列潘诺夫率部参加了中东铁路战争。1935年7月起，先后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国防部)监察组副组长、组长。1938年8月至1939年11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

卡恰诺夫，又名沃尔根，中国大革命时期曾来华。抗战时期来华前，任苏联红军师长。1939年11月至1940年12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

崔可夫，1900年1月31日生。1917年在喀琅施塔得水雷手中队当见习水兵，1918年参加平定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叛乱，1919年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布)。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期间，先后在南方面军任副连长、在东方面军任副团长、在西方面军任团长，因作战英勇荣获红旗勋章2枚。1927年秋首次来华，任黄埔军校顾问。中国大革命失败，不久即回国。1929年至1932年，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1932年9月任首长进修班主任，1936年12月任机械化旅旅长，1938年4月任步兵第五军军长。1938年7月起，先后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军集群司令、第四集团军司令。1939年至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任第九集团军司令。1940年12月至1942年2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谙熟中国情况，善于调查研究，帮助中国军队较好地制订了进攻宜昌和保卫长沙的计划。

各军、兵种和战区军事顾问也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巴季茨基，1910年6月14日生。1924年参加苏联红军。1924年至1927年，经哈尔科夫市“镰刀和锤子”工厂保送，在乌克兰军事预备学校学习。1929年毕业于骑兵学校，193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来华前历任排长、连长、总参谋部特别事务协理军官、摩托化旅参谋长和师参谋长。苏德战争爆发前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博戈柳博夫，1900年5月16日生。1918年参加苏俄红军。参加过苏俄国内战争，在东部战线和高加索战线作战。1920年毕业于高级军事部署学校，1924年毕业于高级军事通信学校，1931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8年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并留校任主任教员。苏德战争爆发前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日加列夫，1900年11月6日生。1919年参加苏俄红军，1922年毕业于特维尔骑兵学校，1927年毕业于飞行观察员学校，1932年毕业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1933年至1934年任卡恰军事飞行学校参谋长，1934年至1936年任航空兵大队长和航空兵旅旅长。1937年至1938年率领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作战并担任中国空军顾问，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

卡利亚金，1900年生。1919年参加苏俄红军，参加过对邓尼金白卫军、波兰地主武装、彼特留拉集团的作战。1938年5月至1939年11月，在中国担任工程兵总顾问。(www.daowen.com)

波克罗夫斯基，1914年生。1937年参与组织了西班牙共和国的无线电通信工作。1939年至1940年，在中国担任通信总顾问。

波雷宁，1906年10月生。1928年参加苏联红军，1929年毕业于飞行理论学校，1931年毕业于奥伦堡飞行员和飞行观察员学校，1935年毕业于空军学院首长进修班，1936年1月任航空兵支队长。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以志愿者身份来华，担任中方空军顾问。

雷巴尔科，1894年10月生。1919年参加苏俄红军，参加过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1926年任骑兵连连长，1928年至1931年先后任团、旅政治委员，骑兵旅旅长。1935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任山地骑兵师副师长。1937年至1940年，先后在波兰和中国任武官，在华期间担任中国军事顾问。

斯柳萨列夫，1906年生。1930年毕业于卡钦军事飞行学校。1938年5月至1939年2月，在中国担任轰炸机指挥员，并亲自参加战斗。

塔邦钦科，1907年生。1938年至1939年作为高射炮兵顾问来华。

赫柳金，1910年6月生。1932年参加苏联红军，1933年毕业于卢甘斯克军事飞行学校。1936年至1937年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任轰炸机飞行员，后任航空兵中队长。因作战勇敢，获红旗勋章。1938年，任援华志愿空军航空兵大队长、轰炸机群群长。因完成任务出色，1939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其他军事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素养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如保葛达诺夫上校，时年42岁，幼年曾参加欧战，充机关枪手。壮年参加国内战争，作战经验丰富。革命成功后，复入该国陆军大学深造，学养亦颇有根基。再如Н.И.巴托夫、А.В.瓦西里耶夫、М.И.潘克维奇、С.С.奥洛涅夫、А.К.别列斯托夫和М.В.维诺格拉多夫等人也非常富有作战经验，有的在来华前夕就曾参加过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的战斗。

在华期间，苏联军事顾问们总是亲临前线视察，研究作战方案，向中国军方提出建议。我们现在见到的苏联顾问较早的一份视察报告书是1938年6月23日苏联顾问尤列聂夫等视察鄂东皖西前线的报告书。报告内容颇为详尽，分析了鄂东皖西方面军的态势并做出判断，最后对前方各部队的情报工作提出了切实的批评。报告书称:“前方各部队之情报工作，缺点殊多，兹举其要者如下:1.各级参谋处对其当前之敌人，未能加以深切之研究。2.谍报工作，显系不足，因之敌军后方部队之调遣，各级参谋处未明了，故敌方新部队之出现战场，往往出我意料。3.战斗搜索工作，缺陷殊多:(1)对于俘虏未能充分利用，前线俘虏多就地消灭，其运至后方者，殊不多见。因之就使各级参谋处无法利用俘虏口供，以证实敌军番号部署及人数等。(2)所获敌军文件(如地图、命令等)，亦未能充分利用之。(3)各级参谋处之情报组织，缺乏密切联系。^[29]

在作战计划的拟定和实施方面，苏联顾问也表现出了其魄力与才华。来华后，他们参与了数以百计的攻防作战计划的制订，这其中包括武汉、南昌、长沙和宜昌等重大战役。武汉战役是正面战场战略防御阶段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日军共出动9个主力师团，加之其他部队共计数十万人，另有军舰(万吨以下)100艘，飞机至少400架。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军队调动了133个师又13个团，共计百余万人。国民政府军队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以各军之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巩固武汉之核心。利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和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预筑坚固阵地，及沿长江两岸、大冶等沼泽地带，及田家镇、马当两岸构筑江防要塞与敌作战略上之持久战，并保持重点于外翼，争取机动。这种兵力部署看来固若金汤，实则仍是低效能的被动防御。鉴于这点，德拉季文总顾问在1938午7月末向蒋介石提出在三、五、九战区实行以攻为守的计划，又在每一战区建立武器良好且有加强炮火的突击群，击溃进攻武汉的日军。切列潘诺夫任总顾问后，也坦诚陈词，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积极防御计划。他说:由于日军的突击部队是在狭窄的战线上突破防御线的，仿佛一只蜘蛛在蜘蛛网上顺着树枝往下爬，最终它们会挂在“一根丝上”，从而有可能切断敌军。为此，在敌人进攻道路上堵上防御“塞子”的同时，我们应当在主要方向的南北两边集结预备队，这些预备队将像山上的雪崩一样压向敌军突击部队的侧翼和后方，将其与供给基地隔断，并把敌军逼向长江边。切列潘诺夫还对第十五军团所拟“武汉城市防御战斗指导计划”提出意见指出:“不应以泛滥为根据，应以工事及守兵为主。若防守困难，同时水位甚好时，可以泛滥。”他还说:“攻者大部队来时，则相机撤退，小则歼灭之，此与防御列宁城略相似彼时办法。”^[30]切列潘诺夫在提出自己的计划后，还考虑到计划的可行性问题。他认为在国民政府军队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已形成的情况下，他的计划不需对原方针做大的变动即可执行，因为这不需要对集中在主要方面的国民党80个师进行大的调遣，“需要的只是他们不要一个一个相互挨着地站在那里，其中一半以上应向长江以北和以南集结，以便在反攻时他们能够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去。要调动的是一段不大的距离，而在中国军队和师团没有辎重的情况下，每条路对他们都是方便的”^[31]。苏联军事顾问制定的武汉作战方案，虽然不需要对原作战方案做大的修改，但是中国军方实际上并未完全接受，因此只得到了部分实施。虽然武汉于1938年10月底失陷，但是这次战役还是有成果的，它历时数月，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迫使敌人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日本法西斯企图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彻底失败了，意义是重大的。

由苏联顾问拟制作战计划的另一重要战役是宜昌战役。宜昌战役是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次战役于1940年5、6月间展开，其目的是粉碎驻守在宜昌—荆门—荆州三角地带的敌集团军，占领宜昌并继续向东挺进，收复失地。1940年3、4月间，崔可夫等人就制订了宜昌战役的作战计划。在将计划提交蒋介石之前，崔可夫深入前线部队，前往担任此战役重要作战任务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及其他将领中间谈话，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历时近两个星期，最后商定并修改了作战计划。返回重庆后，崔可夫向何应钦报告了这次调查情况，指出日军由于长时间处于消极防御状态已丧失了进攻勇气，而且凭这一地区的兵力和储备不可能展开大规模攻势，陈诚部队可退可守可进可攻，并且凭长江航道上的险要地势和坚固的工事，只需少量兵力便可抵御强大之敌。报告还指出，日军有各据点相距较远和孤立分散的弱点，提出可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将敌歼灭。崔可夫“后来听说，报告被转呈蒋介石，蒋很欣赏这个报告”^[32]。宜昌战役开始后，陈诚部按计划进行。6月中旬，第二、第三十集团军攻抵当阳至荆门以北地区，十八军收复宜昌。重庆还举行了“宜昌大捷”庆祝会。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竟然下令停止进攻，^[33]结果日军卷土重来，攻陷宜昌，并据城死守，致使中国军队反攻无效，只得转入对峙。崔可夫对蒋介石未能坚决执行作战计划甚为遗憾和不满，认为“这是一个骗局”。^[34]

在1941年9月开展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高层完全采纳了苏联顾问制定的作战方案，使日军遭到重创。日本发动这次长沙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国民党第九战区的军队，同时旨在南进对美国施加压力。日军出动的兵力为第十一军约5万人，300余门大炮，另有协同部队各种飞机70余架，2艘炮舰。国民党军队出动38万人，500余门各类大炮，出动飞机34架。1941年9月18日，日军向国民党军队新墙河防线发起攻击，当日突破该线，国民党军队后撤。20日，日军主力在汨水两岸集结，准备进攻长沙。蒋介石紧急单独接见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向他征求如何应对日军攻势的意见，苏联顾问遂迅速拟订了反击日军进攻的计划。计划包括三个基本要点:(1)拟由中部军团且战且退，逐步将敌人诱入长沙东北和以东的山间狭路;在这些道路两旁埋伏重兵，炮火掩护;(2)拟在长沙正面，当敌军在交通线拉开，在山中失去后继部队机动之后，进入主要战斗;(3)从侧翼猛攻向长沙进发的敌人主力部队。与此同时，苏联顾问认为主要和起决定性行动的第五和第六战区的部队要在中部战线主动进攻汉口日军兵团，因为这支兵团的突击部队既已调往长沙，其力量因此而被削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军就会被迫停止进攻长沙，并紧急堵塞汉口以西的窟窿。崔可夫携带作战计划面呈蒋介石。蒋介石请崔可夫监督计划的实施，称:“您到参谋总部以我的名义执行这项计划好了。如遇妨碍，请直接报告我。”蒋介石同时还同意根据需要运用全部空军从空中打击对长沙威胁最大的日军部队。作战计划通过参谋总部下达各有关战区司令官，崔可夫通知前线苏联顾问，严令他们仔细监督计划的准确执行，如有偏离，即刻报告总顾问。为了不泄露计划，崔可夫要求何应钦不在军委会上讨论这一计划。崔可夫的这一作战计划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日军集中兵力主动急攻长沙，但它并没有料到会在其第十一军的侧翼遇到如此大胆的行动。当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出于某种考虑企图改变计划将东撤第十军部队时，崔可夫当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竟然不执行他的命令，蒋介石于是立即当着崔可夫的面打电话给顾祝同，对其严厉训斥。9月28日晨，日军开始直接向长沙发起攻势，但是遭到了中国守军密集炮火的打击，驻长沙的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重创日军，仅在长沙市区日军就丢下了数千具尸体。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对驻扎在黄花市地区的日军主力兵团的后方和侧翼也发起反攻，对密集的敌军进行猛烈的轰炸，第六、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转入反攻直接威胁宜昌、荆门和汉水流域的日军重要据点，迫使日军不得不于10月1日开始后撤，第二次长沙战役遂告结束。蒋介石得此消息后甚喜，特邀苏联顾问一起乘坐其专机飞往长沙视察战果，但是被谦逊的顾问们谢绝了。^[35]从蒋介石的这种欣喜之情，足见苏联顾问们在此次战役中所发挥的作用。

苏联军事顾问与专家还先后帮助中国培训空军、炮兵与坦克部队等各类军事人员9万多名，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到中国军方的重视，如伊宁航空学校的苏联教官，中国方面一再要求延长合同。苏联顾问来华后训练中国军队成为其当务之急。他们采取分层次、分兵种的训练方法，在短期内将全新的素质贯彻到中国军队及其作战计划和行动中。对于司令部工作，他们注重制订计划和研究作战经验，以及侦察部队的组织、部队管理结构和管理机构的改善等;对步兵主要是注重野战训练，在各种战斗中使用武器、地形和工程设备等;对空军注重训练与地面部队的配合、通讯、新机场的伪装和准备，以及培训飞行员等;炮兵和防空兵则训练在防御和进攻中使用炮火，从隐蔽阵地射击，在部队和居民点组织对空防御，改善炮兵部队的防御等;对工程兵则注重训练选择防御地带，防御工程设备和火力设施及其在炮区和支撑体系中的配置。利用永久工事的要素，废墟和障碍物的布局及其克服方法等。军校的理论教育与实践训练互相配合，等等。

1939年苏联政府奖励了424名在华期间英勇无畏的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49人已牺牲)，其中14名苏联志愿人员被授予苏联英雄最高称号，14人被授予列宁勋章，193人被授予红旗勋章，125人被授予红星勋章，81人被授予“英勇无畏”、“战斗功勋”、“劳动英雄”、“劳动模范”奖章。因之而擢升的苏联顾问有苏联元帅И.Ф.巴季茨基、В.Н.崔可夫，兵种元帅И.В.雷恰戈夫、И.Ф.日加列夫、И.С.雷巴尔克、К.П.卡扎科夫，将军А.Н.博格柳博夫、А.Г.雷托夫、M.H.德拉季文、A.切列潘诺夫、К.M.卡恰诺夫、К.М.卡利亚金、Р.Н.巴宁、Н.Н.阿尔费罗夫、Ф.Ф.阿利亚布什夫、А.В.瓦西里耶夫、Г.Н.索尔、Н.В.斯拉温、М.Н.茹拉廖夫、М.Н.布济欣和А.В.特鲁索夫等。

从1942年2月开始，出于卫国战争之急需，苏联决定将在华大批将领召回国。苏联军事顾问的对华援助与苏联对华军火物资援助一样，为中国前期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