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义上的支持

苏联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新闻舆论方面。七七事变后，苏联迅速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体公开谴责和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1937年7月11日，《真理报》发表B.米纳耶夫撰写的文章《卢沟桥事件》指出:“卢沟桥的挑衅是日本执行对华‘新’政策的直接后果，这项政策是以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为基础的”，对这次事件“应该给予更大的关注”。7月13日，T.安波尔在《真理报》上撰写《华北的军事行动》一文，揭露日本“这次进攻还抱有另一附带的目的:东京方面是把它作为目前日英双方开始了的关于瓜分中国势力范围谈判中的一张王牌。日本方面希望把它的英国对手摆在既成事实(华北独立)的面前，从而在这次关于瓜分中国这块馅饼的谈判中压低价钱”。此外，像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日本对外政策的侵略方针》(1937年7月31日社论)、《反击战争贩子的严酷斗争》(1937年8月1日社论)、《日本侵略者》(E.茹科夫的文章)等，也都深刻揭露了日本的侵略政策和侵略罪行。

与此同时，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苏联则给予同情、鼓励和支持。安波尔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一文中写道:“在中国，抗日运动浪潮日益高涨，对外来强盗的仇恨日益增加。为了积极抵抗侵略者，广大的中国人民结成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倾向已日趋明显。”文章还介绍了热河、察哈尔等地抗日运动的情况，同时指出，这是日本人“遇到意想不到的严重的游击队运动，连最残酷的镇压——拷打和死刑——也不能制止”。7月30日，B.米纳耶夫在《真理报》发表了《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一文，称颂中国抗日军队的英勇斗争。文章回顾了1932年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和1936年西北军的绥远抗战，指出，这些战役的胜利，说明“为人民所支持和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文章认为，“对日本人来说，‘轻松的军事遛达’有变成大规模的持久战的危险，这使得那些制订整个速战速决计划的冒险家们感到惊慌失措了。在大规模的持久的战争里，优势在中国人方面。占领几个城市甚至几个省并不能摧毁中国人民抗敌的意志”。这方面的文章和消息，《真理报》上陆续刊登了很多，像《抗日运动的增长》(1937年7月20日)、《中国抗日运动正在发展》(1937年7月30日)、《中国人民将斗争到底》(1937年8月1日)、《抗日运动的新高潮》(1937年8月9日)等文章，都正面报道和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苏联的立场还表现在对英美等国消极政策和中立政策的批评上。《真理报》当时刊载了不少有关英美对华政策的文章和报道，诸如《伦敦与中国事件》(1937年7月30日)、《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1937年8月21日)、《美国与远东事件》(1937年10月20日)、《美国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1938年11月20日)等等。这些文章和报道一方面客观阐述了英美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英美如何对日本持纵容态度，并从英美与日本在远东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分析了它们将会发生冲突的必然性。这些看法实事求是，富有见地。

同时，苏联新闻舆论还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抗战形势，并做出及时报道。七七事变爆发次日，塔斯社就发出了总题目为《日本在华北的挑衅》四则消息，报道了事变的详细情况。八一三事变前夕，塔斯社于8月9日、10日从上海和东京连续发出报道称，日军已云集上海，并援引日本同盟社消息说，日本海军部已“拟定了几项对中国方面进行惩处的措施”。几天后，日本果然大举进攻上海。对于日本军队的调动，苏联特别予以跟踪报道。8月6日，塔斯社发表《日本军队的新调遣》的消息，报道日军正在平绥路沿线集结，准备向驻扎在南口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9月18日，塔斯社在发自天津的一则题为《日本司令部的计划》的消息中称，根据日本舰队在海州附近集结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情况，可以设想，日本人打算在此进行大规模登陆并开始沿陇海路向西进攻。(www.daowen.com)

此外，苏联对战况还做出及时报道。像南口战役、上海战役、徐州战役、武汉战役和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战役，报道不仅及时且内容翔实，让读者对形势一目了然。在及时客观报道战况的同时，《真理报》还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战局的综述和述评。这些综述和述评主要对一个时期的战争形势做出回顾和总结，并指出下一步战争发展的趋势，论点明确，观察颇具预见性。例如，1938年6月5日H.利亚霍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题为《在中国的前线》的军事述评，侧重叙述了徐州战役后的形势，指出日军包围徐州附近中国军队的企图已经彻底失败，但“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日军司令部打算向汉口方向进一步展开攻势，其目的是占领该城市。显然，日本人为了这一目的，将竭力向郑州(陇海铁路和京汉铁路交叉点上的城市)靠拢，以便从郑州沿铁路线向汉口进攻。为达此目的，日本人还在长江芜湖地区集中了火力很强的内河舰队。可以设想，日军司令部将沿南北两路，即沿长江和京汉线进攻汉口”。这种预测性的分析无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苏联新闻舆论对中国战争形势的及时报道，使苏联和国际社会能够尽快地了解真相、把握动向，有利于争取对中国抗战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苏联的新闻舆论不仅仅是一般地声援中国抗日斗争，而且还通过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应如何进一步展开抗日斗争。例如，安波尔在《卢沟桥事件的教训》^[12]一文中，分析了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能在华北得手，一方面是利用英美等国的纵容和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则是未遇到中国方面的坚决抵抗。文章指出，卢沟桥事件是日本在中国领土上实行掠夺政策的顶点，“只有最沉重地打击才能使顽固的日本军阀从麻木不仁的自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显然，这里在告诉国民政府:妥协是没有出路的。《真理报》还撰文指出，中国要坚持抗战必须是持久战，因为“对日本来说，战争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也需要巨大的财力资金。毫无疑问，前线和后方的持久战将促使日本士兵的政治和道德情绪的低落”^[13]。对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真理报》的一些文章还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出发做出了分析。例如A.别罗夫在《中国的战争与日本的经济》^[14]一文中说:“在中国的战争使日本的经济状况尤为恶化。这场战争的持久性突出地暴露了日本经济的弱点，特别是暴露了日本对一系列原料的短缺，没有这些原料，就无法将一场长期的战争打下去。”别罗夫引用了有关日本工业和经贸以及工人生活水平恶化等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一观点。他最后得出结论指出:“日本军阀为了一小撮资本家的利益所发动的这场代价昂贵的持久战，使日本的经济生活变得极其虚弱，其前景未可乐观。”

苏联新闻舆论从各个方面报道中国抗战，有对日本侵华政策的谴责，有对英美消极政策的批评，也有对战况的跟踪报道和对战局的分析，当然也不乏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颂扬。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40年9月，《真理报》刊载的各种形式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稿件就多达170多篇，其中抗战头两年最多。另外，《消息报》和《莫斯科晚报》此间也刊登了不少有关中国抗战内容的消息和文章。在1940年以前，可以说中国抗战是苏联新闻舆论的一个热点。如此大范围，包含各个方面的报道，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

苏联对中国战事的报道，是站在中国人民一方的，是站在事实和正义一方的，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同情，当然如此报道也是完全符合苏联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的。其中有关指责欧美各国消极政策的报道，则是为了揭露这些国家想把战火引向苏联的企图。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这一时期的苏联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反对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愿望。不论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苏联这一时期给予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都是真实的，我们都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