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政治上的支持-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政治上的支持-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37年8月20日,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进行了沟通,蒋廷黻表达了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在这一问题上支持中国的愿望。之后,苏联在国联行政院讨论中国问题时明确表示支持中国。

政治上的支持-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一、政治上的支持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立即向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申诉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以求争取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并进一步希望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对日本实施制裁。在向国联提出申诉前,中国政府首先与苏联进行了接触。1937年8月20日,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进行了沟通,蒋廷黻表达了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在这一问题上支持中国的愿望。8月25日,苏联政府通过波将金向蒋廷黻保证:就这一问题,苏联代表将会在本次国联大会上给予中国坚定不移的支持。此后,苏联在国联和其他国际会议上多次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了谴责。[1]

1937年8月30日,中国常驻国联代表胡世泽向国联秘书处递交了一份有关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入侵中国华北的报告。报告指出,日军的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凯洛格公约和国联章程,同时揭露日本侵华的事实,陈明中国诉诸武力旨在保卫自己的领土,并要求将报告散发给国联各成员国。苏联接到报告后,当即通过塔斯社和《真理报》等国内媒体予以刊载,帮助宣传中国政府的主张和立场。

在国联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向国联秘书长爱维诺尔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正式通知国联,日本发动了针对中国的侵略性进攻,要求国联理事会根据国联章程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七条对日本采取必要措施。与此同时,顾维钧还向爱维诺尔递交了一份中国政府备忘录,作为对8月30日报告的补充。该备忘录揭露了日本实行海上封锁、攻击红十字会救护队、野蛮屠杀中国平民和疯狂劫掠中国文化珍品的罪行。

9月13日,国联第十八届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开幕后,顾维钧于9月15日作大会发言,陈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之后,苏联在国联行政院讨论中国问题时明确表示支持中国。苏联首席代表李维诺夫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在亚洲大陆上,一个国家不须宣战,无缘无故地对另一个国家——中国发动进攻,集中了十万军队封锁中国的海岸,使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的贸易陷于瘫痪。显然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些行动的开端,它将如何继续下去以致结局如何还很难估计。”[2]李维诺夫认为,局势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而国联却对此置若罔闻,在这种时刻,各个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巩固和平反对侵略。与此同时,《真理报》发表文章,呼吁世界各国团结起来抗击法西斯侵略,集体保卫世界和平。然而,此时西方国家却对日本侵略抱着一种消极的、无能为力的态度,英、法两国借口不清楚美国的立场而不愿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美国更是荒唐地认为此时制裁日本会导致日本对华作战的失败,中国也会因此而陷入“无政府”状态,拒绝对日制裁。由于西方大国的消极态度,国联大会决定把中国问题移交由二十三国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处理。二十三国委员会是根据1933年2月24日国联全体大会决议建立的一个协商机构,它由1932年3月11日成立的十九国委员(包括国联大会主席、国联行政院成员以及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匈牙利和瑞典六国)的全体成员加上苏联、加拿大、荷兰和美国(只有发言权)等国代表组成。该委员会成立后基本没有开展过什么工作,在长期休会后于1937年9月21日复会。国联大会把严峻而迫切的中国问题推给这样一个形同虚设的机构显然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此时的苏联非常重视二十三国委员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9月26日,苏联政府在这次讨论中提出的目标是“既承认日本是侵略者,又能对它实行有效制裁。”[3]顾维钧在会议期间的发言中指出,国联应发挥其制止侵略的功能,至少应对日本惨无人道的轰炸进行抨击;李维诺夫坚持苏联的严正立场,坚决支持中国的这一要求。尽管英国代表克兰波和澳大利亚代表勃鲁斯对日本飞机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表示愤慨,但是在起草决议时却主张只进行笼统的谴责而不明确指名日本。李维诺夫当即予以反驳,他声称,不点日本的名是“可耻的”。如果这个决议不加更改的话,他将对整个决议投反对票。他质问道:“日本政府已经公开通知许多国家,它打算毁灭南京,并力求通过轰炸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这难道不值得争论吗?”[4]在李维诺夫的坚决要求下,克兰波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至此,最后的决议公开明确谴责了日本空军对中国城市的野蛮轰炸,并被提交给国联全体大会表决通过。(www.daowen.com)

10月6日,国联大会休会。根据大会决议,中日问题将由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专门国际会议做进一步商讨。苏联代表李维诺夫继续出席本次会议。会议开幕后,美国代表戴维斯首先发言。他置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于不顾,声称要搞清谁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中国现在只是处于“冲突状态”,应在“双方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调解冲突。这显然是一种牺牲中国安抚日本的态度。英国代表伊杰和法国代表镕尔博斯表示完全同意美国的意见。同日,李维诺夫也发表了演讲,驳斥了美国的观点。他指出,没有什么比对侵略者说这样的话更容易的了:“去享用暴力攫取的东西,并将同你媾和”,而对侵略的牺牲者却说:“要爱自己的侵略者,不要抵抗罪恶。”这样做只能引起新的侵略,如果会议不同侵略进行斗争,它只能沦为“侵略者的工具”。他认为,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要简单地取得远东和平,而是要取得“一个正义的和平,一个今后在世界各地不是放纵侵略而是束缚侵略的和平”[5]。为此,他号召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坚决制止侵略。由于苏联与西方国家,主要是与美国意见相左,因而会议第一阶段无果而终。11月6日,大会宣布休会。

休会期间,美英等国想邀请日本参加会议,并打算等日本代表到会后再复会,然而日本对是否参加本次会议毫无兴趣。11月12日,日本侵占上海,并于同日告知拒绝出席布鲁塞尔会议。英美无奈,只好在13日复会。同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言,呼吁对日本进行制裁。他指出:“目前远东和平的恢复与维持,要求其他与会各国采取道义上的、物资上的、财政和经济上的具体行动。这类行动还必须及时进行,因为如果犹疑而耽误得太久,那么肆虐于远东的暴力和动乱,不久就会达到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磨难,就不可能制止和控制的程度。”[6]这种带有先见之明的预言本应使西方大国警醒,但是西方各国仍然对之置若罔闻,并未放弃对日调停的幻想。支持中国建议的仍然只有苏联。出席会议第二阶段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波将金指出,苏联随时支持有利于维护和平愿望的任何措施。他强调,为制止日本侵略,“必须有关心维护远东和平的国家协调一致、强有力的行动。这方面任何具体的倡议,苏联都将给予支持”。[7]11月15日,会议通过由美英法三国代表团拟定的宣言草案。尽管草案指出日本侵华行动有悖于九国公约,但是并未提及任何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之后,美国想尽早结束会议。鉴于此,苏共中央于11月20日指示苏联代表团,要求建议会议成员国“尽可能给中国以最大的援助,无论是单独的或是集体的”[8]。苏联代表团想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宣言中去,但是西方国家不予支持。11月24日,会议正式通过宣言。宣言既没有公开谴责日本在华行动是侵略行为,更没有谈及对日制裁问题,而只是堂而皇之地宣称,“会议暂告结束是为使参加国有时日进一步研究调解冲突的和平方法”[9]。会议就此草草收场。

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苏联在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上对中国的支持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苏联并未放弃自己的立场,仍然坚持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在1938年1月召开的国联第一百次理事会议上,苏联代表重新提出应采取集体措施,其中包括给予中国财政援助的问题。在国联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苏联单独采取了一些制止日本侵略的步骤,如1938年6月苏联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谴责其对广州的野蛮轰炸。在1938年9月30日国联理事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再次呼吁对日本采取共同行动,声明苏联政府准备参加这种集体措施的协调。[10]在1939年1月召开的第一百零四次国联理事会议上,苏联代表再次强调,它准备参加国联为保障集体安全而采取的决定。[11]然而,英美把持下的国联仍然对此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它们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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