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中国方面看复交后的波折

从中国方面来看，苏中复交后的波折源于中国政府对苏联的不信任和期望得到英美等西方大国支持的心理。

由于近代以来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和蚕食、十月革命后苏联所奉行的意识形态、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苏联的仇视和孤立，使中国国民政府高层一直对苏联抱持某种疑惧态度。突出的表现就是蒋介石在其《苏俄与中国》一书中所做的表述:“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要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是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宰割。日俄两国固然有其独占中国的野心，但是他们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则莫斯科究竟是为了独占中国而对日作战还是挟持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促使日本南进，亦是不可得而知的。当时我们政府……最后的决心，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应当在国际联盟组织中，促进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在这一方针下，促进中苏的关系。”^[62]

由于历史原因和苏联当时所奉行的双重外交，再加上苏联对中国共产党这一国民党“心腹之患”的支持，使得中国国民政府对其充满了疑惧。由于中东铁路等事件的影响，又使这种疑惧所导致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国民政府遂“两害相权取其轻”，定下了使苏中关系维持在复交时的不冷不热局面的方针。(www.daowen.com)

此外，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与他国迥异，苏联当时在世界上仍受到其他国家的孤立和仇视。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又岂敢自绝于国际社会?中国在“促进民主国家合作”的方针下“促进中苏关系”，又岂能无视英美等国的外交决策?要知道，当时英美与苏联的关系仍是冷漠的，1933年美苏建交只是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未能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这种情况使中国领导人在对苏关系上更是疑虑重重。^[63]

鉴于当时中国国弱民穷，一方面，中国政府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力图拖延全面战争的爆发以期为自己赢得备战时间;另一方面，则积极向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争取援助，并希望这些国家出面遏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后一方面则表现为外交上的亲英美倾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迅即向国联进行申诉，并制定了一个从英美等国争取援助的具体计划，要求提供贷款和供应武器等。1933年6月29日，外交部在给驻国联代表的密电中指示中国对欧美的外交方针之一就是，“争取英美对我建设上经济之援助”。^[64]依照这一外交方针，中国获得了一些援助，如1933年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的棉麦借款合同、关于建立中国空军的《中美航空商约》等。^[65]

从上述可以看出，苏中复交后两国关系低水平发展既有苏联方面的原因，也有中国方面的因素。苏联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以自身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利己主义，中国方面的主要考虑也是自身的国家利益，但是由于两国在实力和地位上有天壤之别，所以中国不得不借别人之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有时还不得不容忍他国对自己利益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