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中关系的重新恢复

苏中两国政府相互都有复交意向之后，于1932年4月各派代表前往日内瓦进行复交谈判。中方代表是中国驻德国大使和驻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苏方代表为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尽管这期间有日本外交官松冈洋右的干扰，但是由于苏联的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1932年12月12日，两国谈判代表互换复交文件，对外正式宣布:自本日起，苏中两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苏中复交文件内容如下:“依照吾人近日在日内瓦会晤中的谈话，余奉命照会阁下者，本国政府，亟愿为和平起见，增进两国间友谊。故已决定认为寻常外交与领事关系，也已从今日起正式恢复矣。”^[48]

同日，苏方代表李维诺夫就苏中复交发表宣言称:“颜惠庆博士今日与我交换照会，恢复苏中邦交，此种常态之举动，无须解释。目前所应说明的，是两国邦交之破裂，邦交中断，违背国际常态，有时竟危及国际和平。引起苏中两国绝交之事件，此时不必重提，但我要充分提醒此种事件并非由苏联主动。……我相信今日中国境内未有一人认此事件系由苏联主动，或认此事件是对中国有利的。毫无疑问，此时远东困难的出现，与沿太平洋各国之未有邦交，关系非浅。苏联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及其保存独立主权与争取国际平等地位之努力，极端同情。苏联不受任何政治联合或政治协定的束缚。对一国改善邦交，对于他国邦交并无不良影响。唯有此种政策，才能真正巩固世界和平。要说旨在和平的国际合作，对遵守和平条约和协议的国际性保障，建立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只有世界一切国家维持邦交。因此我相信，所有衷心拥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的人，都会对苏中两个伟大国家恢复邦交感到满意。”^[49]同日，中方代表颜惠庆亦发表宣言称:“余此次得为中俄复交之媒介，不胜欣幸之至。余前次代表中国来日内瓦，参加军缩会议时，即深觉为和平起见，太平洋之两大国，实应恢复平常邦交。李维诺夫对余意见亦表同情，日后因恢复两国邦交，有刻不容缓之势。而李维诺夫与余既均在日内瓦参加军缩会议，余等乃觉此为好时机，商谈中俄复交问题。……中国政府与人民极有诚意，欲与彼等之伟大邻邦，造成友好关系，并深信苏俄亦有同样诚意。”^[50]

12月13日，中国外长罗文干就苏中复交事宜发表宣言指出:“中国与任何各国尤其比邻之国，均愿维持友好和平之关系，中俄边境相连为世界最长之一，现在彼此正式恢复使领关系，自为深可满意之事。苏俄现在从事建设事业，足证其谋以伟大之经济计划，而不采用侵略方式促进其人民之幸福。现代中国当前之事业，具有同样观感。……是故任何努力足以促进相互信赖及国际合作者，均属可贵而应予以鼓励。现在新关系为中俄两国互欲在远东创设和平繁荣新时代之结果，中俄邦交之恢复，惟在此中观察之下，方有特别之意义。”^[51](www.daowen.com)

苏中复交，两国旋即互派大使。颜惠庆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国驻苏大使。1933年3月5日颜惠庆从日内瓦直接抵达莫斯科，9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递交了国书。鲍格莫洛夫被苏联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1933年4月23日抵达上海，5月2日在南京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国书。

苏中复交一经宣布，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中国代表团报告外交部说我同苏联恢复关系出人意料，在日内瓦引起轰动，给人以良好印象。因为时机适宜，此举使日本慌了神，使中国在国联的朋友得到鼓舞。”^[52]由此可见苏中复交意义的重大。苏中复交结束了1927年以来两国关系的隔绝状态，挫败了日本离间苏中关系各个击破的阴谋，也为苏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苏中复交后，两国关系并未迅速取得重大突破，从而没有对日本产生足以阻止其继续扩大侵略和加深远东战争危机的制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