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

“九一八”事变，中国直接遭受日本侵略，国家深陷危境。一时间，亲俄联苏的倾向日益强烈，而这其中最坚定主张联合苏俄反对日本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主张也正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一些民间组织开始积极倡导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中国社会各界和国民党下层(特别是东北三省)积极主张联合苏联并恢复两国邦交关系。1931年10月11日，东北三省商会联合会、工联、教育会、辽宁农会、报界联合会和东北民众反日会集体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在强敌压境之下，迅速与苏联恢复关系。“九一八”事变也给国民党及其政府造成了强大的危机感，国民政府需要对国家的生死存亡担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与苏联复交，借助苏联遏制日本，这对于仇视苏联政府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而言，多少有些不情愿。但是，如果不联合苏联共同抵抗日本的入侵，恐无摆脱民族危机的其他良策。加之此时国民党内部的重要人物孙科、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从联苏制日出发，也主张与苏联复交。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蒋介石迫不得已确定了联合苏联的政策。1932年4月7—12日，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在商讨“对日交涉”和“全力剿共”方针的同时，表示要“联合世界主持正义以及平等待我之国家……”^[39]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苏联。6月6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对苏复交。国民政府最终在苏中关系改善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九一八”事变不仅改变了国民政府的对苏关系，同时也改变了苏联的对华政策，因为苏联也需要联合遏制日本侵略和防止其进一步扩张的和平力量。早在1930年，南京政府就已派遣莫德惠赴苏参加苏中会谈，在讨论有关中东铁路、商约和复交等问题时，苏联曾向南京方面提出恢复中断了的两国外交关系的要求^[40]，但是没有得到中方的肯定答复，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无意于改善对苏关系。在事变前夕的8月24日，加拉罕向途经莫斯科的中国国联代表王家桢也曾表示，苏联政府渴望与中国建立亲密友好关系。^[41]事变发生后，苏联更加表现出了对恢复苏中邦交的愿望。(www.daowen.com)

苏联之所以表现出想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愿望是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的。多种资料证实，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确实有想通过“九一八”事变发动对苏战争的企图。十月革命后，日本对苏俄一直采取敌视态度，并参与了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直至1922年10月，日本干涉军才被苏联红军逐出国门。1925年1月，苏日建交，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日本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并未根本改变。2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和苏联影响的不断扩大，日本对苏联开始感到日益不安。日本陆军部认为，要让日本求得生存和发展，将满洲彻底转变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是非常必要的，如此才能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并痛击“赤化策源地”苏联。^[42]为此，日本参谋本部详细制定了进攻苏联的代码为“乙”的作战方案，预定“利用满洲和朝鲜地区作为根据地来占领苏联的沿海省”^[43]。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日本战犯的供词也证实，日本确有这种图谋，“一旦同苏联打仗，满洲将被视为军事基地。无论是占领满洲，或是入侵中国，日本的最终战略目的是要发动反苏战争”^[44]。“九一八”事变爆发，苏联高度重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多次约请日本驻苏大使，要求就这一事件做出解释。尽管日方以委婉词句加以搪塞，但苏方对此等阴谋还是有所警惕。当时，苏联驻日使馆不断获得日本企图侵略苏联的情报。苏驻日全权代表特罗雅诺夫在日志中写道:陆相荒木断言，日苏之战迟早不可避免，我国必须准备打这场战争。^[45]日本驻苏使馆武官河边亦称，对华对苏战争是必然的归结。^[46]鉴于此，斯大林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访谈时明确指出存在日苏战争的危险性。他说:“这就是真正的危险，对这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47]

战争的迫近促使苏联一方面向远东地区增派兵力，一方面加紧调整对华关系，以求扩大抗日战线。由于日本军事压力的不断上升和西方列强把持下的国联并不想对日本采取果断行动，国民政府遂不得不审时度势并进一步接受苏联关于两国复交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