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一八”事变后的苏联对华政策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加之意识形态的不同，因此，早在中东铁路事件之前，苏中两国就已存在着异常尖锐的矛盾。但是，在对付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问题上，两国却有着共同的利益。^[12]两国为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3]一方面，苏联通过巩固苏中关系来维护远东地区的安全;另一方面，中国也利用苏联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以求达到“联苏制日”的目的。中东铁路事件使苏中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直至彻底断绝外交关系。可以说，中东铁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日苏之间的关系，这就为日本蓄意侵略中国创造了历史机会。中东铁路事件爆发后，原本遭受战争创伤的东北经济雪上加霜，凋敝不堪，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加之东北军士气低迷，战斗力低下，这一切都给野心勃勃的日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而更加坚定了其侵华的决心并进一步加快了其侵华的步伐。“中东铁路事件不仅损兵折将，产生的影响很坏，既结仇于苏联，又更加引起日本人的轻视，认为东北军不堪一击。”^[14]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煽动侵华战争狂热，是日本法西斯战争准备的重要方面”^[15]。1928年底张学良改旗易帜国民政府，破坏了日本妄图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这种既定阴谋。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日本受到沉重打击，陷入了经济困难的窘境，这也为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膨胀提供了良机。1930年，日本法西斯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意味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临近。为了摆脱国内社会冲突的进一步激化和经济的持续恶化，日本开始了“打开现状”和“谋求国运发展”的对外冒险之路，中国东北于是成为其进攻的第一个对象。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偷袭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由于张学良奉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姑息纵容，日本仅以三个多师团的兵力，在短短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三倍于其领土的东北广大地区，东北沦陷。“九一八”事变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按明治维新之后确立的使日本成为“亚洲盟主”^[16]和“亚洲领导者”^[17]的扩张主义政策，踏上了全面侵华道路的第一步。当然，日本侵略东北不仅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且也威胁到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以及与中国领土接壤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安全。但是，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苏联极端仇视，并尽可能地限制、削弱这个与其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竞争对手。所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为了避免引火烧身和为国民经济建设赢得较为宽裕的时间，苏联坚持了“中立”和“不干涉”政策。

1931年9月19日，苏联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和日本表示对远东事变的“深切关注”和忧虑，但其对事变的不干涉立场却是越来越明晰。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应中国全权代表莫德惠之请，在回答有关苏联政府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这一问题时，加拉罕答复道:“……中国人民很清楚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他们可以相信，我们同情他们……中国方面完全可以相信，我们没有计划也决不准备使满洲本来就很困难的局面更复杂化或更难于解决”^[18]，从而表露了苏联不准备卷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初步立场。10月25日，莫德惠再次晤见加拉罕，希望苏联就“九一八”事变发表呼吁书，遭婉言拒绝，这进一步表明苏联不介入事变的“中立”立场。10月29日，日本驻苏公使广田弘毅邀见加拉罕，要求澄清苏联援华抗日和如何处理中东铁路权益等问题，加拉罕否认此事并郑重声明:“苏联政府历来尊重他国主权及与中国缔结的条约，坚持不干涉的政策，不公开谴责日本为侵略者”^[19];同日，苏联政府照会日本，表示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持“不干涉主义”立场，对“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20]。11月初，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声称:“苏联政府对于满洲事务的态度是绝不介入……”^[21]11月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还通过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大会讲话向全世界宣布，“苏联抱定其不干涉政策”^[22]。11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李维诺夫致函日本驻苏大使广田，重申苏联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不干涉政策。11月20日，李维诺夫在回答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广田时宣布:“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和和睦关系的政策。……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23]

另外，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国联行政院决定成立调查团调查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1932年1月21日，以李顿爵士为首，有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参加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并于2月3日动身前往远东。调查团先后抵达东京、上海、南京，同相关国家进行会谈。3月1日，为了对付李顿调查团，日本一手炮制成立了伪满洲国。苏联《消息报》发表社论，称将丝毫不改变与“和平政策相联系的绝对不干涉政策”。4月21日，国联调查团到达满洲奉天(沈阳)。就在李顿调查团成立之初，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正式提出建议，请苏联政府给予调查团以协助和合作，但被苏联拒绝。5月，苏联拒绝发给调查团入境签证，使其假道苏联前往黑河的计划无法实现。^[24]10月1日，国联大会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书》，并将其寄送苏联政府，邀请其参加顾问委员会，但苏联政府表示，苏联不是国联成员国，因而不对国联关于成立顾问委员会及其他决议负责任，不接受报告书，不参加顾问委员会等等。

与此同时，苏联一方面表现出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揭露与谴责，另一方面又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积极谋求与日本关系的改善，极力避免可能出现的苏日冲突。

事变发生后，苏联利用各种场合明确表态，揭露和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1931年9月25日，《真理报》发表题为《对满洲的军事占领》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于满洲的军事占领，对于日本军阀的倒行逆施，对于侵犯中国人民权利的行径，日本统治集团应该对此负责。从9月23日到10月28日，苏联《真理报》相继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瓜分中国》、《满洲的被占和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和《满洲的绳结》等社论和署名文章，指出日本占据满洲为帝国主义之侵略压迫，目的是把中国当作朝鲜第二。文章还在抨击日本首相关于事变责任问题的谬论时指出:日本首相在设法使世界相信中国开始侵占满洲。这些文章公开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合法的”，是它的“权利”，是“自卫”，这些辩解“无非是编造出来的谎话”;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在于“使满洲正式脱离中国”，然后依托它在满洲的经济地位，“把它的魔爪伸向内蒙”，“染指山西，完全占据山东，并巩固它在全中国的地位”。10月19日，苏联外交委员会声明指出:“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25]苏联政府代表多次发表声明:苏联愿意支持国际机构的任何建议和行动，以便尽快公正地解决远东冲突。苏联各地还举行了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九一八”事变之初，苏联政府曾警告日本，不得侵犯中东铁路权。苏联拒绝运输从长春向哈尔滨进攻的日军。9月23日，苏联政府向日本驻苏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并警告日本:“苏联对日本向中东铁路继续进兵，已不能再取旁观态度。”^[26]苏联的强硬态度引起了日本政府的疑虑和畏惧，日军一度暂停沿中东铁路北上。(www.daowen.com)

但是，苏联的行动与其言论往往并不总是一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正值苏联集中全力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提高其综合国力之时，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它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纠纷，特别是避免与日本发生武装冲突。在具体外交政策上，苏联竟然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不加区分，而把中日说成是“交战双方”，声称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采取“中立”立场。针对国际上盛传日苏战争的言论，苏联驻日全权代表特罗雅诺夫明确指出:“不要说日苏之间的战争，就连这种传说，都是损害两国关系的，散布和利用这种传说的都是苏联和日本的敌人。”^[27]《真理报》于1931年还发表了《撕下反苏挑拨者的伪装》的社论，揭露所谓帝国主义的阴谋。前文中提到的苏联拒绝参加国联调查团，其主要原因“是因苏联不想同日本发生冲突”。^[28]当日本提出，既然在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中南满铁路没有用来运兵，那么现在中东铁路也就不应再运送中国军队时，李维诺夫在声明中一方面称苏联1929年的行动与日本1931年的入侵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允诺苏联不会运送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中任何一方军队到前线。但是，当1932年初日本强行沿中东铁路运送军队时，管理该路的苏方代表竟然没有坚持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大开方便之门。

在此期间，苏联还利用各种途径，寻求与日妥协。1931年12月末，日本驻法国大使芳泽谦吉回国就任外相。在途经莫斯科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他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政府担心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与其一贯标榜的反苏反共论调不一致，军方担心如果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可能会在国内出现要求削减军费预算的浪潮，因此，表面上予以拒绝，但是背后仍然与苏联保持着秘密接触。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后，苏联对日本卵翼下的“满洲国”一直态度暧昧，进而建立了种种联系。24日，苏联单方面确认伪满对中东铁路的主权。加拉罕还指示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斯拉维特斯基给予口头上的承认。新领事乌兹基和中东铁路副理事长库涅佐夫拜访了伪满新任中东铁路督办李绍康，代表苏联政府表示祝贺。中东铁路还决定使用伪满新国旗。6月，苏联允许在赤塔等地设立伪满洲国领事馆。当伪满洲国驻赤塔领事馆人员到达赤塔时，当地市长、警察局长、外事负责人及赤塔军区司令官等亲自到车站迎接。^[29]据伪满外交官回忆，自领事馆建立之日起，伪满领事馆就在暗中进行了大量间谍活动。^[30]8月，苏联还同日本签订了有利于后者的渔业协定，苏联后来又与日本达成了长期经济合作的协定和苏联向日本提供石油的协定，以此来笼络日本侵略者。这对自然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更加速了日本侵华的进程，同时也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9月，苏联政府同意伪满洲国官员进驻莫斯科，让他们在那里从事反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1932年10月和1933年1月，苏联两次向日本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但均遭日本拒绝。但是，苏联并未死心，在出售中东铁路的签字仪式上，苏联还是坚持向日本提出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最终还是被日本拒绝。日本以各种借口拖延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目的是让苏联抱有幻想，以逼迫它在其他方面对日本妥协。与此同时，日本又以对苏签约来威胁西方列强对日本作出让步。可以说，苏联对日所坚持的妥协、避免冲突的实用利己主义政策，使日本在外交方面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当然，事变发生后，苏联也给予了中国极大的同情。苏联庄严声明:“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31]1931年9月23日，苏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外交部称，日本在东三省行动之扩大，实出苏联意外，苏联对于中国甚表同情。加拉罕在约见参加苏中会议的中方代表莫德惠时说:“我们十分关注满洲事态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一事件是极为严重的……中国人民勿需怀疑，我们的同情是在中国一边的。”^[32]9月25日，《真理报》撰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各派之间的任何争吵，都不能改变一个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事实，即日本统治集团要对武力占领满洲、对日本军阀暴行、对践踏中国人民的主权负责”;“苏联劳动人民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斗争。他们同情中国人民”^[33]。9月26日，莫德惠再次与加拉罕会晤。加拉罕称:“只有苏联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而且过去和现在苏联始终在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34]10月19日，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洲的阴谋。”^[35]另外，苏联也给予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力所能及的支持。1931年10月，苏联曾向马占山将军的部队提供武器。1932年12月5日，苏炳文将军指挥的东北一部分抗日义勇军，因军械无法补充，交通被日军阻断，由满洲里六十八小站避入苏联边境的一共有2890人，其中将领11人，官佐82人，平民1200人。上述人员进入苏联国境后，苏联即根据国际公法惯例，先将军人武装解除，与平民一同安置于托木斯克。此后日本要求苏联将苏炳文引渡，亦被苏联严词拒绝，并帮助他安然回国。^[36]

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后，尽管苏联对中国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和某些方面的支持，但是当时苏联仍然在意识形态上用“第三时期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突出地表现为对事变后中国国内形势的分析大大落后于实际。事变后，尽管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肆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围剿”工农红军，对外向帝国主义妥协，但是国内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坚持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甚至连国民党营垒中也出现了分化，一些爱国将领纷纷起来抗日，如马占山抗日、十九路军违命开赴南京和上海等地等。但是，苏联还是坚持认为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才是中国“唯一的革命营垒”，抨击国民党集团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奴仆和代理人，“只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掌心中的玩物”。

苏联即以这种指导思想为出发点，为了达到其“联华防日”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而是通过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下层统一战线”。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决议明确指示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反帝斗争中应“广泛而彻底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并解释这种策略为“吸引职员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被剥削群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去斗争”。与此同时，苏联和共产国际不是号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集中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蒋介石。^[37]而且，由于十月革命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并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共产国际的总部又设在莫斯科，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被普遍认为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大本营，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要组织起来保卫中国和中国革命，更重要的是要“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阴谋”^[38]。这种要求，对于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迫切需要全民族团结御侮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