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事变前的苏中关系状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取得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俄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俄要想在列强的干涉和封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不考虑通过外交等手段，借助于国际法和国家间关系原则，争取合法的外交承认以阻止反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确保在世界革命高潮来临之前，使苏俄获得必要的喘息机会。随着红军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推进，苏俄政府不可避免地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以使苏中关系正常化并确保中国不会加入到日本对苏俄武装干涉的行列中去。此后，苏中两国就其关系中的有关旧约问题、外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等几大悬案进行了谈判，并最终在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苏中两国的分歧点在形式上得以解决，但是两国关系的发展仍然是一路坎坷。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政局动荡，苏联对华政策呈现出不延续的特点。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双方均以各自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因而产生了一系列外交摩擦甚至冲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1929年的中东铁路事件。

按照1924年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九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3]之后签订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明确规定，苏中两国在管理中东铁路上权力平等，也就是说中东铁路在商业方面应该是“中俄共有”，主权完全归属中国。但是，中东铁路事实上一直由苏联单方面占有。中国政府曾试图推动一系列旨在收回中东铁路的外交谈判，但总是被苏联以各种借口拖延下来。直至1928年，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另外，作为远东的另一强国，日本帝国主义亡华野心由来已久。^[4]中国东北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近代以来一直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焦点，这其中就以日本最为积极。日本曾试图在中国东北扶植老牌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求达到控制东北的目的，但是张作霖只是希望借助日本的扶持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并不甘心俯首听命，充当日本的傀儡。因此，为了铲除日本控制东北的绊脚石张作霖，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于1928年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致张重伤身亡。张作霖死后，日本开始向子承父位的张学良施加压力。但是，张学良并不想屈服于日本人的诡诈手段，于1928年12月29日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至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同时也承袭了北洋政府时期与苏联的外交政策。(www.daowen.com)

东北易帜自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东北处于日本严重威胁之下的特殊形势和地位。直接向日本要求收回对南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和中国对旅顺的各项权益，一时也没有多大可能。但是，从内心深处想要收回东北权益的张学良，想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的契机，试图首先从苏联在北满地区所占有的特殊权益着手以期达此目的。于是，有国民政府作后盾的张学良对苏联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1929年7月10日，张学良出兵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并罢免了苏方中东铁路管理局正、副局长，逮捕苏方员工并将其驱逐出境。这就是著名的中东铁路事件。^[5]中东铁路事件成为苏中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使原本并不牢固的苏中关系开始走向断交的境地。7月13日，苏联向国民政府发布照会称:“苏维埃政府宣称:限三日之内等候中国政府对上述建议之答复，并警告中国政府，如不得圆满答复，则将受迫用其他方法以保护苏联之合法权利。”^[6]7月16日，针对苏联政府的威胁，国民政府答复道:“此次东省搜查哈埠领馆，及对于中东铁路之措置。纯以防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为目的，不得已而有此权宜之处置。”^[7]“……中国政府及人民，对苏俄政府，无时不期以自觉态度之不当，纠正过去之不当行动，更望其尊重中国之法律和主权，不为违反事实之提议……”^[8]蒋介石称:“我等之步骤，为取中东铁路于手中，并非非常举动，吾人愿意先收回中东铁路，嗣后进行讨论其他问题。”^[9]然而，国民政府的答复并不能够让苏联觉得满意，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它。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了与国民政府断交的声明:“一、召回苏俄在华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表全体;二、召回苏俄政府人民之在华中东铁路职员全部;三、停止与中国之铁路交通之全部;四、命令中国外交官、领事、代表等，全体即时离开苏俄国境。”^[10]

与此同时，苏联迅速集结军队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于8月上旬越过苏中边界，向张学良的东北军发起全面进攻。至11月下旬，苏军已占领满洲里与海拉尔，张学良的军事防线全面崩溃。蒋介石在冲突中并未给张学良一兵一卒的援助，孤立无援的张学良最后不得不接受苏联提出的停战条件。1929年12月初和12月底，双方在双城子和伯力签订了两个议定书，苏军随即撤回，中东铁路又回到苏中共管的原状。^[11]但是，苏中两国中断的外交关系并未因此而恢复。之后，苏中之间以“专议中东铁路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纠正伯力会议”失误为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交涉，但仍因双方观点和意图差异太大，均未能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