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书的相关思考

(一)本书的时间跨度

本书的研究论题是“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战时苏联对华政策”，因而在此有必要对“战时”这个时间加以界定和说明。本书所言“战时”，即指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时间，史学界并无太大的分歧，即都将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作为战争的终结，本书也不例外。但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时间，学术界尤其是中外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西方学者将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算起更为合理。另外，关乎日俄重要利益的中东铁路问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时既已成为苏中关系的一个焦点，因此本书将“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界定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一时间段内，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苏中关系。当然，这一时间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与明晰，一些背景介绍可能会超越这一时限，这一点在专题研究部分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本书的历史分期

正如本书所写的那样，战时苏联对华政策是波澜起伏的，充满了艰难与曲折。首先是“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对日本的防范，苏联与中国进行了艰难的复交谈判，尽管其中有过蒙古等问题的波折，但两国最终以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为标志进入了“蜜月期”。该条约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标志性事件。正是以该条约为法律基础，苏联分别通过三次对华信用贷款向中国提供了合计约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中国后来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资保障，也由此开始了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对华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的历史阶段。

其后，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中关系因此而受到了巨大冲击，同时加之苏援减少和美援增多，以及苏联对中国新疆的干涉与插手，遂造成苏中关系不断恶化。

再后来，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苏联扭转了西线的不利形势，再次将目光转向远东，它对于对日参战问题的关注不断加大，在经过莫斯科外长会议等多次试探之后，最终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提出了对日参战问题，并与英美达成某种默契。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的历史分期以本书所涉及的研究时限分为四个阶段分别加以阐述。

(三)本书的结构

本书采取历史顺叙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体例，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脉络的概述(1—4章)，第二部分是专题研究(5—8章)，并在此基础上附加一个引言和一个综论。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结构安排是基于以下考虑。(www.daowen.com)

我们在进行研究之前，对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大量查阅，发现对于这一时期历史脉络的研究已有多项成果问世，如前文所述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罗志刚的《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和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 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等。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研究，本书的第一部分仅仅是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史实性的陈述与说明，而将重点放在第二部分的专题研究上，力图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新疆问题、东北问题和外蒙古问题置于整个苏联对华政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俾使读者对这一阶段苏联对华政策的历史脉络以及相关的专题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

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使得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不断地深入，推陈出新。作为历史研究，促进创新的因素不外乎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创新、新史料的发掘等，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第一，本书及时、充分地利用了俄罗斯最近几年解密的相关档案，并对国内涉及该问题的部分档案和外文论著进行翻译，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新的史料资源对这段历史进行新的探索。

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本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系统性研究，全书各部分虽然有的以时间为线索，有的以专题为线索，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分散、互不关联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正如前文所言，第一部分是历史脉络的梳理，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历史脉络中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分的具体深化，在全书的结尾以综论的形式对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这三者之间相互渗透、融合、印证，从总体而言本书有着潜在的系统性。

由于学识和水平所限，本书既非详尽无遗，亦非确凿无疑，况且笔者本来也没想到要在此进行包罗万象的写作，毕竟战时苏联对华政策这样一个涵盖极广的题目非朝夕之功一己之力所能完成，我们在此所能做的就是在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力将相关线索和专题进行梳理，使之以一种相对清晰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有可能的话，希望能为日后的研究者提供较为系统的帮助。

【注释】

[1]王建朗、郦永庆:《50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与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相关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在这里笔者仅列举一些加以说明:屈建军:《抗日战争时期前苏联对华政策评析》，《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武广洁:《试论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政策的演变》，《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张雪梅:《试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政策》，《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万玲:《“重国轻共”: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双重政策》，《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贾立臣、贾立军:《论俄共(布)在中国推行的“抬国压共”政策》，《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王真:《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怎样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王真:《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蔡泽琛、陈金凤:《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联苏抗日”外交述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郭秋光、王员:《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3]当然，这种情况在近年来有所改观。有学者一改过去的那种对中东路事件的消极看法，而认为中东路事件的起因是中国为收回主权而非向苏联挑衅这一更为客观的观点。(冯国民:《评中东路事件》，《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