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苏(俄)中关系的研究

王建朗等在《50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一文中追溯了50年来中外关系史领域的研究状况，其中也涉及有关苏中关系的一些内容。^[1]作者以1978年为界，将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之前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为第二阶段。其中在第一阶段的20世纪50年代，苏中关系研究以宣传苏中友好为主旨。这期间出版专著有曹锡玲的《中苏外交史》(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和彭明的《中苏友谊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等。60年代中后期，因苏中关系急剧恶化，有关沙俄侵华史方面的研究遂有了较大发展，成果也很丰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共四卷，至1978年出版两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1978年版)，详述了沙俄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此外，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主编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编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和其他各高校及研究院(所)主编的有关沙皇俄国侵华的历史著作。当然，可以想见，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中国政治进程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的第二阶段，由于信息的逐渐畅通、档案资料的大量解密、学术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出版业的日趋繁荣，中外关系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者，他们为读者奉上了一部又一部的学术著作。这其中包括唐培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林军撰写的《中苏关系(168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石源华撰写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胡礼忠等人撰写的《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2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公素撰写的《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向青、石志矢、刘德喜主编的《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清撰写的《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张历历主笔的《20世纪的中国(对外关系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骆晓会撰写的《近代中苏关系史论述:1917—1949》(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闯、高飞、冯玉军编写的《百年中俄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二)关于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2]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作为中苏关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历史阶段，其内容亦散见于上述宏观的中国近现代外交史或中苏关系史等通史性的研究著作中。另外，几十年来，有关专门论述战时中外关系的综合性著作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而其中专门论述双边关系的专著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大量问世，如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王真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以上专著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罗志刚的《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田保国的《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探讨或涉及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中诸如新疆、外蒙古、中东铁路和中国共产党等地区或局部性问题的专题性研究成果有张金发的《中苏共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的背离》(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86年版)，张大军的《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年版)，陈惠生等人的《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黄修容主编的《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厉声主编的《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В.А.巴尔明撰写、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翻译的《1941—1949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2007年版)，苗普生和田卫疆等主编的《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佟冬的《中国东北史》(第六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王承礼的《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陈春华翻译的《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资料性汇编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13—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www.daowen.com)

(三)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近些年来，国内外文献资料不断开放或公开，国内学术环境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昔日的一些研究禁区渐趋开放，有关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的许多成果开始大量问世。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成果的进一步增多，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也已经趋于成熟，某些档案资料的公开也为所研究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但是学无止境，研究越是深入，遇到的细节问题也就越多，难免还是有诸多问题存留。

首先是史料缺乏，尚留空白。这里所指的史料缺乏是相对的，主要是指某些具体而细微事件或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佐证资料的欠缺，而不是指大的历史脉络上的一些宏观史料的缺失。例如，对于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中新疆问题的研究，大的历史脉络已经比较明了，我们从一些史料可以推定当时苏联在新疆问题中的确扮演了有损于中国利益的不光彩的角色，但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我们一直还未能全面掌握。尽管В.А.巴尔明在其著作《1941—1949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中(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2007年版)，通过对现有苏联解密档案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在他所接触到的档案资料中没有一份能够证明苏联让新疆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记录，但是这种观点与当时许多中国高层人士和新疆执政者的言词还是有些出入的。尽管档案资料没有记载，但是苏联的行为却时时处处无不表现出欲让新疆独立的一些做法。怎么来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要从双方的史料和档案中继续去搜寻。另一方面，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现有各种史料良莠不齐，有些回忆录存在偏颇和疏漏，有些档案资料的公布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学者也据此流露出不同的观点倾向，有的完全依据现有档案资料，做出否定原来一切观点的判断，有的仍然固守着僵化的观点。从史料方面讲，需要对一些盲点和缺乏佐证之处进行拾遗补阙，开辟利用资料的新途径，重视各类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对现有的档案资料进行对比与甄别。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俄罗斯、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更多相关档案解密和面世。

其次，我们发现既往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我国和苏联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大多沿袭了一种以意识形态对历史进行阶段划分，从而使得研究的线索或视角显得过分单一，最终导致对两国关系史本身特性的忽略。例如，在关于中东铁路事件的评判上，大多数学者将之诿过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对于东北军的失败认为是咎由自取，而否定了当时执政者基于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3]

再次，战时苏联对华政策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对相关事件的专题以及一些细节问题的研究还是带有相当的敏感性，因而各国的文献解密难免受到了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