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兴衰——评安克斯密特的《历史与转义》

吕和应

《历史的话语》（1967）与《元史学》（1973）的发表，可视作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标志，此后，探讨历史叙述中的隐喻问题，日渐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界的热点。即使到现在，隐喻问题仍然是史学理论家关注的焦点。不过，理论家不再一味赞同对历史叙述作隐喻的分析，他们逐渐开始反思历史叙述中的隐喻模式自身的局限。而安克斯密特的《历史与转义》（1994）一书就标志了这样的转变过程。

安克斯密特（1945—　）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国际权威刊物《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杂志的常务编委，学术专长、主要讲授的课程是思想史、理论史以及史学史^[36]。20世纪80年代初，安克斯密特才开始在国际史学理论界崭露头角，从学术经历来看，他比海登怀特整整晚了一辈。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荷兰史学理论家，他也深受英美学术发展的影响，他自己就承认受惠于怀特以及他的美国同行^[37]。其主要著作有《叙述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1983）、《关于历史学的思考》（1983）、《历史书写中的实在效果》（1989）、《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1994）、《审美政治学:超越事实与价值的政治哲学》（1996）、《历史表现》（2001），以及最新的《崇高的历史经验》（2004），与莫伊（Mooij）主编《知识与语言》的第三卷:《隐喻与知识》（Metaphor and Knowledge，1993），与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主编《新历史哲学》（1995）等^[38]。

《历史与转义》一书出版于1994年。正如本文标题所示，安克斯密特主要是要反思隐喻（metaphor）与历史表现的关系。历史叙述中的隐喻问题，近四十年来一直是西方史学理论的前沿，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39]，史学理论家就逐渐开始反思隐喻的限度问题，即它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合法运用。而安克斯密特这本论文集，正好反映了他自身对隐喻问题抑或历史转义问题的重新思考。这本文集所收文章大都是安克斯密特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40]，而只有篇首的导论“先验论与隐喻的兴衰”以及最末一章“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经验的现象学”是该书出版时新写的，安克斯密特分别将这两章置于书前和书后，仅从这样的章节安排，即可看出安克斯密特自己的理论反思与某种转变。

到底是怎样的变化呢？安克斯密特在导论“先验论与隐喻的兴衰”中讲得非常清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首先得从20世纪的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与康德的先验论（Transcendentalism）的理论关联讲起。只要提到先验论，人们自然首先会把它跟康德的批判哲学联系起来。康德的先验论，通俗地讲，就是把先天范畴加在感性知觉之上，从而形成经验。众所周知，康德的先验论强调了先验主体对形成经验和知识的绝对主导性。安克斯密特之所以把先验论跟20世纪的语言哲学联系起来考察，是因为在他看来，诸如维特根斯坦（特别是早期）的语言学批判，本质上还是康德批判哲学的语言学翻版。所不同的是，康德是在考察知识之可能的先验条件，而维特根斯坦则是在考察世界的语言界限，而且，后者认为知识的批判根本上可归结为对语言的批判。先验论这个概念虽然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有特定的含义，一般不可随意套用，但仅泛言之，通常意义上的先验论的根本特征，安克斯密特认为是把陌生的东西“熟悉化”（familiarization），也就是所谓的“占有”（appropriation）^[41]，即把多样的本体的实在转变成现象的实在，或通过语言批判让事物从混沌的世界中显现出来，概言之，认识或知识即为把陌生的东西据为己有。将康德的知识批判模式应用于历史领域，即出现了所谓的历史知识论。诸如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或新康德主义的历史价值论，乃至20世纪的哲学诠释学，在这些理论名下的历史知识理论，在安克斯密特笔下，也统统可归入先验论的行列。先验论表现在历史知识论，所造成的后果是:历史知识理论为了追求历史真实，诉诸的理论模式即为主体与客体的一致，特别是主体同化客体，或认识者与被认识物必须具有“同质性”（Gleichartigkeit）^[42]，诸如狄尔泰的“重新体验”（Nacherleben）和柯林武德的“重演”等概念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而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历史叙述理论，是否已经克服了先验论的倾向呢？安克斯密特的回答是否定的。与历史知识批判相对应，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历史叙述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先验论的变种，因为隐喻以转义的方式最能体现把陌生的东西熟悉化这一思路，而这一思路本质上跟批判哲学把先天范畴加诸感性知觉，经过知性的综合之后形成经验是一回事。在分析中，安克斯密特多次援引怀特的理论转变来作具体的考察。安克斯密特认为，怀特在1987年出版《形式的内容》这本论文集之前，他在理论上更多地倚重转义理论来阐释各种问题，而此书之后，他已很少提到转义问题^[43]。怀特的转变，由他分析19世纪历史编撰的规范化倾向（不是由政治因素和非修辞因素所致，而是由历史叙述中的转义理论所致）即可清楚见出，所以怀特在再次借助美学理论阐述问题时，更多地强调了崇高（Sublime）与美（Beauty）的对立，因为美是依靠转义就可以理智地加以把握的东西，而崇高则极力逃避理智的把握，它表现为反占有，具有逃离主体的掌控的倾向。由此可见，怀特也在尝试寻找突破先验论的出路，尽管安克斯密特认为怀特并未真正找到了出路。与怀特一样，安克斯密特在理论上也有所转变，而这一转变恰好就表现在这本《历史与转义》中。正如安克斯密特自己所言，《历史与转义》一书的前四章都潜移默化地遵从了康德的先验论假设，而后三章则有所转变，即从遵从康德的先验假设转而探讨历史编撰和历史意识的某种非康德式的、非隐喻的形式的可能性^[44]。突出这一转变，是该书的核心，同时也将是本文的重点。为此，下面我将先行简述各章的主要观点，以兹后文作分析之用。

第一章“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六个主题”。此文的结构类似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它是安克斯密特早期著作《叙述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1983）的提纲，大致概括了他那本书的主要论点。该文无疑是在怀特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它强调研究“诠释”问题的“历史书写”（historical writing）与研究“事实”问题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与行动哲学（柯林武德与保罗利科的理论）以及覆盖率的解释模式（亨普尔）都不同，历史书写以叙述和隐喻为基础，是对过去（Past）的整体性建构。

第二章“当代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哲学的困境^[45]”。在这章中，安克斯密特主要考察了英美历史哲学的未来走向问题。他把讨论的对象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认识论的历史哲学，主要代表是覆盖率解释模式和柯林武德式的分析诠释学。其次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强调整体主义以及语言的不透明性，反对历史与实在的二元区分。安克斯密特认为认识论的历史哲学没有注意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叙述层次、没有注意到这个层次的不透明性以及它对历史诠释的影响，所以应该彻底抛弃。但实际状况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还没有跟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完全决裂，他认为英美历史哲学的发展方向是像历史主义化的科学哲学那样，实现历史哲学的彻底的叙述主义化。

第三章“历史书写中的语言运用”主要说明了，浪漫主义对启蒙思想自然法哲学的胜利，意味着从普遍叙述向历史叙述的转移。普遍陈述和历史叙述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不对称。普遍陈述是知识或知识的表达，而在历史叙述中，知识则是为了获得洞见（insight）。历史洞见没有认知的特点，它只是提供看待过去的建议（proposal），它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对知识的组织和安排。

第四章“历史表现”。安克斯密特在这章讨论了他的两个重要的概念: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和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46]。他认为“表现”概念比“描述”（description）和“解释”（explanation）这两个概念更能突出历史编撰整体、反对叙述和实在的二元区分的特点。在历史表现的概念下，作为单位与之对应的是叙述实体，而不是所谓的一个个独立的事实。叙述实体是历史文本的意义来源，也是历史认识论的基础。

除前面四章外，若再比照安克斯密特的早期作品或怀特的《元史学》和《话语的转义》，我们就可以看出安克斯密特这个阶段的主要观点并没有突破怀特的叙述主义理论模式，也就是没有突破从语言的结构分析的角度对历史编撰和历史经验的把握，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他跟怀特存在区别，比如他批评怀特还没有真正远离认识论，此外安克斯密特还提出了诸如“历史表现”和“叙述实体”这样的核心概念，以表示自己的理论创见。

接着来看下面三章。

第五章“历史书写中的实在（reality）效果”。安克斯密特在这章主要是讨论“过去”（past）在历史叙述中具有实在性的原因。“过去”这个概念^[47]代表或指向所谓的“历史本身”，它往往被视为历史学作为探讨历史真相的学问的绝对“基础”，对这个概念作深刻的反思，往往是理论突破的先决条件。安克斯密特反对把“过去”简单界定为“历史客观存在”的说法，也反对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把过去等同于精神或思想的观点，他比较赞同罗兰巴尔特的观点，认为过去的实在性是历史文本创造的结果。据说这样就避免了那种在文本之外肯定历史实在的观点，同时又避免了把过去的实在等同于精神或思想的主观性。

第六章“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这一章借后现代条件下历史作品的“过度生产”来说明历史叙述中的诠释问题，安克斯密特此意是要反对历史认识的本质主义，认为各种历史叙述因风格的差异而都有一定的价值，不能简单地以正确与否来衡量，而现代主义的历史书写相信证据背后唯一的真相，并且肯定诠释的唯一性，则反倒可能导致自身内在的困境。

第七章“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主要考察了两者的关系。安克斯密特的结论是，后现代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激进化。历史世界的碎片化，不再被看作是更大的整体的表达的细节，这些后现代主义的观点都已存在于历史主义之中。但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在历史对象方面。历史主义的历史对象是具体化的过去，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对象不是具体的过去，它定位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之中^[48]。

从《历史与转义》前四章可以明显看出，安克斯密特主要理论主张是运用隐喻模式对历史叙述的结构进行分析，但后面三章他逐渐转向了分析史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过去”、“诠释”以及“历史经验”。从否定过去的客观实在性，强调叙述与实在的融合，到批判对过去的唯一诠释，肯定不同风格诠释的合理性，再到对历史经验概念的彻底反思，可见他的理论取向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但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安克斯密特在本书提出的观点，对我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点，我们总结为，历史叙述中的隐喻模式对过去的实在的把握，仍然处在先验论的框架之下。正如有的学者针对“叙事史的复兴”有可能导致“叙事决定论”所指出的那样^[49]，强调对过去的隐喻把握，也很可能陷入叙事决定论，其直接后果是片面强调历史主体对历史对象的主宰和占有，在历史叙述上则表现为追求一种整体性和齐一化，忽视历史经验本身的绝对的特殊性。而安克斯密特所肯定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则在很大程度上要反对这样的主体主义，他要肯定的是对“经验”和“主体”作亚里士多德—弗洛伊德路线的理解。他认为，经验就是感觉与感觉行为的合一，而不再是主体与对象的简单分离，即根本不存在一个外在于感觉行为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而“主体”则在自我把握的过程中，往往发现自己是作为他者存在的，即根本不存在一个先验的统一的主体，自我可能怀疑他自身所是，主体可能分裂（弗洛伊德）。这意味着主体和对象都不是现成的或先验统一的，它们是在具体的历史存在中形成的，对历史诠释而言，每一次的诠释都意味着对历史对象的重新的理解（Verstand），这种理解不是主体的主观的知性理解，而是对象的新的存在（Sein）的又一领会，亦即对象的“存在的扩展”（Zuwachs an Sein）。

第二点，安克斯密特提出了对历史经验的重新诠释，在此他看到了当前的历史编撰中的心态史研究的理论价值，他认为后现代条件下的碎化叙事、对微观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关注，正表现出了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即普通人的日常经验的多样性以及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多样理解。历史主义关注特殊性和个体性，关注过去的本身，而后现代主义关注碎化的世界，关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所以安克斯密特才得出结论说，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主义的激进化。

总起来说，正如安克斯密特在文章一开始就一再重申的那样，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条件下，不要再去关注历史知识的理论，而应该转向历史编撰理论，尽管他自己在历史编撰理论的具体观念上有如本书所示的变化，但他还是认为，认识论研究跟隐喻的把握过去的方式一样，不能导向真正的多样性，而只可能导向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所以安克斯密特反对保罗利科重新把历史叙述跟认识的问题联系起来所作的考察。在他看来，唯一的出路就在于重新理解过去的实在性，重新理解历史经验，他把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对象定位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正好说明了他对经验的理解，不是把历史经验理解为对纯粹过去的经验（这一点其实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明显是对象和认识者的分离），而是对过去的历史性地经验，也就是说，把过去作为绝对的他者（但不是我们所谓的绝对的客观存在的过去），作为我们反观自身的参照。此外，这种经验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占有而是一种释放。安克斯密特举了一种所谓怀乡病式的（Nostalgic）历史感作为分析的对象，这种历史感的明显特征是当事人对过去的某种渴望与想象，这样的感受跟他的生活（比如现实的痛楚悲伤或背井离乡的孤独愁苦）直接相关，也就是说，渴望与想象中的过去跟那个当事人不是认知的关系（这是外在关系），而是与其生存状态直接休戚相关（这种关系才是内在的）^[50]。而且，当事人对过去的把握，并不是想把过去“据为己有”（Appropriation的本意即为“据为己有”），就像认识论和隐喻的先验论模式所要求的那样，与之恰好相反，当事人极力把过去作为一个可想象、可怀念的对象让它保有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可抹杀（但是这种独立性又绝对不是指我们平时所谓的历史对象的客观存在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怀乡病式的历史感指向的对象的对立性，是指当事人极力想要塑造和保持那样的对象的对立性来维持自己的思乡的希望，若这样的对象不存在，那种思乡的欲望就无法得到满足，所以这种对象虽未被当事人占有或同化，反而跟当事人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但实际上却与当事人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内在关联。怀乡病式的历史感似乎才是安克斯密特真正想要强调的历史经验的典型，它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经验中差异成分的强调。怀乡病式的历史感不是要把过去当作当下熟悉的东西来对待，而是“去熟悉化”，要反对对过去作实际的描述，这种做法反倒是让历史性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东西来存在，让过去保持它可引发无限想象的神秘性。思乡之情愈深，愈是表明对过去的去熟悉化的彻底性。熟悉化的过程其实是让过去的实在作为非历史的东西存在。

后现代历史书写对心态史特别关注，于是安克斯密特又把历史经验的这种理解跟心态史的研究对应起来。在他看来，心态史之所以受到关注，就在于历史学家肯定了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理解感受，而这些理解感受不能简单地以认识论的标准加以裁断，而应该把存在的各种差异的感受想法保存起来，而不是通过先验论的方式把各种差异抹除掉。对心态史的重视，正说明了后现代条件下，人们对不同诠释模式的认可，这样一些“任意的”解释，反倒能把人们带到具体的历史经验，而不是带到认识论或隐喻那样的先验论的历史经验的框架之内去，先验论的历史经验说到底是非历史的经验。

从《历史与转义》一书中看，安克斯密特借助了心理学研究的资源。尽管他不是以心理学的方式在阐述各种问题，但我们无疑可以从他对弗洛伊德的某些理论以及上述的怀乡病历史感分析见出他对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借鉴^[51]。早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研究就对西方思想界发起了冲击，它几乎瓦解了西方思想的理性主义基础。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分析，对主体分裂的见解，都对康德式的先验论造成巨大的破坏。安克斯密特对心理学研究中心理经验的援引（那些经验也完全可以作出不同于心理学解释的另外的解释），只是借用心理学分析中所描述的现象，他所做的解释是现象学的，这从他在该书最末一章“历史主义与后现主义:历史经验的现象学”即可看出，这样借助日常现象作现象学分析的方法，我们同样可以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对“死亡”的分析，以及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对“游戏”的分析中发现。这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的论证的方法的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但安克斯密特有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安克斯密特对认识论的诸多攻击。从他强调“差异性”的原则出发，传统的历史知识论确实存在致命伤（即强调“重复”、“重演”或“再现”，原则上追求主客体的“同一性”，以获得历史的真相）。传统的历史知识论的确存在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历史知识论除讨论历史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之外，还对本体论有所考察，本体论的考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历史思考的关键，不是说我们讨论历史知识论或历史书写的问题，就可以将本体论的考察搁置一旁。英美历史哲学比较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柯林武德除外），与它们在本体论层次深入不够不无关联。所以传统历史知识论仍可借鉴。而且，即使传统的历史知识论存在问题，也不能说知识论问题在历史学中没有存在的价值，知识论问题同样存在历史编撰理论中，正如本体论问题也同样存在其中一样。

应该承认，安克斯密特的这本书给我们启发非常之大，足可以瓦解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解。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简单地认为凡是强调隐喻模式、语义分析、强调文本、叙述的均可归到后现代主义的名下，但照安克斯密特自己的理解，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差异原则，其具体表现就如他对怀乡病式的历史感的分析，除此之外的观点，特别是那些语言哲学的观点，未必就那么后现代，那里面现代性成分可能还很多。

（吕和应，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注释】

[1]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本文中页码均为该书页码，不另注明。

[2]D.W.Y.Kwok（郭颖颐），“Book Reviews”，The History Teacher，Vol.12，No.4（1979），p.602.

[3]Margo Gewurtz，“Book Reviews”，Paci fic Af fairs，Vol.52，No.3（1979），p.520.

[4]Charlotte Furth，“Book Review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8，No.4（1979），p.754.

[5]从李大钊开始一直到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被视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可参看陈其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3月（11卷2期），第31—34页。

[6]参见郑学稼《社会史论战简史》，台湾黎明公司1978年版；徐文珊《中国史学概论》，台北维新书局1967年版。

[7]参见刘龙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社群为核心的观察》，会议未刊稿，第1—2页。

[8]1958年以后，当史学领域因受政治影响而出现严重教条化倾向时，郭沫若、翦伯赞等熟悉考证的历史学家对此进行抵制，参见陈其泰前文，第39—40页。

[9]见雷蒙阿隆《论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0，72页。

[10]参见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0页。

[11]参见Paul G.Pickowicz，“The Chinese Anarchist Critique of Marxism－Leninism”，Modern China，Vol.16，No.4（1990），pp.451－458；Elizabeth J.Perry，“Reviews of Book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7，No.4（1992），p.1265.

[12]德里克最初是因其全球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有王宁编译的《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他多是以单篇的形式散见于刊物和文集中。

[13]见《后革命氛围》，第9页。(www.daowen.com)

[14]《革命之后》的第一章以“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为标题被翻译收入在《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俞可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

[15]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16]诸如杨豫《向工业化过渡——原工业化问题》（载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于演进》第四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论原工业化的解体》（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陈钦庄《原工业化理论及其相关争论》（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王加丰《原工业化——一个被否定但又长谈不衰的理论》（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张卫良《英国原工业化地区的形成》（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17]Franklin F.Mendels:Proto－Industrralization: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2，1972，p.241.

[18]Ibid.，pp.245－246.

[19]D.C.Coleman:Proto－industrialization，A Concept Too Many，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6，1982，pp.436－437.王加丰把这篇论文翻译为《原工业化——一个多余的概念》，陈钦庄则译为《原工业化——一个用的过多的概念》（见陈钦庄:《原工业化理论及其相关争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第120页）。笔者比较接受王加丰的翻译。克里曼在文章里对原工业化理论持全面批驳的态度。文章结尾时，他一方面肯定了原工业化理论确实促进了对近代早期经济的重新思索和研究，同时又指出“我们不是非得在原工业化这个词和概念的帮助下，以及更不是非得在工业化前的工业化这个概念的帮助下，必须这样做。”由此可见，他还是认为原工业化理论实际上显得有些多余。

[20]D.C.Coleman:Proto－industrialization，A Concept Too Many，p.439.

[21]杨豫《欧洲原工业化的起源与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2]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23]同上书，第288—291页。

[24]Franklin F.Mendels:Proto－Industrralization: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pp.247－248.

[25]Ibid.，p.246.

[26]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第80页。

[27]同上书，第88页。

[28]同上书，第87—88页。

[29]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第239页。

[30]同上书，第237页。

[31]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第239页。

[32]6个失败的地区分别为:东盎格利亚、西考文垂、西南部、威斯特摩兰郡、威尔士边区和南部地区。四个成功的地区是:约克郡、兰开夏郡、特伦特郡和西米德兰地区。见D.C.Coleman:Proto－industrialization，A Concept Too Many，p.443.

[33]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第76—77页。

[34]同上书，第178页。

[35]同上书，第76页。

[36]安克斯密特教授的简介，参见http://www.onderzoekinformatie.nl。

[37]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韩震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9页。同时见F.R.Ankersmit，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本文写作中除直接参照中文译本之外，还参考了英文本，凡与中译本有出入之处，皆系参照英文本。

[38]安克斯密特的主要研究成果一览以及相关的评介的文章，参见埃娃多曼斯卡的个人主页中的相关信息介绍，http://www.staff.amu.edu.pl/～ewa。

[39]若按照安克斯密特的理解，其标志即为怀特的《形式的内容》（1987）的出版。

[40]参见《历史与转义》一书的“致谢”部分。

[41]这点也可以表述为“同化”（assimilation），尽管安克斯密特不常用这个词。

[4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43]《历史与转义》，第16页。

[44]同上书，第23页。

[45]Dilemma有“进退两难”或“困境”的意思，而韩译把该词译作“悖论”似有不妥，“悖论”一词一般是跟paradox对应。这篇文章的另一中译文，译作“二难抉择”，参见《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境》，张南、周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11页。

[46]“叙述实体”的概念他曾在《叙述的逻辑》中有所讨论。

[47]在英语世界，为了避免History这个概念的多义性（既指历史本身，即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又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把历史本身用Past表示，而用History表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这里的叙述一般指普通人对历史本身的把握，而非专指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叙述，历史学家的叙述则由Historical Writing或Historiography表示。若表示一个学科时，则仍用History。这一区分跟德国关于“历史”概念的区分有别，从这一区分即可看出他们各自哲学依据的差异。

[48]这一点在第六章也有所表达，见《历史与转义》，第227页。

[49]丹尼尔弗格森等《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4页。

[50]Eelco Runia，“Forget about it”:“Parallel Processing in the Srebrenica Report”，History and Theory.Vol 43（October 2004），pp.298、299.“并行运作现象是对过去的事情下意识的重演（re－enactment）。这种意义上的重演在两个方面区别于柯林武德意义上的重演:这种意义上的重演不是指向外在的表现（representation），而是指向实际的内在的相互作用；其次，这种意义上的重演不是有意识的努力希望达到的结果，而是下意识的推进引起的出乎意料的波动（ripple）。”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作者对两种“重演”（re－enactment）概念作了某种严格的区分。他认为柯林武德的“重演”概念，是指对历史对象的外在的表现（represent），即历史对象与进行历史表现的历史学家可以没有任何直接的内在的关系，而且他们的表现结果跟对象与历史学家的关系不存在直接的关联。而作者在此谈到的“重演”概念，则是另外的意思。它是指，研究者可能重复他们的研究对象的行为方式，而另一研究此一现象的研究者又可能重复他们所研究的这一现象，关键在于，这种重复不是研究者主观上有意识的重复（柯林武德的“重演”概念即取此意），而是无意识的重复，即生活本身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联系起来的内在重复。

[51]Eelco Runia教授也在格罗宁根大学历史系，他对历史现象也常借用心理学的成果进行分析，但不同的是，安克斯密特主要从事思想和理论方面的研究，他对心理学的借用，只止于借用心理学的某些现象作现象学或诠释学的分析，而Eelco Runia教授从事具体的案例研究，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借用了心理学的分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