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史研究为原点的歧路——评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

朱潇潇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1]是著名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的代表作，初版于1978年。2005年被译成中文，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这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问世之初就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全面考察的第一部力作”^[2]。但也有人认为他过多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却忽略了学科发展对中国知识界转向社会分析所起的作用^[3]。然而一部20多年前的旧作，时至今日是否仍有其学术价值呢？作者本人相当自信，他在中译本序中就提到:尽管书中所涉及的内容近来有一些新材料出现，但是本书的基本论点仍然有效（中译本序第2—3页）。

一

书名标注的时间期限是1919—1937年，但作者的研究主旨却是从1927—1933年的“社会史论战”铺展开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及其性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其重点放在论战中不同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上，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问题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

在开篇章节中，德里克注意到了唯物史观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后对中国历史学所产生的影响，并把它视为剧烈的社会革命在思想领域的对应物。正是经历了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的发展，阶级观念和社会关系分析方法才开始引起中国知识分子重视。第二部分共有四个章节，也是该书的主体部分，它通过对“社会史论战”各阶段主题变化的探讨，为我们展现了论战的全貌。由于1927年大革命遭受挫折，中国的革命者（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试图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来调整策略，所以最初的焦点都集中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上。随着争论的深入，论战的参与者开始将目光由现实转向历史，都希望从社会进化的观点中寻找新的证据和资源。各派分别围绕陶希圣关于中国从秦到鸦片战争之前是否处于封建社会，以及郭沫若所提出的上古时期是否存在奴隶社会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到最后各自形成了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不同看法。这场论战在1933年之后逐渐消退，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借此通过它完成了自身的转型，作为一种系统的学说由报章之间的笔墨交锋进入了学院化的发展阶段。在最后两章结论中，作者把由“社会史论战”促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分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历史模式本身以及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进行交叉解读，并对其在此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给出了分析后的答案。

整部书的主题，如书名所示，就是革命对历史的介入。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吸引？这在60、7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是个相当有吸引力的话题，这也是吸引作者最后著成此书的时代背景。许多人都试图从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发展的内在原因去理解这种变化，其中，以列文森关于舒缓受伤民族情感的解释影响最大^[4]。但从德里克看来，这些解释都脱离了产生这种变化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所以，他从书中大量举证:正是革命的发展与实践吸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唯物史观应用于中国历史——而这一点在论战爆发之初就表现了出来。

争论的直接导火线就是1927年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破裂后各派所持的不同革命目标和策略。陶希圣等国民党左派认为当时最适宜的策略，是发动一场政治革命以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政治统一，但需要避免阶级斗争。在他们的描述下，中国是一个不能与现成的马克思历史范畴直接相符的特殊社会，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统治阶级，作为封建残余的革命对象也仅限于政治上层建筑（官僚、军阀等）。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则完全与之相对，他们认为中国的分裂并非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而在社会内部，因此革命必须是由无产阶级带领农民来完成的阶级斗争，其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此外，中国共产党内还分裂出了任曙、严灵峰等托派，他们则主张应毫不妥协地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外的一切人排除出革命队伍（第57—67页）。

这些参与者都是以希冀从历史中寻找现实问题答案的革命者身份介入论战的。政治上的考虑，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对封建社会性质问题以及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陶希圣同他的论敌朱佩我依据相同的材料，却对中国在帝制时期是否处于封建社会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第83—100页）。到了30年代中期，尽管随着情势的变化以及争论的规范性约束，论战双方对于历史的兴趣已然超过了对于现实的焦虑。但是，现实的一些基本预设却给讨论的发展带来了不言而喻的影响。比如对苏联和日本都讨论得相当激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学界就异乎寻常的沉默。当时，以马扎尔为代表的一些苏联学者认为，中国在帝制时期处于一种不同于欧洲道路的亚细亚社会，其强大的集权化国家的作用，塑造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社会政治关系。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坚信中国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普遍历史发展模式，所以倾向于拒绝“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第156—161页）。而正是坚持要把中国历史与普遍发展模式相结合的诉求，长期影响并制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历史问题的处理。德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和实践性，“他们之所以急切地想了解过去，是因为他们渴望去塑造现代社会的命运，而他们所盼望的未来变化也明显影响了其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第3页）。

二

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负载的这种明显的实践功能，也直接影响了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评价，甚至遮蔽了它对中国历史学所具有的价值和贡献。对于这场社会史论战，长期以来海内外学界都不乏著述，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后日负载的政治内涵，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学者，在考察之初就已带有某种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大陆的教科书中，论战中的分歧往往被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来对待，讨论的中心基本围绕着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后来官方认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陶希圣等政治立场不同的学者则基本被排除在这一谱系外^[5]。台湾方面，在早期也多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此后所处的政治地位来回溯这段历史的^[6]；后来则干脆回避这场论战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将其纳入到学科史的范畴中进行探讨，偏重于发现它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所起的作用，而对论战中“理论凌驾于史实，公式、主义胜于材料”的情况更是多有诟病^[7]。

今日我们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作为“变革的社会学”所产生的吸引力却或多或少被忽略了。在本书中，德里克就试图展现这种学术上的吸引力，因此他把所有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来处理中国历史的人物和作品都纳入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围里。在他的研究定义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在论战中持何种观点，他们都是在使用一套以社会作为研究出发点，强调物质生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并涉及了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概念的分析框架。他们应用这套分析框架所产生的结论差异，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后呈现出的丰富表现。如果把这些丰富的表现都放在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进行考虑，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替代了已经被革命摧毁的传统历史观。它赋予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在一种现代化的框架下来重新理解过去，并有效地减轻了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危机。

而实际上，中国历史学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完成了它的社会科学转向。中国史学家既谨慎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书面意义，又顾及到了中国历史的实际经验。在这种双重压力下，他们做出了许多富有成果的尝试:陶希圣吸收了拉狄克（书中译为拉德克）和奥本海（Franz Oppenheimer）的思想，通过提出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在帝制时期既结束了封建制度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状况，之后他又根据考茨基的理论推翻了这个概念，把宋朝以后的社会归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第83—93，155页）。显然，他为了能够更合理地阐释中国的历史，对源自欧洲道路的经典模式做出了修正。郭沫若则受到摩尔根和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观点的影响，创造性地使用考古资料来证明中国上古也有奴隶社会，从而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形态作为一种普世模式接受下来，使整个中国历史能够与其一一对应（第115—119页）——但也正如他们的论敌所批评的，这些努力要么放弃了服从理论，要么就是任意地曲解了材料（第94，132—133页）。(www.daowen.com)

德里克总结道: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未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而又不扭曲史实或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无所不包的理论模式”（第185页）。尽管斯大林的历史发展五阶段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后来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了支配地位，但理论与史实之间的紧张状况却一直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8]。德里克把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归于中国历史学家把马克思对欧洲历史发展的论述硬性地当作普世法则来接受。

其实，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方法，也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雷蒙阿隆认为即使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教条来接受，仍然可以从他的原著中得出两个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强调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则是注重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9]，马克思的关注点摇摆于革命与历史之间。德里克接受了这种判断，所以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实际上容纳了两种历史分析模式，一种是由“阶级对抗决定所有成分的排列并为历史变革提供终极推动力的‘两极性模式’”，另一种则是“视社会为一个动态地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的复杂系统的‘构造性模式’”；前者适用于阐释革命的情势，后者则更能说明常态的更具复杂性的历史状态（第201页）。在他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的就是“两极性模式”，所以他们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并从革命形势下的范式来理解整个历史；而像霍布斯鲍姆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多倾向于后一种模式，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注意到社会复杂层次结构及其历史变迁的开放性体系来接受^[10]。这也是德里克本人的立场，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评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得失的。但是，他似乎忘记了自己通篇强调性指出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革命的背景下接受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而最终正是这一情境本身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析模式。

三

在西方评论家对德里克思想变化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后现代主义者”、“第三世界代表（主要是研究中国）”等几个关键词语出现的频率很高。作为一名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命运的学者，通过对过去的研究来找寻未来之路的现实关怀，以及为这种信念找寻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德里克研究变化中的实际隐线。

德里克在1978年之后的十几年中，除《革命与历史》之外，还撰写了《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1989）、《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91）等相关著作，他的标志性研究就是在传统的中国二元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格局中引入第三元——无政府主义^[11]。这可能和他自身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有关，他试图通过这些侧面来展示无政府主义在价值理性层面上对中国的历史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影响。

从那之后，学术研究的潮流又一再变化。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正日渐成为几乎是所有关注理论的学者纷纷涉足的领域。他的研究也开始转向全球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但是对象却始终没有离开过给予了他丰富研究感受的中国。在后现代话语的谱系里，他提出了“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这两个与他之前的研究一脉相承的名词，并由此再次广为人知。在这一时期他的文章中，中国当下的许多社会文化现象成了他的分析范本，被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解读^[12]。

德里克一直以来都是以批判的态度关注现实问题，并且以历史的复杂性意识来驾驭宏大的题材。在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他借鉴了前者的批判思想和后者的解构方法。

对于全球化，他认为这是所有意识形态都要面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全球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程，至少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算起……假如全球化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那么就要通过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实现，因为这三者都曾经是全球化的产物并以某种方式为其成型做出了努力，或者像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甚至限制过它。”^[13]他对此的核心观点是“全球本土化”——全球主义或者说全球化是以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为预设前提，而事实上当全球化变成一个具体的问题来到各个本土的时候，它也必将面临本土作为抵御压迫与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场所的压力与解构。在他的这个论述中，“本土”已经演化成可以解决现在最基本的矛盾问题的当代“本土”。

对于全球化和后革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德里克用得最多的描述是质疑——对激进选择的质疑，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承诺对现存问题在未来的解决方案从而规避其根基合理性的质疑。他认为是新的世界状况制造了马克思主义最近面临的危机。

为此在《革命之后——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觉醒》第一章^[14]中，德里克就写道:“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摆脱现代化的时空目的论，而且需要摆脱概念的目的论，它应该进入社会变化的丰富多彩的概念化过程。”他坚持认为解放的问题不应被任何一种理论所局限，理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解放，而马克思主义必须在解放斗争过程中重新定义自己，并准备好把它的整体性概念跟一种更广泛的整体性结合起来。

在坚持了中国革命研究数十年之后，德里克将方向转到了似乎与此并无多大关系的后现代理论研究。但这种转变的必然原因确是德里克大视角与多向度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这一宏观题材的展现。从《革命与历史》开始，德里克只不过是将这一习惯由历史推进到现实，由中国演化到世界。

（朱潇潇，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