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韩人初等教育活动述论

孙科志

中国和韩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自近代中国陆续开放各通商口岸之后，韩人便开始进入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韩人逐渐增多。然而韩人的大批涌入，还是在韩国不断遭到日本侵略而被迫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之后，特别是1919年的三一运动之后。在华的韩人聚集而居，逐步形成了侨民社会。其中上海的韩人社会是当时中国关内地区影响最大的韩人社会^[66]。韩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移居上海的韩人，尽管国破家亡，但仍没有忘记子女的教育问题。关于上海韩人社会的教育活动，至今已有多篇论文面世^[67]，但是多是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展开的民族教育活动为主，对全体韩人社会的教育问题却很少涉及。上海韩人的教育活动可分为初等教育、中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三部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拟就其中的初等教育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

上海最早的韩人学校是1908年初大同保国会上海联会设立的“大同学校”，该校设昼间班和夜间班，开设的课程有经济、物理、算术、英语等。该校还设有宿舍，居住着14名韩人“有志人士和学生”。1909年夏，大同保国会上海联会在韩国政府的干预下解散，学校也随之关闭^[68]。

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后，移居上海的韩人不断增加，至1917年已达300名^[69]。这个时期韩人的子女因为语言问题无法在中国的学校就读，也不愿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日本人学校，因为那里实施的是殖民教育。这样解决子女就学便成为一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1916年秋，韩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昆明路载福里75号设立了仁成学校^[70]。设立时学校只有5名学生，但随着上海韩人的增加，学生也不断增多，这样校舍就显得狭小。1918年秋，征得明强中学（Ming Jang Academy）校长罗杰斯（J.M.Rogers）的许可，仁成学校得以借用该校的教室^[71]。

1918年秋，仁成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安昌浩组织了上海高丽侨民亲睦会（以下简称为亲睦会），仁成学校也开始由亲睦会的教育部管辖。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临政”）成立后，为了扩大其社会基础，便将亲睦会吸收为下属团体。1920年临政决定在海外韩人聚居地区实行侨民团制度，并将亲睦会改组为上海韩人侨民团，由“临政”直接领导。这样隶属于亲睦会的仁成学校也从私立变成了“公立”。

从学校创立到关门为止，担任学校校长和教师的共约有60名，其中中国人至少有3名，其余为韩国人。关于学校教师的资格，1924年1月，时任校长的李裕弼在与《东亚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曾说，学校“网罗了在海外或朝鲜取得专科学校或中等学校毕业以上的学历的人才担任教员”^[72]。但在约60余名教师中，学历可以确认且又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吕运亨、孙贞道、吕运弘、安昌浩、李裕弼、金枓奉、金承学、申彦俊、赵尚燮等9名。

仁成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旅沪独立运动者的子女和旅居法租界的非亲日韩人的子女。1920年秋季开学前，准备进入该校就读的韩人儿童已达35—40名^[73]。此后学生数继续增加。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通过韩国和日本方面的资料，仍可大致把握其规模。在仁成学校存在的近20年中，大体上保持着30至50名学生的规模，最多时达70余名。各年度该校的学生数如表一:

表一　仁成学校学生数（单位:名）

该校招收的大部分是7岁至13岁的学龄儿童。在早期，这些儿童被分成4个年级接受教育，1924年又改为6年制^[74]，后来又曾改为5年制。1934年为了便于本校学生进入中国的中学，学校恢复为6年制^[75]。除此之外，仁成学校还办有幼儿园和补习科，补习科主要是为韩国留学生服务，为他们补习进入中国人中学所不足的英语、中文和算术知识^[76]。

仁成学校的教学科目是以韩国国内普通学校的课程为标准设定的，同时为了培养和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韩国语和韩国史的教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绝对禁止使用日语。学校使用韩国语讲授所有课程，另有英语和中文等外国语课程^[77]。其他科目还有本国地理、算术、理科、手工^[78]。从任课教师来看，朴殷植主讲国史和光复斗争史，金枓奉担任韩国文字创造的历史和韩文文法，金钟商、金奎治、吕运亨、玄鼎健等主讲英语，崔昌植和徐丙喆主讲数学，中文则由金文淑担任^[79]。朴殷植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韩国痛史》和《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是当时韩国史的代表作，金枓奉作为韩文的大家，1922年在上海出版了《朝鲜语读本》^[80]。从这些人的背景可以看出，该校把教学重点放在了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上，使他们在接受异民族的中高等教育之前，能够树立牢固的民族意识。

同时，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仁成学校几乎每年都举办春季运动会。1932年因虹口公园炸弹事件，日本加强了对该校的监视，春季运动会没能如期举行。但1933年开始，仁成学校继续举办春季运动会^[81]。除此之外，学校还组织学生游学，以扩大其视野。1919年12月20日，12名学生在校监金泰渊、学监朱永允以及教师郑仁果、金弘叙等的带领下前往南京游学。他们还到金陵大学演出话剧，受到金陵大学师生的称赞^[82]。

仁成学校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主要靠上海韩人所交纳的教育税、捐款和学生学费来运营，此外法租界公董局以教育慈善事业补助金的名义每年给予600美元的支援^[83]。但是与收入相比，支出更多，所以学校从开设时起就经历着财政困难，只是初期学生人数较少，财政困难还不太严重。进入20年代，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学校的财政困难越来越严重。1920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吕运弘就任校长，开始着手解决学校的财政问题。为此，他发表了《上海韩人学校基金募集趣旨书》，计划至1921年8月募集25 000元的校舍建设基金^[84]。为了得到在沪西方人的帮助，吕运弘等人还起草了英文的趣旨书，并向中国的教育联合委员会和各省委员会请求援助^[85]。1920年11月，中国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时，以吕运弘为首的仁成学校教员和临政要人设宴招待参加会议的各省代表，介绍本校的情况，吁请各位代表给予支持^[86]。

但是这次募金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仁成学校仍不得不依靠上海韩人的义捐金和学生的学费艰难地运营着。1924年初，韩国国内的东亚日报社给仁成学校捐款大洋1 144元^[87]，但这也只能暂时缓解学校的财政困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的财政问题。特别是20年代后期，上海韩人交纳的义捐金相对于学校的开支来说越来越少，学校几乎陷入关门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2月25日，“临政”要人和侨民团人士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的圣德学校召开“仁成学校维持会创立总会”，商讨对策^[88]。尽管会议选出的维持会领导机构进行了多方的努力，仍然未能解决问题。

就在仁成学校在严重的财政困难下艰苦经营的时候，1932年4月29日，上海发生了虹口公园炸弹案，日本驻沪机构开始大肆逮捕上海韩人，“临政”和从事独立运动的人士纷纷离开上海，仁成学校也被迫暂时关门，一直到9月才重新开始正常的教学活动^[89]。而这时上海韩人中的民族主义势力和亲日势力此消彼长，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早在1931年3月，居住在公共租界的一些较富裕韩人标榜“亲日、同族相爱”，结成了上海朝鲜人亲友会^[90]。虹口公园炸弹案后，朝鲜人亲友会极力想把仁成学校改造成为“稳健的教育机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也不断向学校负责人施加压力。1935年10月，日本总领事馆单方面命令当时的校长鲜于赫，要求他从1935年11月5日开始使用日本的国定教科书，将日语作为国语进行教育^[91]。11月4日，学校召开家长会和维持会，商讨对策，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11月11日，学校全体教职员决定总辞职，除附设的幼儿园继续运营外，仁成学校开始了无限期的休校，其实是被迫关闭^[92]。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才得以复校^[93]。

仁成学校经营了近20年就被迫关门，但在这短短的20年时间里，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首先，作为上海唯一的韩人初等教育机关，该校培养了95名小学生和150余名幼儿园学生^[94]，并使他们在进入高一级的学校之前就树立牢固的民族意识。其次，它不仅是一座学堂，也是韩人从事独立运动的场所。每年的三一节和829国耻纪念日，韩人几乎都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

二

除了仁成学校之外，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指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外的第三国人——笔者）经营的学校中也有韩人学生就读。特别是居住在公共租界和华界的韩人，多是为了生计移居上海，他们对独立运动要么是不关心，要么是虽抱同情的态度，但却不参加其活动。他们的子女也都选择居住区域的中国人学校和其他外国人学校就读。即便是居住在法租界的韩人子女也是如此。但对他们来说，需要克服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语言障碍。由于无法克服这种障碍而不得不辍学的也大有人在。20年代中期随家人来到南京的金明贞女士就是一个例子^[95]。虽然这是在南京的一个例子，但在上海，类似的例子也不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以上两类学校就读的韩人学生并不多。就拿公共租界的汉壁礼男童公学来说，1925年在该校就读的韩人学生只有7名，1926年也不过只有8名^[96]。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韩人学生就读于日本人经营的学校。在30年代以前，上海的亲日韩人并不多，他们多服务于日本人的机构，子女也多就读于日本人学校。3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亲日韩人不断增加，加上仁成学校被迫关闭，日本人学校里的韩人学生便不断增加，甚至超过了在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学校就读的韩人学生的总和。这从表二中也不难看出^[97]。

表二　上海韩人小学生就学状况（1939）

（续表）

由表二可以看出，就读于民团立中部小学校的韩人学生最多，达67名。这是因为该小学位于虹口地区的北四川路，这一地区在30年代以后沦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是日本人和亲日韩人集中居住的地区。

除此之外，1933年6月15日，上海居留朝鲜人会在日本基督教青年会馆设立了槿花幼儿园，专门吸收亲日韩人的子弟。最初，该幼儿园有两名教师，学生20名^[98]。后来随着学生的增多，1939年10月，上海居留朝鲜人会从三井、三菱财阀和东洋拓殖会社等处得到20 000元资助，从朝鲜总督府处得到17 000元资助，从侨民处募捐29 855元。居留朝鲜人会利用这些经费在上海虬江路广东街旧三义里小学处修建了养正幼儿园建筑物^[99]。至1940年，该幼儿园有教师5名，学生151名^[100]。该幼儿园以日语对韩人儿童进行“皇国臣民化”的殖民教育。也正因如此，它能从朝鲜总督府等机关获得大量的财政资助。以1940年为例，其全年的运营经费为15 670元，而得到的资助达11 670元，所收学费为1 500元，另有其他收入2 500元^[101]。也就是说，其获得的资助额占其全年运营费的74.5%。特别是所收学费只有1 500元，如按每个学生平均计算的话，每个学生需负担的学费还不到10元，这与免费的义务教育没有什么差别。亲日韩人所办的养正幼儿园的财政状况与民族主义者所办的仁成学校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1940年是日本在沪的全盛时期，不仅是日本人，亲日韩人也大举进入上海。这从亲日的上海居留朝鲜人会的会费纳付者人数也可见一斑。1939年会费纳付者为643名，到1940年增加为1 695名，一年内增加了1.6倍^[102]。亲日韩人的增加也使韩人学生大幅增加，他们绝大部分就读于日本人学校，这从他们的就学状况中就可以看出^[103]，如表三所示。

表三　上海韩人小学生就学状况（1940年）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940年就读于日本人小学校的韩人学生达到了410名，而其中亲日韩人聚居的虹口地区的中部小学和第二中部小学的韩人学生最多，达337名，占81%。而就读于中国和其他外国人学校的韩人学生合计不过16名。

三

综上所述，上海韩人的子弟所受的初等教育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在仁成学校接受的民族主义教育，第二种为在日本人学校接受的“皇国臣民化”殖民教育，第三种则是在中国和其他外国人学校接受的异民族教育。30年代中期以前，仁成学校尽管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但在民族教育中还是担负着重要的角色。这个时期虽然也有韩人学生就读于日本人的小学，但其人数并不多。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仁成学校被迫关闭和亲日韩人的增加，在日本人小学接受殖民教育的韩人学生迅速增加。30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小学就读的韩人学生的人数虽无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从1939年和1940年的数字来推算的话，人数不会很多。主要原因就是语言障碍。此外小学生的年龄都较小，适应能力较差，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对他们来说存在着诸多困难。上海韩人初等教育中的这些特点，特别是在日本人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的变化，与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不无关系。

（孙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1]伊利里亚（Illyria或Illyricum）古地名。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亚得里亚海东岸，南邻伊庇鲁斯。居民称伊利里亚人。公元前2世纪被罗马占领。5—6世纪哥特人和斯拉夫人入据。

[2]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21—224页。

[3]B杰拉维奇《巴尔干史，18和19世纪》第1卷，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06—307页。

[4]СА尼基金《南斯拉夫人和西斯拉夫人史》，俄文版，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218—219页。

[5]Ch和B杰拉维奇《巴尔干民族国家的建立，1804—1920》，英文版，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250—251页。

[6]伊万博日奇等《南斯拉夫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99页。

[7]ВМ涅基金娜《苏联史》第2卷，俄文版，1954年，第622页。

[8]苏联《莫斯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卷，1956年第4期，第27页。

[9]里查德C霍尔《巴尔干战争，1912—1913》，英文版，伦敦2000年，第10页。

[10]斯坦利乔治埃文斯《保加利亚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7—278页。

[11]ВА热博克利茨基《巴尔干战争前夜的保加利亚》，俄文版，基辅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150—151页。

[12]约翰R兰姆顿《南斯拉夫史》，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2—93页。

[13]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4年第11期，第35—36页。

[14]Ch和B杰拉维奇《巴尔干民族国家的建立，1804—1920》，英文版，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217页。

[15]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38页。

[16]ВА热博克利茨基《巴尔干战争前夜的保加利亚》，俄文版，基辅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180页。

[17]里查德C霍尔《巴尔干战争，1912—1913》，英文版，伦敦2000年，第14—18页。

[18]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6页。

[19]伊万博日奇等《南斯拉夫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8页。

[20]维诺格拉多夫等《罗马尼亚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84—286页、第301页。

[21]ЮА皮萨列夫《奥匈境内南部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俄文版，莫斯科1961年，第280—281页。

[22]Ch和B杰拉维奇《巴尔干民族国家的建立，1804—1920》，英文版，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252页。

[23]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6—157页。

[24]卡拉乔治王朝，由塞尔维亚起义领袖卡拉乔治（Kara－dorde，1768－1817）建立的王朝，其子亚历山大-乔治维奇和其孙佩塔尔卡拉乔治维奇曾长期统治塞尔维亚。

[25]M克尔诺本查《充满戏剧性的南斯拉夫》，英文版，伦敦1994年，第47页。

[26]АА雅斯科娃《欧洲政策中的小协约国》，俄文版，莫斯科1974年，第291—292页。

[27]E康普斯《小协约和巴尔干联盟》，英文版，布加勒斯特1978年，第56页。

[28]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9]НИ列别捷夫《法西斯主义在罗马尼亚的崩溃》，俄文版，莫斯科1983年，第62—63页。

[30]J－B迪罗塞尔《法国外交政策，衰落1932—1939》，法文版，巴黎1979年，第104页。

[31]ВК伏尔科夫《慕尼黑阴谋和巴尔干诸国》，俄文版，莫斯科1978年，第19页。

[32]古德曼《苏联建立世界国家的计划》，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327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4页。

[33]阿诺德托因比《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579页。

[34]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235页。

[35]米洛凡杰拉斯（德热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36]杰吉耶尔（德迪耶尔）《铁托传》，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12—120页。

[37]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1期，第167页。(www.daowen.com)

[38]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355页。

[39]杜尚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

[40]参见《国际条约集，1953—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6—11页。

[41]同上书，第222—225页。

[42]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有人问南外长尼凯苏奇南斯拉夫人是否会引用巴尔干同盟来对付来自东方的威胁，后者笑答:“老的条约像老的将士一样，永垂不朽，但其影响却在悄然消失。”见《南斯拉夫的实验》，第62页注Ⅰ。

[43]徐坤明《南斯拉夫内战和解体》，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44]辛夷等主编《东欧剧变之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3页。

[45]波格唐萨雅科夫斯基《东欧、俄罗斯后继国家的冲突、争执和热点百科全书》，英文版，朗曼出版社1993年，第50页。

[46]郝时运主编《旷日持久的波黑内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136页。

[47]L特罗比采娃《后苏联时期的种族冲突》，英文版，纽约1996年，第34页。

[48]RE卡纳等编著《俄罗斯联邦的外交政策》，英文版，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7年，第89页。

[49]美国《时代周刊》杂志，1998年10月5日，第40—41页。

[50]《国际形势年鉴2000》，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51]《南斯拉夫研究杂志》，英文版，贝尔格莱德1999年第4期，第143页。

[52]法国《新观察家》杂志，2000年9月14日，第34页。

[53]美国《哈佛国际评论》杂志，2002年夏季刊，第32页。

[54]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2000年5月18日，第7版

[55]美国《当今史》杂志，2001年第12期，第362页。

[56]美国《时代周刊》杂志，2001年9月17日，第34—35页。

[57]美国《新闻周刊》，2001年3月26日，第27—28页。

[58]罗伯特托玛斯《米洛什维奇统治的塞尔维亚》，英文版，伦敦1999年，第383页。

[59]俄罗斯《消息报》，2001年4月10日，第7页。

[60]俄罗斯《消息报》，2002年3月16日，第8页。

[61]法国《新观察家》杂志，2000年9月21日，第32页。

[62]美国《大西洋》杂志，2001年第2期，第42页。

[63]美国《外交事务》季刊，2001年1—2期，第155页。

[64]《国际形势年鉴，2000》，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65]《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页。

[66]关于上海韩人社会的形成请参见拙稿《韩人亡命上海与初期韩人社会的形成》，《韩国近现代史研究》7，1997年，第1—44页。

[67]有关上海韩人社会的教育活动的研究论文有:刘准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文化、宣传活动》，《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7，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所，1993年；李明花《上海的韩人民族教育运动》，《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4，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所，1990年；千敬化《日帝下在中国韩国人民族教育活动研究》，《国史馆论丛》9，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9年；崔志鹰《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教育活动》，《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5期。

[68]崔起荣《关于旧韩末大同保国会的考察》，《水邨朴永锡教授华甲纪念韩民族独立运动史论丛》，汉城:探求堂1992年版，第1333页。

[69]独立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独立运动史》Ⅵ，高丽书林1983年版，第110页。

[70]韩国独立纪念馆独立运动史研究所所藏资料:Korean School Shanghai，China August 15，1920。关于该校的开设时间有多种说法:《基督申报》1921年8月21日记载为1917年秋；日本人村田佐文的《上海及南京方面に於はる朝鲜人の思想状况》（京城，1936年）的第157页记载为1916年9月27日；金正明所编的《朝鲜独立运动》Ⅲ（东京，原书房，1967年）的第516页记载为1917年2月；《吕运亨被疑者讯问调书》（第三次，胶卷资料）记载为1917年春。通过对以上资料的分析，可以知道仁成学校开设时间应为1916年秋，最初的名称是上海韩人基督教小学校，后改称仁成学校。1928年2月新的“仁成学校维持会”在成立时发表的发起文中说“仁成学校经历了13年的艰难辛苦”（《日本外务省特殊调查文书》60，第144页）。Korean School Shanghai，China August 15，1920年则明确记载仁成学校是1916年秋天设立的。在这份资料中有“Committee”的字眼，从这个字眼来看，这份文件应是当时仁成学校维持会向在沪西洋人进行募捐而制作的。因而可以明确地说仁成学校的设立时间应为1916年秋。

[71]韩国独立纪念馆独立运动史研究所所藏资料:Korean School Shanghai，China August 15，1920。关于该校的开设时间有多种说法:《基督申报》1921年8月21日记载为1917年秋；日本人村田佐文的《上海及南京方面に於はる朝鲜人の思想状况》（京城，1936年）的第157页记载为1916年9月27日；金正明所编的《朝鲜独立运动》Ⅲ（东京，原书房，1967年）的第516页记载为1917年2月；《吕运亨被疑者讯问调书》（第三次，胶卷资料）记载为1917年春。通过对以上资料的分析，可以知道仁成学校开设时间应为1916年秋，最初的名称是上海韩人基督教小学校，后改称仁成学校。1928年2月新的“仁成学校维持会”在成立时发表的发起文中说“仁成学校经历了13年的艰难辛苦”（《日本外务省特殊调查文书》60，第144页）。Korean School Shanghai，China August 15，1920年则明确记载仁成学校是1916年秋天设立的。在这份资料中有“Committee”的字眼，从这个字眼来看，这份文件应是当时仁成学校维持会向在沪西洋人进行募捐而制作的。因而可以明确地说仁成学校的设立时间应为1916年秋。

[72]《学校长李裕弼的谈话》，《东亚日报》1924年1月4日。

[73]《Korean School Shanghai China，August 15 1920》，韩国独立纪念馆独立运动史研究所收藏。

[74]《仁成学校进级式》，《东亚日报》1924年2月23日。

[75]《一九三五年の上海を中心とする朝鲜人の不稳策动》，前引金正明书，第547页。

[76]《仁成学校制度变更》，《东亚日报》1923年11月5日。

[77]《仁成学校制度变更》，《东亚日报》1923年11月5日。

[78]《仁成学校状况》，《独立新闻》1920年3月25日。

[79]沈之渊《被忘记的革命家的肖像——金枓奉研究》，图书出版人间之爱1993年版，第53至55页。

[80]同上书，第49页。

[81]《不逞鲜人经营仁成学校春季运动会状况の件》，《日本外务省特殊调查文书》60，第160—163页。

[82]《仁成学校学生前往南京修学旅行》，《独立新闻》1920年1月10日

[83]《大韩侨民团ノ近况》，《日本外务省特殊调查文书》26，第762页。

[84]前引金正明书，第427页。

[85]《关于上海韩人独立运动者学校的基金募集和外国援助》，《韩国民族运动史料（中国篇）》，韩国国会图书馆1976年版，第274—275页。

[86]《韩人宴请教育代表纪》，《时报》（上海）1920年11月9日。

[87]上海日本总领事馆警察部二课《朝鲜独立运动年鉴》，汉城:东文社1946年版，第127页。

[88]《仁成学校维持会发起文》，《外务省特殊调查文书》60，第144—146页。

[89]《不逞鲜人经营仁成学校春季运动会状况ノ件》，《日本外务省特殊调查文书》60，第160页。

[90]朝鲜总督府官房外务部《中华民国在留朝鲜人概况》，京城，1940年，第56页。

[91]村田左文《上海及南京方面に於けゐ朝鲜人の思想状况》，京城，1936年，第158—159页。

[92]《一九三五年の上海を中心とする朝鲜人の不稳策动》，前引金正明书，第547—548页。

[93]具益均《在上海迎来解放》，《大雁》1980年7—8月合刊，第15页。

[94]村田左文前引书，第157页。

[95]金明贞女士的证言，1996年11月15日在其家中听取。

[96]Anun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925，第205页；Anun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926，第242页。

[97]前引《中华民国在留朝鲜人概况》，第36页。表中的“民会”是指上海朝鲜人亲友会，“民团”是指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团。

[98]《上海朝鲜人会其ノ后ノ情况ニ关スル件》，《日本外务省特殊调查文书》60，第198—201页。关于幼儿园的名字，该资料记载为“槿花幼儿园”，而《华中、华南、北中美洲居住朝鲜人の情况》中却记载为“养正幼儿园”，从两份资料的时间来看，大约是最初设立时称“槿花幼儿园”，后来改名为“养正幼儿园”。

[99]杨昭全《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100]同上书，第30页。

[101]同上书，第30页。

[102]同上书，第35页。

[103]杨昭全《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