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智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同步产生。自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演化，它的传播与变异，它的危机与前景，不知引发了多少的论争。在漫长的世界史学发展史上，这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虽则是弹指一挥间，但毋庸置疑，却为我们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凝重的历史篇章。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总结，学界颇多识见，不乏论著。对此，笔者无心置喙[748]。在这里，拙文有意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与西方史学之关联这一视角[749]，摭拾几点，略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批判继承西方史学遗产的历史启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从对抗走向对话的历史轨迹，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时代西方的历史命运，旨在阐明史学之存在与进步，离不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这也是我们研究历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马克思与西方史学
马克思是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当是他留给后世的最主要的史学遗产[750]。倘若说马克思主义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阶值的东西”[751]的结果，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唯物史观也不例外，它也是吸收和改造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的史学遗产的结果。
本来，马克思学说的原生形态就是在西方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它怎能与西方社会的思想遗产割断联系呢？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角度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引动了一次巨大的史学革命，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从一个方面来说，它也是批判继承了西方史学遗产，尤其是近世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遗产的结果。譬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浏览或钻研过的近代西方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就有:德国的康德、海尔德、黑格尔、席勒、利粤、罗特克、文克尔曼、施勒格尔、哥列斯、兰克、普芬多夫、施维格勒、蒙森等；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杜谷、孔多塞、圣西门、傅立叶、梯叶里、米涅、基佐、梯也尔、拉马丁、托克维尔、孔德、路易勃朗、库朗热、泰纳等；英国的F培根、休谟、吉本、艾利生、马考莱、卡莱尔、高德文、科贝特、斯塔布斯、格林、弗里曼、西蒙、斯宾塞等；意大利的马基雅弗里、维柯等；美国的班克洛夫特等[75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近世以来西方史学的关注，涉及欧美诸国史家，包括诸多的史学流派、史观与史著，他们从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为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继承的关系，特再列举两个具体的例证，以资说明。
例证一:马克思与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诸史家
这里所说的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诸史家，主要包括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人，由这些人所组成的历史学派，也就属于被恩格斯所说的不断揭示阶级斗争的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753]的历史学家群体。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动力；阶级斗争源于利益的对立；资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就是阶级斗争的终止；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英法两国历史的一把钥匙等等[754]。他们的历史思想，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形成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前，突破了前人关于历史演变的陈说，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历史观中令人耀目的思想火花，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材料。对此，马克思并不讳言，他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755]
显然，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主要指的就是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西方史家。马克思这封致约魏德迈的信，既道出了一段众所周知的名言，也直言不讳地说明了他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思想来源，更揭示了马克思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他所作出的“新贡献”。
例证二:马克思与维柯
维柯是18世纪意大利的“天才”，具有广博的学识，是著名的美学家、法学家和语言学家，但他正如柯林武德所说，“他首先是一个训练有素而又非常出色的历史学家”[756]。一般说来，他被认为是近代历史哲学的开山之祖。
在维柯宏富的思想中，马克思慧眼识珠，赞扬他“有不少天才的闪光”[757]。对此，当需另作评论[758]。概括说来，他所提出的实践观点，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的观点，人类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自身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等，马克思的思想确与之有关联。譬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与雾月十八日政变》里一开篇就这样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759]这一观点也恰恰与维柯的“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760]识见一脉相承。关于对人及人性的看法，维柯由于认识到人在不断创造实践中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创造人自己，因此就否定人性不变的说法，正如《新科学》英译者之一MH费希所指出的，“维柯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存在主义者都有一个同是否定的看法，认为从单纯个体中找不到人的本质，维柯和马克思主义者倒有一个一致的肯定或积极的看法，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或是各种制度在发展中的体系。”[761]的确，马克思思想与维柯思想之关联，引起了当代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762]。我国学者张隆溪在《维柯思想简论》一文中这样认为:“在研究马克思与欧洲文化传统的关系方面，维柯的意义或许并不亚于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763]是的，维柯的历史观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形成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我这里不过略举两例，就前面所列被马克思提及过的众多西方史家都可铺陈，阐明马克思与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与西方史学之间的关联，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需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需要继续批判吸收与借鉴前人的思想遗产，并通过与现时代各个派别的或主义的对话中滋润自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更要与时俱进，既与其他各种理论学说相互关联，又与它们相互融通，互补反馈，携手共进。
二、从对抗到对话
自19世纪40年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对近世以来的西方史学（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日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挑战。至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成为20世纪国际史学的两大潮流，如居伊布瓦所说的“两支巨流”[764]，两者之间既对立又接近，既接近又较量，既较量又交流，既交流又共建，矛盾而又糅合，斗争而又融通，令人瞩目地影响与左右了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这两者160余年的关联史，在我看来，其历史轨迹可以用从对抗走向对话来描述。具体说来，它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兹分别陈述如下。
1.对立: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至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诞生最初的年代里，影响甚微，举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是，英国史学家古奇在1913年初版的论19世纪史学的经典之作《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甚至连马克思的姓名都没有提及[765]，遑论马克思之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其他方面了[766]。事实上，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它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家的仇视、疑惧与曲解。对此，当代西方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作过一些很中肯且有见地的分析。他写道，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敌视，“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1848年以来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着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疑惧。在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里，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实质上排斥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法国比较宽容，从饶勒斯到马蒂埃，从拉布鲁斯到费弗尔，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但在其他国家，尤其在德意志帝国，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既不懂又不想去弄懂马克思主义原理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梅林——又遭到排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终于崭露头角的话，也还是被‘当成流行的崇拜实证主义的变态形式，是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许多反对者在竭力加深这种假象，其中包括施塔姆勒和里克特这样一些批评家。直到1918年——而且事实上在那以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大学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依然被完全忽视。1917年的俄国革命迫使俄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所作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们的反应本质上仍然是敌意的。”[767]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这将近80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总体上处于对立状态，其主要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敌视态度。这种情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开始发生变化。
2.接近: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逐步消弭对立状态，大概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早在19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利格曼就出版了《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专论唯物史观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虽则他把唯物史观片面地归结为“经济史观”，因而也就不可能全面理解它的精髓，但这位西方史家却承认“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的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的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科学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768]。
1912年，现代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鲁滨逊在《论历史学》中这样评价马克思的史学贡献:“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这也是当时迫切需要一种合乎实际的学说的反映。……作出这样贡献的是一位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改革家，而不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家研究过去时所应该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769]
从以上两位西方史家此时的言论来看，他们对马克思及其唯物史观虽不能作出科学的认识，但敌意显然不见了，对峙状态开始消解，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对话创造了条件。
这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情况，1917年之后，特别是在1929—1930年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之后，不仅使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而且迫使西方史家开始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从而在总体上结束了前一阶段敌视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对立状态，开始真正地直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例如，1946年英国历史学家劳思指出:“在今天要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就要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770]西德弗里茨凯恩（他是10卷本《世界史》的发起者）在谈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也这样说:“总之，这种论断（即马克思主义）是对今天具有巨大意义的历史力量。”[771]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回应，应当说还是一种比较积极的回应，而有利于这之前的敌视或漠视。
3.对话:二战后迄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影响更是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并更多地被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由于时代的巨大变革，并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了的世界形势，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史学，都需要“与时俱进”，为此从两者已经接近的状态中，它们之间更需要进行平心静气的对话，相互学习，携手共进，而不能相互诘难，彼此敌对。
二战后史学发展的事实证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史学都颇为明智地接受了对话，且多有成效。这里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之间的对话，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深刻影响。
从整体上看，法国的年鉴学派不能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从不以此自居。然而，他们从不讳言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所受到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年鉴派。”[772]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早在1935年就明确地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狂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思考和了解事实和例证，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了。”[773]另一位创始人马克布洛赫也这样说:“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们决定为自己建设先贤祠的话，那么，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的银髯飘然的半身塑像一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774]年鉴学派第二代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更深入地研读过马克思的原著，他确认正是马克思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构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这使他从中得益匪浅。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雅克勒高夫说，“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因素当作解释历史的首要因素，把心态列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将历史看作是按照一种单纯演进模式直线发展的；而新史学则认为，心态虽然不是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新史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新史学又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和历史研究途径的多重性，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新史学可能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775]勒高夫这段话既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年鉴学派的多种直接的影响，也表明两者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这说明他们之间有融合，也有分歧，但两者之间不乏真正的对话。事实上，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与年鉴学派等相互合作的例子。总之，“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下，年鉴派史学逐步重视当代史、社会阶级、阶层史等领域的研究，同时还在新的基础上开始重新研究政治史、人物史、思想史及历史短时段的变动。”[776]
我们在上面不厌其烦地引证了年鉴学派几代领导人的言论，旨在从一个侧面显示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是它的唯物史观对现当代西方新史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这方面，还是巴勒克拉夫阐述得更为具体些，他从五个方面比较系统地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家也对现代西方史学所给予的巨大影响。他的这些论述已被学界广为援引，故不再在正文中列出[777]。
反之，现当代西方新史学也给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影响。对此，前者可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受到的西方史学影响为例，此处不容申论[778]；至于后者，下文当会涉及，不在这里阐述。
三、“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是世界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管在它初始阶段的影响是多么弱小，但终因其自身的内在张力，依然不断地向外界传播它的能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逐渐在欧洲各国传播。在传承与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行列中，诸如法国的保尔拉法格、德国的弗兰克梅林、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以及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都作出过各自不同的贡献。这些情况可能需要重新梳理，因为我们对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最初年代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情况不甚了了，也由于上述中的一些人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纠缠，故而人们对他们的曲解误读也就难以避免了。为此，我们需要认真辨析，并作出新的评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立足。但在发展过程中，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了变化，带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斯大林主义）严重地桎梏着史学。如今，“苏联这个国家虽已解体，但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的传统和影响并不随之而消灭。它不仅表现在今天的俄国史学中，而且对世界史学发展的影响也并没有完全消失。”[779]因此，回顾与总结这个经历七十多年发展进程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是当今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严肃的历史命题，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命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自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成长与曲折、发展与坎坷、机遇与挑战的艰难行程，尤其在发展进程中，它如何既受苏联的影响（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如何受西方的影响（20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八九十年代），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与探讨[780]。
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马克思奠基（概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此后的演化可分为以下几支:一为马、恩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的欧洲的（如以拉法格、梅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可称之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余脉；二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不同于前者，明显地烙有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印记，此乃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衍化；三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它的发展既受外来的特别是苏联史学的影响，但又有本土特色，且迄今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延伸；四为下文要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它相异于上列三种类型，也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生形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时代特色和发展。以上所说，或许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谱系学”。对这种“谱系”（奠基—余脉—衍化—延伸—发展，这一序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前后相继）的明析，不仅是为了从形式上区分概念，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认识本义，从而弄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各支系的来龙去脉与相互关系，进一步领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谛。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时代变革的感召下，呈现出一种新的史学发展的趋向，诸如:历史视野与研究领域的拓宽、“自下而上”历史观的新取向、多元的历史研究方法、以天下为己任的现实关怀等等。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种种新的思考与诠释。这方面的话题当需另文详讨[781]，我这里只补充几点，旨以说明“西马亦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他们所走过的“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这样一条历史的轨迹。
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背离
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相比，他们中的有些人的思想，别样而又新奇，离异而又守护，它当然不是“残余的乡愁”[782]，而是“时代的变奏”。这“时代的变奏”所“奏”出的“音符”，确与当时流行的占据支配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很不协调，亦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反映在史学上就是对教条主义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背离。
这种史学上的变革是与时代背景、政治转向及哲学思潮等相关联的。二战后，世界政治形势大变，两大对立阵营的相峙，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的动荡，1956年苏共20大的召开，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批判匈牙利事件，在各国共产党内部激起了广泛的回响，它引发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反思，于是，“马克思热”以及寻求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诠释便应运而生。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端者卢卡奇、葛兰西[783]等人的思想和他们的著作在西方流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与哲学思潮的泛滥，对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及其史学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便成了某些马克思主义史家思想发生转变的契机，正如有论者指出，“这种转变是对前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家长制作风的反抗，是对宗教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抗，也是对机械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们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做新的理解与解释，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恢复新的生机”[784]。这不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吗？
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现时代回应
正如梅林早就指出过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785]。马克思不可能穷尽全部真理，虽则他被人称之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同样，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唯物史观也是要发展的，而且也必须结合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与时俱进”，它也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时代回应”，除前述凸现对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这一点外，主要还是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战后勃兴的社会与时代原因，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由之而引发的对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态乃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面对这样的时代变革的大浪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必须作出回应，倘若仍抱残守阙，墨守成规，势必会被时代潮流所抛弃。
在此，有一点必须指出，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置身于当今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指导地位不一样，如张芝联所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学派，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并不是指导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作为世界观来考虑的，它不是直接地和政治联系起来的。我们国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含义，和譬如说法国人在法国所说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一样的。”[786]是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同我们所张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准则有异，而且细究一下，也与这些国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别，如四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20世纪前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从莫尔顿及其《英国人民史》来看）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依然恪守马克思的历史理念，恪守历史唯物主义，他们仍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来研究与撰写历史，EP汤普森的夫人多萝西汤普森在回忆其夫时这样说:“他时常表示，他和他从事的历史学总的说来受惠于马克思，但是，对于把自己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越来越踌躇。他喜欢说，他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写作。”[787]从这段话来看，EP汤普森面对那种“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他感到困惑，他感到“踌躇”，于是“希望把更为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788]，你能说那是“离经叛道”吗？要说是，那不是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对教条主义与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或打上斯大林印记的马克思主义。倘不告别后者，不“离”斯大林主义式的“经”，不“叛”教条主义与简单化的“道”，历史学老是被禁锢在这种陈腐的说教与设置的旧框框内，怎能前行？
至于说到EP汤普森常被人扣上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Culturalist Marxism）或“文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Cultural－socialist humanism）的帽子，那是有失公正的。汤普森确实以其史学实践，反对经济决定论，寻求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的模式，着力于一种文化的历史研究。他在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789]一书中，与通常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劳工史的方法不同，而是更倾向从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来分析问题，力图阐明英国文化传统对工人阶级统一意识形态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出版20多年之后，汤普森出版了《共有的习惯》，也是研究18世纪英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力作。汤氏的史学旨趣与学术路数难道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悖吗？要是说“相悖”，那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是与那种机械地简单化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相悖。“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790]，1992年汤普森在回答中国学者的访谈时这样说道，这也是汤氏对那些给他扣上“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帽子的回答。
可以这样说，从总体上看，EP汤普森的史学思想并未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背道而驰，而是一种对它的“现时代回应”，遑论“激进的”汤普森之外的西方其余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了。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交融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代派系，“西马亦马”，既然它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畴，它当然与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即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西方新史学）有矛盾，有争论，如前已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就其阶级属性而言，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似应归入资产阶级史学）之间的关系。但两者的交融却是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了西方新史学，而后者也影响了前者，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西方新史学潮流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异流共建”[791]，这种既相互交叉又互有影响的交融关系，展示出了一种新的史学景观，其结果显然有利于推动现代历史学的发展。
这里略举一例，以说明上述所说的这种关系。
米歇尔伏费尔是当代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巴洛克的虔诚与非基督教运动:启蒙时期普罗旺斯人对死亡的态度》（1973年版），是一部典型的心态史之作，他以当时的遗嘱为材料，运用计量方法，从法国南部部分居民在17—18世纪的这一长时段内人们对死亡态度的变化中，说明了从18世纪60年代起，随着遗嘱内容的世俗化，人们精神状态的变化。这位赫赫有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这一课题的研究与年鉴学派的一些研究心态史的著作可谓是如出一辙。事实上，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更多的方面，保持着与其他史学派系的对话与合作[792]。这种“异流共建”，不是一种值得期待的史学文化景观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同时是马克思和费弗尔的门生”[793]吗？总之，“合力”创造历史，“合力”也利于史学的发展，对话与交融总比对抗与蔑视要好，现当代西方史学中这种趋同发展的趋势及其走向如何，我们且拭目以待，暂不忙下结论。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本论题所说的“关联”这一点上来吧。研究史学史，当然要研究史家、史著、思潮、流派、理论、思想、方法等，即从历史学自身（内因）来论证史学的发展与变化。然而，这是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我们还需要研究事物之间的关联（外因）。“关联”，是研究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梳理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与相互冲突的事实，探讨这种相互联系对各自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这种相互关联当然是影响事物变化的外部原因，成为促使事物发生变化的一种外力。然而，在某种情况下，外力也可以成为事物发生质变的基本原因和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勒高夫说:“新史学所代表的史学总体革新，只是在面对马克思主义时才遇上一些基本的问题。”[794]勒高夫之言，其实说到了研究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重要性。不是吗？倘只从西方新史学自身来研究新史学，而忽略它在发展进程中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这种研究就不可能深入透彻。但当它一旦“遇上”（关联）马克思主义时，新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凸现出来了。这当然也是一种“比较研究”，或许是“比较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管怎么说，学术研究的空间应该是多维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研究它与西方史学之关联，反之亦然。
（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1]U.R9ler－K9hler，“Jenseitsvorstellungen，”in Lexikon dergyptologie，Vol.Ⅲ，Wiesbaden 1980，pp.252－267.
[2]A.Erman und H.Grapow（eds.），W9rterbuch der－gyptischen Sprach，Vol.Ⅱ，Berlin and Leipzig 1957，p.166，11－12.
[3]S.Morenz，gyptische Religion，Stuttgart 1960，p.123.
[4]pEdwin Smith，Fall 4（2，11）；W.Westendorf，“Leben und Tod，”in Lexikon dergyptologie，Vol.Ⅲ，Wiesbaden 1980，p.951.
[5]Pebers，Nr.854f；W.Westendorf，“Leben und Tod，”in Lexikon dergyptologie，Vol.Ⅲ，Wiesbaden 1980，p.952.
[6]H.Brunner，Die Weisheitsbücher dergypter，Zürich und München 1991，p.102.
[7]K.Sethe，Die alt－gyptische Pyramidentexte，Vol.Ⅱ，Hildesheim，Zürich，New York 1987，p.1975a－b.
[8]K.Sethe，Die alt－gyptische Pyramidentexte，Vol.Ⅰ，Hildesheim，Zürich，New York 1987，p.134a.
[9]A.de Buck，The Egyptian Cof fin Texts，Vol.Ⅰ，Chicago 1935，p.190，a－b.
[10]W.Westendorf，Erwachen der Heilkunst.Die Medizin im altengypten，Zürich 1992，pp.218－227.
[11]H.Brunner，Die Weisheitsbücher dergypter，Zürich und München 1991，p.102.时间上稍晚一些的为王子玛里卡瑞而写的说教文里也有类似的忠告:“你要使你在西面的居室（指坟墓）完好，你要使你在墓地的驿站（把坟墓比作两个世界的中转站）牢靠。”参见J.F.Quack，Studien zur Lehre für Merikare，Wiesbaden 1992，p.77.
[12]K.Sethe，Urkunden des Alten Reiches，Leipzig 1903，p.121.
[13]H.Kees，Totenglauben und Jenseitsvorstellungen der altengypter，Grundlagen und Entwicklung bis zum Ende des mittleren Reiches，Leipzig 1956，pp.21－29.
[14]N.de G.Davies，The Town House in ancient Egypt，New York 1929，pp.233－235.H.Ricke，Der Grundrides Amarna－Wohnhauses，Leipzig 1932，p.56.
[15]B.Kemp，Ancient Egypt.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London 1989，p.153.
[16]Ibid.p.155.
[17]Ibid.p.296.
[18]N.de G.Davies，“The town house in ancient Egypt，”in Metropolitan Museum Studies 1，1929，pp.234－235，Fig.1A.
[19]A.M.Blackman and M.R.Apted，The Rock Tombs of Meir，Vol.Ⅴ，London 1953.
[20]Ibid.p.29.
[21]事实上，与帕庇昂赫几乎同时的一个叫昭乌的人在自传里明确地说，他把自己的墓室与其父亲的墓室连成一体，目的是为了每天都能够与他在一起。N.de G.Davies，The Rock Tombs of Deir el－Gebrawi，Vol.Ⅱ，London 1902，p.⒔.
[22]A.M.Blackman，The Rock Tombs of Meir，Vol.Ⅰ，London 1914，p.10.
[23]关于相对小一些的墓室属于帕庇昂赫妻子的棺材室，而比较大的墓室属于帕庇昂赫本人的棺材室的观点，请参看D.O’Connor，“Sexuality，statuary，and the afterlife:scenes in the tomb－chapel of Pepyankh（Heny the Black），”in P.der Manuelian（ed.）Studies in Honor of William Kelly Simpson，Vol.Ⅱ，Boston，pp.630－631.
[24]这些头衔几乎在所有刻写着帕庇昂赫名字的地方出现，说明古代埃及人的等级观念之强和他们试图在来世保持自我身份的愿望。参看A.M.Blackman and M.R.Apted，The Rock Tombs o f Meir，Vol.Ⅴ，London 1953，pp.25－56.
[25]A.M.Blackman and M.R.Apted，The Rock Tombs o f Meir，Vol.Ⅴ，London 1953，p.25.
[26]A.M.Blackman and M.R.Apted，The Rock Tombs o f Meir，Vol.Ⅴ，London 1953，p.25.
[27]这个画面表现了古代埃及人在世时就已经为自己的来世做准备的事实，同时也表达了死者希望把关乎来世永恒生活的巨大工程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的愿望。
[28]A.M.Blackman and M.R.Apted，The Rock Tombs of Meir，Vol.Ⅴ，London 1953，p.29.
[29]大概是受到象形文字以及与此相关的形象思维的影响，古代埃及人相信文字和图画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具有它们所描写和刻画的人或动物的威力或危险。最为令人惊讶的例子来自古王国时期的坟墓。为了防止刻写在墙壁上的呈有害动物或猛兽形状的象形符号对死者形成潜在的威胁，古代埃及人把这些动物刻画得断胳膊少腿，或者在它们的后背画上插入的尖刀。
[30]A.Bolshakov，Man and His Double in Egyptian Ideology o f the Old Kingdom，Wiesbaden 1997，pp.34－36.
[31]A.M.Blackman and M.R.Apted，The Rock Tombs of Meir，Vol.Ⅴ，London 1953，p.34.
[32]G.Robins，The Art of Ancient Egypt，Cambridge，MA 1997，pp.252－253.
[33]J.Kamrin，Monument and microcosm:the 12th Dynasty tomb chapel of KhnumhotepⅡat Beni Hasan.Ph.D.dissertation 1992.Michigan: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p.90.
[34]J.Allen，Genesis in Egypt.The Philosophy o f Ancient Egyptian Creation Accounts.New Haven 1988，p.59.
[35]在象形文字里，哈拉赫特（Xpr）的意思是“正在形成的”、“正在变化的”，而阿吞（tm）的意思是“完满的”。参看金寿福《在绝望与希望之间——论古代埃及人来世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第53—54页。
[36]A.H.Gardiner，Hieratic Papyri f rom the British Museum，third series，London 1935.
[37]J.Assmann，“Die Inschrift auf dem－ueren Sarkophagdeckel des Merenptah，”in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Abteilung Kairo 28，1972，pp.115－118.
[38]K.Sethe，Die alt－gyptische Pyramidentexte，Vol.Ⅰ，Hildesheim，Zürich，New York 1987，p.616d－f.
[39]Ibid.Spell 638；A.Rusch，Die Entwicklung der Himmelsg9ttin Nut zu einer Totengottheit，Leipzig and Berlin 1922，pp.22－30.
[40]K.Sethe，Die alt－gyptische Pyramidentexte，Vol.Ⅰ，Hildesheim，Zürich，New York 1987，Spell 777b；778b；779c；825c；828a；835a；838b.K.Sethe，Die alt－gyptische Pyramidentexte，Vol.Ⅱ，Hildesheim，Zürich，New York 1987，p.1607f.
[41]N.de G.Davies，The Tomb o f Nefer－hotep at Thebes，New York 1933，p.55.
[42]J.Assmann，Liturgische Lieder an den Sonnengott，Untersuchungen zur alt－gyptischen Hymnik，München 1969，p.382.
[43]Ibid.p.388.
[44]J.Kamrin，Monument and microcosm:the 12th Dynasty tomb chapel of KhnumhotepⅡat Beni Hasan.Ph.D.dissertation 1992，Michigan: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pp.69－75.
[45]D.O’Connor，“Sexuality，statuary，and the afterlife:scenes in the tomb－chapel of Pepyankh（Heny the Black），”in P.der Manuelian（ed.）Studies in Honor of William Kelly Simpson，Vol.Ⅱ，Boston，pp.621－633.
[46]A.M.Blackman and M.R.Apted，The Rock Tombs o f Meir，Vol.Ⅴ，London 1953，p.27.
[47]E.Otto，Das－gyptische Mund9f fnungsritual，Vol.Ⅰ，Wiesbaden 1960，p.124.
[48]G.Burkard，“Die Lehre des Ptahhotep，”in O.Kaiser（ed.）Texte aus der Umwelt des Alten Testaments，Vol.Ⅱ，Gütersloher 1991，p.208.
[49]上层人物的宠物狗一般都有名字，比如“女主人的爱犬”。有一个中王国时期的官吏用如下的话形容他对上司的忠诚:“我是睡在帐篷里的狗，无时无刻不在主人的身边，我是受主人爱护的一条狗。”H.O.Lange and H.Sch－fer，Grab－und Dentsteine des Mittleren Reichs，Vol.Ⅱ，Berlin 1908，p.96.第一王朝的一个国王的墓里葬着他生前的宠物狗，而且还专门为它制作了一块墓碑，从第十一王朝开始，有些宠物狗甚至被装入棺材然后下葬。E.Amélineau，Les Nouvelles Fouilles d’Abydos，Paris 1895—1904，p.36－37.
[50]R.Drenkhahn，“Papyrus，”in Lexikon dergyptologie，Vol.Ⅳ，Wiesbaden 1982，pp.667－670.
[51]V.Dasen，Dwar fs in Ancient Egypt and Greece，Oxford 1993，pp.35－36.
[52]A.M.Blackman and M.R.Apted，The Rock Tombs of Meir，Vol.Ⅴ，London 1953，pp.16－56.
[53]在同样属于第六王朝的墓室墙壁的画面上，墓主马拉瑞卡端坐在床上，他的妻子坐在他的对面并弹奏竖琴。床下可以清晰地看见膏油瓶。P.Duell（et.al.），The Mastaba o f Mereruka，Part 1，Chicago 1938.
[54]古代埃及人所使用的象形文字为它们形象地或者以隐喻的形式表达难以启齿的意思提供了方便条件。比如在象形文字里，女性的嘴、眼睛、耳朵和鼻子都可以用来暗指她们的生殖器，女性的头发、蛇、弓和箭等都可以与性欲联系起来。L.St9rk，“Erotik，”in Lexikon dergyptologie，Vol.Ⅱ，Wiesbaden 1977，pp.4－11.
[55]古代埃及人在把死者的尸体制作成木乃伊的时候，特别注意让男性生殖器显得完整、让女性的乳房显得丰满，其目的即在此。H.Bonnet，Reallexikon der－gyptischen Religionsgeschichte，Berlin 1953，p.484.
[56]如果我们对古代埃及人涉及男女关系的文字和图画进行比较的话，便可发现，他们在图画方面显得更加谨慎和含蓄。在哈特瑟普特女王陵寝的墙壁上，有描写阿蒙神与王太后相结合而孕育后代的神话故事。虽然文字明确提到了神与人之间发生了性交，画面上却只能看到两者手牵手的姿态。H.Brunner，Die Geburt des Gottk9nigs，Studien zurberlieferung eines alt－gyptischen Mythos，Wiesbaden 1964，pp.1－2.
[57]B.Kemp，Ancient Egypt.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London 1989，p.152，fig.54.
[58]J.Garstang，Tombs of the Third Egyptian Dynasty at Reqaqnah and Bet Khalla f，London 1904，p.25，28，29.
[59]J.Vandier，Manuel d’Archéologie Egyptienne，Vol.Ⅰ，Paris 1952，p.417，fig.280.
[60]古代埃及人把制作木乃伊的师傅们所在的作坊称为“完美的房子”，其中所包含的希望复活的愿望溢于言表。请参看金寿福《征服死亡的尝试——论古代埃及人制作的动机和目的》，《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第165页。
[61]K.Sethe，Urkunden der Alten Reiches，Leipzig 1933，p.135；K.Sethe，Urkunden der 18.Dynastie，Berlin und Graz 1961，p.965.
[62]H.O.Lange，“Der Kinderlose，”in Mélange Mspero，Vol.Ⅰ，Paris 1934，p.211.
[63]E.Otto，Inschrif ten der－gyptischen Sp－tzeit，Leiden 1954，pp.43－65.
[64]K.Sethe，Die alt－gyptische Pyramidentexte，Vol.Ⅰ，Hildesheim，Zürich，New York 1987，pp.654－655.
[65]K.Sethe，Die alt－gyptische Pyramidentexte，Vol.Ⅱ，Hildesheim，Zürich，New York 1987，pp.1002－1003，pp.1004－1010.
[66]A.de Buck，The Egyptian Co f fin Texts，Vol.Ⅱ，Chicago 1938，pp.161－164.
[67]Ibid，p.177.
[68]Ibid，pp.180－205.
[69]H.F.Petrie and M.A.Murray，Seven Memphite Tomb Chapels，London 1952，p.8.
[70]H.F.Petrie and M.A.Murray，Seven Memphite Tomb Chapels，London 1952，p.24.
[71]在古代埃及人的来世观念中，巴代表人死后肉体和灵魂继续生存的化身；而卡则是与人同时出生的另一个自我，一个人死后，它在来世开始发挥作用。
[72]盖伯是古代埃及神话中主掌地球的神，同时也是努特的配偶。
[73]在象形文字中，“节日”一词与表示“出去”、“离开”等意思的词拥有同一个表意符号，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与神及其神庙相关。节日一般以神像被抬出神庙的院子为高潮。
[74]W.Wreszinski，“Das Buch vom Durchwandeln der Ewigkeit nach einer Stele im Vatikan，”in Zeitschrif t für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45，Leipzig 1908，pp.111－122.
[75]E.Otto，Wesen und Wandel der－gyptischen Kultur，Berlin，Heidelberg，New York 1969，pp.87－93.S.Morenz，“gyptische Totenglaube im Rahmen der Struktur－gypitscher Religion，”in Eranos－Jahrbuch 34，Zürich 1966，pp.405－409.
[76]《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第3页。
[77]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On Thucydides，p.2.
[78]提奥庞普斯另著有《腓力浦志》（Philippica），以腓力浦的生平为线索记叙当时的世界史，但两书均只有残篇存世。
[79]该纸草文书在上埃及的奥克苏云基亚出土，是一部希腊史书的残卷，因此而得名《奥克苏云基亚希腊史》，残存部分约900行，记载公元前396至前395年的希腊史。它的发现证实，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所著《历史文库》（Bibliotheke Historike）保存了该部史书的内容。
[80]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Berkeley，Los Angeles and Oxfor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0），Chapter 3，尤见第44—48页。
[81]De OratoreⅡ，pp.13－15.
[82]Lucian，De Historia Conscribenda.
[83]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op.cit.，p.8.
[84]有关修昔底德被视为19世纪科学史学的榜样的讨论，见M.I.Finley，Ancient History:Evidence and Models，London:Chatto ＆Windus，1985，第4章；Oswyn Murray，‘History’，in Jacques Brunschwig and Geoffrey E.R.Lloyd eds.，Greek Thought:A Guide to Classical Knowledge，Cambridge，Mas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first published as Le Savoir Grec in French in 1996），pp.328－337，尤见第333页。
[8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第2—3页。
[86]指在斯巴达由30名贵族（含2位国王）组成的长老会议（Gerousia）中拥有的投票数。
[87]《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0.第3页。
[88]分别见《历史》，Ⅵ，57.第5页和Ⅸ，53.第2—3页。
[89]M.I.Finley，“Introduction”to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 Books，1972（revised edition），p.15.
[9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Ⅳ，第104—107页。
[91]《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Ⅴ，26.第4—6页。
[92]考虑到他在色雷斯拥有矿产和较大的影响力（Ⅳ，105），流放期间他很可能在此居留。
[9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Ⅶ，44.第1页。
[94]参见James P.Sickinger，Public Records and Archives in Classical Athen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
[9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Ⅳ，第118页；Ⅴ，第18—19，23—24页。
[96]Arnaldo Momigliano，op.cit.，p.13.
[97]参见Arnaldo Momigliano，op.cit.，pp.13，43；M.I.Finley，“Introduction”，p.19.
[9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第1页。
[99]《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页。
[10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63.第2页。
[101]《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Ⅲ，37.第2页。
[102]《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Ⅴ，第84—114页。
[103]狄奥尼修斯《论修昔底德》，第37—41页。不仅指出了修昔底德的戏剧化方式，而且详细解释了这段对话不符合历史情形的理由。
[104]同上书，第18页。
[105]Martin Ostwald，“Thucydides”，in Jacques Brunschwig and Geoffrey E.R.Lloyd eds.，op.cit.，pp.763－778。引文见766页。
[106]《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39.第4页。
[107]《论修昔底德》，第15页。
[108]关于卡里阿斯和约真实性的分析，见E.Badian，‘The Peace of Callias’，in his From Plataea to Potidaea.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Pentecontaetia，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p.1－72［first published in Journal o f Hellenic Studies 107（1987）］；Russell Meiggs，The A thenian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Chapter 8.
[109]法令铭文见Russell Meiggs and David Lewis eds.，A Selection o 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 th Century B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revised edition），no.69；有关铭文的讨论见Russell Meiggs，op.cit.，Chapter 18.
[11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第23页。
[111]此非前述之“吠檀迦”，只是对一个时期的冠名。
[112]六支中有四支的相关著作传世，那么Jyotisa的著作理应存在过。
[113]应考虑印度文学作品的口传传统。
[114]，黑半天和白
[115]。在Rv中如此描述晨的到来:
[116]这里所列的梵语只是在相应文献中最常见的表达形式。
[117]“ahan”也有“日、天”的意思。
[118]朝霞女神。
[119]意为“接续夜晚的”。Monier－Williams，第55页c。
[120]如无特别注明，Rv的译文均采用Geldner的。此外，文中所引章句的翻译，如无特别指明，均由笔者完成。
[121]“ap iśa r a va r a”Ge l d ne r译为“在夜晚开始的时候”，此处从Zimme r第361页及Mon i e r－Williams的解释。
[122]吠陀时期，因陀罗如印度的赫拉克勒斯。
[123]黑暗和干旱之魔。
[124]根据梵书所述，因陀罗将毘梨多的一半做成月亮，另一半为星星。见Geldner对此颂所注。
[125]Rv.的第十书是最晚成书的。
[126]一种被赋予神力的饮料。
[127]Zimmer译成“结点”。
[128]有说，在阿闼婆吠陀时期出现是可以肯定的。见Zimmer，第365页。
[129]Weber，第10册第329页。
[130]astakā为阴性。
[131]无遮也作萨维德里。但是原因不详。见Geldner的Rv.1，110，3b注。
[132]吠陀时代的主神之一，秩序由他掌管。
[133]Geldner注道:闰月。
[134]Rsi.
[135]本文所引奥义书章句皆用徐译。若有相关注解可参见该译本。
[136]日与夜的相违释复合词，结尾同双数。见本章第一节。
[137]Lassen，下册第986页。
[138]Monier－Williams，第858页a。
[139]Zimmer所引Weber在《耶拿文学》，1876年，篇目550。
[140]Geldner注。
[141]此处的轮为实心木板的古老式样，见Geldner，10，102，7注。
[142]同注5。关于季节见下文。
[143]Lassen，第986页。
[144]Śakadhūma即牛粪之烟，印度一星宿名。
[145]Zimmer所引Weber在《德国东方学学会杂志》（ZDMG）15期，第132页。
[146]Kirfel，第131页。
[147]半年计时可见Rv.1，164，14。
[148]Zimmer，第371页。
[149]同上引，第372页。
[150]Rv.10，90，6；161，4.
[151]Oberlies原文所注出处略。
[152]语出Oldenberg，第437页。
[153]Cāturmāsya见前节，此处翻译从略。
[154]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年，成年日正可对应雨季开端——笔者。
[155]Rv.3，33，5；53，8.
[156]此三字下略。这些时间单位在藏经中尚无对应汉译，因此一律保留原词。
[157]作于公元前后2世纪之间的社会道德规范书籍。因为手头没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蒋忠新译本，只能以迭朗善（Loiseleur－Delongchamps）译本（马香雪转译）将就。
[158]Kirfel，第331—334页。
[159]《大正大藏经》51册第875页下。《俱舍》所述与之相似，在29册第62页中。此处的梵文对应参照季羡林，第171页注（二）。
[160]当然，当时印度是否有一套统一的细分时间单位，仍然存疑。
[161]均为四纪名称的音译。
[162]汉文意译有“万、亿和垓”三种。
[163]汉译可见金克木，《梵竺庐集，乙，天竺诗文》，第29—32页。
[164]Weber，第285页。
[165]同上引，第286页。
[166]同上引，第286页。
[167]Weber，第283页。
[168]十四个摩奴时期为一个梵日。见Monier－Williams，p.787a.
[169]Abegg，第8页。
[170]另解:此treta非说世而为三《吠陀》——徐梵澄原注，第682页。
[171]11234颂始。
[172]指坚战。
[173]指婆罗门的四个生命阶段:梵学期、家居期、林居期和弃世期。
[174]指事物的三种根本性质:喜（sattva，轻光相）、忧（rajas，动持相）、暗（tamas，重复相）。汉文资料详可见《金七十论》，《大正大藏经》卷54，第1245页上—第1262页下。
[175]指坚战。
[176]《梵语文学史》，第197页。
[177]《政事论》（ArthaŚāstra）中国王要收取六分之一的税。见该书2.15.3。
[178]见本文“月（mās，māsa）”部分。
[179]Abegg，第20页。
[180]同上引，第21页注1所引霍普金斯（Hopkins）和维斯特（Wüst）。
[181]雅利安人到来之前的印度土著，吠陀中恶魔的称呼，后指野蛮人。
[182]即暴君歌利王逼迫子民受劫掠之灾。
[183]Koradūsaka.
[184]Gavedhuka.
[185]作为量知手段，还有圣教量。
[186]所指婆罗门的四个生命阶段，见本书第44页注①。
[187]指神年。
[188]此“三界”的概念与佛教的不同，见第四章。
[189]Abegg，第36页。笔者认为对四季模式的模仿也是一种可能性。
[190]Abegg，第22页注5所引。
[191]同上引，第6页注1。
[192]同时期的佛教和耆那教也持相似的宇宙观。
[193]见本文“四纪元的来历”部分。
[194]该句由笔者译出。
[195]Wackernagel，第340—343页。
[196]B9htlingk，格言第6840。
[197]本文注释中所引“韦伯”指印度研究。
[198]ā本论文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
[199]See Peter Burke，The renaissance sense o f the past，Edward Arnold，1969，Chapter 1.
[200]Gabriele M.Spiegel，Genealogy:form and function in medieval historical narrative，History and theory，vol.22，no.1，feb.，1983.
[201]Hans－werner Gotez，The Concept of Tim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From Medieval Concepts of the Past，Edited by Gerd Althoff，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45.
[202]Hans－werner Gotez，The Concept of Tim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From Medieval Concepts o f the Past，p.153.
[203]〔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41页。
[204]同上书，第247页。
[205]Harry Elmer 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Dover Publications，Inc.1962，p.46.
[206]Denys Hay，Annalists and Historians，Methuen ＆CoLtd.，197，p.42.
[207]Harry Elmer 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p.68.
[208]Deborah Mauskopf Deliyannis，Histori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Koninklijke Brill N V，Leiden，2003，p.5.
[209]Erna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96.
[210]“The Anglo－Saxon Chronicle”，Everyman Press，London，1912.electronic edition by Douglas B.Killings，July 1996.
[211]Harry Elmer 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p.57.
[212]Gabriele M.Spiegel，Genealogy:form and function in medieval historical narrative，History and Theory，vol.22 no.1，feb.，1983.
[213]Hans－werner Gotez，The Concept of Tim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From:Medieval Concepts o f the Past，p.164.
[214]Erna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p.102.
[215]Paul K.Conkin，Heritage and Challenge: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History，From Press，Inc.，1989，p.24.
[216]Hans－werner Gotez，The Concept of Tim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From:Medieval Concepts o f the Past，p.157.
[217]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本）卷29，元史、元史自相岐互处。中华书局1984年版。
[218]《全明文》卷1，朱元璋一，即位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19]参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氏著《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35—270页。
[220]参《宋学士文集》卷1，进元史表。
[221]《元史》卷17，世祖本纪后论。
[222]同上书卷26，仁宗本纪后论。
[223]按此说之不实，自阮元以下学者颇有考证，参郑克晟《试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氏著《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4]《王忠文公集》卷11，拟元列传二首。转引自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95页。
[225]《元史》卷42，顺帝五；卷44，顺帝七。
[226]前揭宋濂《宋学士文集》卷1，元史目录后记。
[227]《明史》卷128，宋濂传。
[228]真德秀《大学衍义序》。
[229]参《明史》卷128，宋濂传；宋濂《文宪集》卷28，孔子庙堂议。另参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第142—184页，拙作《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第9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对宋濂的相关论述有误。
[230]《全明文》卷13，朱元璋十三，《昭鉴录序》。
[231]同上书，《相鉴序》。
[232]参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第38—39页。
[233]以上参吴晗《记明实录》，收入氏著《明史札记》。
[234]《全明文》卷10，朱元璋十，七曜天体循环论。
[235]《元史》卷164，郭守敬传。
[236]《万历野获编》卷20，历学。中华书局1959年版。
[237]郑履淳《郑端简公年谱》卷1，戊寅。
[238]参吴晗《记明实录》。
[239]《明史》卷282，儒林一序。
[240]明宪宗序，载清圣祖《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241]参上书相关诸条。
[242]丘濬《世史正纲》卷28，乾道八年。有关义法史学可参拙作《义法史学与中唐新史学运动》，《复旦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43]钱茂伟已指出，参氏著《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24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7，阁部列衔。
[245]《世史正纲》卷1，秦世史。
[246]同上书卷2，汉世史。
[247]《世史正纲》卷31，元世史。
[248]参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释统、后正统论及跋。
[249]参前揭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第34—35页。
[250]《世史正纲》卷32，元世史。
[251]同上书卷1，秦世史。
[252]参拙作《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06页。
[253]许诰《通鉴纲目前编自序》。
[254]顾应祥《人代纪要自序》。
[255]《史质》卷1，天王正纪。
[256]同上书卷97，道统一。
[257]同上书卷100，道统后序。
[258]黄佐《宋史新编序》。
[259]薛应旂《宋元通鉴义例》。
[260]王洙《史质》卷97，道统一。
[261]《宋元通鉴义例》。
[262]《宋元通鉴自序》。
[263]参《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第152—155页。
[264]《宪章录自序》。
[26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266]《明史》卷199，郑晓传后论。
[267]郑晓《吾学编》卷首，郑履淳序。
[268]《弇山堂别集序》。
[269]《明史》卷287，李攀龙传。
[270]王世贞《读书后》卷3，书五代史后。
[271]《读书后》卷4，书王文成集后一。
[272]同上书，书王文成集后二。
[273]参该书导言。
[274]《弇州山人四部稿》卷77，书与于鳞论诗事。
[275]《祝子罪知录》王世贞序，转引自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285页。
[276]《龙溪王先生全集》卷4，答楚侗耿子问。
[277]同上书卷7，南游会记。
[278]王畿《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载《左编》卷首。
[279]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第193页。
[280]邓元锡《论儒释书》，《明儒学案》卷24，江右王门学案九。
[281]《函史自序》，今四库存目本残缺。
[282]《李温陵集》卷15，道学。李贽之学可参《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第300—310页。
[283]《藏书》卷首，梅国桢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284]同上书卷首，纪传总目前论。
[285]同上书卷2，德业儒臣前论。
[286]同上书卷9，大臣总论。
[287]《藏书》卷首，纪传总目后论。
[288]《藏书》卷首，纪传总目后论。
[289]同上书卷2，德业儒臣前论。
[290]程元初《历年二十一传自序》。
[29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一。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
[292]有关燕王起兵之评论，可参高岱《鸿猷录》卷8，长驱金陵后论。
[293]朱鹭《建文书法拟本引》。类此者甚多，不具。
[294]有关“革除”一说出现之缘由，参潘柽章《国史考异》卷4，让皇帝。
[295]朱鹭《建文书法拟述盛德十条》。
[296]朱鹭《建文书法拟述公议六条》。
[297]《明史》卷161，宋端仪传。
[298]雷礼《皇明大政记》卷首，郭正域序。
[299]参《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第55—113页。
[300]黄佐《革除遗事》卷6，胡广传附。
[301]郑晓《吾学编建文逊国记》。
[302]高岱《鸿猷录》卷8，长驱金陵后论。
[303]郑晓《吾学编余》。
[304]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末，姚士粦跋。
[305]参见揭朱鹭《建文书法拟》之述公议六条、述盛德十条及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20，建文定论。
[306]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20，建文定论。
[307]潘柽章《国史考异》卷4，让皇帝。
[308]赫伊津哈1872年12月生于荷兰格罗宁根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先后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获历史语言学博士学位。曾做过八年中学历史老师，其间在哈莱姆大学客串讲授古代印度文化和文学史，并将兴趣逐渐转向历史学领域。1905年任格罗宁根大学历史学教授，1915年，又进入荷兰最高学府莱顿大学任历史学教授，直至1942年莱顿大学被德国占领军强行关闭，先后担任过莱顿大学校长、荷兰皇家科学院人文学会主席等职。由于坚持学术自由和要求正当的民主权利，赫伊津哈同许多荷兰文化名人一起遭到德国法西斯的逮捕和囚禁，被关入集中营，不久因健康原因获释而被软禁。1945年初，在荷兰解放前夕赫伊津哈因病去世。他著有《中世纪的衰落》、《伊拉斯谟传》、《游戏的人》、《明日即将来临》、《十七世纪荷兰文明》、《破碎的世界》等著作，内容从历史衍伸至文化批评等许多领域。
[309]〔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6页。
[310]〔英〕EH贡布里希《探索文化史》，载《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
[311]〔英〕贡布里希《游戏的高度严肃性: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随感》，载《艺术与人文学科:贡布里希文选》，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
[312]Pieter Geyl，“Huizinga as Accuser of his Age”，in History and Theory，vol.Ⅱ，1963.
[313]David Gary Shaw，“Huizinga’s Timeliness”，in History and Theory，vol.37，1998.
[314]就作者所见，在迄今国内学者编著出版的各种西方史学史的专著或文选中，仅有几种稍有提及，它们分别为《史学:文化中的文化》（张广智、张广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现代西方史学》（张广智、张广勇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西方史学史》（张广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其余诸书均是只字未提。而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对赫伊津哈其人其著的介绍评述，长期以来几近空白，只有1983年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第7期上节译刊登了赫伊津哈的一篇短文。此外，在一些历史人名词典之类的工具书中，虽然略微有所提及，但多语焉不详，且颇有错讹。国内学界对赫伊津哈的真正认识开始于1996年后其主要著作的先后被翻译出版，它们分别是《游戏的人》（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和《中世纪的衰落》（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前书不久后又有新的译本问世（《人:游戏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亦是于其时开始关注起赫伊津哈的学术思想，并做了初步的探讨（《赫伊津哈和他的文化史研究》，载《复旦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文化的“游戏说”》，载《读书》2000年第4期）。
[315]Johan Huizinga，“My Path to History”，in Dutch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other essays，London:Collins，1968，pp.273－274.
[316]张淑勤《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的史学》，载东吴大学历史系编，《史学与文献:第二届史学与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
[317]J.Huizinga，In the Shadow of Tomorrow，New York，Norton，1936，p.46.
[318]〔荷〕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319]〔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扉页。
[320]〔荷〕休津加（赫伊津哈）《历史的概念》，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3年第7期，第40页。
[321]J.Huizinga，“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in Men and Ideas:History，the Middle Ages，the Renaissance，New York:Meridian Books，1959，p.30.
[322]J.Huizinga，“The Aesthetic Element in Historical Thought”，in Dutch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other essays，pp.226，241，239.
[323]Karl Weintraub，Visions of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p.227.
[324]J.Huizinga，“Historical Conceptualization”，in Fritz Stern ed.，The Varieties of History: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p.292.
[325]“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65.
[326]“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65.
[327]“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28.
[328]〔英〕贡布里希《探索文化史》，第67页。
[329]“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51.
[330]“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59.
[331]“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59.
[332]Ibid.，p.28.
[333]Ibid.，p.28.
[334]Robert Anchor，“History and Play:Johan Huizinga and His Critics”，in History and Theory，vol.ⅩⅦ，1968，p.85.
[335]“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64.
[336]“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66.
[337]Carlo Antoni，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The Transition in German Historical Thinking，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9.
[338]Ibid，p.185.
[339]Robert Anchor，“History and Play:Johan Huizinga and His Critics”，p.68.
[340]“My Path to History”，p.273.
[341]〔荷〕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页。
[342]同上书，第1页。
[343]同上书，第7页。
[344]《中世纪的衰落》，第30页。
[345]同上书，第271页。
[346]Carlo Antoni，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The Transition in German Historical Thinking，pp.185－186.
[347]《中世纪的衰落》，第342页。
[348]《中世纪的衰落》，第342页。
[349]Bert F.Hoselitz，“Introduction to Men and Ideas”，in Men and Ideas，p.13.
[350]J.Huizinga，“Historical Ideals of Life”，in Men and Ideas，p.90.
[351]J.Huizinga，“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gnificance of Chivalric Ideas in the Late Middle Ages”，in Men and Ideas，p.197.
[352]J.Huizinga，“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in Men and Ideas，p.90.
[353]《中世纪的衰落》，第356页。
[354]《游戏的人》，第230页。
[355]《游戏的人》，第228—229页。
[356]〔英〕贡布里希《游戏的高度严肃性》，第318页。
[357]Robert Anchor，“History and Play:Johan Huizinga and His Critics”，p.73.
[358]Pieter Geyl，“Huizinga as Accuser of his Age”，pp.246－247.
[359]J.Huizinga，In the Shadow o f Tomorrow，New York:Norton，1964，p.46.
[360]〔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14页。
[361]同上书，第39页。
[362]同上书，第78页。
[363]J.Huizinga，“Two Wrestlers with the Angel”，in Dutch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other essays，p.189.
[364]Karl Weintraub，Visions of Culture，p.220.
[365]J.Huizinga，“The Spirit of the Netherlands”，in Dutch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other essays，p.118.
[366]Pieter Geyl，“Huizinga as Accuser of his Age”，p.241.
[367]Rosalie L.Colie，“Johan Huizinga and 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622.
[368]“The Spirit of the Netherlands”，p.119.
[369]Ibid.，p.136.
[370]关于赫伊津哈晚年面对现实的态度和行动，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其晚年遭受到法西斯迫害，英勇就义；一是将赫伊津哈在二战中的经历同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进行比较，批评其面对纳粹暴行未能挺身而出。这两种观点都由于对赫伊津哈生平经历的某种误解而不尽准确，在此应予说明。前一种观点主要见于国内外有关赫伊津哈的一些生平传记资料中，事实是赫伊津哈1945年因病去世，终年73岁，尽管他晚年确实遭到过德国法西斯的迫害，曾受监禁牢狱之苦，客观上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但此与其去世并无直接的联系。终其一生，也不能同“反法西斯斗士”的称谓画上等号。后一种观点的代表是罗莎莉科利所做的比较研究，她说:“在1940年至1942年间，赫伊津哈没有参加任何地下抵抗组织；他是呆在家里等着被逮捕的……而年过五十又是六个孩子父亲的布洛赫在1939年便应召入伍（如他自己所说，成为法兰西军队中年龄最大的上尉）再次抵抗侵略；他在1940年撤退后不久即回到法国，积极投入抵抗运动，并被逮捕、受刑折磨，于1944年被枪杀。”可是，这又陷入了另外一个误区。诚然，这两个人都是一代史学大师，在现当代西方史学中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同时两人还是私交很好的朋友，在战争期间各自都接受了对人性与道德的考验抉择，具有很多可比性。然而，除了两人对时局、对法西斯主义的不同看法之外，批评者忽视了他们身上两个最明显的区别——布洛赫是犹太人，而赫伊津哈不是；布洛赫当时53岁，而赫伊津哈1940年时已年近70。客观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者面对现实所做出的不同反应。(www.daowen.com)
[371]Pieter Geyl，“Huizinga as Accuser of his Age”，p.249.
[372]〔法〕艾芙琳娜帕特拉让《想象史学》，载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页。
[373]Carlo Antoni，From H istory to Sociology:The Transition in German Historical Thinking，p.187.
[374]《中世纪的衰落》，第29页。
[375]同上书，第30页。
[376]同上书，第31页。
[377]〔法〕菲利普阿里埃斯《心态史学》，载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72页。
[378]“The Aesthetic Element in Historical Thought”，p.233.
[379]Rosalie L.Colie，“Johan Huizinga and 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614.
[380]Plato，Laws，VII，p.803.
[381]Robert Anchor，“History and Play:Johan Huizinga and His Critics”，p.63.
[382]Robert Anchor，“History and Play:Johan Huizinga and His Critics”，p.63.
[383]《游戏的人》，第6页。
[384]〔德〕汉斯-格尔格奥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 9 9 2年1月版，第134页。
[385]《游戏的人》，第193页。
[386]Rosalie L.Colie，“Johan Huizinga and 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626.
[387]“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p.57.
[388]Pieter Geyl，“Huizinga as Accuser of his Age”，p.245.
[389]〔美〕贾斯廷温特尔主编《现代世界文化词典》，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390]Pieter Geyl，“Huizinga as Accuser of his Age”，p.262.
[391]Bert F.Hoselitz，“Introduction to Men and Ideas”，in Men and Ideas，p.11.
[392]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52页。
[393]同上书，第153页。
[394]《史记大宛列传》。
[395]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57页。
[396]赵汝适《诸藩志校释》，杨博文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2页。
[397]同上书，第83页。
[398]《后汉书大秦传》。
[399]《魏书大秦传》。
[400]《魏书大秦传》。
[401]夏燮《中西纪事》卷一“通番之始”，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页。
[402]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页。
[403]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8页。
[404]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8页。
[405]同上书，第84页。
[406]瞿式谷《职方外纪小言》，载《职方外纪校释》，第9页。
[407]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第84页。
[40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九十三卷，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33页。
[409]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10页。
[410]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411]《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三五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89页。
[412]利玛窦:《畸人十篇》，载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3页。
[413]同上书，第465—466页。
[414]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页。
[415]郭实腊《万国地理全集》，见魏源著《海国图志》卷三十七“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103页。
[416]玛吉士《外国地理备考》，见魏源著《海国图志》卷三十七“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第1107，1109页。
[417]《希腊国史略》，载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2—313，326—327页。
[418]玛吉士《外国地理备考》，见魏源著《海国图志》卷三十七“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第1108页。
[419]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420]徐继畬《瀛寰志略》卷六“希腊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421]同上书卷六“意大里亚列国”，第182页。
[422]魏源《海国图志》，《原叙》，第1页。
[423]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页。
[424]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5页。
[425]《六合丛谈》1857年1卷1号，白帝社影印本，第524—525页。
[426]同上引1卷12号，第698—699页。
[427]同上引1卷3号，第556页。
[428]《六合丛谈》1857年1卷4号，白帝社影印本，第573—574页。
[429]《经书》，载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页。
[430]《六合丛谈》1858年2卷2号，第751页。
[431]同上引1卷12号，第699—700页。
[432]同上引1卷4号，第573页。
[433]《六合丛谈》1857年1卷11号，白帝社影印本，第682页。
[434]同上引1卷11号，第683页。
[435]同上引1卷8号，第638—639页。
[436]同上引1卷9号，第655页。
[437]同上引1卷10号，第663页。
[438]同上引2卷2号，第752页。
[439]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46页。
[440]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02页。
[441]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7页。
[442]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7页。
[443]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325页。
[444]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页。
[445]《六合丛谈》1857年1卷1号，白帝社影印本，第524页。
[446]艾约瑟《西学略述》卷四“西诗考原”，上海著易堂书局1896年版。
[447]艾约瑟译《希腊志略》，上海著易堂书局1896年版，第1—2页。
[448]艾约瑟译《罗马志略》，上海著易堂书局1896年版，第2页。
[449]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25页。
[450]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7，201页。
[45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84页。
[452]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25页。
[453]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2，114页。
[454]严复《天演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7页。
[455]王栻主编《严复集》，《诗文》（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9页。
[456]单厘士《归潜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20页。
[457]同上书，第883页。
[458]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45页。
[459]同上书，第191—196页。
[460]王树《希腊春秋》卷一，陶庐丛刻1906年版，第1页。
[461]同上书卷一，第2页。
[462]同上书卷八。
[463]关于“中西历史‘和合’”的问题，章清在其《“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一文中作过详细的论述。
[464]ā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批准号:02CTQ003）的资助。
[465]来新夏、〔日〕斋藤博《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
[466]〔日〕青山定雄《唐宋时代の交通と地 地图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第457页。
[467]〔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土地家》，见〔日〕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日本书目大成》第一卷，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版。
[468]〔日〕高木利太《日本地 编纂史概略》，载《家藏日本地 目录》，1927年。
[469]〔日〕上田正昭《日本古代文化の探究:风土记》，东京:社会思想社1975年版，第13—65页。〔日〕石田龍次郎《日本にぉける近代地理学の成立》，东京:大明堂1984年版，第10页。〔日〕荆木美行《日本古代的风土记与唐代的图经》，《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冬之卷，第110—118页。
[470]〔日〕岩根保重《德川时代地 の概 》，载《岩波讲座地理学》第六卷《特殊项目及び!项》，东京: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2页。
[471]〔日〕高木利太《日本地 编纂史概略》。
[472]〔日〕岩根保重《德川时代地 の概 》，第14页。
[473]内务省地理局编纂物刊行会《地 目录》，东京:ゅまに书房1985年版。〔日〕高木利太《家藏日本地 目录》，1927年。
[474]〔日〕岩根保重《德川时代地 の概 》，第8页。
[475]〔日〕古市剛《前桥风土记》，凡例，前桥:1965年群马"文化事业振兴会《群马"史料集》第一#本。
[476]〔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477]〔日〕福井保《江$幕府编纂物解%编》，东京:雄松堂1983年版，第14页。
[478]地志調所《新编武藏风土记稿》卷首，例义，东京:雄山阁1929年《大日本地 大系》本。
[479]〔日〕岩根保重《德川时代地 の概 》，第12页。
[480]埼玉""民部"史编さん室《埼玉"史料丛书解%》第一卷，1994年，第6页。
[481]有关《皇国地志》的编纂过程，可参阅王卫平《日本地方史志的源流》，见《中国地方志》2001年1—2期，第142—143页。另，〔日〕石田龙次郎对此有精深的研究，其论文《皇国地志的编纂——经过与思想》，载一桥大学一桥学会《社会学研究》8号1966年，第1—64页。
[482]地 课《日本地 提要》，凡例，1874年刊本。
[483]前揭，《上日本地志提要表》。
[484]〔日〕石井良助《太政官日 》第七卷，东京堂1981年版，第454页。
[485]埼玉""民部"史编さん室《埼玉"史料丛书史 编辑沿革》第一卷，1994年，第84—85页。
[486]〔日〕芳贺登《地方史の思想》，东京:日本放送协会1972年版，第55页。
[487]来新夏、〔日〕斋藤博《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488]《大明一统志》，御制序，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489]清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康熙）《莱阳县志》卷首，《奉上修志敕文》，1678年刻本。
[490]《钦定大清一统志》，凡例，景印清《四库全书》本。
[491]〔日〕仁井田好古《纪伊 风土记》，仁井田好古序，東京:巖南堂書店1910年版。
[492]转引自〔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第105页。
[493]地 课《日本地 提要》，塚本明毅《上日本地志提要表》。
[494]明冯曾修，李汛纂（嘉靖）《九江府志》，杨一清序，1527年刻本。
[495]明程三省修，李登等纂（万历）《上元县志》，李登后序，1593年刻本。
[496]清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97]清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见《章氏遗书》卷十五。
[498]清孙让修，李兆洛纂（嘉庆）《怀远县志》，李兆洛序（原题康绍镛撰），《中国方志丛书》本。
[499]〔日〕黑川道祐《雍州府志》，林整宇主人序，東京:臨川書店1968年版。
[500]〔日〕仁井田好古《纪伊 风土记》，仁井田好古序，東京:巖南堂書店1910年版。
[501]〔日〕岩根保重《德川时代地 の概 》，第3页。
[502]瞿宣颖《志例丛话杂例》，见朱士嘉《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武汉:《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版，第221页。
[503]李泰棻《方志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9页。
[504]〔日〕為川道《芸備国郡志》，凡例，东京:’史(书社1970年《備後丛书》第二#本。
[505]〔日〕藤堂元甫《三国地志》，凡例，东京:雄山阁1970年《大日本地 大系》本。
[506]〔日〕长泽规矩也《江$地 解%稿》，载《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八卷，东京:汲古书院1984年版，第8页。
[507]〔日〕黑川道《雍州府志》，凡例，东京:临川书店1868年版。
[508]明林大春纂修（隆庆）《潮阳县志》，旧序，郑义《永乐十七年潮阳县志序》；《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509]明沈勖《（永乐）普安州志序》，载龙尚学《贵州地方志序跋凡例选录》，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1984年版，第55页。
[510]（康熙）《莱阳县志》，卷首，《奉上修志敕文》。
[511]〔日〕藤堂元甫《三国地志》，凡例，东京:雄山阁1970年《大日本地 大系》本。
[512]同上。
[513])务省地理局《例规类纂》，东京:橘书院1981年版，第197—217页。
[514]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 16，pp.22－27，（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Jay Miskowiec），1986.
[515]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516]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517]杰罗尔德赛格《波希米亚巴黎:文化，政治和布尔乔亚生活的边界，1830—1930》（Jerrold Seigel，Bohemia Paris:Culture，Politics，and the Boundaries o f Bourgeois Li fe，1830－1930），纽约1986年版，第3页。
[518]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519]汪民安《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6页。
[520]柏忠言编著《西方社会病》，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3页。
[521]迈克尔布雷克《越轨青年文化比较》，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522]柏忠言编著《西方社会病》，第32页。
[523]《越轨青年文化比较》，第119页。
[524]同上书，第127页。
[525]神山四郎《比较文明和历史哲学》，刀水书房1996年版，第172—173页。
[526]参阅孔多塞著、何兆武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三联书店1998年版。
[527]Fernand Braudel，On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205.
[528]参阅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529]阿尔弗莱德韦伯《文化社会学》，创文社1958年版，第68页。
[530]施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页。
[531]阿尔弗莱德韦伯《文化社会学》，第23页。
[532]同上书，第44页。
[533]阿尔弗莱德韦伯《文化社会学》，第38页。
[534]同上书，第81页。
[535]同上书，第29—30页。
[536]阿尔弗莱德韦伯《文化社会学》，第45页。
[537]同上书，第48页、第34页。
[53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第201页。
[539]哈拉尔德米勒著《文明的共存——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540]根井康之《世界和历史的存在结构》，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96年版，第32—33页。
[541]岸根卓郎《文明论——文明兴亡的法则》，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版，第18—19页。
[542]莲实重彦、山内昌之《文明的冲突还是共存》，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版，第38页。
[543]堤彪《比较文明论的探索》，创设社1981年版，第152页。
[544]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545]1830年3月21日的谈话。见《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录，朱光潜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歌德在这里讲述的，是古典诗和浪漫诗（die romantische Poesie）的问题，他以为这组概念对比“起源于我和席勒”，后来“施莱格尔兄弟抓住这个看法，并把它加以发挥，因为它就传遍全世界了”。还可参考Arthur Lovejoy，“Schiller and the Genesis of German Romanticism”，Modern Language Notes，ⅩⅩⅩⅤ，1920.Also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 f Ideas，Baltimore，1948.
[546]Arthur Lovejoy，“On the Discriminations of Romanticisms”，PM LA，Vol.39，
[547]要列出该问题全部的文献对我来说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文述及的洛夫乔伊和韦勒克的这些论文里已经引到了相当数量的论著。作为一个书目可以参考“A Selective Bibliography of Romanticism”，P M L A，Vol.55，No.1（1940），pp.53－60.稍近的比较有价值的研究参见Rethinking Historicism:Critical Readings in Romantic History，ed.Marjorie Levinson，Marilyn Butler，Jerome McGann and Paul Hamilton，Oxford:Balckwell.1989.以及Jerome McGann，“Rethinking Romanticism”，EL H，Vol.59，No.3（1992），pp.735－754.
[548]出自《邪恶的沉思》一书，转引自韦勒克《再论浪漫主义》，收于氏著《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此书还有一个较近的中译本《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本文引到有些段落的译文与它们不尽相同。
[549]尽管我们不一定要完全接受他所论述的那些具体“规范”。见Réne Wellek，“The Concept of‘Romanticism’in Literary History.I.The Term‘Romantic’and Its Derivatives”，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1，No.1（1949），p.2.Also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中译本前揭。
[550]研究这场争论的专文并非没有，见Parker，Mark.“Measure and Countermeasure:The Lovejoy－Wellek Debate and Romantic Periodization.”David Perkins，ed.，Theoretical Issues in Literary History，pp.227－247.Harvard English Studies，1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551]这种“平台”或许指双方找到彼此都愿意且能够给出回答的问题或论述（而非主题），对该问题的预设、成立之条件、可能的进路等等的认知能够体现双方的不同。
[552]参见Donald Kelley，“Horizon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Retrospect，Circumspect，Prospec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 f Ideas，Vol.48，No.1（Jan.－Mar.，1987），p.150.还有Preston King（ed.），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1983）一书。关于“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一词的辨析论者甚多，比较“超然”的评论（因为这里使用的“观念史”一词实际上已经是美国意味的，某种程度上洛夫乔伊式的了）或许是Maurice Mandelbaum，“The History of Ideas，Intellectual History，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History and Theory，Vol.5，Beiheft 5（1965），pp.33－66.中国内地学界要提到曹意强《什么是观念史》，载《新美术》2003年第4期，李宏图《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
[553]如果我们认为能把他的“哲学史”研究和“观念史”研究区分开来的话。参见George Boas，“A.O.Lovejoy as Historian of Philosoph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9，No.4（1948），pp.404－411.另有“Arthur O.Lovejoy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23，No.4（1963），pp.475－479.
[554]A.O.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Cambridge，Mass.，1936），p.3.这里的译文参考了中译本:《存在巨链》，张传有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55]洛氏评论的是The Critical Principle of the Reconciliation of Op posites as Employed by Coleridge.By Alice Snyder.（Contributions to Rhetorical Theory，ed.by F.Scott），Ann Arbor，1918，in Modern Language Notes，Vol.34，No.5（1919）.pp.303－305.“观念史”一词出现在该书评的结尾处。
[556]如“The Meaning of‘Romantic’in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Modern Language Notes，Vol.31（1916）.“Schiller and the Genesis of German Romanticism”，ML N，Vol.35.（1920）.“The Supposed Primitivism of Rousseau’s Discourse On Inequality”，Modern Philology，Vol.21（1923）.
[557]“On the Discriminations of Romanticisms”，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p.234－235.
[558]“单元观念”是洛夫乔伊观念史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对它的最完备阐释参见《存在巨链》的第一章“导论观念史的研究”。
[559]Lovejoy，op.cit.，p.236.
[560]Ibid.，pp.235－237.
[561]洛特别指明，这个“自然主义”是在他所指的意义之上。这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混乱，在前面他已经提到，“自然”一词可以被区别出60多种意义或者用法。
[562]Lovejoy，op.cit.，pp.245－248.
[563]Loveioy，op.cit.，pp.250－253.
[564]当年还出版了他和沃伦（Austin Warren）合作的名著《文学理论》，可以说是韦氏学术生涯新阶段的开始。对韦勒克的一个大概的生平和学术介绍参见刘象愚《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中译《文学理论》的“代译序”，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文学理论》一书的写作应该在《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概念》这篇论文之前，在论文中他还引述了《文学理论》的观点。关于韦勒克的文学批评研究可见Sarah Lawall，“Réne Wellek and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40，No.1（1988），pp.3－24.
[565]“The Concept of‘Romanticism’in Literary History.I.The Term‘Romantic’and Its Derivatives”，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1，No.1（Winter，1949），pp.1－23.“The Concept of‘Romanticism’in Literary History.II.The Unity of European Romanticism”，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1，No.2（Spring，1949），pp.147－172.后都收于Concepts of Criticism一书。前引刘象愚文在刊号上有误。
[566]这里所说的是浪漫主义“运动”，即在18、19世纪各民族各语言产生的以“浪漫主义”为口号的文学和艺术实践。韦勒克并没有进一步承认存在着多种“浪漫主义”。
[567]参见“Periods and Movements in Literary History”，English Institute Annual 1940，（New York，1941），pp.73－93.以及前揭《文学理论》一书。显然这种术语有很多，且都被频繁地使用。
[568]这里可能产生疑问:既然“有影响”，何以还会“不自觉”？我们或许有两重的回答:第一，如前所述“规范”是个体系，“影响”可能并不是全方位的，而只能达到其中的某个部分。更何况，“影响”并不一定就能够产生“自觉”，更不一定就会导致相同实践的“自觉”。第二，使问题更缠绕的是，“规范”和“规范的名称”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不一定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就像“文艺复兴”是一个时期，受“文艺复兴”的“规范体系”影响的艺术实践又是一个时期，而我们将前两者命名为“文艺复兴”则又是另外一个时间。其实“文艺复兴”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可能还不同于“浪漫主义”（以下将述及浪漫主义）。这个问题空前复杂，而且或许还有其他提问的方式，详述只能待另文。
[569]Réne Wellek，“The Concept of‘Romanticism’in Literary History.I.The Term‘Romantic’and Its Derivatives”，p.17.后来韦勒克在1955年出版了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第二卷“浪漫主义时代”，在简单的“导论”里，他延续了这种看法:“只要我们进行一番通盘考察并把普遍摈弃新古典主义信条视为一个共同点，就该承认可谓有一场普遍性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见《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570]Réne Wellek，“The Concept of‘Romanticism’in Literary History.II.The Unity of European Romanticism”，pp.170－172.
[571]Arthur Lovejoy，The Reason，the Understanding，and the Tim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1.
[572]发表在Philological Quarterly，29（1950），pp.257－259.我没有见到这篇文章，此处转引自韦勒克《再论浪漫主义》（Romanticism Re－examined），见《批评的诸种概念》，第193页。
[573]Morse Peckham，“Toward a Theory of Romanticism”，PM LA，Vol.66，No.2（1951），pp.5－23.
[574]Arthur Lovejoy，“The Meaning of Romanticism for the Historian of Idea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2，No.3（1941），pp.257－278.当然韦勒克并不是没看到这篇文章，他在《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概念》一文里还引到其中语句，但他将这篇文章的观点视为对《论诸种浪漫主义的区别》的简单重复，将两文归为一类。佩克汉姆认为，韦勒克是混淆了它们的区别，其原因则是他没有正确地理解《存在巨链》的最后三章的观点。我们要强调的是，韦勒克始终将考察“浪漫主义”集中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里，而洛夫乔伊（1941年）和后来的佩克汉姆则把“浪漫主义”视为一种更广大的文化和思想的潮流，甚至扩展到政治领域。
[575]Lovejoy，op.cit.，p.272.为帮助理解，我们简单介绍洛夫乔伊意味的这些观念:“有机论”指的是从对个体的强调转移到将世界（或系统）理解为有机构成的整体，这为后来的现代“国家”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物力论”是用“力”（Streben，即德语的“努力”，“力求”）的观念解释世界的理论，是后来的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说的直接源头；而“多元论”则是指出人类心智、人类活动的多样性（这一点的详尽表述可以参考《存在巨链》第十章）。洛夫乔伊认为这些观念都是在18世纪末得到充分的表述。
[576]可以参考Morse Peckham，Beyond the Tragic Vision:The Quest for Ident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1962.和The Triumph of Romanticism:Collected Essays.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0.
[577]伯林《浪漫主义革命:现代思想史的一场危机》，收于氏著《现实感》，哈代编，潘荣荣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这篇文章最初是1960年伯林为参加罗马的一次会议而写的。
[578]Isaiah Berlin，The Roots o f Romanticism，ed.by Henry Hard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20.这个论集由哈代编成于伯林去世之后，收录的是伯林1965年在华盛顿作的以浪漫主义为主题的一组讲演的文稿。也可参看陈建洪《政治多元论和浪漫主义革命》，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4月号。
[579]昆廷斯金纳在一篇著名的、后来被认为是“剑桥学派”奠基作品的论文里批评了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进路，当然主要针对的是《存在巨链》。他认为那种观念史研究的出发点就是“为某种特定的学说安排了一个理想的类型”，而其危险则在于“这种特定学说会迅速变成某种实体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史家们找到或者设定了自己要研究的学说（观念），并且展开论述，结果就是那种学说（观念）仿佛成了思想史上固有的成熟的东西，从而导致误解。见Quentin Skinner，“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History and Theory，Vol.8，No.1（1969），pp.3－53，especially p.10.我同意斯金纳在这里作的敏锐分析，而且我觉得这同样也适用于单元观念。就像洛夫乔伊在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中寻找到“自然主义”的影响，结果就是仿佛思想史上就存在着一个“自然主义的浪漫主义”阶段，并且仅以“自然高于艺术”为信条。事实上我们看到情况不仅如此，其中相当复杂。当然我们同样也能在韦勒克的论述里看到这种被批评的进路。如此，我觉得这种批评的继续推演需要极大的审慎，因为它甚至会对整个思想史研究中语词运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产生致命的冲击。或许“剑桥学派”在方法上转而研究写作的“语境”是非常明智的思路，但其实践应该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
[580]佩克汉姆也曾经做过这种基本区分，但他只分出两类，即“普遍和永久的特性”与“一场特定的历史运动”。见Morse Peckham，“Toward a Theory of Romanticism”，p.5.
[581]Réne Wellek，“The Concept of‘Romanticism’in Literary History.Ⅰ.The Term‘Romantic’and Its Derivatives”，p.2.
[582]在这篇论文里，我们一直将文学史也纳入思想史的范围之中，我们将文学写作都视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事实上我们所引所述的，反而大部分都针对的是文学实践。这是因为“浪漫主义三”在其发源上首先是一种文学主张，而恰恰它才是决定我们今天所讲的浪漫主义的根本（如后所述）。当然它在演变中产生了泛化，例如今天的许多思想史家习惯地认为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反驳。我们承认这种归纳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但倘若仅停留在这样的理解，无疑是助长了概念使用的混乱。
[583]Réne Wellek，op.cit.，p.22.韦勒克在这里还同时反对另一个极端的偏见，即“认为只有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整体，才是判断的尺度”。他自己试图避免这两极而找到一个中间点。
[584]Réne Wellek，op.cit.，pp.9－14.
[585]显然“自觉”范围要大于“自称”，由于“浪漫主义”术语意义的不断变化，实际上自称为浪漫主义者的人是不多的。
[586]在1955年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里，韦勒克就开始集中的阐述“批评的浪漫主义”，但他所论的，其实是浪漫主义的“批评观”，其中的许多人物并不自觉为“浪漫主义”。
[587]本文由荷兰科学研究组织资助。
[588]On the art of poetry，transl.and ed.I.Bywat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09），p.71.
[589]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Oorlogsdocumentatie，Srebrenica，een veilig gebied:Reconstructie，achtergronden，gevolgen en analyses van de val van een Safe Area，3 vols.（Amsterdam: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2002。“塞尔维亚，一个‘安全’区——一个‘安全区’失陷的重构、背景、结果以及分析”）另外的参考信息见http://www.srebrenica.nl/en/a index.htm，可访问2004年7月16日。
[590]正如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的说明中所说的。见1996年10月18日，由教育、文化与科学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部长联合写给荷兰议会的信（这封信的英语翻译见http://www.srebrenica.nl/en/a index.htm，可访问2004年8月10日）。
[591]座谈会所做讲演发表在Het drama Srebrenica:Geschiedtheoretische beschouwingen over het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rapport.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116（2003）的专版，pp.185－328.
[592]现已出版:Eelco Runia，Inkomend vuur（Amsterdam:Augustus，2003）.
[593]布卢姆后来发表的相似言论见“Het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rapport onevenwichtig en intellectueel gemakzuchtig？Een kwestie van lezen，”Internationale Spectator 56（2002），pp.448－453；J.C.H.Blom，B.G.J.de Graaff，和D.C.L.Schoonoord，“Oordelen in uitersten，”Bijdragen en Mededel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BMGN）118（2003），pp.337－356；以及J.C.H.Blom和B.G.J.de Graaff，“Het Srebrenica－onderzoek:Een extreem geval van eigentijdse geschiedschrijving，”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TvG）116（2003），pp.300－322.
[594]Dominick LaCapra，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142.
[595]Douglas Hofstadter，G7del，Escher，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New York:Basic Books，1979），p.59.
[596]Eelco Runia，“The Parallel Process in the Training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Medical Teacher 17（1995），pp.399－408.
[597]Sigmund Freus，“Erinnern，Wiederholen und Durcharbeiten，”Gesammelte Werke 6（London:Imago，1914），pp.126－136.
[598]H.F.Searles，“The Information Value of the Supervision’s Emotional Experiences，”Psychiatry 18（1955），pp.135－146.
[599]例见，D.M.Sachs和S.H.Shapiro，“On Parallel Processes in Therapy and Teaching，”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45（1976），pp.319－415；H.K.Gediman和F.Wolkenfeld，“The Parallelism Phenomenon in Psychoanalysis and Supervision:Its Reconsideration as a Triadic System，”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49（1980），pp.234－255，以及L.Caligor，“Parallel and Reciprocal Processes in Psychoanalytic Spuervision，”in Clin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Supervision of Psychoanalysis and Pyschotherapy，ed.L.C.aligor，P.M.Bromberg，和J.D.Meltzer（New York:Plenum Press，1984），pp.1－28.
[600]在专门治疗背景下，存在从患者到专科医生的移情和从专科医生到患者的反移情；在督导条件下，存在从专科医生到督导者的移情和从督导者到专科医生的反移情。
[601]参见我的Waterloo Verdun Auschwitz:De liquidatie van hetverleden（Amsterdam:Meulenhoff，1999），pp.176－202.
[602]Alain van der Horst，“Onmacht，onkunde enonwil，”Haagse Post（December 12，2003），pp.25－42，26.在荷兰，2002年是非常动荡的一年（伴随着颇具魅力的民粹主义者Pim Fortuijn的出现和被刺，两次普选——两次都以压倒性优势结束——整个一代政治家的权力旁落），这个事实在我看来足以解释这种冷漠:不仅大众媒体，而且特别显著地连专家（特别是历史学家）都绝望了。
[603]Herstructurering en verkleining.Defensienota 1991.这项计划的第三部分是，取消义务兵役。这项建议随后刊登在Prioritennota 1993。
[604]Srebrenica，een‘veilig’gebied，Ⅰ，pp.1041－1085.也见H.A.Couzy，Mijin jaren als bevelhebber（Amsterdam:L.J.Veen，1996）.
[605]指去波斯尼亚能检验该部队的能力这种看法。——译注
[606]引自Srebrenica，een‘veilig’gebied，Ⅰ，1044.The Ossendrechtse Heide是军事训练基地。
[607]例如对于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的前史，见A.J.Van der Leeuw，“Loe de Jong，het Koninkrijk en het Instituut，”in Een dure Verplichting en een kostelijk voorrecht:Dr.L.de Jong en zijn geschiedwerk，ed.M.de Keizer（The Hague:SDU，1995），pp.21－58，以及Max Pam，De onderzoekers van de oorlog（The Hague:SDU，1989）.
[608]1997年，教育、文化和科学部部长签署了Kossmann委员会（1997年4月）的决议（如果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能把它的研究范围扩大到20世纪的冲突和种族屠杀，它就可以存在下去），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的未来最终确定下来。
[609]Y.Albrecht，“De waarheid in hoofdletters hebben we hier niet”（Professor Blom访谈），Vyij Nederland（November 2，2002），pp.32－35.
[610]让人吃惊的是，对研究小组的规模和组成的没有限制；同样也没有预算的限制: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把开支账目交给部长就行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没有时间限度。只是当研究步入正轨，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的研究小组才许诺，它将在1998年普选一过就公布它的研究结果。当结果证明不可能兑现这一诺言时，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答应在2001年夏天准备好。这个最后期限也赶不急，公布报告的事情又一次推迟:第一次是在2001年冬天，接着是2002年4月10日——具有讽刺性的是，正好是在下届普选之前。
[611]见Blom，de Graaff，and Schoonoord，“Oordelen in uitersten，”p.339，and Blom and de Graaff，“Het Srebrenica－onderzoek，”pp.300－322.
[612]字面意思是，卷起袖子（de mouwen opstropen）。
[613]Blom and de Graaff，“Het Srebrenica－onderzoek，”p.301.
[614]至于荷兰政府的安排，参见Blom的“Proloog.”Srebrenica，een‘veilig’gebied，I，pp.9－13.至于批判性的评价，参见Van der Horst，“Onmacht，onkunde en onwil.”
[615]例如，Van der Horst，“Onmacht，onkunde en onwil.”
[616]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是一个有意识的策略，但却引出了这样的事实:在后勤上，研究小组处在一个跟空中机动旅相同的位置上，荷兰政府没有选择一个更为强势和不道德的方式去影响研究小组，而它实际上真正选择了一种得体与和善的方式。如果荷兰政府表现得更“像波斯尼亚的塞族”，而且更敢于使用它的后勤垄断，这可能使研究小组更能理解塞尔维亚使命得以确立的那些错误评估。
[617]Dutchbat是Dutch和battalion的合成词，翻成“荷兰营”比较别扭，所以在文中直接以原文出现，而且也更容易辨识，正如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用NIOD代表一样。——译注
[618]最终，研究小组由11个研究者组成。据评论，在挑选这些人的过程中，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像空中机动旅一样，没有遵守标准的招募程序。
[619]Van der Horst提到，在1997年，因为严重的合作问题，就雇佣了一位顾问。Van der Horst，“Onmacht，onkunde en onwil.”布卢姆本人反复申明，事实上，研究小组最终完全在报告的扉页设计了“一个奇迹”。引自Albrecht，“De waarheid in hoofdletters we hier niet.”
[620]Dick Schoonoord，正好引自Bas Blokker，“Knippen en plakken，”N RC Handelsblad（November 9，2002），pp.23－24.
[621]关于这个问题，见Frank Ankersmit，“Een schuld zonder schuldigen？Morele en politieke oordlen in het Srebrenica－rapport.”Tijdschri f t voor Geschiedenis116（2003），pp.262－284.
[622]“J.C.H.Blom（director），P.Romijn（head research）.”
[623]C.W.van der Pot，Handboek van het Nederlandse staatsrecht，13th ed.（Zwolle:Tjeenk Willink，1995）.
[624]参见Van der Horst，“Onmacht，onkunde en onwil，”和Blokker，“Knippen en plakken.”几个研究者被记录在案，因为说出了他们被警告不要在报告完成之后向新闻界透露实情。
[625]引自Blokker，“Knippen en plakken.”
[626]至少两位研究者说过这种话，见上引书。“我们累了，”其中一位研究者说。“我认为:给你自己方便。”另一个评论说。
[627]在两个例子中，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的报告本身不是相当清楚，而且，因为内阁会议的备忘录是保密的，部长们至今没有透露任何东西，所以没有办法准确断定在内阁发生了什么。顺便说一下，布卢姆是被允许看备忘录的唯一的研究者，虽然看的只是一个加工过的版本。
[628]见Kok的评价:Srebrenica，een‘veilig’gebied，Ⅲ，p.3141.关于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像内阁一样的运作模式，见上引书，I，第4页。
[629]种种标准在Blikker的“Knippen en plakken”中有描述。
[630]种种标准在Blikker的“Knippen en plakken”中有描述。
[631]Blom和de Graaff，“Het Srebrenica－onderzoek，”pp.300－322.
[632]其中一个研究者后来说，在小组会议上，研究者有时像Dutchbat的士兵那样议论着。“在塞尔维亚，你至少能找到一间像样的旅馆，而当你正在采访某人的时候，你就不必坐在地板上了”（引自Blokker，“Knippen en plakken”）。
[633]当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荷兰在塞尔维亚的作用。显然，当在报告发表后的一个星期内，荷兰内阁辞职，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的研究小组在这种“荷兰政治的外部环境”中完全湮没无闻，正如当塞族袭击并在一星期内杀害了7500名穆斯林时，Dutchbat在1995年7月湮没无闻一样。而且事实上，在这场“洪水”中，研究成果即报告所分析的很多问题，完全遭漠视，正如穆斯林在1995年7月被忽视一样。
[634]Srebrenica，een‘veilig’gebied，Ⅱ，pp.311－312.
[635]远在1993年，荷兰政府以一种典型的策略向荷兰议会许诺，空中机动旅去塞尔维亚执行任务将由联合国指挥至多一年半时间，但这种时限没有与联合国沟通。这一年半的最后期限是在1995年7月1日，但并不让人吃惊的是，当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正如荷兰政府一样，联合国没有体验到同样的紧迫感。结果，甚至在7月，都没有找到轮防的部队。见Srebrenica，een‘veilig’gebied，Ⅱ，p.1705。
[636]Y.Albrecht，“De waarheid in hoofdletters hebben we hier niet”（Professor Blom访谈），Vyij－Nederland（November 2，2002），pp.32－35.
[637]引自Blokker，“Knippen en plakken.”
[638]我在此不会在“解脱”之意上和获得解脱的方式上来描述并行现象。我也不会讨论困扰的一致方面，即不光是不知名的人，可能还有大量的Dutchbat士兵，大概也有一些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研究者，后来逐渐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的、心理的以及/或人际关系的问题。关于士兵中的问题，参见我的“De haat van de vredessoldaat，”NRC Handelsblad（March 13，2004），p.34；至于研究者，参见Van der Horst，“Onmacht，onkunde en onwil.”
[639]无论一致与否，该报告的删节本（它出现得稍微晚了点）的页数，大致与在波多卡里集中营附近地区——它在荷兰人的视野之内——被杀害的穆斯林的数量相当。
[640]Arthur Mitzman，Michelet，Historian:Rebirth and Romanticism in 19 th－century Fran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246.Mitzman指出，“米什莱希望中止谨言慎行”是由于“自尊心重又发挥影响”。同样，雅各布布克哈特能够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描述为发现了事物（石头、绘画、城市、国家）的可塑性，是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他在生活中假定:当赋予你的概念以形式，你也许创造了一种实在，而这种实在至少如你所继承的遗产一样真实。参见我的“Centauren aan de bosrand，”in Waterloo Verdun Auschwitz，pp.52－58.
[641]关于“provocation”概念，比较弗洛伊德的“对爱的移情的观察”（“Bemerkkungenüber dieübertragungsliebe”）:“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阻抗（即自我阻止对不愉快的经历进行有意识的回忆的过程——译注）就表现得像一个内奸那样”标准版本。Ⅶ，157171，p.163.
[642]Freud，“Erinnern，Wiederholen und Durcharbeiten，”p.127（“nicht als eine historische Angelegenheit，sondern als eine aktuelle Macht”）.
[643]严格说来，它只是两种外化的并行加工中的一种，接下来，我将把“外化的并行加工”等同于违反隐性规则。
[644]结果，“停留在表面”——作为处理违反隐规则的一种方法——比起“深度”诠释更为困难。
[645]引自De Volkskrant。也见Srebrenica，een‘veilig’gebieb，Ⅰ，pp.30－31.类似的话在很多场合被重复。不必说，接下来，我不会批评某个决定，而只是诠释一种现象。然而，我的确认为:由这一决定引起的混淆，是由很多评论者的内心感受所致；相比于由布卢姆及其同事提供的貌似对应的解释，还有更多的理由来解释这一混淆，换言之，某种“神秘”之物（在我看来是某个并行加工）正在起作用。
[646]例如，参见J.A.A.van Doom，“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rapport:te laat，te lang en slordig bovendien，”Trouw（April 17，2002），p.7.
[647]人们甚至可以这样看:把这堆文档资料称作“信息”这一事实，该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诱因。在信息论中，一条消息的信息价值是本已经——而不是将能够——沟通之物的表达。有如Charles Bennett所言，“一条消息的价值等于由消息生产者所做的数学的或其他工作的总和，而消息接收者就不必重复这样他们看来很可信的工作。”引自Tor Nθrretranders，The User Illusion:Cutting Consciousness Down to Size，transl.Jonathan Sydenham［1991］（New York:Viking，1998），p.78.
[648]Albrecht，“De waarheid in hoofdletters hebben we hier niet，”p.34.
[649]L.von Ranke，“Englishe Geschichte，vornehmlich im 17.Jahrhundert，”in Saemtlichen Werke（Leipzig:1877），Band 15，p.101（“sich gleichsam auszul9schen und nur die...m－chtigen Kr－fte erscheinen zu lassen”）.
[650]Blom等人，“Oordelen in uitersten，”BMGN，p.353.Pieter Lagrou也得出这种观点，“Het Srebrenica－rapport en de geschiedenis van het hede，”BMGN 118（2003），pp.325－336.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报告可以被看作是被Chris Lorenz称作“天真的实在论”的东西的一个主要的例子。参见他的“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Historical Reality，”History and Thoery 33（1994），pp.297－32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家直接的反应加强了这种天真的实在论。许多政治家表示为报告——报告瓦解了内阁——所“震惊”。但就他们真的震惊的而言，他们很晚才为在塞尔维亚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为报告的发现和结论所震惊。然而，政治家“震惊的”反应（由报告提供了契机而不是由报告所引起），对任何喜欢相信历史学家表现历史实在的方式——当有能力做好时——提供了那种实在的一个完全的、未经中介的以及未受阻碍的形象的人是有利的事。
[651]这种无奈接受同样充斥于序言中的讨论（关于荷兰本可以做些什么来对抗塞族）。布卢姆重申不再把向Dutchbat敞开的选择看作是“投机”。见Srebrenica，een‘veilig’gebieb，Ⅲ，p.3143.
[652]Ibid.，pp.3133－3136.
[653]这种无奈接受同样充斥于序言中的讨论（关于荷兰本可以做些什么来对抗塞族）。布卢姆重申不再把向Dutchbat敞开的选择看作是“投机”。见Srebrenica，een‘veilig’gebieb，Ⅲ，p.3136；cf.Ⅰ，p.1076.
[654]比照布卢姆对“塞尔维亚悲剧”演变成“在荷兰的事件”的蔑视的评论。参见Srebrenica，een‘veilig’gebieb，Ⅲ，p.3126.
[655]见Blom和de Graaff，第300页，也见第310页。
[656]正好也是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研究的结论。Cf.Srebrenica，een‘veilig’gebieb，Ⅰ，p.1163.
[657]我认为，在关于NIOD的报告的案例中，“使命”与（相对微不足道，但却让人厌恶、让人心悸、像脓肿一样的）“突发事件”的区分，是一个比“语境”和“细节”的区分更为清楚的区分。见ibid.，第310—311页。但是，当然，研究者在文中非常频繁地谈到语境的重要性，评论者会把语境/细节的这一维度看作是更好理解报告的主要线索，就得以理解了。
[658]这个小的果核（the small kernel），意指1995年7月那10天发生的屠杀事件本身，并指围绕这些事件发生的其他事情。——译注
[659]尽管在报告完成之后所写的那些文章，大抵出自布卢姆和他的一到两个研究伙伴的手笔，但我将继续把这个研究小组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研究者自己一直坚持其“政策的统一”。Cf.“本文也是（塞尔维亚报告的）研究小组共同商讨的成果。把本文汇集而成的那些作者，要感谢其他研究者为他们提供的建议和贡献。当在文本中出现‘我们’的说法时，大多数时间，是指作为整体的研究小组。”（我尽量如实翻译的几个句子暗示，不光作为整体的报告，而且甚至连一篇较短的文章，都是由个人的“成果”汇集起来，而不是写作而成的）见Blom和de Graaff，第300页。
[660]这（三个）最重要的回应在上文提到过。
[661]均引自布卢姆和de Graaff的“Het Srebrenica－onderzoek，”pp.300－322.对诚实的夸耀有似于在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哲学中所展现的严谨，后者由恩斯特盖尔纳在其《语词与事物》（Harmondsworth，Eng.:Penguin Books，1968）中作了漂亮的分析。
[662]例如:该小组赞同了一位评论家而相当得意，这位评论家指出了“slivovitsj不是指被酿造而是指被蒸馏”。
[663]对批评索引这点的利用，完全可以跟荷兰政府的反应相比；在这两个案例中，接受无关宏旨的责难，以保持（报告/政策的）内容的完美，而不会给人印象的是对批评无动于衷。
[664]当然，这个有威胁的庞然大物（指三大卷的报告——译注），是由研究者用以诠释其“授权”的方式决定的。为阻止进攻，他们注意论证，他们已最大限度地考查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即他们跟所有人交谈过，他们查阅过所有文件，他们参观过所有场所，他们利用了所有资源，他们追查过所有线索——简而言之，他们已经而且可以尽其全能，出现在“所有地方”并且占据其研究对象的每一平方英寸的“飞地”。
[665]实际上，荷兰社会的基础是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和解。由于有一个沉默内敛、乐善好施、和平共处的体系在起作用，相互和解在荷兰文化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只有把这种相互的和解用在其他国家才能发现它的局限所在。而在塞尔维亚可以发现，这种“乐善好施”胜于人类的普遍价值，它是荷兰人的特性，而这一特性却引起塞族和穆斯林的蔑视和敌意，而这种发现曾经而且仍然很难让人接受。
[666]正如他们在Tij 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上的文章的标题。
[667]参见Blom和de Graaff的“Het Srebrenica－onderzoek，”p.127.当研究者不能在其同行对报告的回应中认出他们自己时很愤怒，而对塞尔维亚大屠杀的幸存者而言，当他们不能在报告所描述的事件中认出他们自己时也一样愤怒。
[668]我不想在本文讨论“当场阻止进攻”的授权是如何在荷兰政治的层面上表现的——但是相当清楚，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研究小组绝对的“在场”，“阻止了”荷兰政府就塞尔维亚问题发起的进攻有5年多时间。
[669]正如Honig和Both，Westerman和Rijs以及Rhode的书，在Blom，de Graaff以及Schoonoord的“Oordelen in uitersten”的第345页提到。
[670]Srebrenica，een‘veilig’gebieb，Ⅲ，p.3143.
[671]仅引用另一个这样的重复:“无论如何，根据战争的规则和惯例，为了确保在他们——即被当作战俘监禁起来的人——当中是否混有士兵，将强壮的男人分离出来，并不稀罕或会被禁止。”Srebrenica，een‘veilig’gebieb，Ⅲ，p.3158.
[672]在某些方面我可能［这样做了］:本文也“执著于”（“客观地”）不偏不倚，又或许，本文用英语来写作，我可能已进行了一种置换。它等同于这样的置换:（其次）是从“事件”到“报告”的置换和（最初）是从“一场巴尔干悲剧”到“在荷兰的事件”的置换。
[673]LaCapra，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p.147.
[674]本文以英语成文，但该词组以德语出现，原文为Zeigenossenschaft。——译者
[675]国家社会主义亦称国邦社会主义，有多种含义。在德国史的语境下，则具体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的信条，亦即纳粹（Nazi）党的信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治、社会失调的产物。国家社会主义重集体、奖权威、尚武力，是极端民族主义。——译者
[676]这一背景中的一个反例，请在http://hsozkult.geschichte.hu－berlin.de/beitrag/intervie/a＿fragen.htm网站上参见H－苏滋－u－卡尔特（H－Soz－u－Kult）在1999年对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访问，及对下列人物的采访:沃夫兰姆费希勒（Wolfram Fischer）、罗沙高（Lothar Gall）、伊曼纽尔盖斯（Immanuel Geiss）、赫亚哥革勒宾（Helga Grebing）、居尔根扣卡（Jürgen Kocka）、哈特蒙特兰曼（Hartmut Lehmann）、汉斯毛姆森（Hans Mommsen）、威夫岗毛姆斯（Wolfgang Mommsen）、葛尔哈得A.瑞塔（Gerhard A.Ritter）、润哈得吕路普（Reinhard Rürup）、阿德海特封萨尔顿（Adelheid von Saldern）、威夫岗希得（Wolfgang Schieder）、温费莱得舒尔滋（Winfried Schulze）、麦克斯丢沫（Michael Stürmer）、鲁道夫威尔豪斯（Rudolf Vierhaus）、汉斯尤利其威勒（Hans－Ulrich Wehler）和亨瑞奇奥迦斯特温克勒（Heinrich－August Winkler）。这些采访的选集已由豪斯和诸诺斯基（Hohls and Jarausch）出版。——著者
[677]请参见网站http://hsozkult.geschichte.hu－berlin.de/rezensionen/id＝808 ＆count＝30 ＆recno＝10 ＆type＝rezbuecher ＆sort＝datum ＆order＝down ＆search＝Wehler——著者
[678]魏玛，歌德和席勒的故乡。一战结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退位，流亡波兰。议员们逃离纷乱的柏林，聚集魏玛。国民议会在魏玛市首次举行，并制定宪法，标志魏玛共和国成立（1919—1933）。——译者
[679]此为我的翻译，德语原文为:“...weil damit die Selbstbestimm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und somit die Voraussetzung zur demokratischen Gestaltung der eigenen Geschicke preisgegeben wird.”——著者
[680]此为我的翻译，德语原文为:“Zuerst Diffamierungen，Unterstellungen sowie‘billige’Kritik，dann Marginalisierung und gleichzeitig Vereinnahmungsversuche，schlielich eine partielle Anerkennung und Dialogbereitschaft.”——著者
[681]此为我的翻译，德语原文为:“Die mangelhafte Rezeption geschlechtergeschichtlicher Fragestellungen wird［...］nach wie vor als Problem der Geschlechtergeschichte formuliert，nicht als Defizit der Argumentationsmuster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sgesamt.”——著者
[682]伊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英籍波兰人。社会学荣誉教授。自1972年至1990年退休，任英国里滋（Leeds）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之前在波兰特尔阿维武（Tel Aviv）大学任教，并持有澳大利亚等地访问学者身份。目前，他是华沙（Warsaw）大学的荣誉教授。其中文版的代表作有《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郇建立、李静韬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生活在碎片中》，郁建兴、周俊、周莹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
[683]本书的中译版《现代性与大屠杀》由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译者
[684]此为我的翻译，德语原文为:“ob man als Historiker nicht eigentlich immer auch—oder letzten Endes sogar immer nur—in.wachsenden Ringen seine eigene Geschichte schreibe.”——著者
[685]出自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封弗斯特2002:83——著者
[686]这是我的翻译，德语原文为“Wenn ihr schreit:‘Nieder mit dem Konig’，dann sehr ihr so aus，als wurdet ihr vom Kanig bezahlt，denn er wird immer，immer wieder erwahnt.Die Hauptsache fur einen Konig liegt darin，daer erwahnt wird，im Spiel bleibt，auf welche Weise ist ganz gleichgultig.Wenn ihr den Konig wirklich loswerden wollt，dann durft ihr nicht mehr vom Konig sprechen，erst dann verschwindet er.”封弗雷斯特2002:83.——著者
[687]积极区别对待政策是指美国为增加历史上被排除在外的妇女、少数民族在就业、接受教育和从事商务方面的机会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但在实施中，由于对不同的种族、性别和民族相应采取照顾弱势的措施，又引发出强烈的矛盾。——译者
[688]本节内容最初曾以《“历史”——该词语及其概念的变迁》为题刊登在GAIDAI BIBLIOT H ECA（1979年）杂志上，后来其修改稿被收入《文化的多样性》（『文化のモザイク』、绿书房、1989年）一书第227—238页；1998年，耶尔恩吕森、米夏尔戈特洛布和阿希米米塔格等人所主编的《文化的多样性》（Jorn Rüsen，Michal Gottlob und Achim Mittag（Hg.），Die Viel f alt der Kulturen（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1998.）S.441－458.）一书又刊载了该论文的德语版，题为《19世纪晚期日本的“历史”入门》（Die Einführung der‘Geschichte’im Japan des spaten 19.Jahrhunderts）。
[689]参见小林升《江户时代的进步观》（「江户时代における进!の思想」），刊载于《中国与日本的历史观和隐逸思想》（『中 日本における" #と 逸思想』，早 田大 出版部1983年版），第178页。
[690]参见狩野亨吉《历史的概念》（「" の概念」），刊载于《狩野亨吉遗文集》（『狩野亨吉遗文集』，安倍能成编，岩波书店1958年版），第115页。
[691]参见《鹅峰林学士文集》（内阁文库所藏本）第39卷，第11简。
[692]参见《读耕林先生文集》（内阁文库所藏本）第6卷，第7简。
[693]参见前引小林升论文。
[694]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荻生徂徕还曾经标点过《南齐书》，参见《和刻本正史南齐书》（『和刻本正南齐书』，汲古书院1971年版）第373页。
[695]参见近藤守重《近藤正斋全集》（『近藤正 全集』， 书刊行仝1906年版）第3卷第246页；泷本诚一（编）《佐藤信渊家学全集》（ 本诚一〔编〕『佐藤信渊家 全集』，岩波书店1927年版）下卷第406页和第761页；山片蟠桃《梦之代》杂论第8篇（『梦の代』 书第八），《日本思想大系43》（『日本思想大系43』，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428—447页。
[696]参见太田锦城《悟窗漫笔》第3编（『悟 漫笔』第三编，玉 堂，1840年）第4篇和第12篇；西田直养《筱舍漫笔》（西田直养『舍漫笔』），《日本随笔大成》（『日本 笔大成』，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2期第3卷第198页；广濑旭庄《九桂草堂随笔》（广$旭庄『九桂草堂 笔』），《百科说林》（『百科说林』， 书刊行仝1917年版）第1卷第30页和第62页。
[697]山鹿素行在其《山鹿语类》第35卷（《圣学三到知史类》）中使用过“历代之史”这样的说法，新井白石的《古史通或问》（下卷）中也出现过这种用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一词在当时还并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参见《山鹿语类》（『山鹿语类』， 书刊行仝1911年版）第4集第127页和128页，《新井白石全集》（『新井白石全集』，吉川半七发行1906年版）第3集第394页。
[698]参见荻生徂徕《太平策》，《日本思想大系36》（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453页。
[699]参见荻生徂徕《太平策》，《日本思想大系36》（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485页。
[700]参见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 川 太郎『 记仝注考 』，%文印书馆1972年版），第1337页。
[701]关于《太平策》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尚未形成定论。参见丸山真男《〈太平策〉考》刊载于《日本思想大系36》，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787—829页。
[702]参见荻生徂徕《徂徕先生答问书》（『徂徕先生答问书』）上，《日本古典文学大系94》（『日本古典文 大系94』，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187—188页。
[703]同上书，第187页。
[704]参见岛田虔次（编）《荻生徂徕全集1》（『荻生徂徕全集1』，みすず书房1973年版），第526页。另外，在关于“历史”的涵盖范围这一问题上，我们迄今所列举的江户时代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将它严格地限定在特指“中国的史书”，也有人将它扩大到兼指“日本的史书”。
[705]就词源而言，Geschiedenis或Geschichte与Historie、history或histoire属于不同的系统。然而，由于它们在各自的语言圈内使用时所表达的含义是相同的，所以在此将它们放在一起列出。参见《杜登——词源学》（DUDEN Etymologie，Mannheim，1963）中关于Geschichte和Historie部分的论述（该书第215页和267页）。更详细的说明还可参见G舒洛茨《历史》（G.Scholtz，“Geschichte.”）和HW巴尔茨《历史——历史学》（H.W.Bartsch，“Geschichte/Historie.”），分别刊载于约阿希姆李特（主编）《哲学的历史词典》第三卷（Joachim Ritter（Hg.），Historisches Wo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nd 3，Stuttgart，1974）的第344—398页和第398—399页。
[706]参见前引狩野亨吉《狩野亨吉遗文集》，柳田国男《论历史教育》（柳田国男「" 教育について」，刊载于『定本柳田国男集』第24 ，筑摩书房1963年版，第426页）。
[707]根据明治元年12月8日颁布的关于皇学所开设课程的太政官布告可知:在作为皇学所规则的《学童入学诵读大纲》中设立了被命名为“历史”的科目，并明确列出了《三镜》、《读史余论》、《十八史略》等书目。另外，在明治五年5月颁布的《大学南校规则修订》中，也出现了标明为“历史”的科目名称。
[708]以下史实均出自《佩文韵府》第92卷。
[709]“史学”一词现在依然被广泛用于杂志的刊名或者大学里的学科名称，是当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现在人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则包括了“过去发生的事情”和“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录”这两方面的含义，因而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两个词语的互相混用。
[710]关于章学诚，请参阅前引小林升《江户时代的进步观》以及《中国与日本的历史观和隐逸思想》第179页。
[711]参见前引《狩野亨吉遗文集》第115页。
[712]譬如:在《辞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中对“历史”一词就做了如下解释:“言事之变迁沿革者，皆谓之历史。普通以记载国家之事为历史，如本国史世界史之类。”
[713]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如天文学等也存在着与历史学相同的情况。参见中山茂《日本的天文学》（『日本の天文 』，岩波书店1972年版）。
[714]在为什么要学习历史的问题上，日本存在着一种儒家式传统观念，即是为了“以事实印证经典之教义”。日本的近代历史学从摆脱上述儒家式思维模式（即坚守经学与史学的主从关系）的束缚开始，转而以西方史学理念取而代之，进而又主动追随西方史学。如果想要通过“历史”一词的变迁来研究日本史学史，那就必须切实把握住这个趋势。
[715]参见大久保利谦《江户时代末期的西洋通史》（大久保利谦「幕末の西洋通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开 百年记念文化事业仝〔编〕『锁 时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识』，乾元社1953年版），第441页。
[716]参见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西周全集』，宗高书房1981年版）第4卷，第73页。
[717]同上书，第35页。
[718]参见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西周全集』，宗高书房1981年版）第4卷，第73—83页。
[719]参见明治8年5月4日的《修史事宜》（被收录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编《史料编纂始末》第3卷）。
[720]参见明治11年2月7日的《修史馆上奏》（被收录于前引《史料编纂始末》第7卷）。
[721]参见前引《修史馆上奏》。
[722]被收录于GG泽尔菲《历史科学》（G.G.Zerffi，The Science of History，London，1879）。
[723]详见金井圆《雇用外国人（17）——人文科学》（金井圆『お雇ぃ外 人（17）——人文科 』，鹿岛出版仝1976年版），第118—126页。
[724]关于L里斯的情况，详见前引金井圆书，第128—197页。
[725]参见辻哲夫《日本的科学思想》（『日本の科 思想』，中央 论社1973年版）和柳父章《翻译词的理论》（『翻 语の论理』，法政大 出版局1972年版）、《翻译词形成的前前后后》（『翻 语成立事情』，岩波书店1982年版）、《翻译学问批判》（『翻 问批判』，日本翻 センタ’1983年版）、《翻译是什么？》（『翻 とはなにか』，法政大 出版局1985年版）。
[726]本节是对论文《HISTORIOLOGY—从“故事传说”到“历史认识论”—》（『HISTORIOLOGY—「昔语り」から「" 认识论」へ—』，原载于『 』第58 第34号，1989年，第11—32页）修改后而成。
[727]“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ought:East Asia，”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London:Pergamon Press/Elsevier Science），vol.10，pp.6776－6782.“Time，Chronology and Periodization in History，”ibid.，vol.23，pp.15686－15692.
[728]Erwin Panofsky，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Penguin Books，1993，pp.51－58.（中森义宗他 『视 %术の意味』，岩崎美术社1971年版）。
[729]参见艾伦梅吉尔《Historiology》Allan Megill，“Historiology，”in Kelly Boyd（ed.），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Chicago，1999.
[730]参见阿斯特丽德维奇-伯恩兹《1500年至1800年历史哲学著作目录》（Astrid Wi t s ch i－Be r nz〔comp.〕，“Bibliography of Work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500－1800，”History and Theory，Beiheft 12〔1972〕）.
[731]关于“历史学家”一词，详见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武汉，1955年），第188页。
[732]笔者所查阅的资料主要来自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文中所引用的资料中，有部分辞典的出版地和出版年份不同于大英图书馆所藏的辞典，这是因为笔者遵循以下原则所致:即在内容相同的前提下以出版年份较早的为准。另外，有关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也是笔者在英国文化振兴会（British Council）奖学金的赞助下，作为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1983—1984年度客座研究员的研究内容的一部分。
[733]参见HG利德尔和R斯科特（编）《希腊语—英语词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compiled by H.G.Liddell ＆R.Scott，Oxford，1951），p.842.
[734]参见AD莫米利亚诺《希罗多德在史学史上的地位》A.D.Momigliano，“The Place of Herodotus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Histor y 43（1958），pp.1－13.
[735]文章中的“O.E.D.”和“S.O.E.D.”分别为The Ox ford English Dictionary和The Shorter Ox 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略写。另外，文中所引《研究社新英和大辞典》均为该辞典的第五版（1980年）。
[736]然而，在中世纪拉丁语法语辞典阿尔贝布莱兹的《Lexicon Latinitatis Medii Aevi》（Albert Blaise，Lexicon Latinitatis Medii Aevi，Belgium，1975）中，却收录了historiologus一词，它虽然不是historiology本身，但是编者在该词条的解释中指出:V.Hugo－Flor曾将该词语用来表达historien的含义。由此可以推测:中世纪的著作里使用过historiologia一词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737]出自2003年12月13日的电子邮件。另外根据利亚科斯教授的调查，1844年马尔科雷涅里（Marco Renieri）在其关于历史哲学的博士论文（现收藏于佛罗伦萨国立图书馆手写本书籍室）中使用过与ιστοριολογια相类似的Historionomia（historionomy）这一词语。
[738]参见前引金井圆书，第118—126页。
[739]参见FH布拉德雷《批判的历史之诸前提》（F.H.Bradley，The Presuppositions o f Critical History，Chicago，1968.）pp.83－87.初版（Oxford，1874.）。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W.H.Walsh，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 f History，London，1951.）p.6，神山四郎日译本《历史哲学》（神山四郎 『" 哲 』，创文社1978年版）。
[740]参见《哲学辞典》（『哲 典』，平凡社1954年版），第1279页。
[741]译者说明:本文在处理英、法、德等语言的翻译事项过程中，得到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亚平女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令愉先生、姜进女士以及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朱伟明女士的鼎力相助。此处译文即出自王令愉先生和朱伟明女士之手。
[742]详见K休斯《早期凯尔特人的历史观念与现代历史学家》（K.Hughes，The Early Celtic Idea of History and the Modern Historian，Cambridge，1977）。
[743]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出现对历史提出认识论意义上的质问。譬如:在16至17世纪的法国，就出现了Jean Bodin，Loys Le Roy，Etienne Pasquier，La Popelinière等对历史认识论抱有浓厚兴趣的人们。
[744]参见琼麦克拉克伦《剑桥大学历史荣誉学位考试制度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Jean O.Mc Lachlan，“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Tripos，”Cambridge Historical Review，1947－1949，pp.78－105.）。
[745]P伽德纳所编《历史学诸论》（P.Gardiner（ed.），Theories of History，New York，1959）出版之后的各种文集中都明确反映出这一倾向。
[746]参见马丁海德格尔著、细谷贞雄译《存在与时间》（マルティンハイデッガ(著、细谷贞雄 『存在と时间』下 ，ちくま %文库1994年版）第340页；马丁海德格尔著、辻村公一译《有与时》（マルティンハイデッガ(著、)村 一 『有と时』，ハイデッガ(全集第二 ，创文社1997年版），第576页。
[747]参见欧文帕诺夫斯基著、浅野彻译《“iconology”研究》（ア(ウィンパノフスキ(著、漶野彻他『イコノロジ(研究』，美术出版社1971年版），第3—33页。
[748]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早的有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近年的作品有:朱政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和展望》，载陈启能、于沛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49]这里所说的“近世以来的西方史学”，按其阶级含义，实为近现代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
[750]倘若把马克思的史学遗产仅仅归结为唯物史观，这是不够全面的。在宏富的马克思的史学遗产中，还包括他的“史学理论”，即从历史学自身的角度归纳与总结出来的理论。关于马克思（还包括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贡献，容当另文再论。
[751]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3页。
[752]谭英华《关于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7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4页。
[754]进一步论述，参见张广智《陈说的突破》，载《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8页。
[7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756]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7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8页。
[758]关于维柯史学思想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张广智《“天才的闪光”——维柯史学思想述论》，载《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又，拙文在前面说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时，追溯了它与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诸史家论见之间的关系。但是，一读维柯的《新科学》，我们察觉阶级斗争学说的提出似乎还应该追溯到更早些的年代，距马克思于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一百二十多年以前的维柯，似乎更符合马克思信中所用“以前很久”这一时间概念，当然维柯关于这方面的认识还比较稚拙，不如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人那样明确与成熟。
[7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760]维柯《新科学》，第1108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3页。
[761]《新科学》英译本引论，载维柯《新科学》，前揭书，第38页。
[762]如美国学者L.H.Simon在“Vico and Marx: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一文中，阐述了马克思和维柯之间的关系。维柯的四个原理与马克思的看法有其相似与可比之处:（1）人类创造历史，换言之，人的力量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决定性因素；（2）必须把人类的历史理解为各个社会的历史，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的合适的单位是社会，而不是个人；（3）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人民并不是在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历史并非是人类自由活动的有意识的结果；4.在结构严格的科学范围内，人类是有可能获取历史认识的。作者在这四个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载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1.42（Apr.－Jun.，1981），p.317.
[763]张隆溪《维柯思想简论》，载《读书》1985年第11期。张文识见多具新意，而且提供了国外学术界诸多的研究维柯的信息。
[764]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
[76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766]这里再举恩格斯的例子。创刊于1856年的德国权威性的《历史杂志》，发行至19世纪末时，仅仅在一篇文章的注释中才以讽刺的口吻提到了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足见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国家的境遇了。
[76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家主要趋势》，第31—32页。
[768]转引自庞卓恒《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
[769]鲁滨逊《论历史学》（英文版，1912年），转引自齐思和为鲁滨逊著《新史学》一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Ⅶ—Ⅷ。
[770]劳恩《历史的用途》（伦敦，1946年），转引自康恩等着:《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0页。
[771]转引自康恩等著《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第73页。
[772]姚蒙《法国年鉴学派》，载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7页。
[773]吕西安费弗尔《技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载《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774]转引自陈启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775]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776]姚蒙《法国年鉴学派》，载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548页。
[777]巴勒克拉夫的这段文字如下:“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中——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页）巴氏之说是富有启示性的，马克思主义对现当代西方史学是颇具影响力的。
[778]进一步的论述，参见张广智《超越时空时对话:我国新时期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若干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779]见陈启能、于沛、黄立弗著《苏联史学理论》，专家推荐意见书（二，何兆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又，上书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方面的回顾与总结，至于深入探讨与全面总结苏联史学，还需继续努力。
[780]这方面概论性的回顾与总结的作品已有不少，见注①所列。深入的研究工作，例如本文中所说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苏联史学与西方史学之关联等专题探讨，则俟诸他日。
[781]笔者已撰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即将刊发。
[782]“残余的乡愁”（a residual nostalgia），这是西方学者斯图亚特西姆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感言。转见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783]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与学界的不同用法，本文采用陈学明教授的建议，沿用由柯尔施，梅劳一庞蒂的“本来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突出从思想路线的视角观察问题，既包含地域性的含义，又不仅以地域性为唯一标志。参见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6页。又，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问题，当今我国哲学界也是颇具争议。由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用法的不同，那就会界定不同的代表人物。我们采陈氏之建议，因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的用法中数柯尔施、梅劳一庞蒂的用法为优。据此，把卢卡奇、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我个人以为是合适的，参见同上书，第16—20页。另需要明确的一点是，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萌发与泛滥，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派系及其代表人物，身处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怎么可能对其置若罔闻呢？怎么可能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影响呢？这里，可以举一个很典型的例证，例如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EP汤普森曾与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汤氏的《理论的贫困或谬误的太阳系仪》（“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y of Errors”）这篇200多页的长文即缘于此。但是，本文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体上指的是西欧北美地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史家，他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但又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依照学科分类，在我们国内学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属于哲学学科，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则归于历史学学科。国内学界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事实上鲜有学者涉足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这的确令人十分惊奇。
[784]姜芃《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思考》，载陈启能、于沛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785]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786]张芝联《历史学与社会学》，载氏书《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5页。
[787]见多萝西汤普森为EP汤普森《共有的习惯》中译本所写的序言，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88]此句与上句“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均见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
[789]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790]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
[791]“异流共建”，笔者杜撰。“异流”，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源是马克思，西方新史学实际上就是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年鉴学派亦列其中），其源（“祖先”）可追溯到伏尔泰（参见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两种不同的史学范型，其源头不同，故谓之“异流”。但学术发展史证明，每一种学说或理论，不仅在新陈代谢中不断地改变自身，以适应社会与时代的变革，而且还需要借助外力，以取长补短，不断地发展自身。按此理，因而“异流”的史学派别也应相互对话，寻求合作，互相学习，以共同去推进学术事业的发展，这就是“共建”。
[792]参见姚蒙《法国年鉴学派》，载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548页。
[793]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35页。
[794]同上书，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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