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人的工作:德国当代史的一些回顾^[674]

〔德〕汉娜西斯勒

邹建华　译

一、当代史的框架

自省能力使人成之为人。但是这种能力在不同的人中分布不同。一些文化或亚文化倡导这种人类的基本能力，甚至沉溺于此；另一些文化却忽视它，甚至抵挡它。如此，心理分析师比政治家或技术管理人员更常自省。历史学家处于两者之间。历史学家，尤其是当代史的从业者，绝大多数都建立了一种“孤立”、“客观的”文化。在单数大写历史归化为各种多样性，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口述史出现后，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观。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论证:应克服当代史表面化、无关联模式的危害。

一般而言，历史书写的框架和手稿“就在那里”，并未得到人们充分的反省。当代史，以及为此所作的所有研究，或多或少地取决于我们理解现在的方式。有时，一些社会运动，如60年代的学潮、70年代的女权运动，引发了历史思考参照系的改变；有时是一些突发事件，如1989年至1990年苏、东的解体和剧变，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使得我们在观念上重新构建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史。

书写当代史时（二战后西德当代史源起于战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675]历史学家必须面对多种挑战:在德国和奥地利，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言说或书写的那个时代，他们其中有的人积极参与了，有的人却遭遇了不幸。下一代的历史学家（德语称他们为高射炮部队的助手一代），在第三帝国渡过了他们的性格形成期。1968年的一代学人，就是拉夫革奥蒂诺称为“第二代罪过”的必须面对他们的父母是“罪人”、“牺牲品”或“旁观者”（饶奥海尔薄勃蒂的术语）这件事情。西德在那几十年里逐渐发展成一个高度自省的文化。那一代的西德人，不时被人们描绘的罪责所造成的心理重负尤难解读，从而导致了人们更愿意解决德国史的参照系问题（巴昂；布得1992，1997）。在美国事情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成为一个德国当代史学家的动机各式各样，通常是纳粹德国的灾难一代去世后，这些难民的子孙转而研究德国史，怀着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利益试图理解祖父们及父辈的命运。

对当代史学家来说，强烈的个人，甚至是自传因素，与历史纠葛。这一现象，很少得到反省^[676]。不仅在德国史最黑暗、最富有戏剧性的章节里，而且在和平时期的章节里也一样，不涉及某种程度的、应当被有效利用的个人记忆或参与，根本没有办法分析（格尔和诸诺斯基；撤斯勒，2001b）。如果历史学家是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个人记忆无法不影响他们对那个时代的看法:那个年代的消费文化、性别体系、德国的分裂、同盟军占领部队的身影、最后一批战俘的归来、孩子们在学校听到的笑话、提到犹太人时那种奇怪而痛苦的遮掩，以及对核战争的恐惧、50年代在德国仍随处可见的被炸成废墟的城市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乡情电影（撤斯勒，2001a）。1989年现实迫使德国人再一次反省他们作为学者和当代人的地位。这不仅仅是作为1968年那一代西德人政治与思想信条的后国家性看起来与以前的观念多少有所不同，而且东德对于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过去与现在都有他们自己的处理方式（撤斯勒，1997；舒尔兹）。1989年后，不仅仅是东德必须重写自己的历史、国家和记忆:与过去（西德）和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反法西斯运动，源于东西两部分的福利国家、公民社会，及右翼的激进主义等。1990年之后，它们都成了统一后德国的话题（格尔，2001）。但是，史学家们不是以开放的心态开拓问题，1989年之后的德国史学家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再次讨论民族问题，讨论德国分裂的结束或融为一个民族所带来的挑战（萨泊诺，2003）。

如此，个人的参与，在一些情况下个人因素的纠葛扮演着一种角色，即便它不是人们高度研究的德国的罪过，即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和大屠杀像一个要吞食所有德国史的黑匣子（丹那，1991）。德国历史上这一凶暴和痛苦的时期，其结果影响至今，影响有时甚至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场合出现。比如，阿德海特封萨尔顿（Adelheid von Saldern）在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史学辩论中的激烈言辞；再如，国家社会主义对历史职业直接的影响。按封萨尔顿（von Saldern）的说法，辩论中出乎意外的锋利与进攻性（如对性别史或日常生活史）可归因于60年代社会史学家试图将自己从过分的民族主义和抱歉心态的德国史研究方法以及从此情境中生发的强烈的代际冲突中分离出来的努力。

遵循不同学术文化中的规则，当代史学家们涉足不同的语言游戏和观念构架。卢德韦革弗莱克（Ludwik Fleck）于1935年发展了思维方式（Denkstile）和集体思维（Denkkollektive）两个术语来指不同的学者群体，他们沿着共同的思路将思想观念化，发展出共同的学术风格，这使得他们以共同的组织原则和范式来看待世界。约翰迦唐（Johan Galtung）描述了学术文化中的风格，风格不仅深深根植于包括风格和学术行为在内的共同假设，而且影响研究的组织结构，从而导致了共同的社会阶层。最有趣的是，它直接影响学术内容（迦唐，1979，1983）。历史学家所涉及的所有这些视角和语言游戏有着不可质疑的力量，但同时也要付出代价。学者们异常投入地玩着他们各式各样的语言游戏，似乎只有他们的游戏是值得玩的。虽然这些游戏的所获显然是在具体的学术、社会和民族情境中，“代价”通常却不是如此，而是仅作为“第二级别的观察”，是对构架他们学术问题与研究方法以及他们得以展开的语境的观察与分析（贝克尔；艾尔克那，2001；艾尔克那和马兰塔，1998；弗斯特，1993，1998）。作为学者，我们以具体的语言游戏植根于自己的学术文化中，每一个游戏都易于改变与自我强化，最后可能抵达一个静点。当游戏者不再有兴趣运用他们的战略，这个静点便达到了。对于研究的组织方式和提问方式，我们赞同的看法是，他们和真理没有任何关系，而全部都是有关“我们是谁以及在现今我们想怎样定位自己”的问题。只有“二级观察”能够触动这一模式并最终改变这一状况。这样，我们各式各样的学术环境和民族文化就会进入视域，逐渐地我们就会宣布其他游戏失败者要么是没有参与，要么是不懂得规则；要么就是评述一个由于刻薄攻击同事而恶名昭著的历史学家的新书:指责一只豹子没有老虎的斑纹一样无济于事，更不用说指责一只正在吃草的没有任何威胁的羚羊不是一只食肉动物^[677]。

德国当代史在美国、德国本土和奥地利的反思状况很不同。探索一些组织原则和提问方式，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势和代价都是很有趣的。鉴于大西洋两岸的交往与联系，这一努力只能是尝试性的，指出一些趋势，传达一些个人印象。学者们沉浸在各自的文化和学术环境中，几乎难以将自己和头脑中的及学术环境内的反省盲点拉开距离。当代史事件的构架和教授方式的差异，对于跨越大西洋的旅行者及已经习得不以母体文化为不可更改的，能在不止一种学术文化中得以运作的人来说，尤其显著。

二、西德的当代史研究

在西德，一方面是“面对过去”的相关概念，另一方面，是希冀着成为并显示德国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多么好的民主国家影响着世界史的写作。

德国很多历史学家对过去研究的方法是民族中心的自我关注（self－absorption），这些和更多样化的、创新的历史书写保持着距离，有时甚至是公开的拒绝（格尔和诸诺斯基；豪森；诸诺斯基和萨泊诺；林登伯格，1989，2003；封萨尔顿）。格尔和诸诺斯基写到:“后现代理论在德国的历史写作中几乎没有进展并非偶然，因为在过去，关于把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历史创作隐藏起来的传统阐释的帷幕和善意假设方面的研究，众所周知，是竟告阙如的。”有关德国史学自我关注令人难忘而又奇怪的例子是最近的一件事:庆祝德国当代史研究50周年，为德国一些德高望重的史学家做了特写。按卡尔戴瑞克的说法，德国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能忽视魏玛共和国^[678]。汉斯-彼得施瓦兹长篇讨论了是否应现在为它正名，毕竟现在所谈的是新世界史而非世界史。广为人知的德国对民族的眷恋采取了新的形式，或者说它以相反的形式出现。施瓦兹以至于提出了一种新范式，使我们明白民族国家以什么方式会被有意地迅速放弃和瓦解。心甘情愿地放弃，是因为政治精英们想要深化和拓展欧洲联盟；不假思索地瓦解，是因为德国人民的自决和自己民主命运的前提就被放弃了（舒尔兹，26页）^[679]。曾经一度，当跨国界史学是历史复兴的主要激励时（康拉德和康拉德；修宾格；奥斯特汉米儿；帕尔泽；诺斯和奥斯特汉米儿；奥斯特汉米儿），对民族自我限制的固执己见不论怎样都有点别扭，当然也就不是德国史学的典型了。但是，德国的统一反倒使德国史学更内倾了。

最起码，像卢兹耐特海沫（Lutz Niethammer）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注意到的:德国史学的主流在方法上仍出奇地保守。这一正统方法源于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档案研究并持续到战后。或者像迈克格尔（Michael Geyer）和康拉德诸诺斯基（Conrad Jarausch）所说的:“德国史学家主要将自己视为事实的经管人，把历史看作为流传物、档案资料或集体记忆来衡量、权衡和组合——其中有的有，有的没有理论框架。”当代史主要是以和19世纪不在场的主叙述为同僚的调研性历史的方式在演义着。德国史学方法上的保守主义也被认为是不能接受使美国史学在过去几十年大大改观的革新性方法的主要原因，或者像凯林豪森所言:“在德国史学术中只有微小得几乎辨认不出的偏离。”新的研究方法在德国的命运非常艰难:“随着边缘化而来的诽谤、中伤且低劣而不友好的批评，同时还必须将新的研究与主流历史相整合，再者，对话所需的知识和准备还不充分，”就是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德国的史学家采纳了新方法、新范式（封萨尔顿，28页）^[680]。通常是海外同事的影响或跨国旅行者，激发或缓和一些改变。那时，即便德国的史学家不情愿，但也得认可。

不论怎么说，当代德国史学趋于设问国家社会主义的罪人和使民族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事件和结构，这样一些大问题。这给德国的世界史几许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找不到的沉重和严肃。由于谎言要被揭穿，传统要被挽救，德国的史学家没有游戏的空间（格尔和诸诺斯基）。德国史学家的冲动就是恢复过去，并努力使灾难性的过去不至恶化。德国当代史几乎从不让文化史，妇女研究从侧面挖掘（豪森；封萨尔顿）。事实上，一个人不会由德国当代史注意到开拓了很多解构领域的妇女研究的印象。相反，这样的一种机制在德国运行，它将新来者都置于合理化的重压下。与性别问题有关的观念缺失，继续被认为是性别史的问题，而不认为是历史科学模式的不足，马丁纳卡萨尔和迦布里拉西格诺瑞（124页）这样评论说^[681]。德国人太羞于创建自己感觉舒适的并使东德和西德的历史整合为一的德国叙述（诸诺斯基，2004）。就西德叙事而言，德国似乎经过许多迂回，最后通过一个特殊的途径完成了历史发展。他们总算抵达了西方（希尔特；温克勒及其他）。像亨瑞奇-奥迦斯特温克勒（Heinrich－August Winkler）等一些人所相信的，不论从超载的过去怎么看，德国成为了一个正常的国家。在德国第一次（包括第二次）独裁之后，像注意国家社会主义、大屠杀一样，认真地尝试建立民主的自我形象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989年和“911”这些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之后，在一个罪人的土地上（马丁H盖尔）。当汉斯-彼得肖韦尔把它看成是灾难史对民族国家的侵蚀，从而使德国丧失了民主权利诞生的机会时，这就听起来让人觉得不是滋味。

虽然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但德国的地方主义和自我封闭实难克服。以80年代中期历史学家热烈讨论的大屠杀的独一性和可比性为例（诺顿和盖兹；赫伯特），当时这和右翼联系密切，分别具有右翼态度，但被置于世界史语境之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转变。错误地将大屠杀独一化，比较化至极，已被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早在80年代，当德国的史学领袖奋力为在德国框架中定义霸权而努力时，就指了出来。确实，伊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682]在他的《现代性与大屠杀》^[683]一书中，非常具体地论证了让德国擅自侵吞大屠杀后果的不合理之处。他的信息使每个人都不安，不能让人作为德国的书来读。当时德国异常恐惧出版鲍曼的书。迈克格尔和康拉德诸诺斯基说“这段历史从近说和德国有关，从远说，它的信息具有普遍性”。

对大屠杀的恐惧是德国的一个现实问题。正如大屠杀有其独特的德国特征，所以有必要具体定位在德国史中。与此相同，在大屠杀前也有种族灭绝，并且种族灭绝和其他国家组织的犯罪持续至今（格勒特勒和凯尔南；耐马克；奥兹）。对一个纯民族的幻想还没有走完它的路；相反，它却成了全球的一场噩梦。比较种族灭绝的研究越多越令人悲哀。种族清洗和灭绝已经成为20世纪的主要特征，甚至更糟:它们带着幻想希望以纯种族的方式或通过对现代国家的侵蚀来建立现代国家，以此不断地威胁着当今世界。

错误有时在于新国家的建立，有时在于前霸权帝国的解放，有时在于前统一国家形式的解体（如，前南斯拉夫）。引发我们时代强暴的原因深埋于现代性本身。这个条件及含义的后果有时是灾难性的，使人们一下不能明白。这些灾难性事件向历史学家也向社会科学家提出了挑战。但只有个别的学者系统地或比较地研究了它们（鲍曼；卡斯特尔；格勒特勒和凯尔南；胡尔；威兹）。在德国，对第三帝国和大屠杀的先见，仍主要在国家的构架中发生。直至新近，它仍然喂养着似乎在德国无法摆脱的“命名权”的霸权斗争，并且继续生产着为德国历史范式而斗争的“公共知识分子”（费赫；赫伯特；萨泊诺）。

第三帝国的大屠杀对德国当代史的自我认识和政治文化的公众重要性奇特地和客观主义立场相抵触。这种客观主义可以追溯到西德史的老前辈汉斯卢斯福斯尔（Hans Fothfels）那里。他本人由于犹太身份做了纳粹德国的难民，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对德国史采取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进行深入的研究。卢斯福斯尔在当代史领域里对自己有一种特别的自律个人的参与应包括进去，但应该以“关键距离”和一丝不苟的方法来影响当代史的研究。卢斯福斯尔治世界史的方法在西德影响极广，事实上，他为德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了蓝本，这一领域的很多学者仍受其影响。“关键距离”仍有魔力，西方很多当代史家仍持守这一传统。对于建立当代史的客观主义立场的争论，卢斯福斯尔在方法创新和学术认同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衡，结果后者赢得了胜利。确实，“关键距离”对学术工作不可或缺。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关键距离”更多的时候被等同于没有关系或假客观主义。几代史学工作者都是接受这种教育成长起来的。在研究生训练中，不说“我”，是灌输给学生的信息之一。这种教育所传达的假设非常明确:有一个历史世界在那里，有待观念化、系统化和被理解。将“我”和历史过程尽可能地断裂开，主体隐退，它的影响也无法反映出来，因为它的存在被忽视了。所有学术的循环特征，就这样在当代史学中没有被反映出来。

由于人们要面对父辈和自己的生活，这种客观主义立场尤其有问题。防卫力量展示和人们对它的反应是这方面一个深刻的例子（泰莫尔）。有时候对这种学术循环的认知以个人意想不到的、某种启示的方式、在不经意的时刻来临。正如居尔根卢莱克（Jurgen Reulecke）最近自问道:“历史学家是否不可能总是或甚至只可能在上升的圆圈中写他们自己的历史。”^[684]对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直到人生很晚的阶段才对此有所领悟。当代史的从业者对于反映他们主题的立场尤其有困难，从而又诉诸客观主义立场——将自己的存在及与叙事的关系全然忘记。学者们通常就个人有感动的事件写作，但是，他们讲起故事来好像与自己异常遥远，没有关联。埃瑞克恩格斯朵姆（Eric Engstrom）建议世界史“应更多地考虑职业身份和反身叙事”。“职业身份需更多地植根于个人经验（……）。因此，世界史的从业者，在叙事中应当为个人经验和记忆留有更多的空间。这种尝试可从专业史和自传开始（403页）。”但是到目前为止，历史研究的很多领域已经克服的事情，如机械的主客体关系，在世界史研究中仍富有活力。忽视历史叙事中的“我”是以代价换来的。正如恩格斯朵姆（424页）所指出的:“世界史的从业者要么解决记忆及记忆与历史工作的密切关系，否则就将发现别人会推翻他们对集体意识和整个职业的立法原则。记忆可能在事实上会导致一次历史研究范式的转型”，丹戴勒如此声称。

三、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奥地利的当代史学

奥地利是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奥地利的当代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由于众人的强烈反对，许多解决既往问题的有效途径被堵塞了。奥地利在过去不只是希特勒的牺牲品（勃兹和斯宾格那格尔；汉内施；麦托；波莱克；斯达波普伐尔）。

奥地利的当代史学依赖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大屠杀的研究。这种情况不亚于德国的当代史状况。但是，越来越多的奥地利史学家开始挑战“奥地利是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这个深入人心的观念，指出奥地利也是罪人。奥地利史学家开始把奥地利参与国家社会主义作为研究课题费时不少。然而这对奥地利的当下社会却产生了具体的影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延误处理，导致了一个分裂的社会。进步党人士指出，奥地利也是罪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纵容者和支持者。另一方面，保守党人士却在暧昧的牺牲者身份的压力下无可自拔。双方在精心制作的默契中持续地彼此强化。援引卢得维革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命题是P，否命题也是P”^[685]。移民奥地利的亨兹封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对这种纠葛、互恋的世界观很关注，他提醒他在奥地利的朋友说:

如果你呐喊国王下台，看起来你好像是被国王雇佣的，因为你反反复复提到他。对国王来说无论怎样主要的是他在场。如果你真想废除国王，你得停止谈论他。只有到那时，他才会消失。^[686]

奥地利的进步党和保守党一直都陷入对方的立场，不可分离，很像50年代和60年代的西德。那种世界观异常稳定。这样的历史剧使得人们很难学到新东西，这种参照结构不易改变。“牺牲品”的游戏带来的是可预见的、微不足道的真理。

在奥地利如同在德国一样，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和客观主义一起，历史书写的边界松动了。显而易见，口述史是先驱。80年代中期，西德史家的辩论，奥地利的沃尔得海姆（Waldheim）议案已经显示出了当代史的拘限和过分自以为是。记忆热、新的历史动因的出现，同时他们在为自己寻找声音，代际的研究方法，尤其是1989年世界性事件后，都迫使当代史史家反思历史研究的方法。

四、美国对德国当代史研究的模式和问题

美国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波及欧洲，丰富且巨大地影响了德国史的研究。它否认轻易的分类。把德国史缩减到1933年至1945年灾难的高潮，仍使一些人对德国的事情感兴趣。人们轻而易举地将德国当作历史上的“坏孩子”。虽然丹尼尔古德赫根（Daniel Goldhagen）在此可能走得更远，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此是认同的。在相当长时间内，德国作为“坏孩子”的视角强化了美国人的观念和他们在世界上的角色。“911”事件可能不仅消解了原来的冷战仇敌，也消解了德国原先的角色，给美国的德国史研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美国，德国史的灾难性吸引力已不需再费笔墨。值得仔细审视的是，使美国的德国史研究具有特色的对差异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在全球框架下对民族史情景给出了一个大胆模式。仔细审视为德国史所作的美国的差异史和全球背景，意味着触及规避民族中心并使之相对化的研究方式，这些方式极大地充实了国内的当代史研究。

解构主义和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性别和种族在美国的德国史研究中非常显著，它深植于美国自身的社会平等中。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对史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彻底改变了美国历史书写的模式（诺维克）。对德国史进行这些方法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这个领域。性别和种族对德国读者来说是开眼界的事情。玛丽亚肖恩、海得弗兰贝克、伊丽莎白海讷曼、罗伯特幕勒、福兰克贝埃丝的作品可以作为例证（撤斯勒，2001a）。他们的作品聚焦性别，在肖恩和弗兰贝克的作品中也以种族为分析的类别来描述战后德国的主要趋势。使德国史学脱去令人窒息的民族主义紧身衣；或者像在伊丽莎白海讷曼的作品中从性别的角色看民族的自我形象，使人们能够进一步地理解西德的身份建设和民族创建。这些创建性的成果与战后德国史的研究大不相同。

但是，在美国和德国情景中对“种族”的使用在两个国家和两种学术文化中有着决定性的逻辑差异。由于历史原因，在德国不能天真地使用“种族”。“种族”和耻辱、权力剥夺，以及最终的毁灭相关联。美国的“种族”框架却与此迥异。“种族”使得为补偿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带来的愧疚而制定的一些政策合法化。使“积极区别对待政策”^[687]合法化。在德国语境下，“种族”本身具有种族主义的含义，但在美国的语境中主要和进步及补偿政策相关联。长期以来，自然科学已论证到在人类中使用“种族”是不合适的。因为人类是一个种族（伯汉恩）。在美国关心种族和新的社会不公正的学者中，只有极个别人愿意放弃种族。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迦达烈勒（Ⅶ和184—189页），他声称“种族”一词源于种族主义背景。但是现在少了这个已经取得全球认可的、标志社会差异的词都不行。不过不论以何种形式，必须意识到使用这个词的问题。

除了在历史书写中沿性别不同和种族一线明智地使用差异外，是全球背景打开了思考德国史的新渠道。查尔斯迈耶于2000年发表了题为“把20世纪交付给历史:现代的另一种叙述”。在这篇文章中，迈耶提出了一个世界史框架，如果认真思考的话，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德国史亦有很大的帮助。迈耶所建议的只不过是把以往的模式转变成真正的全球模式，并且勾勒出全球史与原先的民族史如何协调的问题。据迈耶的研究，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60年代，其间的历史基于强化疆界概念。正如1989年及随后的事情表明，我们仍然受困于“疆界时代”的逻辑中。

后殖民主义叙事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重要性和急迫性。当前，世界正经历着以边界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侵蚀——传统上被框定为全球化过程。这些看不见的关系动摇着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经验的根基。只有在工业革命及继后的社会和整个世界的组织原则发生的变化才可与之相比。正如威廉姆麦克尼尔（William Mc Neill，40页）所说:我猜测人类事物在一切深远革命的边缘颤动。当代史有待于挖掘探讨这些变化的精神框架（格尔和布莱特）。

只有在这之后，德国史才会像迈克格尔和康拉德诸诺斯基所说的那样有意义:即在一个断裂的德国史中把多种交互的故事放在一起。境内的德国史和境外的德国史共同发展着一种叙事心态，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和谐一致的后殖民全球心态。眼下，这只是一个信息充塞的荒原，它在一个新世界的面前震慑了我，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写到（卷3:358页）。将德国史置于正在国际化的框架中是一项现在就得做的工作。

五、克服当代史中客观主义的尝试

文化转向、性别研究、心理分析、种族和最终的世界史，在德国和奥地利已经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最显著的是在美国。很多作者描写了历史书写中的转移，并反复主张在研究中反映主体的地位（其中有布尔迪厄；弗兰得尔；拉卡布拉，1992，1994）。世界史的客观主义立场说明了在过去的30年中改变和颠覆了历史专业的方法为什么没有触动当代史（康拉德和卡萨尔；伊格尔斯；诺维克）。反映自己的地位性（瓦格纳）不再像罗斯福时代那样被认为是非专业的，“我”在历史中毕竟有一个位置并声明自己的合法地位。世界史没有必要分裂“学术”和“个人”以显示它很高的的职业标准。尽管它并非十全十美，活着的生命、研究中我们自传的那一部分通常也是驱动我们做事的那一部分，以及我们自己的转移应当在研究中反映出来并有效利用。

在当代史中增加反映个体的程度，至少应考虑三个因素:

同时代人工作的两难处境:晚近的历史或更确切地说，是历史的片断在当代人的记忆中，他们曾扮演过某种角色，有自己的参与或通过家庭纽带与晚近的历史解释休戚相关。自认为是“过去”的专家和卫士的历史学家，在解释过去时也是当代人，对晚近史也有自己的利益所在。

记忆按照它自己的原则选择和遗忘。有关历史记忆的研究显明，对过去的记忆有自己的逻辑，相对应于自我定位或在当今为道德等确立宣言的需要（布尔迪厄；艾思鲍瑞托；威尔泽）。在当今为个体定位的需要对于记忆是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器，与所谓的“客观性”毫无关系——这不应该成为把个人记忆以不相干为由打发掉的理由:恰恰相反，人们只接受和记忆有接受能力的信息（维尔萨）。他们的叙述告诉我们最多的莫过于他们当前的地位。作为历史资源的记忆应该放入一个连接着记忆中的过去和实行中的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动力框架中去。这是一件从方法论和心理能力上对历史学家都要求很高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像口述采访一样对个人记忆和他者的记忆资源开放自己，我们还是需要留心。从采访者口中出来的并非是单纯的历史真相。神经生物学、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告诉了我们这些东西——本杰明卫科莫斯基（Benjamin Wilkomirski）所写的不真实的自传也告诉了我们这些。直到今天他还坚持说:他三四岁时幸免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回忆录是真实的。他的“回忆录”被译成多种语言且受到好评（考左尔）。他的书就记忆如何工作以及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在我们与历史的所有遭遇中，尤其是当要用到记忆资源时，我们必须要用到历史的解释循环特征才行，这直接将观察者卷入了事件的过程中。

第三个因素是非人格历史力量的动力问题。它起着一定的作用，与人们如何思考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紧密相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人们谈到过去，他们把自己当作历史发展的客体，历史只是作用于他们而没有给他们作用的机会，在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件再公平不过的事情了。人们在动力和结构之间、在将他们横扫而过的无情力量与他们自己在逆境或顺境中所作的决定之间，走出了清晰的界限。

我们从历史中得知，确实相信自己是动力的个体即便在最困难的处境中都要作出个人的决定。“人在自己无法选择的环境中创造历史”，卡尔马克思的名言如是说。这一事实在所有的历史中都起重要的作用。强有力的环境和个人力量在普通人无事件的生活中，如同在“牺牲品”故事中一样辩证地运行着。它当然在“罪犯”的故事中也发挥着有待我们仔细研究的作用。

历史不是有明确主客关系的小机械（封弗斯特）；研究者和他/她的客体之间总有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包括我们作为观察者、我们的观众以及我们所探索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种相互作用通过我们的解释不断地改变着过去。它也影响着我们定位自己和通向未来的现在。知识的过程是有必要循环的，并使得世界无法预测。学者对于说什么，写什么担负责任，但至于听众听什么，读者理解什么，他们却无法控制。交互理论认为:世界在观察者的眼中出现，正因为如此，在听众的耳朵里出现（玛丢拉那）。既然是听众而非讲员或作者决定解释的意义，我们所传达的对象欲把信息如何处理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封弗斯特，2002；卢赫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事都得哲学一下，我们的责任只是清晰地传达信息，但我们有必要了解我们无法控制读者、学生和听众的理解方式。这使我们不太情愿为争取下定义的权力而斗争，使我们更加意识到个人的参与使我们对当代史具有更个性化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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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建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