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它”:塞尔维亚报告中的“并行加工”

〔荷〕艾里克鲁尼科^[587]

吕和应　译

一个好的隐喻，意味着可以凭直觉感知不同事物的相似之处。^[588]

——亚里士多德

摘　　要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有言，“一旦你从事某项研究，你总会倾向于重复你在研究的各种问题。”在心理分析的督导过程中，这种现象被称作“并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并行加工即下意识地重演过去之事:当你身处一个并行加工过程，你的举止会重复某事物（据此可了解你在研究的问题）的关键方面，然而是以你自己所不理解的方式。本文分析的是“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的报告”（荷兰官方关于1995年塞尔维亚大屠杀的报告）跟它所描述之事的“并行”程度。文章介绍了这种现象，并且考察了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的研究者如何在无意间重复他们所研究之事的几个关键方面，此外还讨论了几个案例，这些案例中的“并行性”准确突现出了所考察之事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特征。

一、导　　论

2002年4月10日，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NIOD，下文直接用NIOD称呼该研究所——译注）的负责人，把NIOD的报告第一个副本交给了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部长，电视广播对此事进行了直播。这份人们期待已久的报告，研究的是1995年“塞尔维亚局势失控时期及其前前后后的各种事件”。该报告包括三大卷（共3394页）、四部书厚的一些“局部研究”，而在附带的一个光盘中还保存着另外11个这样规模的研究。NIOD在研究中描述和分析了荷兰一个营的维和部队的无能，因为他们无力保护聚集在塞尔维亚“安全区”^[589]的一群波斯尼亚穆斯林。因为是荷兰政府授权这项研究并且提供经费，所以NIOD与荷兰政府签订的合同就规定，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加深我们对……导致塞尔维亚局势失控及继起的戏剧性走向的原因和过程的理解”^[590]。

塞尔维亚民兵杀害了无数波斯尼亚穆斯林，估计多达7500人，这就是那些“戏剧性走向”中的一幕。一开始就很清楚，NIOD可维持调查的理由，是确定荷兰的政治家、军方、政府职员或维和部队是否应该受到某种形式的责难。NIOD历经五年多的研究方才提交报告，这份报告批评了当时的政府派遣一个营的维和部队去执行一项“超负荷的任务”的急切心态，但它并没有对任何一位荷兰政治家，实际上也没有对荷兰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提出指控。然而，就在这份报告发表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是适逢下届普选前的几个星期，荷兰内阁进行了改组，起因是内阁“基本上赞同”该报告的各项结论。但首相Wim Kok先生没有清楚挑明内阁或他本人在此事上赞同哪些结论，而只是向议会解释到，国际社会没能阻止大屠杀，得有人为此承担政治上的责任，而他已决定由自己来承担。

稍后几个星期，各类报纸、谈话节目和杂志给了这份报告适时的评论。尽管这份报告瓦解了内阁，但是要彻底说明NIOD的研究的价值，其实非常困难。时政类新闻记者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历史学家提供了权威的分析；评论家、社论主笔和其他专家都不忌讳做了尝试性的评价。但在一片招摇之声背后，忽隐忽现的还是疑惑。怎么理解如此众多的言论呢？或直接关于1995年7月那个灾难性星期的，或至少由此事引发的。2002年11月，在莱顿大学举行了一个研讨会。在会上，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试图对这份报告的理论基础有所把握，而且他们还被准许跟NIOD的负责人，即该项目的组长布卢姆教授^[591]探讨他们的研究成果。

因为我兼做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而且写过东西讨论历史学家如何应对创伤事件，加之我又正在写一本关于塞尔维亚的小说^[592]，所以我参加了在莱顿的研讨会。听着布卢姆教授的发言，他描述、解释其项目并为其项目作辩护时的所用措词，与远在1993、1994和1995年，政界和军方的权威谈论荷兰参与波斯尼亚的维和任务时所用的措辞非常相似，这点让我惊讶不已。“我们知道”，布卢姆说“我们的事业面临很大的风险。”他还说“我们很可能遭遇不测”，“我们得从头来过”，“我们不清楚能否搜集到足够的资料”，等等^[593]。报告与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或更准确地说，“在报告写作的环境中发生的事”与“在报告据称要报道的环境中发生的事”之间的相似性，让我联想到我作为心理学家在工作中常遇到的一种现象:“并行加工”。

拉卡普拉说过，“一旦你从事某项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你总会倾向于重复你正在研究的各种问题”^[594]。从理论的和社会构成的观点来看，并行加工是这种倾向的重要体现。泛言之，当在一种环境下经历的那些困难，在另一种环境下被重复时，并行加工就算发生了。“并行加工”这个概念来自心理分析的督导行为，它应用于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情况中，尤其是指这样的案例，其中，住院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交往障碍，在教学过程中，即在住院医生与其导师之间的交往会有所表现。系统论学者从数学中借用“同构性”这个术语来表述这种关系。Douglas Hofstadter说，“同构性”这个术语通常的适用条件是:“两个复杂的结构相互对应，其中一个结构的每一部分在另一个结构中都有对应部分，而此处‘对应的’意指两个部分在其各自的结构中起着相似的作用”^[595]。

我将在本文介绍这一现象，同时考察布卢姆及其NIOD的研究伙伴是如何在无意之间重复他们所研究之事的几个关键处的，此外还要讨论一些案例，这些案例中所体现出来的“并行性”，准确地突现了NIOD的研究对象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特征。

二、并行加工

作为心理学家，我过去常教内科医生反思他们对待他们的患者的方式。那是因为，能照我说的去做的医生，跟他们的患者徒劳对抗（或如更常发生的，与他们的患者配合不好）而产生困扰的可能性小得多。我曾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小组督导:其中，医生在与其同事在讨论医患交往的不顺，同时组长把该小组的下意识活动记录下来。采用这种方法，在这个督导小组中可观察到的现象，与医生跟他们在谈论的患者之间存在的表面的交往障碍，这两者间的相似性一再使我惊讶不已。尤为典型的是，在医生与其患者间发生之事的某些方面，无法在医生讲述构思好的故事中表达出来，但那些内容却似乎可在小组中“展现出来”。

在一篇讨论荷兰全科医生培训计划的论文中，我举了下面这个相当浅显的例子:

在培训的第二个月里，一个高级全科医生K（他有着比其他多数小组成员更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小组成员讲起一个常因头痛而求助于他的患者。他说他仔细给那个患者作过检查，而且尽其所能努力帮助他:“我甚至暗示，他的抱怨可能是由精神压力所致，而他却不以为然。”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让那个患者接受两个星期的监控，而在监控条件下，他头痛就会真的发作。那个患者对此的反应是:“那自然很棒，但我宁肯转到神经病专家那里去。”K说他觉得火冒三丈，但“碍于时间”，他答应了那个患者的请求。而在培训小组里，K讲的故事引起非常热烈讨论，大家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观察，或是有价值的思考。最开始K听得很认真，但一段时间后，他好像很快失去了兴趣，最后他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场讨论澄清了任何事情。在随后的咖啡休息时间里，K的小组同伴听到K问［……］组长:“顺便问一下，要是碰到我给你们讲述的案例，你会怎么做呢？”^[596]

若作进一步引申，在另一层面上，K的举动跟他的患者没有两样。他那样做，激发了其他人的情绪，而他自己就曾领受过这同样的情绪:小组成员因K问组长的问题而觉得被羞辱，正如K因他的患者而觉得被羞辱一样。那个患者某方面的举动曾差点让K恼羞成怒，而K却又在不经意间上演了那个患者的举动。

在K案例中，至少有四点很突出。首先，K的举动不只是他所报道的事件的一个可以随意省去的方面，而恰好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对K来说，尽管他没有意识到这点，但他被他的患者羞辱的感觉，比起那个患者头痛的起因、由K的建议而引发的争执、或转诊是否妥当，显得更重要。第二个特征是，并行加工的范围非常广泛:不只在被羞辱这方面，就连在K和小组成员所付出的努力，面临时间的压力这些方面都有所表现。第三个特征，给予并行加工以关注，是打破僵局的一种办法。在接下来的小组会议上，大家讨论了“咖啡休息事件”。K（尽管最初否认）承认了那一并行加工过程，还认为这次经历的确让人开了眼界。第四个特征是，在并行加工过程当中，并行加工表现出来，跟社会习惯相关并且隐藏其后。K的举动虽未明显引发其同事的抗议，但却很明显地影响到了他们。他问组长的问题，让人觉得尴尬，即那种因为目睹了尽管容易被忘记却显然又应当避开之物的那种尴尬，但这种感觉却为附和事件走向的强烈的愿望所掩盖。要揭示K的举动，就需要在接下来的小组会议上，采取某种非常规、“非友善”的行动，重提他在咖啡休息时间提了问题的这个主题，即要做某件人们轻易不愿做的事情。

就像K问组长的问题那样，并行加工是对过去之事下意识的重演。这种意义上的重演在两个方面区别于柯林武德的重演:这种意义上的重演不是指外在的表现，而是指内在的实际的相互关联；其次，这种意义上的重演不是有意识的努力希望达成的结果，而是下意识的活动引起的出人意料的波折。从某种意义上讲，并行加工是一种想要重复的冲动。专科医生不知他们与患者间发生了什么，无法交出一份像样的报告，于是他们可能借助并行表演，把他们与患者关系中不易把握的那方面传达给他们的督导者。“当你从事研究，你总会倾向于重复你在研究的那些问题”，拉卡普拉这句格言就此得到一种特别的“曲解”。当你像K那样身处并行加工过程，你的举止会重复某事物（据此可了解你在研究的问题）的关键方面，然而是以你不自觉的方式。

对这一奇特现象的解释，最终可追溯到弗洛伊德那里。他的理论解释了这种情形:不能被完全回想起来的东西，可以通过治疗，借助下意识的表现（enactment）而复现出来^[597]。Harold Searles根据弗洛伊德这一观点作过实验，他在一篇奠基性的论文里表示，表现不是患者的专利，它也会发生在督导过程中，即发生在专科医生与督导者的交往中^[598]。然而Searles假定，专科医生是一种媒介，借助它，患者的表现可以完全“传达”给督导者。这个假设很快被人抛弃。197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多数理论家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表现不只是患者具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被转移到督导过程，而且还有人认为，表现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患者—专科医生的交往的特征，换言之，专科医生不是透明的媒介，而是被传达给督导过程的内容的重要成分^[599]。因此，Sachs和Shapiro表示，多数并行理论都不讨论治疗过程的内容，而是指向“治疗关系”，即讨论为专科医生—患者的关系奠基的隐性规则。

并行加工发生时，总是包含两组移情与反移情，其一是专科医生/患者那组（好像不存在），另一组正好就在督导过程中^[600]。然而并行加工不能被还原为各种移情或反移情。并行加工的关键是“中间人”亦即专科医生的180度转变。专科医生在存在督导的情况下，无意识地与其患者相认同，而且表演这一认同，最后引起督导者（督导者也会重复自己曾遭遇过的困难，正如专科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碰到过的困难一样）的回应，并行加工就这样发生了。而专科医生突然中止与其患者的“亲近”关系，目的是改变他们间的关系，但因为引起患者的回应，倒让他们自己在此关系中陷得很深，而且专科医生似乎也想维持这一关系:不可否认，这是一种非常暧昧的策略。也就在这方面，督导过程常常是治疗过程的翻版。在K案例中，可以这样合理推测:正如K自己既想继续做一名自鸣得意的全科医生，又想找到跟他的患者更合适的相处方式，他讲起的那个患者则恰好既想消除他的症状同时又想保留它们。

专科医生们如此暧昧地描述他们的病例，但我们并不应把这理解为深层问题不重要。深层问题几乎总是很重要。在大多数病例中，深层问题是如此的紧要，以至专科医生会无故地深信自己“一旦脱离深层问题就无法工作”。并行加工事实上通常指向这样的问题，它们与专科医生的身份认同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专科医生会觉得，除尽力以双重方式维持这种身份认同之外，自己别无选择:即揭示问题的同时又在逃避问题。由陷入并行加工带来的各种问题，因其与身份认同的密切相关，所以跟（心理上的）创伤^[601]存在相似之处。就像对待创伤那样，人们既想独自留享那些问题，又想将其制服。不幸的是，如果没有得到揭示，这种以双重方式保持身份认同的办法往往会弄巧成拙。这种办法会导致麻木、冷漠和僵持，让“遗忘它”的气氛弥漫。

三、沃森瑞茨的荒野

显然，这正是由NIOD的塞尔维亚报告引发的一些感想。塞尔维亚研究在公布数周之内，先是受到了各种报纸、电视台、周刊等突如其来的关注，瞬息之间，跟着就有一大堆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的乱七八糟的文章。接下去，又举行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会议。而到最后，荷兰两份最重要的历史类刊物，《历史杂志》和《荷兰史建设与通讯》都给NIOD的报告留有专版。人们发表了大量看法，引出了许多问题，弄清了很多假设，而且总体上很少带有学究气。然而，所提问题均无任何后续的解答。相反，如荷兰一家周刊近期指出的，“沉默开始了”^[602]。

NIOD的报告竟导致“遗忘它”的气氛，这实在让人意外。首先是因为，受到热切期待却迟迟未能公布的NIOD的研究，分析的是一个焦点问题，即荷兰何以未能保护好75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免遭屠杀，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这份报告的发表，将标志着一场讨论的开始，而讨论正是为了澄清，远在1995年7月，形势为何向如此之糟的方向发展。文献供给是无条件的，NIOD的分析也卓有见地，以此为基础，是可能会导致一场集体反省，而且人们还能从这一反省中引发各种洞见和论断。与此相反，冷漠的降临也非常的明显。其次是因为，研究者自己公开表示，他们曾经渴望讨论和反思。他们说，他们曾经关心的，并不是抢别人的风头。而且他们反复声明，既然他们做了该做的事，就可能出现一些见解深刻的热烈讨论。

仔细想想，实际发生的事，跟K所在的督导小组中发生的没有多大分别。当K讲完他与其患者的交往，小组成员就渴望堂而皇之提出各种问题、意见、建议和诠释。人人尽其所能，人人都指望自己的评论能被采纳，以便K最终能充分认清自己及其患者，打破使他困扰的僵局。不消说，小组成员的提议尽管被接受，但却不被当作定论。这些提议倒成了想推动事情进展的必要条件。但当事情真的无以维系，即无迹象表明K在认真考虑大家的建议时，整个小组失去了焦点，讨论也停了下来，进入烦闷的咖啡休息时间。

在NIOD案例中，尽管不存在简单、清楚、像K那样的外现的并行加工，但既存的很多“诱因”却让人猜想，这份报告确实曾暗中试图以双重方式让那种并行加工发生。我得赶紧指出:我怎么也不想用“provocations”这个词来暗指该报告的制定者喜欢招惹是非。而我真的想说的是，那些制定者无意间充分注意到了他们下意识想要掩饰的东西，即支撑并行加工的那个假设。报告导致“遗忘它”的倾向，也许是报告制定者既想揭示又想逃避问题的结果，即1995年在塞尔维亚事实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若情况确实，那么，根据并行加工理论，要逃避的各种问题就有望与身份认同联系起来，此外，各种有待质疑的问题很有可能已包含那些“诱因”中，而那些“诱因”直接或间接跟报告相关。

我会转而探讨这些“诱因”，即考查如下问题:就荷兰参与塞尔维亚的任务而言，这些“诱因”可能隐藏和揭示什么呢？此前，我将稍作停顿，首先来问，研究对象（荷兰在塞尔维亚的作用）与主体（NIOD）是否有足够多的共同之处，以使主体与对象相认同，其次再问，这一认同能否在研究小组的运作模式中真实地显示自身。这些问题极其重要，因为大量实质性的认同是并行加工发生的前提。在心理分析的督导过程中，这种共同性的存在几乎不成问题:督导过程是根据与治疗过程大致相同的路线建构起来的。在督导过程和治疗过程这两种背景下，都有求助的与提供帮助的人；都有提问的和试着赋予其意义的人；都有表示阻抗的和希望和睦的人。事实上，这种现象比人们所想象的，更类似于历史学中的情形。一部历史著作的读者，或更确切地说，一部著作所面对的公众，与督导者同样处于“第三者”的位置:历史实在把某些东西传达给历史学家，而历史学家又将其传达给公众。

除此之外，在N IOD案例中，有一个更为特殊的诱因引起了认同。让人吃惊的是，在1996年，这年NIOD获准调查荷兰在塞尔维亚的作用，这个机构与荷兰军队在1993年处于大致相同的处境，这年联合国要求荷兰提供一个营的维和部队，以便以联合国安全保卫部队的身份到波斯尼亚执行任务。这种相似性源于如下境况，即早在1990年代初，荷兰军队和NIOD就不得不面对现实:数十年来一直当作它们存在理由的东西，无可避免地消失了；它们都必须寻找新的任务、新的挑战以及新的合法性。冷战结束之后，荷兰军队开始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参与联合国的军事行动。1991年，荷兰国防部长宣布将大量缩减军队规模，而另外创建一支精锐的“空中机动旅”，想以此作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一部分，但却专门受命于政治上诱人的维和行动^[603]。1993年，当必须决定是否真的应该购买价格不菲的装备（是军队希望为空中机动旅添置的，例如，Apacke攻击型直升机）时，这一新定位的严肃性就面临着考验^[604]。

在此氛围下，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提醒荷兰政府它答应过为波斯尼亚的维和任务提供军队，此时，几个高层军官，包括空中机动旅的指挥官，就开始移防，好让空中机动旅整装待命。到波斯尼亚执行任务，难道不是展示该旅实力的绝佳机会吗？第一军团的指挥官Schouten中将断言，“假如在两年半后，空中机动旅除离开到希腊进行小规模训练之外，根本没有离开过沃森瑞茨荒野”，就说明这一观点^[605]对空中机动旅根本没有吸引力^[606]。由国防部长牵头的政治家们叱责了这种观点，怀疑者受到批驳，而经过一番妥协和调整，空中机动旅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尽管它没有完全得以壮大（存在着招募问题），没有完成其训练，而且当时配备的仍只是临时装备。这让人觉得，“塞尔维亚之行”将会任务艰巨，但这种感觉被某种自信淹没，即运用荷兰的名声在外的临场战术，定能完成任务。

同时，NIOD也处在前所未有的转型过程。这个机构于1945年成立，用作战争文献研究（R V O，后来即RIOD）^[607]，到1990年代初，它的任务已超越了搜集、披露和研究二战期间荷兰历史的文献证据。最后一卷（第27卷）《二战中的荷兰王国》出版于1988年，它已成为该机构的支柱。伴随此项繁重任务的完工，问题接踵而至:这个机构是否还有前途呢？将其档案转移到国家档案馆，把它其余收藏品转移到合适的博物馆，将其研究项目转移到大学里去，同时关闭这个机构:难道时机还不成熟吗？或是否有可能把NIOD改造成一个“当代史机构”呢？布卢姆教授，任教于阿姆斯特丹大学，功成名就而且胸怀大志。1996年，他被指任为新的负责人，此时讨论尚无定论^[608]。在他正式担任负责人的前面三天，教育、文化与科学部部长打电话给布卢姆，问他是否愿意签订协议，承担一项“独立的和历史—科学的研究”，调查荷兰在塞尔维亚的作用^[609]。布卢姆不想把自己限制在沃森瑞茨荒野的范围内，他掂量了各种危险，确保心中有数，然后抓住荷兰政府提供给他的机会，这个机会着实让他出乎意料。

四、重　　复

这个引起认同的根源，存在于可增强认同的环境中:布卢姆得到全权委托^[610]这一事实，给了布卢姆和他的研究小组一个灵活的空间，各种认同就容易在其中滋生。我认为，正是这样独特的安排，才使得塞尔维亚研究者以如此离奇的精确性，重复了塞尔维亚的维和任务的几个关键特征。

第一，布卢姆他们采取高调的道德立场，跟荷兰制定塞尔维亚政策所采取的道德立场一样高。当时的荷兰政府摆出这样的道德姿态，是因为无视这一事实:当时的荷兰政府是自愿承担这项任务的——而且，那样的道德姿态还可能被看作一种职责感与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的结合。而职责感与舍我其谁的精神这两方面都被重复了。荷兰政府和NIOD都将他们的任务表述为一项“社会责任”^[611]，他们都掩饰压抑着得意之情，把他们所遇到的皆视作自己的使命。相似的姿态导致相似的结果，这一点也不奇怪。例如，研究者坚信，他们承担塞尔维亚研究，不是因为他们乐意，而因为那是一项社会职责；荷兰政府曾经让荷兰社会支持它的塞尔维亚政策，而这群研究者以同样的方式，希望荷兰社会接纳他们的项目。于是，在塞尔维亚案例中，存在的问题是:这种职责感是否会弱化，让人觉得是在强行替别人擦屁股，即弱化为责任的相应变质。这个问题必须由同样冒进的研究者来回答。

第二，研究者重复了某种行动准则。从开始起，像空中机动旅和派遣它执行任务的荷兰内阁一样，布卢姆完全相信拿破仑的原则:先投入真正的战斗，方才见分晓；或更准确说，相信荷兰语中意思相近的说法:“先卷起袖子，才能大有作为”^[612]。即有意无所准备、对大场面不感兴趣、即兴发挥和临场作战的某种组合。事实是，布卢姆与NIOD抓住机会去研究那个课题，当时他们并不具备任何与该课题相关的专业知识。而研究者如此相信那一行动准则，可看作是那一事实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一局面也确实不是无法避免的。空中机动旅将换防加拿大部队，但它对这支部队的经历没有太大兴趣。模仿空中机动旅的风格，NIOD更愿意白手起家，而不必寻求或依赖于现成可用的专业知识。所以，自打接手了这项工作，项目组就满怀“必胜”的心态，这种心态也决定了荷兰会接手在塞尔维亚的任务。也就在此方面，本来是有所取舍的过程感觉像是必然的。正如NIOD的研究者后来说:他们须“应对”这样的现实:他们“必得从头来过”^[613]。

接着，第三点，研究小组重复了空中机动旅后勤上的困境。因为，作为飞地的塞尔维亚，完全被由波斯尼亚塞族控制下的领土包围着，加之空中供给被他们阻断，所以，空中机动旅既必须保护“囚犯”以免被“看守”伤害，同时须征得这同一批“看守”的同意而进出监狱。当塞尔维亚研究小组承认，获取国外资料的渠道得不到保障时，它最终同样在后勤上成了附庸。既然接手任务，布卢姆及其同事被迫完全依赖荷兰政府的协助，但他们却可能不得不批评政府。当然，荷兰政府承诺不进行任何干涉，除了愿意提供文件，还准许军方和政府官员与研究人员交流。这些承诺随后在布卢姆跟荷兰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得以兑现^[614]。该协议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措施，这样，反复^[615]质问研究小组独立性只是在钻死胡同。而更准确地说，问题在于，研究小组与空中机动旅同样处于后勤困境之中，荷兰政府可以遵照规则阻止自身滥用后勤垄断权，而研究小组是否有可能不被这样的规则所误导。当时的荷兰政府轻率地默许让空中机动旅（以及政府自身）在塞尔维亚去劫历后勤上的噩梦，而那一规则难道不也使研究小组麻痹到了同样轻率的程度吗？^[616]

第四，布卢姆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招募了一个营的专家而非一个营的维和部队。空中机动旅曾经遇到的招募问题比较多而且日益严重，于是，1995年7月在塞族攻击飞地时驻扎在塞尔维亚的那个营，即DutchbatⅢ^[617]，便不得不从许多不同部队中招募人手。因而该营是个相当混杂的群体:有的非常理想化，有的加入只是为了钱，有的很有经验，有的只是生手，有的是空中机动旅想吸收的能吃苦耐劳的专业人员，有的既无军事经验也无甚抱负。因为NIOD中无人能胜任整个塞尔维亚研究，布卢姆也必须组建一支队伍。他动用了一切可支配的抉择权，选取的招募政策跟空中机动旅也很像。布卢姆事先未做准备，分批招集的庞杂的专家小组，组成人员是:一名记者、一位前海军军官和军事史家、一位以伦敦为基地的人类学家、一位外事专家、他以前的一个学生、一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教师、一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雇员^[618]。当然，重点不在于这批人不能干，他们大多数人很能干，而在于一旦重复空中机动旅的招募政策，研究小组就正好体现了它本该研究的一些问题。

我只提两点。最明显的问题源于这一事实:因为空中机动旅非常庞杂，而且刚组建没有什么传统，所以它缺乏团队精神。其忠诚度仅及连、甚至排的水平。而团队精神的匮乏，正好是DutchbatⅢ特别是驻扎在波多卡里（Potocari）的主力部队，由于人际关系非常紧张而苦恼的原因。尽管部分人际关系的紧张，如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医疗队长期失和，是因为文化差异所致。1995年7月塞族进攻，DutchbatⅢ的战斗力在多大程度上因为这些紧张的人际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个问题必须由同样受冲突和争论困扰的研究小组，依据几份原始材料来作答^[619]。(www.daowen.com)

另一个或许更要紧的问题，需要考虑到这一事实:“招募政策”不是一个不计产出地投入的要素，而是希望所做的工作最终能得到认可。NIOD研究小组的组建方式，早已注定了它将以汇集个人成果的形式最终收场。布卢姆及其小组似乎曾经在工作中假定:只要所有相关专家在其小队中发挥作用，只要每个人的艰辛成果有办法融入最后的报告，就这样，研究小组就算没有背离他们的任务。于是，堆砌材料而没有综合、提炼，或纯粹的平铺直叙，成了NIOD报告的正式结构。例如一位研究者就说:“剪切与粘贴，就是报告写作的方式”^[620]。汇集个人成果就算出色的工作这一假设，完全可能把NIOD小组引向这样的视角:如果每个人各尽所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就没人应该受谴责；NIOD小组就可能从这一视角去评价荷兰在塞尔维亚的维和任务^[621]。

这样的职责观念，与研究小组以第五种方式重复其研究对象（某种领导风格）分不开。事实上，除了提到研究者的名字之外，报告的扉页上还提到由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来负“最终责任”^[622]，这暗示着研究小组重复了DutchbatⅢ独特的双重领导。在DutchbatⅢ里，Karremans中校专注于同“外界”（联合国高层、荷兰军事司令部、塞尔维亚和穆斯林的领导）的联系，而其副手Franken少校则像平日那样有效地指挥该营。尽管这种劳动分工的确与布卢姆及其副手之间的分工相似，但这样的双重领导在2001年才迟迟引进，因此没有影响到研究小组如何看待他们的研究对象。

我认为，研究小组重复荷兰内阁的决策风格的程度，更具普遍意义。正如人们所说，荷兰内阁是“分权的”。部长们有双重任务:他们每人负责一个部门，但他们也在一起讨论、决定和维护共同政策。这样的共同政策需要统一:不用投票，没有少数派观点，讨论秘密进行，议会和公众永远对各种分歧或分裂不得而知。首相没有他自己“负责的部门”，他的任务是，主持内阁会议，嘱咐部长们平衡地履行其双重任务，以及体现共同政策的分立^[623]。这也就简单描述了NIOD小组所选取的工作方式。像诸部长一样，除了在每周例会上讨论同事的工作以及将他们的成果和观点编排在共同的结论中以外，研究者还必须执掌他们各自的“部门”。像诸部长一样，他们承诺绝不走漏风声，即便离任很久以后，也同样保持沉默^[624]。

布卢姆就其领导风格所披露的内容暗示，对他而言，他本想以荷兰首相分权的方式领导研究小组。布卢姆一贯表示，塞尔维亚研究是一次科学的尝试，他认为科学不可能产生于“等级制环境”之中。“科学家应该自由从事研究，而不允许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是正确的，因为我是老板。”^[625]除分有一些优势之外，模仿内阁风格从事研究，也分有了这种风格在政府相应部门带来的一些缺陷。其中的一个危险是:当人际关系的紧张加剧，时间又开始紧迫之时，就将出现忽略这项任务的第二部分的倾向:即与你的同事进行交流。事实上，写作报告的最后阶段，研究者们如此专注于各自的“部门”，几乎不再相互阅读对方的文本^[626]。当荷兰内阁1993年必须决定是否派遣空中机动旅去波斯尼亚之时，还有就是1995年7月塞族在飞地恣意妄为之时，这种情况也可能在荷兰内阁身上发生^[627]。领导风格的重复必然导致评价这种领导风格的标准的重复。NIOD小组在评价1994年至2002年担任荷兰首相的Wim Kok的表现时，用的是布卢姆想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628]:即一种才能。而布卢姆借此才能曾推行他的regiefunctie（一个不可译的词，意思指一种大约介于“协作”与“操控”之间的领导风格）。

第六种方式相当彻底证实了拉卡普拉的话:“研究者会重复他们研究的那些问题”。NIOD小组就以这种方式重复了它的研究对象:研究小组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飞地。在荷兰国家安全部（AIV D）的监视下，NIOD大楼的三楼变成了一个堡垒，它有效地阻止外人进入，同时也让内部人员封闭起来。研究者的房门被加固，而且安装了组合锁和监视孔。为防止运河对面屋内的住户偷窥，窗户也装上了窗帘。研究者用的计算机不能跟因特网联通^[629]。不仅跟外界的联系被尽可能切断，而且研究者的行动谨慎得像有敌人包围似的^[630]。他们担心信息被骗，就像普通的Dutchbat士兵担心他们的装备被抢。当然，他们封闭自己，理由是他们接触的信息在政治上可能很敏感。正如他们自己后来说的:他们不得不约束自己，因为他们在工作中“要游离于……政治新闻记者那种心态的边缘”^[631]。

同样创建一块飞地，一种对抗性态势就此形成。其中，研究者后勤上必然依赖的荷兰政治这一外部环境，开始被看作是“塞族”（同时新闻记者被看作塞族的杂牌军）；而研究者为此封闭自己的研究对象即“穆斯林”。这场游戏的规则暗示，研究者承担对“穆斯林”的研究任务，只要他们没有宣布对这一研究任务不负有任何责任，那么“塞族”/“荷兰政治的外部环境”（尽管文化上相似^[632]）就不值得信赖^[633]。在Herengracht的NIOD大楼内建造一块飞地，研究者重复的不光是与“敌人”的关系，而且还有之前荷兰人跟穆斯林的关系:远在1995年，穆斯林被托付给他们照管。在NIOD被加固的那扇房门后面，Dutchbat（确切地讲，是荷兰政府）与塞尔维亚的穆斯林民众之间棘手的关系，被移植到研究者与其（陌生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上^[634]。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研究小组复制了在塞尔维亚执行任务的时间安排的特征:即拖延、疲惫和疯狂的某种混杂。DutchbatⅢ到1995年7月1日本需换防，但因为荷兰政府与联合国沟通不畅^[635]，再加上波斯尼亚塞族加强了他们阻碍轮防和截断供给的政策，所以，7月6日危机降临时，DutchbatⅢ已处于疲惫状态。因严重的物资短缺而加剧的疲惫，抑制了DutchbatⅢ的战斗力，而且（在其海牙总部可能更甚于在此战场上）激起了一种“随便应付了事”的情绪。当NIOD研究小组错过2001年夏天的最后期限之后，它同样错失2001年11月那个截止日期，这个时候，NIOD研究小组也陷入了一连串类似的拖延和疲惫之中^[636]。他必须在规定的另一日期（2002年4月10日）准备妥当。议会、公众和出版社的压力不断增加:5月就将举行普选。在此情形下，报告的主体部分必须要写好。一群“如临大敌的职员”一直从早八点工作到夜里十一点；晚餐时间，吃的是外送比萨饼；一些研究者还在附近的旅馆过夜。“我们如临深渊”，布卢姆事后说，“形势逼人崩溃”^[637]。

因为重复了塞尔维亚的那场原初的危机，研究小组同样重复了那场危机的参与者的兴奋。布卢姆事后把因为重复所得的兴奋比作一只“高压锅”，其成分有似于1995年7月炎热夏日里那只“高压锅”的成分:忧惧、紧张、正义，他同样把那种兴奋比作一种随便应付了事的愿望^[638]。为此，NIOD无节制地写作，才能、决心和即兴发挥疯狂“倾泻”，它以此来完成任务。照此办法，他们在极短时间内就滥造了惊人数量的内容，若算上附录等，其数量几乎等于1995年被害穆斯林那一天文数字^[639]。

五、停留在表面

NIOD研究小组与其研究对象相认同的方式，是如何影响它工作的内容、思路和/或结论的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人们可能会认为，各种认同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它们可能降低或增强分析的质量，这取决于它们如何被运用。Arthur Mitzman已经表明，米什莱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命运的那种认同是如何起作用的，以至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去重复他需要描述的一些关键事件。为了叙述丹东的身败名裂，米什莱导演了他自己的名誉扫地。据Mitzman说，米什莱下意识站到这一立场上，为此他被法兰西学院解聘，被革掉国家档案馆馆长一职，而且还被流放到南特^[640]。而就在南特，他后来写下《法国革命史》中关于丹东的著名篇章。尽管各种认同本身无好坏之分，然而像在K案例中发生的那样，当它们临时具有的隐喻特征（这一特征能让主体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对象）莫名其妙地消失，就可能降低描述与分析的质量。在这些案例中，那些认同隐匿同时又显示出它们自身的存在（这一点，表现在并行加工中），但孰料迟早会以外现的并行加工显示，或以我所称的“诱因”显示^[641]。

为了分辨出那样一些无益的认同，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检视故事，而是要追踪诱因。然而，运用解释学的方法来检视故事，是学者们出于本能干的事。在K案例中，小组成员根据假定推断，因为K讲起他与患者的交往，那么这其中某个环节一定出了问题，他们纠缠于K讲的故事，不料竟会发现，不管他们的各种诠释是否敏锐、明智、“正确”，都没什么用。与其深究下去，不如停留在表面。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重要是，“不要把”那种疾病“想象成以过去了的，而要把它想象成影响现在的力量”^[642]。外现的并行加工发生时，在阐明当下现状之前，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关于昔日“历史”的故事。“停留在表面”意味着要抵挡各种诱惑:患者、专科医生，或在当前案例中由历史学家提供的言语；而且要尽力全神贯注于当前案例中的历史学家与公众在交往中透过讲述而引发的东西。若违背的是可以决定那种交往（或一般关系）的规则，就会引起“诱导性的”外现的并行加工。有时违背的是些显性的规则，但在大多数案例中，没得到确认的认同，其实际影响依赖于为这种关系奠基的隐性规则。换言之，外化的并行加工常会在“治疗关系”中显现。

如果擅自复制这样的治疗关系^[643]，这种形式的外现的并行加工就很难应对。若违背的是一个显性规则，那么揭示起来则相对容易。因为各种隐性规则是违规行为得以发生的基础^[644]，若违背的是其中一个隐性规则，揭示起来就相当困难。在技术上之所以有困难，是因为这样的“诱因”总是具有两面性，它们既“传统”又有“颠覆性”，假装圣洁却又亵渎神灵，既有“建设性”又有“破坏性”。如果你揭示了其中一面，呈现给你的可能又是另一面。在K案例中，在接下来的会议上，试图揭示他在咖啡休息时间所说的话，也许只会适得其反，因为K可以表示全不记得那件事了，又或他可以投其所好地说:“好奇无过嘛”或“我们难道不是来此学习吗”。分析这样一些话存在着技术难度，因为这意味着既身临其中而又心于其外，从而避免陷入零和游戏（此游戏中，违规者或揭示违规行为的人都觉得颜面无光）。跟技术难度相关，又引出如下问题:非得对本应忽略的东西做点评论，这确实让人不安。这意味着，一场关于历史事件的讨论（或更宽泛地说，一场关于不同标准的再现的讨论），被一场关于规范和确定那场特殊讨论之前提的讨论所取代。简言之，这意味着侧重于过程而不是目的，举例来说，就像历史学家们接受了福柯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件做起来很有危险的事。

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无意识相认同的方式，在哪些方面影响到了NIOD的塞尔维亚报告，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抵制在文本里钻牛角尖的诱惑。相反，我们必须“停留在表面”，追踪跟报告直接和间接相关的“诱因”:NIOD研究者是在何处、是以何种方式违背历史学家与其公众之间的隐性规则的？套用拉卡普拉的话来说:很有可能因为那些隐性规则的诱发，研究者才重复了他们研究的那些问题。据悉，因为这些诱因，研究者才上演了1995年7月那些“戏剧性走向”。这些戏剧性进展与他们自身密切相关，不管他们是作为历史学家、作为男人和女人，或作为荷兰市民。准确地说，NIOD研究者扮演了何种角色呢？在这部分，我将粗略勾勒三个照我看来指向并行加工的诱因。我会做得简单些，为的是留出空间，在接下来的部分讨论一个稍长些的关于并行加工的例子。

直接造成众多骚动的诱因之一是这一事实:NIOD研究小组在它递交的3394页的报告以及数千页的附录里面，附带着如下信息:尽管报告包括了研究小组搜集的事实和它所完成的“解释性分析”，但却没有作评判，于是每个人得去读那50页的“后记”，以便搞清这份报告会给谁带来麻烦。正如布卢姆在他的陈情报告中所言，“需要由其他人来作评判”^[645]。NIOD小组坚持拒作评判，我认为，它上演了荷兰的塞尔维亚政策执著追求的不偏不倚。对研究者而言，不偏不倚意味着对在这场灾祸中扮演某种角色的政治家、军方和政府职员不作评判。而对在塞尔维亚的荷兰人来说，不偏不倚则意味着不该偏袒或反对波斯尼亚穆斯林或波斯尼亚塞族中的任何一方。这样，官方在塞尔维亚的政策是，一定得把塞族拦在飞地外面，同时要让飞地里面的穆斯林缴械。

这一政策同样反映在NIOD的报告中。在Herengracht“安全区”内的NIOD研究者正好把荷兰政治这一外部环境视为“塞族”，而把研究者为之而封闭自身的研究对象视为“穆斯林”，他们试图长期跟荷兰政治保持距离，同时减少报告中潜在的危险评判，从而使报告“缴械”。从表面上判断，缴械可能是保持距离的一个结果。为了与荷兰政治这个“熟悉的”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NIOD小组所付出的努力越多，在这方面做得越好，它就越是感到，必须把它遇到的当作它另一半任务来完成，即让“陌生的”研究对象缴械。因此，我认为，NIOD研究者故意让荷兰政治家免受责难是不合适的^[646]。吊诡的是（或从并行加工理论视角来看，却又相当合理），正是他们觉得，与荷兰政治相比，他们一直保持“清廉”，才导致他们让报告缴械。

第二个诱因是这一事实:一份需要花数月来专门阅读的报告^[647]，却被看作每个想参与辩论关于何事变得如此糟糕的市民，必须阅读的东西。布卢姆说，“历史学家需将其研究成果按照这样的方式表述出来，以便每个市民都能据可信的知识和分析，参与这场关于道德评判的辩论。”^[648]此话透露的信息是，这场辩论的每个参与者，必须根据NIOD提供的可靠的知识和分析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各种事实这一稳固基础本身不是辩论对象。研究者相信，他们无需代表搜集的事实讲话，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免责，而让他们面对的公众咧嘴傻笑地注视着他们的报告，这很像兰克出色地把这种观点表述为，“仿佛消逝在稀薄的空气中，让……强大的力量自己讲话吧”^[649]。研究者将其（潜在的）读者推向他们的那一难以掌握的文本，而且强调，尽管文本难以把握，他们仍是依据该文本来作各种决定的，此外他们暗示其报告的确包括了可了解到的一切，这样，研究者将其（潜在的）读者置于跟荷兰政界和军方领导人在原初事件中的相同位置上，而这一点有可能引起争议。

当1993年需要作出参与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的任务的决定和1995年7月塞族发动攻击之时，荷兰的领导者都表现出他们好像受到各种事件左右。他们感到有太多事实和情况得考虑，以至失去了机动空间。对各种事件（类似的）束手无策反映在对报告（类似的）无奈接受中。相应地，事实上，无奈地接受报告是NIOD小组一直根据某种假设推断的结果，这一假设是:如布卢姆所言，历史学家靠技巧确证一组“可验证的事实”，可超出这些可验证事实的范围，“故事本身似乎在强迫研究者接受”^[650]。在1993和1995年，荷兰政治家同样表现出，他们被卷入其中的事件仿佛有自身的“逻辑”或“动力”。换言之，好像“政策本身在迫使政治家接受”^[651]。

“事情刚巧就那么发生了”，这种观点本身表明它跟报告的风格是吻合的。在“后记”中，研究者对如何下定决心由联合国来指挥空中机动旅的描述，就是合适的例子^[652]。其中，被动形态五花八门:人们“支持”某一政策；其他人被“告知”；事情被“讨论”；人们“赞同”某一“政策路线”；人们“坚定了他们的观点”，尽管有其他人“提出批评”；“确定了作决定的基础”，过了只可前进不可后退的阶段，偶尔还有人“带头起来”做事。但整个段落都没有表明曾经是谁在作决定。不过，事情的经过早已注定，或用报告中的语言来说:“政治—新闻记者早料到了结果。实际情况正是，荷兰把空中机动旅无条件交由联合国来指挥。”^[653]这种不明确性可能是所描述的事件的某个特征，但因为它无疑也是这样的描述方式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不妨说研究者如何表述事件是事件参与者看待事件的方式的翻版。换言之，行为者和行为的分离反映在作者和文本的分离中。

第三个诱因是这一事实:塞尔维亚研究一方面被说成是科学的尝试，但另一方面研究者又公开宣称，就他们已经阐明他们假定公众想要他们阐明的很多事情而言，他们的项目根本没有科学价值。在莱顿的研讨会上，布卢姆认为，这份报告将大量篇幅花在被渲染最多的一个问题上，即在荷兰军方的实验室里，有关塞族暴行的照片证据被销毁掉了，而这“从科学观点看来完全不相干”^[654]。然而，据研究者说，在科学上有关的是，把研究成果放入某个语境，“以这样一种方式，历史进程的内在演进就变得清晰可见”^[655]。这是报告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要得到一个“清楚的理解”（有如研究者用以称呼的那样），必须由能合适的历史学家把那些事件“放置到具体语境中去”。

作为专业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呢，在研究者对该问题作出诠释时，我认为，他们上演了荷兰人远在1995年诠释他们作为维和部队的任务的方式。荷兰人已履行了他们在塞尔维亚的任务，意思是，只要他们顺利完成工作，把塞族阻挡在外面和让穆斯林呆在里面，他们就不该为各种挑衅和羞辱而过多烦恼。在这一年半时间里，荷兰有一个营驻守在飞地。而应对此负责的荷兰政治家和外交家，却根据假设推断，只要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能得到严肃对待^[656]，他们就不必过分担心这个塞尔维亚（“突发的”）脓疮，因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可找到解决波斯尼亚问题的方案。NIOD没有把这些突发事件当作它的任务，而把它们视作外在于^[657]甚或消解了它的任务。如此一来，NIOD重蹈荷兰人的覆辙，就在那时，荷兰人没有尽其所能应对突发事件，而是被派去攻击错误的目标。

我认为，空中机动旅把应付突发事件当作它任务之外的事，这种倾向跟它的职业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该旅有一个区分:一方面根据军事模式（“绿色”）来管理，一方面根据维和模式（“蓝色”，模仿联合国用的颜色）来管理。相当清楚的是，在“蓝色”模式之下，你不能充分动用你“绿色”的军事资源，但是，如何在“蓝色”模式下让人服从，非—军事方式当然更不会明白。因为没有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空中机动旅一开始就对其任务含糊其词:一方面，它选择作为主要目标的，是一项可以充分满足它“浅绿色的”职业身份的任务，即在周边地区配置人员，不是用于防卫，而是为进行“监视”；另一方面，该旅通过对人友好、慷慨，给人便利和帮助的方式，试图找到用于日常维和的非—绿色的办法。

这样含糊其词地解释其任务的后果是，作为一支维和部队，该旅没有成功地树立起威信。它甚至没得到任何来自塞族或穆斯林的尊重。为了不打扰回家去了的政治家，该旅从没想到过，有权威地回击日常突发事件和羞辱，是它的任务，而不是不幸另添的麻烦。空中机动旅所处困境是:职业身份能得到体现的地方（在周边地区），却没有出现它想象的任务；而它应该当作任务来完成的事（应付突发事件），职业身份又得不到体现。人们不会惊讶于:无力有尊严地应对日常突发事件，而最终削弱的，不光是该旅自己定位为维和力量的信念，而且也包括它“绿色的”职业身份。结果，1995年7月塞族发动攻击、并且在周边地区肆虐之时，Dutchbat却不能给予足够的“绿色的”回击。相反，该营倒是给了它诠释自己的“浅蓝色的”管理模式的那种方式以一个漫画式的嘲讽:穆斯林在波多卡里被集中到一起，并在它们的塞族敌人的枪口下被监控起来，而Dutchbat却想的是让自己友好、慷慨地对待那些穆斯林，给予他们帮助和便利。

对NIOD研究者而言，合适的“绿色”的管理模式，在于能使他们作为职业历史学家，具备“科学研究的”素养，以便确定荷兰在塞尔维亚所起的作用。反之，调查突发事件，如照片证据的销毁，只是“蓝色”的维和行动。像空中机动旅那样，研究者选择了一项尽量是“绿色”的任务，他们决定在周边地区配置人员。在NIOD研究者的案例中，“周边地区”被称作“语境”。刚一开头，研究者就开始在时—空语境不断拓展的“周边地区”工作。直到（关于1995年7月那十天的）那个小的果核^[658]，被多重（数千页的）语境包围，以至在公众（报告要向他们公布）的眼里，这份报告几乎变得全不重要了。通过将任务与突发事件之间的紧张关系外现出来，而不是以此作为研究主题，NIOD小组集中关注（同时也在逃避）的是，决定荷兰对塞尔维亚的政策以及在塞尔维亚的指挥的主因可能是什么。结果，这份报告变成“巴尔干悲剧”（这一悲剧演变为“在荷兰的事件”）的又一个例子，而报告使这场悲剧持续着。

六、“当场阻止进攻”

我想用稍长一点的篇幅来讨论的一个诱因是这样的:有的历史学家非常严肃地对待NIOD的报告，而且写文章来讨论这份报告，而NIOD的研究者^[659]对历史学家的回应方式可不一般。在这些回应当中^[660]，研究者总是一面告诫其同行要“进行严肃科学的讨论”，而一面又恐吓任何不完全认同NIOD过去界定其任务的那种方式的人。我不想去说明和细数研究者用来威胁其同行的巧妙得多的策略，而仅允许自己忠实引用原文:其中有位历史学家被认为“眼光狭小”；另一位据说还“不够格”；那一整群对理论感兴趣的历史学家被认为是“傲慢的”；也有人谈论到“那些自封为理论卫道士中的侦探”；有历史学家被说成喜好“卖弄学问”，如此等等。而NIOD研究者在其回应中，始终没有就某个历史学家提出的个别问题给出一点评价。相反，他们重申他们在报告中做的那些工作，并为他们所做的作解释与辩护，此外他们还乘机教导起其同行要如何组织历史调查、如何规划该学科的社会义务以及如何在科学讨论中表现得体。他们表面上还做得非常冠冕堂皇。NIOD研究者声称，他们自己及其报告都不曾有任何“理论浮夸”，而且他们并不是专为“历史理论专家”写作其报告的^[661]。研究小组接受的唯一批评，是关于一些无关宏旨的细节^[662]和到处是错误的索引。

我此处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这种回应风格，跟荷兰政府对塞尔维亚灾难^[663]的回应方式非常相似；相对于荷兰政府的回应方式，NIOD研究者的回应风格就是一件复制品。我的观点是:在专门讨论中，违背对事不对人的规则，就是对他们的历史学家同行的一次挑衅。我认为，研究者不理性的言论，不能归因于研究者或项目组长的个人特征。也不能认为，那些言论是对论战的论辩性答复。相反，发表在专业杂志上的所有恐吓言论，回复的都是用专业措辞写成的专业论文。事实上，布卢姆及其研究小组根本没有对报纸、杂志或其他“非专业”出版物上的评论或论文（在N IOD小组看来这些论文的作者资历不够）作出回应。所以，尽管报告得到政府授权，并打算作为全国性辩论的“研讨文章”，但研究者想相与之切磋的唯一人选是其同行，而其同行才算是他们真正的公众。研究者想要与其同行在“严肃科学的讨论”中交锋的执著精神，往往体现在他们进行恐吓的那同一个段落之中。这种执著精神赋予研究者的回应以两面性，而这样的两面性正是并行加工很典型的特征。因为呼吁讨论的同时又不鼓励讨论，这样，塞尔维亚研究者既阻止了他们确实不想发生的事，即他们的同行的攻击，又阻止了他真的希望发生的事，即把事情搞清楚。他们宁可逐渐造成一种要“遗忘它”的氛围，可这样的氛围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开始谴责了。

根据它挑衅的回应风格判断，NIOD小组同时想要揭示和逃避的是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就是，照他们对其同行历史学家的回应方式来看，研究者上演了荷兰在塞尔维亚取得的授权。这项授权是:“当场阻止进攻”。在塞尔维亚，荷兰的这个营由于规模太小、装备太轻而不能抵挡全面的进攻，却承担必须在场阻止波斯尼亚塞族在飞地肆虐的任务。但人们却假设:塞族不敢伤害塞尔维亚的穆斯林民众，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危害Dutchbat，而危害Dutchbat意味着惹怒据说是由Dutchbat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所以，Dutchbat只是沿着飞地周围建起了无遮蔽的、无伪装的观察岗哨:他们估计塞族不敢进犯由荷兰岗哨所划定的界线，就这样，荷兰人觉得无愧于他们的任务。不用制定任何标准，拒绝作出让步，拒不撤离占据过的位置，有人靠得太近就鸣枪示警，袭击若临近就占据关隘:就这样，NIOD研究者上演了1995年7月向Dutchbat，或更准确说，向荷兰政府敞开的抉择自由。有人也许会认为，正因为握有权威资料，这三大卷印得密密麻麻的报告才重复了Dutchbat该做的事:当场阻止进攻^[664]。

正像在K案例中那样，并行加工具有异常的普遍性，即指向了在塞尔维亚的任务中让人难以容忍的那些方面。据说谦逊的声明是低调策略的反映，荷兰的维和部队当时就很得意于这一策略。而美法英的维和部队（或许，像“那些自封为理论卫道士中的侦探”）倒被视为有点好战，或至少在有效抑制激情方面太过粗暴。而那些“谦逊的”荷兰人，得意于自己能够更为自然地化解恩怨^[665]。而且，NIOD小组诉诸“科学”，跟Dutchbat被指望代表国际社会很相似。他们都在“前沿”（研究者甚至认为其研究是“当代史的一个极端例子”^[666]）。他们都觉得，需要依靠他们自认所代表的东西，来巩固其立场。可在Dutchbat的案例中，1995年7月，国际社会听任飞地在困境中挣扎，此时某种信任被彻底背弃。此外，无论如何想保持沟通的那种愿望，使人想起最初在塞尔维亚的任务。哪怕到最后关头，荷兰人也不想跟塞族对抗，即使那同一批塞族人多么粗暴地违反规则以及羞辱了荷兰人。对研究者来说，不管其“同行”在不能认同他们的处境时，他们觉得多么耻辱^[667]，他们总还想跟那些同行进行“讨论”。就这样，教化“野蛮人”最终成了模棱两可的企图:NIOD研究者教训那些未能加入这项研究的同行，正好反映了Dutchbat，或更确切地说，荷兰人向巴尔干人民传播某种文明的意图^[668]。

NIOD研究者仗着他们单纯在场就想阻止进攻，这种特殊的方式，也反映了他们坚信法规，或更准确地说，相信“法律”、“规则”的绝对优先性。这一信条是荷兰在塞尔维亚的政策的主要特征，但它却因不恰当的诱因而背离自身，而NIOD研究者也假科学之名，以不恰当的诱因采用了Dutchbat的“交战规则”。荷兰对规则的态度本身，表现在两个方面:既表现在研究者选用的“交战规则”的内容中，或许更重要的是，又表现在他们自己对那些规则的信赖程度上。谈到这些规则本身，NIOD小组清楚表明，他们拒绝加入跟“非正规军”（即新闻记者或其他类似的非学界人士）的战斗。此外，NIOD小组还单方面规定一些条件，符合这些条件之后，它才准备与恰好够格的人战斗；而且，它还诉诸一个不在场的更高权威，来维护自身的地位。于是NIOD小组不接受任何仲裁者。当然，这样对待仲裁者，是NIOD小组单边行动的逻辑结果，同时这也必然顺带激起“理论历史学家们”的天性，即他们分析规则、条件、假设和其他不言而喻的东西的天性。最后，NIOD小组选择了这样的地域:它不在报告的飞地之内，而在其周边地区。研究者坦率地说:“作为一种规则”，“报告不会讨论更早的出版物。”^[669]

不过，最明显的并行重演，不是那些规则的内容，而是NIOD小组自身对那些规则的信赖程度。麦考莱在他的《英国史》一书中写到:Galway这位领主在Almanza战役中之所以失利，是因为他宁愿坚守规则放弃胜利，也不愿漠视规则以赢得胜利。1995年在塞尔维亚，荷兰人做了同类的事。荷兰人撤退在即，而他们周围那些他们曾负责保护的穆斯林，正大批被屠杀，这时他们倒觉得受制于“交战规则”，可按“交战规则”来处理，他们将损失惨重而无所得。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信赖规则，这种信赖表现在两个层面:在飞地（在他们跟塞族袭击者打交道过程中）以及国际政治舞台上（在他们与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安全保卫部队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关系上）。可让人厌恶和痛苦的是:事实上，尽管在两个层面上，他们的对手都不愿履行、都忽视或违背了约定的各种规则，尽管坚持规则对弱势一方也不如对强势一方有利，但直到最后，荷兰人还在坚定地维护那些已经失去任何效力的规则。而对规则这样信赖，在NIOD报告各种描述、分析和推论中完全被重复。NIOD就荷兰人面对塞族袭击而彬彬有礼地写道:“在特定形势下”，“Dutchbat自己主动或迫于政府压力，违反约定的线路细则是不合理的。选择某种不同行动方式的主动权，应该来源于联合国安全保卫部队的高层或是最终负责的联合国”^[670]。

我认为，NIOD并行重演Dutchbat得到授权（即凭单纯在场以阻止攻击）的方式，其结果是无批判地重复了对规则的信赖^[671]。在其报告中，NIOD研究者“有理可据”，正像荷兰人在1995年一样有道理；相应地，他们希望以相同的标准（即根据同样的“交战规则”）来衡量他们的报告。很自然地，写论文讨论这份报告的历史学家，因为对NIOD研究者希望适用于他们自己的交战规则不了解，冷不防就冒犯了那些研究者。从他们同行的批评来推断，他们无意识地信守着一套狭隘的、不合适的规则，有甚于此推断的是，研究者把不遵守“他们的”交战规则的批评，说成是为报复行为进行辩护的“无可辩驳的罪证”。

七、结　　论

我在本文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分析。我没有把并行加工概念与早期的各种尝试联系起来，这些尝试是要确定，各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它们试图思考的东西的复制品。我没有做到详细地分析文本，以便确定，在微观层面上，并行加工在哪些方面影响到了报告中的描绘和分析。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也没有分析过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把原始事件“塑造为三副模样”，而且在多大程度上使我描述的（或我忘记描述的）并行现象持续下去^[672]。然而，我实际做的工作（即运用并行—加工理论考察NIOD的塞尔维亚研究）引发了足够多的问题，以至我能以沉思的口吻来结束本文。首先存在有效性问题。正如我所写的，我仍然为之惊讶的是，直接和间接围绕NIOD的研究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能用并行加工来说明，而且，在莱顿的研讨会上，并行加工就在布卢姆教授不经意的言语间体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NIOD的研究可依据它所描述的事情来诠释，但这种可诠释的程度，难道是看待事物的隐喻方式虚构的吗？难道是其他事物（例如“荷兰文化”或“荷兰的民族特性”）附带的现象吗？抑或是我理解的那样，这种可诠释的程度难道是各种无意识认同过程的一个真实、合理、可理解（虽然也有点混乱和怪诞）的显现吗？在心理治疗的督导过程这一语境下，可以询问“它是在起作用吗”，来确定一个并行加工式的诠释的有效性。在督导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种双效的检测标准:一个有效的诠释可以让小组成员产生一种放松感:他们所经历的（真实的和激动人心的）现象能得到非常谨慎的解释；而且，一个有效的诠释可以打破僵局，让研究小组高效地恢复其工作。另一种检验标准是，一个真正有效的诠释，对提出案例的专科医生来说，可导致其举止发生重大的转变。当然，尽管操作过程与在有关历史的这个案例中有所不同，但本文提出的对诠释的检验也必须询问:一种并行加工式的诠释在起作用吗？在当前案例中，这种质询意味着:这样一种诠释与诸事实相符吗？它有说服力吗？又或许是，它能最终能打破“遗忘它”的僵局吗？

其次是典型性问题。在某些方面，N IOD的塞尔维亚研究也许并不典型。一方面，布卢姆及其小组从事他们的项目有某种心理定位，另一方面，空中机动旅去波斯尼亚也有某种定位，而这两种心理定位的相似相当不同寻常。同样不同寻常的是凸现出这项研究的基础的一个独特的、增强认同的空间。另外，从研究小组透漏的少量信息表明，刚一开始，采取一种高度强制的小组思考方式是可行的。小组成员劝服自己及其同行不要反思他们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系统事实上正在从事的工作；如果他们照此执行，他们就不再敢揭示此事，因而就能阻止研究小组改变它偶然选择的途径。NIOD小组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其研究对象，而重复的程度，最终因为解决冲突的方案不完善以及作祟而加深。拉卡普拉试图指出了为接纳情绪性反应而产生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完全的认同，由此你努力感受其他人的经验”，另一极端是“纯粹的客观化，它拒绝移情，阻止移情带来的影响，有如移情左右此项研究那样的影响，而且试图尽可能成为客观和中立的观察者，无论是作为经验事实的搜集者还是作为结构—形式的分析家”^[673]。Bloker和Van der Herit的文章指出，在NIOD小组中，在倾向于同情穆斯林受害者的“认同者”，与希望把塞尔维亚事件当史实来记录的“客观化者”之间，存在一种冲突。而最终产生的认同（不是对受害者的认同，而是对研究对象的认同）可能是这两种力量之间（无预谋、无意识、且终归无效的）“调和”。

尽管在NIOD的案例中可能存在有利环境，但我认为，这些环境并不能完全说明，塞尔维亚事件怎么会恰巧如此惊人且如实地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NIOD报告中。这些环境也许能说明那一认同的范围、各种诱因的恶劣影响以及并行加工的广泛性，但却很难合理说明产生认同的可能性、引发诱导的动力，以及上演难以讲述之事的倾向。当然，这就引发了如下问题:并行加工在历史编纂史中是否为常见现象？它们极有可能是常见现象。当普遍认同出现同时又缺乏反思之时，其实我找不到理由解释不该发生并行加工。与其说这是正被讨论的历史编纂不幸的瑕疵，还不如说是个好时机，因为我认为我在本文中已经表明，并行加工不仅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现象，而且也是有效的分析工具。从并行加工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历史著作将揭示出各种运行机制，否则它们将被无声地重复。利用并行加工理论，“各种资料”将能被利用起来，否则它们将停留在历史学家或史学史家的视野之外。举例来说，正如在与历史文本直接和间接的对照过程之中所引发的诸回应这一“表面资料”。最后，借助并行加工理论来研究历史著作，可以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证主义的历史实践的内向性。正如我在本文中所做的，从并行加工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实践的“表层”，是重新联结语词与行为、表现与事件、历史编纂与历史的一种有效且令人兴奋的途径。

本文译自Eelco Runia，“Forget about it”:Parallel Processing in the Srebrenica Report，History and Theory.Vol.43（October 2004），pp.295－320.

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得到石兰老师，友人陆怡雯、朱华珍、唐纪凤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本文若出现任何翻译上的问题，概由本人负责。

（吕和应，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