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另类空间的“波希米亚”

陆启宏

一

1967年3月，米歇尔福柯在巴黎建筑师组织的专业研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稿一直没有公开，直到福柯去世后，建筑杂志Architecure Mouvement Coutinuite（1984年）才刊发了演讲全文^[514]。福柯在演讲中提出了“另类空间”（Other Spaces）的问题。福柯指出，当今的时代是“空间的时代”，“一个关于同时发生、并置、近和远、排列和分散的时代”。福柯在分析我们身处的这个空间时指出，这是个不断消耗我们的“异质的”空间，“从中我们脱离自身而被拉出，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的侵蚀在其中发生”。根据福柯的观点，空间的形式并不是一直如此的，它是随时间而改变的。中世纪时，空间中的位置是按等级排列的，因此那时的位置是分为神圣的和亵渎的、受保护的和不设防的、城镇的和乡村的。福柯称中世纪的空间为“定域的空间”（the space of localization）。到了17世纪，尤其是在伽利略的发现之后，“定域”的观念被“扩展”的观念（extension）取代，空间不再是特定的场所，而是无限的和开放的。而如今，“排列”的观念（arrangement）取代了“扩展”的观念，这和结构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索绪尔的符号系统而言，“符号无法单独表达任何东西……每个符号只能标记它自身与其他符号之间在意义上的差异”^[515]。在这种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福柯将“空间”定义为“点和元素间相邻的关系”，它们可以被描述为系列、树状图和网络的形式。

为了进一步分析“空间”的问题，福柯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异托邦”（heterotopias），以与乌托邦（utopias）相对。在所有的空间形式中，福柯最感兴趣的就是异托邦和乌托邦，它们以独特的方式与其他空间发生联系，这种独特的方式是“中止、抵消或颠倒那组被设计、反映和镜像自身的关系”。它们不仅与其他空间发生联系，同时也与之相抵触。其中，乌托邦是“没有真实空间的场所”，“这些场所与社会的真实空间直接相似或者相反，它们自身呈现为一种完美形式的社会，或者颠倒的社会”。总之，乌托邦基本上是不真实的空间。而异托邦与之不同，它们对于所有的文化和文明都是真实、有效的空间，它们构成了一种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的反空间。在异托邦中“所有真实的场所、所有其他真实的场所都能同时被表现，与之竞争，甚至被颠覆”，“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涉及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与乌托邦相对照，我称之为异托邦。”福柯用“镜像”（mirror）作为例子以说明乌托邦和异托邦:

我相信，在乌托邦与异托邦之间，存在着一些混合的、共同的经验，即镜像。镜像即乌托邦，因为它是没有固定位置的场所。在镜像中，我看见自己在一个我并不在那儿的地方，在一个在表面上展开的非真实的、虚拟的空间；我在那里，而我又不在那里，一种使我得以呈现在自我面前、使我得以在我并不在的地方看见自我的阴影:这即是镜像的乌托邦。同时，镜像也是异托邦。镜像确实存在，并且对我所处的场所施加一种反作用。从镜像的立场，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我所处的场所，因为我在那儿看见了自己。这种凝视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施加了影响，从存在于镜子另一面的虚拟空间的深处，我回到自我，反观自我，并重新构建我在真实中的自我。因此，镜像作为异托邦发挥着作用，因为无论何时我从镜中注视自我，它使得我所处的场所既绝对的真实，事实上它与周围所有的空间相关联，同时也绝对的不真实，因为这个场所只有通过在那里的虚拟的点才能看到。

异托邦存在于任何文化之中，并在两个对立的极——虚幻性和补偿性——之间发挥其功能。在前一种模式中（虚幻性异托邦），异托邦“创建一个虚幻的空间，并揭示所有真实的空间是如何的虚假”；在后一种模式中（补偿性异托邦），异托邦“形成了另一个空间，另一个真实的空间，相对于我们所处空间的无序、构想拙劣和粗略，这个空间更完美、更完备、更有序”。我要指出的是，“波希米亚”就是这样一个异托邦，一个提供反面补偿的异托邦，这是一个既在现实之中，又超然于现实之外的空间。

二

“波希米亚”（Bohemia）本意是指中欧一个地理上的特定的区域，现属于捷克共和国。“波希米亚”的第二个含义出现于19世纪的法国，指的是:“过着非传统生活方式的艺术家和作家群体”。在传统法语中，波希米亚人（bohémien）指的是吉普赛人。当时的人们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波希米亚是这些流浪民族的家乡。在人们的观念里，吉普赛人被视为“流浪者”、不受传统束缚的人。同样，波希米亚人也是如此，他们是现代都市的“流浪者”。霍布斯鲍姆称他们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阶层”^[516]，这个阶层包括:学生、年轻知识分子，踌躇满志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群放荡不羁、不修边幅的人。这些波希米亚人出现在大城市的一些特别的区域，如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和巴黎北方的蒙马特区；他们“拒绝采纳（不论时间长短）资产阶级尊重观”，不受传统的束缚，反对主流的资产阶级文化。

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方式由于法国作家亨利缪尔热的小说《波希米亚生活场景》（Scenes of Bohemian Life）而得到推广，后来由于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La Bohème）而闻名。奥克塔夫塔萨特（Octave Tassaert）的画作《画室》（1845年），很好地反映了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在一个凌乱的、空荡荡的公寓里专注地工作；尽管他生活拮据，但他热爱艺术。这正是波希米亚精神的精髓。

亨利缪尔热自己是这样界定“波希米亚”的“边界”的:“（它的）北边是希望、工作和欢乐，南边是贫穷和勇气，西边和东边则是诽谤和医院。”1849年，根据缪尔热的小说改编的音乐剧上演后，一位评论家如此界定“波希米亚”的“边界”:“北边是寒冷，西边是饥饿，南边是爱，东边是希望。”1852年，阿方索德加罗纳（Alphonse de Calonne）在其著作中用类似于缪尔热的语言如此界定:“波希米亚是一个悲伤的国度，它的北边是贫穷，南边是不幸，东边是幻想，西边是医院。”^[517]这里的“医院”到底指的是什么？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的一段论述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对于青年人来说，波希米亚过去常常是以贫困、自由和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为特征的一个场所。作为一个通道，它可能通向艺术学院，也可能通向医院和停尸房。”^[518]

19世纪巴黎的拉丁区是波希米亚人的主要舞台，拉丁区的波希米亚人由于缪尔热的小说以及普契尼的歌剧而闻名世界。19世纪晚期，很多波希米亚人搬到了巴黎的蒙马特区和蒙巴那斯。19世纪，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也存在着一些波希米亚聚居区，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伦敦的彻西区（Chelsea）、梭霍区（Soho）和格鲁伯街（Grub Street）都是当时波希米亚人活跃的地方。

这些波希米亚社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异托邦，它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其他真实空间的“真实的空间”。“波希米亚”既存在于资产阶级的空间中，又游离于这个空间之外，形成了“另一个空间”，并对资产阶级空间产生反作用。

“波希米亚”既与当时资产阶级的空间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它相抵触，它通过拒绝主流的价值观和嘲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挑战它，甚至企图颠覆它。波希米亚人与资产阶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波希米亚人反对私有财产和物质主义，因此他们没有永久的居所，一般仅靠微薄的收入生活。他们通常过着集体生活，与其他波希米亚人共同租房。他们常常居住在公寓的最顶层，因为那儿的租金便宜。作家缪尔热就曾住在第六层，“因为那儿没有第七层”。他们的房间也较少有豪华的装饰物件，画家会在墙上画上自己杰作以作修饰。楼下住的一般是资产阶级家庭，楼下、楼上的生活通常是迥然不同的“空间”。

（2）与资产阶级追逐财富和地位不同，波希米亚人反对追逐财富。波希米亚人的生活往往是闲散的，换言之，不做任何屈服于财富的事。他们为了艺术和文学而活，他们追求激情，而完全不顾这是否能带来财富。对资产阶级而言，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波希米亚人则将他们的生活投入到享乐之中，因此他们抛弃和颠覆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3）波希米亚人反对主流的资产阶级道德观。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是轻松的，他们厌恶上流社会，因此他们摈弃上流社会所接受的道德和行为。他们中的一位曾这么写道，“我们无所畏惧并对公众的评价嗤之以鼻……我们波希米亚人存在的显要特征是公开反对所有的成见，反对所有的规则”。他们提倡性自由，并毫无顾忌地公开谈论它，而资产阶级则对此讳莫如深。这还体现在他们对穿着的态度上。关于波希米亚人着装的“荒谬”，在诗人戈蒂耶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参加雨果的新剧《欧纳尼》首演之前，戈蒂耶穿了一件“大红色的紧身衣”，他本人声称这是为了表达他对资产阶级时尚的颠覆，“资产阶级已经有足够多的灰色，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想将朱红色再次引入到这个世界”。

三(www.daowen.com)

我们知道，一个越是复杂的社会越多元化，因此所具有的异质性特征也越是显著。巴塔耶在《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一文中认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同质性的倾向”，而生产是社会同质性的基础^[519]。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完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对同质性的要求也随之加剧，一切与生产无关的因素都将被排除在社会的同质部分之外。另一方面，生产所产生的一切矛盾都会“导致同质社会的倾向性分裂”。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悖论，也是同质性和异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同于（甚至是反对）主流文化的各种亚文化，这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离倾向。“波希米亚”正是这种异质性的因素。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在物质和精神之间造成了断裂。正如前面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将一切与之无关的因素都被排除到同质性部分之外，传统上备受尊崇的文学、艺术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也被迫进入商品的流通体系。传统的贵族资助者逐渐消亡，作家和艺术家转而寻求资产阶级的资助。与传统的作家和艺术家不同，这些19世纪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适应市场的规律，迎合读者和资助者的口味，符合资产阶级的趣味，他们不再是文学家、艺术家，只是文学、艺术的“工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欧的一些大都市形成了以作家、艺术家为中心的“波希米亚”聚居区，如巴黎的拉丁区、伦敦的格鲁伯街。其中，除了少数人可以成名，大多数则只能挤在简陋的公寓里，“制作着垃圾，以换取微薄的收入”。

一方面，“波希米亚”亚文化是被动地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同时他们也以反对主流文化为己任。“波希米亚人”坚守自己的艺术观点，不向资产阶级的趣味屈服，并嘲笑资产阶级庸俗的生活方式和虚伪的道德观，他们力图割裂艺术与金钱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生活在贫穷之中，但他们并不为了追求金钱而艺术。

当然亚文化并不是和主流文化完全脱离的，它本身也是主流文化的产物。波希米亚人反对资产阶级，但两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可以从“浪荡公子”这一巴黎独具特色的现象中看出。“浪荡公子”专指那些举止优雅、无所事事、特别注重仪表，同时对文学、艺术持严肃态度的人。波德莱尔说得更直接，浪荡公子就是那些“既有钱又有闲”、“除了以优雅为专业之外别无他业”的人。他们生来就拥有财富，自幼养尊处优，因此根本不用去从事什么事业。浪荡公子不会沉溺于任何粗俗的事情，他们极力模仿贵族的优雅，尽管他们并没有贵族血统。浪荡公子和波希米亚人在气质上是很接近的，他们有着相似的、轻松的和懒散的生活方式，都竭力嘲讽资产阶级的情趣。但浪荡公子的生活离不开金钱，他们大多出生在生活殷实的资产阶级家庭，其中很多人是巨额遗产的继承人。他们不停地挥霍财富，颓废的生活方式使得很多浪荡公子（如波德莱尔）最终陷入贫穷，并成为波希米亚群体的成员。

浪荡公子架起了资产阶级和波希米亚人之间的桥梁，当时的波希米亚作家和艺术家既怀念着往昔贵族式的优雅生活，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因此，很多波希米亚人最终会选择回到主流社会，亨利缪尔热的《波希米亚人》中的四位波希米亚主人公最后的结局便是步入主流社会，最终放弃波希米亚生活方式。

四

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聚集在旧金山和纽约成为了新一代的“波希米亚人”。他们与19世纪拉丁区的波希米亚人有着共同的特征:他们中很多人出生资产阶级家庭，但他们放弃了安逸的生活，过着波希米亚式的贫穷生活；他们反对主流的价值观、嘲讽资产阶级的趣味，尤其是其独特的穿着和放纵的性行为；他们过着群居的生活，甚至有所谓的群居村。

如同19世纪拉丁区的波希米亚人，嬉皮士们离经叛道的行为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标榜，以显示他们同主流文化的决裂。对于嬉皮士而言，吸食毒品和奇装异服一样，都是用以表示他们抗议“政府的不人道行径和他们父母的伪善、自私和崇尚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的象征。吸食大麻成了嬉皮士反对“既成体制”（the Establishment）的一种“仪式”。所谓“既成体制”是指:政府（他们向无罪的人发动战争），警察（他们逮捕举行反战示威或抽大麻的人），还有他们的家长（他们是这样利欲熏心、自私自利和缺乏关怀慈爱之心）^[520]。

繁荣的50年代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加剧，造就了它在60年代的反叛力量。这些新时代的波希米亚人被描绘成“竭力追求一种纯净的，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情调，希图复归自然，摆脱大工业生产带来的技术政治、物质第一的社会现实”^[521]。一位嬉皮士甚至认为吸食毒品不仅仅是一种抗议行为，“我们正在想办法认识自己，而且想看看，我们怎样才能再适应这个我们感到自己被疏远、被异化的社会。”^[522]尤其是上中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出生的波希米亚人，他们质疑现行体制，不再遵循他们父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们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退出——仅仅为了生存即保持与正统社会有最低限度的联系；

脱离——与传统家庭、社会和职业结构断绝一切关系。^[523]

尽管嬉皮士的很多观点和诉求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如反战和反对种族歧视，但他们采取的方法并非“革命性的”，他们“把个人主义和艺术活动当作治世良方”，因此他们会喊出“要性爱，不要战争”的口号，会在毒品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

如同他们19世纪的前辈那样，60年代的波希米亚人尽管反对主流文化，但却无法隔离主流文化对他们潜在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往往与主流阶级的价值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布雷克指出:

反文化形成于一个技术发达、物质财富丰富的社会，他们依赖社会的剩余产品过着寄生生活，同时还对这个社会抱有敌意。嬉皮士不关心物质生活，但靠着与剩余价值相联系的福利制度为生；他们对技术嗤之以鼻，可依然乐于欣赏复杂的立体音响，置身于变幻莫测的灯光之中；他们对不干净的食物不屑一顾，但同时又吸食粗制滥造的毒品；他们认为自由是个性因素，但又受到强有力的国家的控制。^[524]

同时，他们所反对的现行体制中的一些因素出现在了波希米亚的组织中，如剥削和种族歧视等。在嬉皮士的聚会中，一些人借机赚钱，提供“不适宜的服务”，出卖各种音像版权，甚至贩卖毒品。

（陆启宏，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