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兆祥
中国地方志流传日本历史悠久，尤其到17世纪后方志输入日本更多。随着日本人对中国地方志接触的增多，认识的加深，对地方志的利用与借鉴也随之增加，日本地志编纂的兴起与质量的提高都与中国地方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自奈良时代的风土记以来，据说是模仿中国的‘方志’的地方志类书籍开始出现，并一直持续下来。这至今在地方自治体等出版的‘某某市志’等地方志类的书籍名称中仍可见其影响的印迹。”[465]
一、效法而编地志
中国地方志在秦汉时已经开始编纂，在唐宋以前名称繁多，有称风土记的，如晋周处《阳羡风土记》；有名图经的，如《隋州郡图经》；有曰地志的，如《荆南地志》；有称录的，如吴韦昭《吴兴录》；有云风俗传的，如汉《陈留风俗传》；有称地记的，如晋《太康三年地记》。宋以后多称某某志。中国地方志很早就传到日本，青山定雄认为是通过遣唐使带到日本的[466]。在9世纪中后期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即有周处《风土记》、南朝顾野王《舆地志》、《十州记》、唐《扬州图经》等十余部方志的记载[467]。
日本最早的地志一般认为始于奈良时代的风土记。据《续日本纪》记载，713年（和铜六年）元明天皇要求:“畿内七道诸国郡乡著好字，其郡内所生，银铜彩色草木禽兽鱼虫等物，具录色目及土地沃塉、山川原野名号所由，又古老相传旧闻异事，载于史籍。”风土记因是而作，成书的有《常陆风土记》、《播磨风土记》、《出云风土记》、《肥前风土记》、《丰后风土记》[468]。这5种风土记现仅有残本传世，经日本学者如上田正昭、石田龙次郎、荆木美行等研究认为，皆是模仿中国地方志而作[469]。此后，“地志编撰长期停顿，至少可以说能称得上地志的文献几乎完全没有。这主要是平安中期后中央政令松弛造成的。后来的战国时代，地方和中央均因战乱无暇考虑地志编撰。”[470]到德川时代，地志又开始兴盛起来，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其中主要的是由于唐船舶载方志而来，“中国诸县都有县志这一状况给汉学者们以刺激”[471]，因而仿效编纂地志。
德川幕府建立后，天下太平，文运兴隆，幕府、诸藩、私人在中国地方志的影响下，或出于了解国情、地情，熟知民风的需要，或为了夸耀乡里与家族，或出于旅行之需，纷纷编纂地志。这一时期的地志数量相当多，据说全日本总数达2400多种[472]。名称相当纷杂，有称明所记、案内记、风土记、纪行、道中记、图会、名胜志、里程记、府志、国志等。据其所记，大体上可归纳为专志、全志两大类。
专志包括名所记、案内记、纪行、道中记、图会、名胜志、里程记等，数量庞大，如《东海道名所记》（1658年）、《洛阳名所记》（1658年）、《江户名所记》（1662年）、《吉野山独案内》（1661—1672年）、《河内名所鉴》（1678年）、《井町鉴》（1678年）、《大和名所记》（1682年）、《有马名所鉴》（1683年）、《紫一本》（1682年）、《京羽二童》（1685）、《江户名胜志》（1746年）、《高尾山石老山记》（1827年）、《江户名所图会》（1836年）、《隅田川游览记》（1843年）、《枫川铠渡古迹考》（1845年）、《江户名所独案内》（1845年）等。专志多属旅游指南、趣味读物的性质，体例、文风互不统一。《江户名所记》为浅井了意（？—1691年）所编，按巡游路线记载了江户御城、日本桥、东叡山等80处名胜，并配有插图。黑崎贞孝《常陆纪行》（1826年），也是以旅行顺序来写的，分乾、坤二部。乾部分53处地方，坤部分118处地方，记景物的名称、由来、故事、诗文等，图文并茂。另《京羽二童》除记载京城内外的街道、名池、名山、三大桥、五岳及陵墓、神社、佛寺、亲王、公卿、诸大名宅邸外，还记载京城的职官，如城代、奉行等，以及娱乐、商工介绍。这些名所记、案内记、纪行、道中记、图会、名胜志、里程记，其实类似于中国的古迹志、名胜志、游记、寺观志等专志。
全志是相对上述专志而言的，内容相对比较全面些，主要是以风土记、国志、府志等命名的，比照中国的总志、省府州县志，也相类似。江户时代的全志分前后二期。前期风土记有《伊势崎风土记》、《远江国风土记》、《磐城风土记》、《会津风土记》、《前桥风土记》、《筑前国续风土记》、《佐仓风土记》、《佐度风土记》、《美作风土略》、《仙台封内风土记》等，冠名志的有《备阳六郡志》、《艺备国郡志》、《若狭郡县志》、《雍州府志》、《泉州志》、《高崎志》、《赞州府志》、《张州府志》、《田边府志》、《丹哥府志》、《三国地志》、《龙野志》、《云阳志》、《近江舆地志略》、《本朝地理志略》、《志苏志略》、《五畿内志》、《新编江户志》、《越前鲭江志》、《丹后州宫津地志》、《武藏志料》、《石城志》、《西作志》、《飞弹志》、《长崎志续编》、《丰后国志》、《骏河国志》、《肥后国志》、《常陆国志》、《若狭国志》、《上野国志》、《备阳国志》、《南纪略志》、《志阳略志》、《武藏志》、《筑后志》、《长崎志》、《豆州志稿》、《常陆大塚志》、《盛冈封内乡村志》等，称鉴、记、考、录等有《续长崎鉴》、《筑后地鉴》、《播磨鉴》、《宇和旧记》、《隐州记》、《淡国通记》、《筑波记》、《信府统记》、《作州记》、《但马考》、《淡海录》、《摄阳群谈》、《北筑杂稿》等[473]。此时的全志“大部分是模仿《大明一统志》及其以下郡县地志而编纂的”[474]。如:1666年，保科正之法《大明一统志》编《会津风土记》，设封域、风俗、城（封侯附）、郡村（田岛、户口、牛马附）、山川（原、石、湖、泉附）、道路（关梁附）、土产、神社、佛寺、坟墓、人物、古迹。1684年，古市刚编《前桥风土记》，分方域、处属郡县、形胜、风俗、府城封侯、府城、山川、瀑、堰、堡、驿路、渡港、坂、关、桥梁、市肆、土产、神社、佛寺、坟墓、古迹、人物、释、附录，“撰辑之序，随《大明一统志》之例，具考丰后及出云之风土记而以编焉”[475]。
后期地志编纂的启动开始于宽政末年，将军德川家齐深感幕藩体制危机，起用老中松平定信整肃政治，强化文教政策，以期复兴幕府统治的盛况[476]。于是，大学头林述斋向幕府提出建议:“仿效清朝官修各种高质量书籍，而组织编纂德川氏创业史、地方志、藏书解题。”[477]1810年，在昌平坂学问所内成立地志编修取调所，收集全国地志编修资料与地志类书籍，并主持编纂《御府内风土记稿》、《新编武藏风土记稿》、《新编相模国风土记稿》。林大学头确定的基本编纂体裁就是仿照奈良时代的风土记和中国方志。《新编武藏风土记稿例义》明言:“参考此二记（引者注:《出云风土记》、《武藏国风土记》残稿）及唐土之府志、通志之例。”[478]《御府内风土记稿》成书于1829年，《新编武藏风土记稿》、《新编相模国风土记稿》分别成书于1830年和1841年。《御府内风土记稿》先江户总说、御城、御曲轮内，再叙外神田、浅草、下谷、根津、谷中、汤岛、本乡等江户各地情况。“《御府内风土记稿》于明治五年皇居失火时被烧，未流传至今。现存《御府内备考》二百九十二卷为整理其原搜集资料而成。这三部书是德川时代唯一官撰地志，耗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力才得以完成。其记载非常精细，几乎无疏漏之处，迄今有关这些地区的地志均未能企及。”[479]在幕府的命令下，各藩也效法地志编修取调所的做法编修地志，地志大量成书，如文化间的《新编会津风土记》、《甲斐国志》、《白河风土记》、《新编江户志》、《三州志》、《古今类聚越前国志》、《能登国地理志》、《水府志料》、《福山志料》，文政间的《艺藩通志》，天保间的《纪伊国续风土记》、《西条志》、《尾张志》、《新编常陆国志》，弘化间的《日本志》，文久间的《下野国志》，等等。与前期地志相比，此时对中国地方志已非简单的篇目模仿，而是领会方志的编纂方法，故而门类增多，内容丰富，记载具体，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明治时代，日本进入一个地志与地方史同时并举的时代。1872年，太政官正院同时设立历史课、地志课。历史课负责国史、维新史的编纂，明治维新以来各府县沿革的调查，编纂府县史。1874年，太政官发表达第147号令，颁布《历史编辑例则》，启动府县史编纂。此年，又发布《县史大纲》，规定县史纲目[480]:
县厅
制度:租法、禄制、军役、职制、禁令、厅则、会计
政治:拓地、劝农、工业、裁判
县治:地理、户口、民俗、学校、警保
附录:忠孝节义、图书目录、官员履历、事变骚扰
1876年又稍作调整。于是，《埼玉县史》、《石川县史》、《福岛县史》等地方史开始编纂起来了。
太政官正院的地志课主要负责各府县的町村实态调查，编纂《皇国地志》。1872年9月24日，太政官以第288号令的形式正式揭开《皇国地志》的编纂序幕[481]。与此同时，为参加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日本准备提供一本介绍日本地理概要的书。1872年10月地志课启动编纂工作，次年3月上旬完工。“因所利用图书典籍较陈旧，且不少地方是据见闻而写，故可能有一些谬误与遗漏。本稿完成后，将其下发给各府县，在进行实地考察后予以修正、校勘。”[482]1874年12月出版，定名《日本地志提要》。次年1月4日，主修塚本明毅上《日本地志提要表》，称:“凡其所纂修，辨疆域，考形势，举风俗，论沿革，大则户口、贡租、县治、军镇，次则山岳、河渠、都邑、邮驿，以及金矿、温泉、方物、土产，旁求博采，胪列其陈，以勒一书。”[483]《日本地志提要》其实就是一部简明日本一统志，是《皇国地志》的初稿。1875年6月5日，鉴于资料的缺乏，太政官发表第97号令，颁布《皇国地志编辑例则并着手方法》，“请按照《皇国地志编辑例则并着手方法》别册进行细致调查，将结果报告给地理寮”[484]。各地为配合《皇国地志》的编纂纷纷着手郡志、村志的编纂，如埼玉县送呈郡志有《足立郡志》、《新座郡志》、《入间郡志》、《高丽郡志》、《比企郡志》、《贺美郡志》、《儿玉郡志》、《那珂郡志》、《大里郡志》、《埼玉郡志》、《武葛郡志》等17种，村志也有17种[485]。至1886年，《皇国地志》编纂中止，共编纂有多少郡志、村志未见统计，估计不在少数。这次《皇国地志》的编修行动被日本学者称为，是江户时代以来仿效中国地方志尤其是一统志的余波[486]。
《皇国地志》编纂中断后，地志编纂并未停止，尤其是其中的郡志因郡改市的关系，大量出版。如神奈川县《爱甲郡志》在1910年出版后，1925年再次重修出版。日本学者犬井正认为:“这是出于纪念郡制废止，以便留名于后代的目的。”[487]地方史尽管明治之初已经开始编纂，但因《皇国地志》编纂的大规模推行，各府县史编纂进展缓慢。此时，地方史得到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快速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方史已十分普遍了。
二、修志理念的移植
地方志不是普通的地方读物，而是种重要的地方文献，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等功用。历次编修地方志无论在中央机构还是在地方政府都算得上是件大事，都很重视，都要贯彻一定的指导思想或者说修志理念。日本在地志编纂中对此也有效法。
1.歌颂君上的功德伟业、太平盛世
方志产生的基础为郡县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修志的动机是方便中央政府了解地方情况，所以自汉代以来地方志都要送呈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历朝历代都借修志来粉饰太平，标榜治绩，讴歌君主的丰功伟绩。这在一统志中尤为明显。
中国的一统志始于元代，明代多次试图纂修，终在1461年（天顺五年）成《大明一统志》。明英宗亲自作序，称:“朕念祖宗之志，有未成者，谨当继述。乃命文学之臣，重加编辑……用昭我朝一统之盛……是书之传也，不独使我子孙世世相承者，知祖宗开创之功广大如是，思所以保守之。”[488]其《图叙》也称:“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东，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征云。”到清代康熙初，1672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要求先编通志，然后修一统志。他奏称:“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然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489]纂修《大清一统志》的目的是:“昭一德同风、久道化成之至治。”[490]从上所引可见，历代纂修一统志的主旨主要是表彰大一统的盛世、皇帝的功德。
日本的修志又如何呢？江户时代文化间，纪州藩受命编纂风土记，经三十余年的调查撰写，迄1839年成《纪伊续风土记》192卷。该志总裁仁井田好古云[491]:
庆元建櫜以还，于今二百有余年矣。治化浃洽，百废俱兴。然未有风土记之撰，可不谓明时之缺典也哉。爰暨文化之初，有台命，俾本藩进续风土记，于是开馆置局，命臣等以撰修之事……国家之美事孰大于此矣。
仁井田好古编《纪伊续风土记》之出发点就是彰显幕府的功绩。明治期间，王政复归天皇，重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明治政府也试图通过编史修志来树立天皇的权威，培养国民的国家、孝忠意识。1869年4月4日，明治天皇下诏:“修史乃万世不朽之大典，祖宗之盛举，但自三代实录以后绝而未续，岂非一大缺憾？今已革除镰仓以来武门专权之弊，振兴政务，故开史局，欲继祖宗之绪余……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树立天下之纲常。”[492]后史局改历史课、地志课，主持编史修志事业。1874年12月，《日本地志提要》编成，主修塚本明毅奏称[493]:
伏以体国划疆，施治之本；建官分职，成化之方。维昔神皇创基，声教所覃，蜻州讴歌率服。列圣缵绪，威令遐布，鲽棫梯航来庭……恭惟天皇陛下，英姿天挺，伟略神授，德媲于难波之圣，功配于滋贺之朝。藩封已彻重离，徧照海寓。县制维新，万姓同仰圣明。流鬼鼇乡之俗，咸蒙覆育之恩，虾夷卉服之民，均浴生成之泽。于兹乎，一统之业已复，中兴之治斯隆。臣生逢圣世，身备史官，广 县混并之鸿休，安得不纪。方舆一同之盛，岂可无修。爰紬绎传记，研参舆图，咨诹地方，剖疑纠谬，振饬曹员，分课责成……旁求博采，胪列其陈，以勒一书，名曰《日本地志提要》，为卷凡七十有七。夫岂敢谓賛襄皇猷之万一，庶足以照耀盛治于无穷。
上文中有关修志可以维护国家统一，体现国家的盛况，强化天皇权威的思想与中国方志编修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2.晓地情、利施政、助教化(www.daowen.com)
方志主要是以省、府、州、县为记载范围的，它所记载、反映的都是该地域的事情。方志之所以连续不断地编纂，不断被人收藏，主要在其具有有用性。明清以来，修志鉴往知来、资施政、利教化的理念一直贯彻在修志实践与理论探讨中。如明杨一清认为:“国有史，郡有志。志以述事，事以藏往，藏往以知来，故文献足徵焉，劝戒不惑焉。”[494]李登主张:“志有三要焉，一曰经政，二曰观风，三曰考艺。”[495]清章学诚多次宣称:“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496]“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497]李兆洛以为，“夫志者，心之所志也，志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也，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498]在这里，中国的方志编纂者和研究者均强调，方志记载了地方情况，能为地方官员的治理以及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提供历史借鉴与现实依据。
在日本的地志中也有上述的理念。贞享间《雍州府志》林整宇主人（大学头林信笃）序称[499]:
虞代幅员悉存《禹贡》，周家疆域悉着《职方》。秦汉以降，下元明，地理之志，方舆之记，飞文染翰，成卷作堆。本朝之古列国各有风土记，惜哉失其传矣……老友黑川道祐闲居洛阳……名胜之地无不寻问，古迹之幽无不搜求，归家乃录，经岁成编，厘为十卷，名曰《雍州府志》……依此书考其事，观其迹，则为行远外高之一助乎。余未入其境，省其方，然一开卷，则千里之远、八郡之胜，瞭然如指于掌。
林信笃于此在指出中国方志历史悠久、数量多的基础上探讨了日本风土记的源头，考察了地志的开卷有益作用。天保间，《纪伊续风土记》仁井田好古序云[500]:
《周官》有土训、诵训，掌道地图、地事、地物、方志以昭观事，外史亦掌四方之志，王者所以观土风，察地俗，将以从其宜而播化修教也……后世地志、风土记，其所自而来远矣……臣等惷寓浅陋，所览弗博，所稽弗徧，不足以酬盛意，称明旨。缺漏之责，罪当万死。虽然披沙拣金，弃华摭实，则于国家观风察俗，播化修教之道，或将有所取焉。
仁井田好古把日本的地志、风土记均溯源至中国古代《周官》土训、诵训、外史等职掌，是受方志影响的产物，具有了解地情、促进地方风教的功用。正如后来日本学者所说:“就当政者而言，揭示国家过去、表明国家现状的地志是一份很好的参考资料，在中国历代史书中的地理志，明、清两代撰写的大一统志也均因于此。不难想象，从我国古代风土记开始，到德川时代幕府、诸藩或者地方官员编撰的地志，也都是基于这一意图。”[501]
三、方志用语的采用
方志作为一种独成体系的历史文献，在长期的发展过程逐渐约定俗成了一些专业用语。只要形成专业用语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条件、学术环境没有大的变化，这些用语就能长期存在。当然方志用语涉及面很广，如序跋中的用语、篇目中的用语、正文叙述中的用语、纂修者的冠名用语，等等。
比如方志篇目，又名纲目、类目、目录，是一定区域内各类情况的体现和概括。篇目中各标题用语都有简明、精炼、约定俗成等特点。民国方志学家瞿宣颖曾说:“凡志之佳恶，不待烦言，但阅其门目，便知其有无鉴裁之力。”“欲精志例，先求分目之允。”[502]李泰棻也称:“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类标题则为首要。”[503]方志篇目的标题用语因朝代、地区、编纂者而略有所不同。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有河南道、河东道、剑南西道、剑南东道、江南道等，范成大《吴郡志》有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风俗、城郭、学校、官宇、仓库、坊市、古迹、封爵、水利、桥梁、人物、虎丘、宫观、园亭等。明永乐十年颁布《修志凡例》，规定标题用语为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郭、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大明一统志》以两京十三布政司作为标题，其子目名称有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古迹、列女、仙释。有些志书分类较粗，其标题则相当较少，如（正德）《武功县志》仅有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清代基本沿袭明代，如《大清一统志》有分野、建置沿革、形势、山川、风俗、土产、城池、学校、职官、户口、田赋、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乾隆）《武进县志》有疆域志、营建志、食货志、学校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列女志、艺文志等。从方志发展史看，除隋唐以前方志大量散佚、无从考察其详外，由宋到清代中叶，尽管朝代几经更迭，但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基础、学科的体系并没有太多的变化，相对于晚清、民国方志而言，都属于古代方志的范畴，方志用语也相对固定化，常见的篇目标题用语有舆图（图说）、地理、建置沿革、四至八到、郡名、形胜、风俗、姓氏、山川、气候、食货、贡赋（田赋）、税租、乡都、市镇、铺递、土产、公署、苑囿（园亭、园第）、选举、学校、书院、宫室、水利、堤堰、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名胜古迹、官师、职官、名宦、流寓、氏族、人物、儒林、文苑、乡贤、列女、仙释、艺文、祥异、杂志等。
伴随着方志的输入和日本地志编纂的兴起，地志编纂者必然要从中国方志中吸收营养，借用方志篇目用语来设计日本的地志篇目也是自然而然的事。1663年，黒川道祐纂《艺备国郡志》，“其条目不用本朝风土记之例，而仿《大明一统志》之标题者也”[504]。藤堂元甫在1763年编成《三国地志》时称:“古今地志，体制不一。及《明一统志》出，此方言地理者，莫不喜模仿，此篇亦尔也。”[505]日本地志中来自中国方志的篇目用语有多少呢？笔者采用抽样办法，将江户时代及明治前期的地志《艺备国郡志》、《雍州府志》、《三国地志》、《新编武藏风土记稿》、《古今类聚常陆国风土记》、《日本地志提要》以及《皇国地志》中郡志、村志中的篇目标题与中国方志进行对照，发现来自中国方志的用词大约有40个左右。见下表。
日本地志采用方志用语一览表
（续表）
（续表）
上表中有绝大部分词语与方志完全相同，个别的，日本地志进行了变通，但意思、内容基本相同。还有一些用词，如港湾、岛、湖沼、道路、湫、泉等在方志中属于子目词语，而在《皇国地志》系列的郡志、村志中属于第一层次的用词。从日本地志的发展过程看，中前期地志的用词几乎与中国方志完全相同，以后有所减少。
四、方志体例的模仿
体例是方志的框架结构，其核心是门类的设置与排列。方志体例经过长期发展到唐宋时代已基本完成从过渡到定型的过程，此后不断完善与丰富。方志的体例结构多种多样，除编年体、三宝体、政书体、三书体外，主要是以下三种:
平目体，即平行排列类目，各类目互不统属。如（嘉靖）《蕲水县志》即本此体而排列建置沿革、星野、邑名、城池、疆域、关梁、形胜、山川、名迹、风俗、物产、户口、田赋、徭役、秩官、公署、铺舍、水利、惠政、学校、选举、兵防、秩祀、名宦、乡贤、人物、孝义、贞节、逸士、灾祥、方外、艺文等。平目体的优点是，眉目清楚，便于查询。
纲目体，即先设总纲，纲下设目。此体又有三种亚型:第一，以政区为纲者。多见于总志和少数通志、府志。《元丰九域志》以东京、南京等四京、二十三路为纲，下分户口、山泽、镇戌、道里等。明《寰宇通志》则以南京、北京及十三布政使司为纲，设有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势、风俗、土产、城池、祀典、山陵、公廨、监学、书院、楼阁、馆驿、堂亭、池馆、台榭、桥梁、井泉、关隘、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人物、科甲、题咏等数十子目。《大明一统志》也如此。第二，以事类为纲者。（嘉靖）《耀州志》设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纪事、艺文等9志，下分沿革、疆域、城池、山川、河渠、陵墓、公署、学校、书院、仓铺、祠庙、户口、赋税、差徭、风俗、市集、物产、书目等目。第三，事类、政区混合者。如（嘉靖）《南畿志》，前3卷为总志，下列南都纪、城阙、坛庙、山陵、公署、命官、户口、田赋、水利、戒备等目，后61卷列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等14府4州，下分沿革、区域、城社、建牧、学校、祠墓、进士科、乡举科、古迹、宦迹、人物、列女、方外、艺文等目。纲目体的好处为，以纲统目，层次明晰，纲举目张，结构严谨。
纪传体，即模仿正史而编，采用纪、表、志（书、考）、传等统类，再立纲目。如（天启）《凤阳新书》卷首为图，载中都山川、城池、陵墓、坟墓、宅第形势图；卷一列本纪、世家，载太祖高皇帝本纪、中山王徐世家、东瓯王汤世家；卷二为列传，分叙国勋、名宦、乡贤、列女；卷三乃年表，分古今地理表、制建表、职臣表、豪士名表、帝王亲戚表；卷四至五为内篇，有星土、赋役、国费、宗祀、农政、武备、帝语、拾遗8篇；卷六至八为外篇，录诗、赋、记、序、奏议、书帖等，体例一如《史记》。
日本地志也进行分门别类，其类目名称前文已述大多仿效中国方志，特别是其中的《大明一统志》。这不仅日本地志编者已有明言，而且也能从比较中得出其体例结构借鉴于中国的结论。日本地志的体例结构有四种形式:
其一，平目体。有以政区分类者，如宽政间福岛东雄撰《武藏志》，分丰岛郡、足立郡、比企郡、多磨郡等21郡。1821年小宮山枫轩撰《水府志料》也相同。有以事类设目者，如明和间山冈浚明撰《武藏志料》，设神社、寺院、河川、水泽、舆地、城、森林、调贡物品、人物等[506]。1880年，《伊豫国越智郡地志》平分疆域、幅员、管辖沿革、里程、地势、乡庄、气候、风俗、地味、町村数、税地、贡租、户数、人数、牛马、舟车、山川、道路、港湾、岛、社、寺、学校、电线、电信局、邮便所、大工作场、物产等28目。
其二，政区为纲、事类为目的纲目体。这种体式在日本地志中较普遍。如1763年藤堂元甫撰《三国地志》，分伊势国、伊贺国、志摩国三篇，国下以通国、各郡分目，郡下再设置建置沿革（州名、郡名、牧守小传附）、疆域（官道、间道附）、形胜、风俗、祥异、租税、城邑、公署（小牙附）、堡寨、乡名、村里、神祠、山川、关梁、学校、亭舍、陵墓、梵刹、古迹、土产（制造附）、氏族、流寓、女流、僧侣等子目。1848年，深田正韶撰《尾张志》，按名古屋、爱知等政区编排，其《名古屋》下分国号、名古屋、御城、公馆厅舍、郭内外市井、川桥、产物、人物、神社、寺院、城迹、古迹。1874年编《日本地志提要》也如此，先分二京、畿内、东海、山阳、东山等道及其所属各国，再记载疆域、经纬度、幅员、形势、沿革、建置、市坊、公园、水道、山岳、户数、神社、佛寺、人口、田圃、租税、治体、军镇、炮台、陆军、海军、舰船、海军提督府、学校、驿路、铁道、电机、邮便局、物产、矿山、牧场等内容。
其三，事类、政区并行的纲目体。这种体式在风土记中较普遍。1809年成书的《新编会津风土记》，卷1—10为提要，下分郡数、乡数、庄数、组数、町数、村数、户数、驿数、社数、寺数、高山、大川、广野、松林、土产、方言、释门、古文书等目，卷11—120为会津、耶麻、大沼等郡，郡下按组叙述。1841年的《新编相模国风土记稿》，卷1—11为图说、建置沿革、山川、艺文，卷12—125为足柄上郡、大住郡等九郡县，各郡县以庄分目，叙村、山川、土产等。甚至到明治初期的1873年，富田礼彦撰《斐太后风土记》仍采用这种体式。
其四，平目、纲目混合型。1684年，黑川道祐撰《雍州府志》，“专仿《大明一统志》之例，而标出各门，”[507]即建置门、形胜门、郡名门、城池门、风俗门、山川门、神社门、寺院门、土产门、古迹门、陵墓门。建置门、形胜门、郡名门、城池门、风俗门没有子目，平行排列。山川门、神社门、寺院门、古迹门、陵墓门按爱宕郡、葛野郡、乙训郡、纪伊郡、相乐郡、久世郡、宇治郡叙述，土产门下设药品、杂菜、竹木、诸果、杂谷、鱼鸟、造酿、土石、服器、杂草等子目。
从上所叙，尽管日本地志体例不如中国地方志那么丰富多样，但其基本的结构布局大多与方志相同，其模仿的对象不仅是《大明一统志》，其他通志、府志也多有借鉴。
方志与地志均属地方文献，主要任务都是要把一定地域内的事情记载下来，掌握适当的编纂规则对提高方志与地志的质量有很大的帮助。对此，无论是中国的方志还是日本的地志均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有官府规范方志体例与编修行为的做法。1418年（永乐十年），朝廷为修《一统志》而颁降《修志凡例》16则，1424年又修订重新颁布。这两个修志细则的颁布，统一了修志者的认识，对提高明初志书的质量还是有帮助的。时人明言，“敕内臣分行天下，颁降《凡例》，监督郡邑纂修志书，要在详悉，以成一代之令典。”[508]自此诸府、州、县志书“悉依今降条例书之”[509]。清康熙时则通令各地“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510]。贾汉复（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的体式与编纂方法成了朝廷要各地仿效的范式。日本在编修地志过程中也如此。江户时代幕府没有颁布条规，就索性参照《大明一统志》编纂方法。“《明一统志》出，此方言地理者，莫不喜模仿。”[511]1763年，藤堂元甫撰《三国地志》，“《一统志》有郡名目，本志州名、郡名附沿革条中，更立乡名之目。”“《一统志》设祠庙之目于宫室之次，思吾朝从古尊崇神明，今秩之乡名之下，聊欲见其意，因改曰神祠。”“《一统志》宫室条亦载绅缙处士亭堂，今仿之。”[512]到明治期间修《皇国地志》，太政官颁布了日本地志编纂史上第一个细则《皇国地志编辑例则并着手方法》。该例则第一号对村志的门类设置、各门类记述方法进行了规定，第二号对郡志进行规定，第三号则规范着手方法[513]。《皇国地志编辑例则并着手方法》规定村志、郡记的体例，如同永乐《修志凡例》是平目体，所设定的门类如“日本地志采用方志用词一览表”所列有不少与方志相同或类似。
具体到门类事项的编法，中国方志与地志也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如疆域，均要记载东、南、西、北到何处，以何为界。地图，方志除部分开方计里外，多是对景式，而江户时代的地志基本都是如此。山川，方志多分峰、岭、岩、湖、河、溪、泉、涧等，记其处所、流向（走向）、名胜以及题咏等，地志也类似。如《雍州府志》的山川，就分山、丘、水、坞、川、渡、峠、桥、瀑、岩、石、谷、岳、冈、坂（产宁坡）、太和桥、谷、峰（独秀峰）、池（龙泽池）等来记述。
总的来说，日本的地志是因中国方志而兴起，并不断从方志中汲取养分，快速发展，故而在地志中方志的“印迹”随处可见。当然，明治末期后，由于受西方地理学、史学的影响，日本地志的方志“印迹”愈来愈淡，由“志”转“史”，史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巴兆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