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早期认识

沈　扬

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已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然而，和整个世界史学科一样，现代方式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在中国的建立也是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确立以后的事。那么，在此之前，中国人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有着怎样的认识呢？这显然是考察现代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如何得以在中国确立所回避不了的问题，因为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是建立在中国人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早期认识这样一个起点之上的。本文就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通过考察古希腊罗马这一异域文明最初是怎样逐渐为中国人所认识来揭示这一认识的起点对于后来古希腊罗马学术研究的建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于早期中国人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认识问题，前人已有不少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方豪在其《中西交通史》的第11、12章中，就“汉对黎轩之认识”和“汉与大秦之关系”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考证了中国古代史籍中的“黎轩”、“大秦”与古希腊、古罗马之间的关系。90年代出版的熊月之教授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时期西学输入中国的情况，其中列出的传教士的译著包含了不少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内容。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邹振环教授的《晚清地理学在西方》，该书在围绕西方地理学译著构建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建立过程的同时，给出了一条查找晚清时期介绍有古希腊罗马历史的传教士著作的线索。而李长林教授分别于1996、1997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以及《清末中国关于古希腊文学的介绍与翻译》则对中国人最初对于古希腊史学和文学的了解情况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虽然前人关于中国人早期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了解问题已有不少研究，但他们的介绍或是只涉及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某几个方面，或是只论及某一个历史时段中国人对其的认识。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尚不能看到一个清晰的中国人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认识过程。本文正是试图在上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清理出一条中国人认知的发展线索，从而构建出古希腊罗马学术研究在中国得以确立的起点。

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相承相续，在学术上，西方将它们作为一个范畴来研究，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古典学。由于本文旨在探讨西方学术如何影响到中国知识界从而形成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起点，笔者决定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同时作为讨论的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基于人的认识通常既来源于文本又反映于文本这样一个前提，笔者将围绕传教士的译著、著作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著、笔记两方面的文本进行讨论，注意考察知识的传播过程以及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力求将分析建立在坚实的资料的基础之上。

一、中国古代史籍中的“大宛”和“大秦”

在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之前，整个世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就是所谓的“天下”，“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唯一的文明之地，中国以外的国家则位于“天下”的边缘四周，缺乏教化，是为“四夷”。从《史记》开始，历代史书多有为“四夷”专门立传，这些关于海外诸国的记载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异域文明最早的认识，有关古希腊、古罗马的情况亦见于其中。

西汉时，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中国人关于中亚乃至欧洲的知识逐渐增多。中国人之识古希腊与古罗马即始于此时。《史记大宛列传》云:“骞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包括安息、条支、身毒等国。其中大宛、大夏（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条支（今叙利亚一带）几国，指的就是亚历山大时代希腊在亚洲的殖民地^[392]。大宛一名亦音译自西域人对于希腊的叫法，Yavan^[393]。时希腊虽已亡于罗马，但其文化仍然不衰而留迹于中亚。张骞通西域，始接触到了这一文化，谓大宛国“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陶酒”；大夏国“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善贾市”；条支“在安息（今伊朗）西数千里，临西海……国善眩”^[394]。这些报告虽不详确，却是中国人对于古希腊，或确切地说，其殖民地最初的认识。

除了上述诸国，公元前3世纪的《魏略西戎传》中又出现了一个新国名——“大秦”。其云:“大秦国，一号犂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据夏德考，此大秦国即指罗马帝国的东方属地，今叙利亚一带^[395]。《魏略》之后，数朝史书皆载有大秦一国，然据时代不同，所指范围亦各异。《后汉书大秦传》云:“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又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恒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谴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也。”证以安敦乃系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之音译，此大秦应指以意大利的罗马城为首都的罗马帝国^[396]。《魏书大秦传》云:“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其海傍出，犹渤海也……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安都城即《魏略》中的安谷城，为叙利亚省首府，故此处大秦又当指东罗马之东方属地，叙利亚省^[397]。尽管各朝的“大秦国”所指不一，但无论是整个罗马帝国还是仅其东方属地，都是古罗马文明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这样说，“大秦”就是当时中国人对古罗马文明的全部认识。从《魏略》到《魏书》，各朝史家对于大秦国也就是古罗马帝国的描述大致相同。其中尽管不乏一些比较正确的描述，比如“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十……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398]，“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等^[399]，但有如“玉山西有西王母山”一类的谬说仍然居多^[400]。

尽管自两汉始，中国人有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最初的认识，然而由于海外交通的范围所限以及近代地理知识的缺乏，他们的认识实为粗浅。不仅在对各国地理位置的描绘上模糊不清，而且对各国政制、风俗等情况的记述也极不详确。正如清人夏燮所说:“方隅之可纪者如此。若其他地理之分合，建置之沿革，则均不详也。”^[401]中国人尚沉浸于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观中，他国文明还远未能令他们所见。

二、希腊、罗马地理概念的引入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为中国人认知世界提供了两汉之后的又一个契机。这一次，中国人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观在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知识面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584年，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刻印了中国第一幅依照西洋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他绘出了赤道北地、南地半球，注明地为圆形、南北二极；列出了五大洲的名称:欧罗巴、利未亚、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墨蜡尼加以及欧洲的30余国。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他们身在的世界并非是平面的，而是圆形的，中国也并非世界的中心——一个由四夷小国拱卫着的庞大中央帝国，而是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错落地分布在这个圆形的世界上”^[402]。利玛窦以后，一批地理学汉文西书为中国人带来了最初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

《职方外纪》卷首为“五大洲总图界度解”，总述地球知识，下分五卷:卷一亚细亚总说，卷二欧罗巴总说，三利未亚总说，卷四亚墨利加总说，卷五四海总说。这是中文世界第一部系统介绍五洲地理的著作。就在第二卷欧罗巴总说中，希腊、罗马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第一次得到了准确的描绘。希腊当时被译作厄勒祭亚，“在欧罗巴极南，地分四道，经度三十四至四十三，纬度四十四至五十五”^[403]，罗马则被介绍为意大利亚的首都:“拂朗察东南为意大利亚，南北度数自三十八至四十六，东西度数自二十九至四十三，周围一万五千里……旧有一千一百六十郡，其最大者曰罗马，古为总王之都，欧罗巴诸国皆臣服焉。”^[404]随着“地球”、“经度”、“纬度”、“大洲”等一系列近代地理概念的引入，中国人有了用以思想的新的概念工具。一部分中国士大夫渐渐开始接受这一万国并存的世界新图像，意识到原来“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分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405]。对于这部分中国士大夫来说，西方诸国不再是方位模糊的“海西国”，而是建立在近代地理概念上的可以用经度纬度准确标示的一个个国家，它们大小不一，但和中国一样，存在于同一个世界，分布于不同的大洲，并有着各自的名称。其中，厄勒祭亚就是欧罗巴大洲上的一国，“其声名天下传闻，凡礼乐法度文字典籍，皆为西土之宗，至今古经尚循其文字。所出圣贤及博物穷理者，后先接踵。今为回回扰乱，渐不如前”^[406]。罗马则是与厄勒祭亚同属欧罗巴洲的意大利亚的首都，“城周一百五十里，地有大渠，名曰地白里，穿出城外百里，以入于海。四方商舶悉输珍宝骈集此渠。自古名贤多出此地……教皇即居于此，以代天主在世主教，自伯多琭至今一千六百余年，相继不绝。”^[407]由此，明末部分士大夫对于作为近代国家的希腊和意大利的认识构成了中国人对古希腊罗马文明认识的第一步。

《职方外纪》虽是一本地理著作，但仍有许多涉及各国历史的内容。它在对厄勒祭亚和意大利亚的介绍中就讲到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兴起的经过、罗马城中的诸多奇观等有关古罗马的情况，还提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一些名人事迹，比如亚里斯多（今译亚里士多德）、亚而几墨得（今译阿基米得）、伯多琭（今译彼得）、斯珰丁（今译君士坦丁）。然而，这些零星的介绍并不能为中国人勾勒出完整的西方历史的线条。由于此时的中国人尚不能识西方历史，他们对于希腊、罗马更多具有的只是地理上的概念。他们不能在历史的坐标中界定它们的位置，也就无从对其形成特定的“文明”的概念。

尽管明末士人头脑中尚未形成“希腊罗马文明”这一概念，但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些方面，比如哲学、数学、文学、艺术、名人等，他们实际上已经有了接触，正所谓不识“西史”，却识“西学”。而这些方面的知识同地理学一样也是由耶稣会传教士们所传入。在古希腊哲学方面，传教士介绍的大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艾儒略在其概述西学的著作《西学凡》中就提到:“斐之学何所起乎？昔我西土古贤观天地间变化多奇。虽已各着为论，开此斐之学，然多未免似是而非，终未了结。其后有一大贤名亚里斯多……此大贤搜集群书，多方斟酌采取……由显入微，从粗及细，排定物类之门，极其广肆，一一钩致而决定其说，各据实理之坚确不破者以着不刊之典。”^[408]艾儒略所说的斐之学就是拉丁语philosophia之音译，即哲学。李之藻与传教士傅汎际则将葡萄牙高因勃耳大学用来阐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讲义译出，作成《名理探》^[409]。除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气、水、土、火为宇宙四大原行”的学说以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学说亦可见于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庞迪我的《七克》等传教士的译著之中；在古希腊数学方面，最著名的就是利玛窦与徐光启所译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撰的几何学专著《几何原本》。而由汤若望、罗雅各等人参与编定的《崇祯历法》也有对古希腊数学的专门介绍。其中《大测》二卷，取材于亚历山大里亚数学家托勒密的《数学大全》，专论弧三角问题；《测量全义》十卷，为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学，译自阿基米得的《圆的度量》^[410]；在文学方面，庞迪我在《七克》中，引用了乌鸦与狐狸、橄榄树与荆棘、狮子为百兽之王等七则《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艺术方面，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介绍了很多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雕塑与建筑。其中，它们都提到了爱琴海罗得岛上的赫利俄斯（亦说太阳神阿波罗）青铜像，称它“高三十丈，安置于海口，其手指一人难以围抱，两足踏两石台，跨下高旷，能容大舶经过，右手持灯，夜间点照，引海舶认识港口从舶”^[411]。此外，《坤舆图说》还介绍了“木星人形之像”（希腊奥林匹亚宙斯像）以及古罗马斗兽场，《职方外纪》则提到了“圣女殿”（帕特农神庙）、罗马万神殿、图拉真圆柱、圣彼得大教堂等等古迹；在名人方面，其事迹更是遍见于传教士的著作之中。最常被提及的要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这几人。例如，利玛窦仅在《畸人十篇》中就两次提到苏格拉底，先记道:“中古西陬一大贤琐格剌得氏，其教也以默为宗，帷下弟子，每七年不言，则出。出其门者，多知言之伟人也”^[412]，后又记道:“束格剌得氏，当乱世，卓立自好，正言不屈，奸人谋而陷之于罪，被拘囚以诛焉。其门弟子大忧之，独己至死不变色”^[413]。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两名之频繁出现则亦如苏格拉底。其他被提及的名人还有像数学家阿基米得、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君士坦丁大帝等等数不胜数。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们传入的有关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知识当然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但此处不再赘述。对于这些“西洋新知”，一部分士大夫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的确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古希腊罗马历史被了解之前，这些知识往往被解释为“西学中源”。它们尚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知识的、属于特定异域文明的体系。然而，随着19世纪的到来，“古希腊罗马”距离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已经不远了。

三、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线条的勾勒

1807年，马礼逊作为第一个派赴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抵达广州。随着他的到来，18世纪中叶起向西方关闭的中国大门在19世纪初再次打开。所谓“风从南洋来”，“西洋新知”再一次随着一大批基督教在南洋出版的书刊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中来。其中，有关西方历史的知识开始较为系统地被引入了。

1833年，一份由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主编的介绍有西方历史、地理、新闻等内容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出版。上面分十一次刊登的《东西史记和合》为中国人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勾勒了西方历史的线条。该文分为上下两栏，上为中史，下为西史。中史起于“盘古开天”，迄于明亡。西史从“洪水之先”记起，下述“以色耳王朝”（今译以色列）、“巴比伦朝”、“彼耳西亚朝”（今译波斯）、“厄利革朝”（今译希腊）、“罗马朝”、“英吉利撒逊朝”，止于“英吉利哪耳慢朝”（今译诺曼王朝），“与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记之和合”^[414]。尽管此文介绍的是基督教观念的西方上古史且只有纲目，但由美索不达米亚诸文明始，经古希腊罗马文明，直至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一西方历史的基本线索已经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呈现。更重要的是，该文同步陈述中史和西史，努力将两者纳入同一时间序列，这使得中国读者能够在时间上将西史比照中史，从而对西方历史真正形成时间上的概念。

随着西方历史进程日益清晰地为中国人所识，希腊、罗马的历史坐标对中国人来说也越来越清楚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后出版的一些地理学著作中得出“欧罗巴史自希腊、罗马始”这样的结论。其内容曾连载于《每月统记传》之上的《万国地理全集》这样总叙了欧罗巴列国:“古时此地林树稠密，群蛮游猎。商朝盘庚年间，希腊种族到峨罗斯而开新地，渐进教化，在地中海岛各地，与亚齐亚列王战胜。于是罗马国在以他里大兴，攻服欧罗巴之大半，化民成俗，四夷共服。”^[415]葡萄牙人玛吉士于1847年所撰的《外国地理备考》同样提到:“欧罗巴洲各国建立始末，以额力西国为最（今译希腊）……额力西国自昔盛时，当周景王、显王时二百余载，文名显著之士不可胜计，百工技艺皆至精巧……洵欧罗巴开创之国，在意大里之前者也。欧罗巴洲古时国最盛者，自额力西外，嗣惟罗马国一统最久……然自昔至今，一兴一衰，为欧罗巴二次大变，亦欧罗巴之大关系也。”^[416]希腊、罗马在欧洲历史进程中的起点位置已经十分了然。

不但如此，希腊、罗马本身的上古历史也在这时得到了愈发清晰的呈现。《东西史记和合》在对“罗马朝”的叙述中，就以基督教在罗马的兴起为线索，述及从奥古斯都到罗慕路斯的罗马历代帝王，简要勾勒了罗马帝国从建立到分裂直至灭亡的经过。从丁酉年七月号起，《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又连载了《史记和合纲鉴》。作为《史记和合》的补编，《纲鉴》补充了以色列、麦西（今译埃及）、亚书耳（今译亚述）、巴比伦、希腊、犹太诸古国的历史。对于希腊古史，《纲鉴》介绍了希腊英雄时代的一些实为神话的史事。其中有“其事在商朝帝乙七年”的“木马屠城”（特洛伊战争），“阿尔戈英雄寻取金羊毛”，“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服苦役”，“雅典国王提修斯统一阿提卡”，“俄底甫斯杀父娶母”，“七英雄围攻底比斯”等^[417]。而《外国史略》、《万国地理全集》、《外国地理备考》等著作对于古希腊、古罗马史的描绘则更加完整。古希腊史的一些主要环节，比如阿提卡统一、梭伦立法、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古罗马史的古罗马王政时代、布匿战争、帝国建立、东西分裂等在这些著作中均有提及。例如，对于梭伦立法，《外国地理备考》这样描述道:“有梭伦者，当周灵王年间，修改律例，归于平允。遂按一国资财之多寡，分尊卑贵贱四等。其四等至贫贱之人虽不得居官，至有通国会议公务，亦可参与。又恐人多语杂，因建议事厅、大理寺二署。其议事厅定额四百人，为庶民会议之所；其大理寺乃官府会议之所。其官必名望才德，由众推举。”^[418]言虽不多，却对“公民大会”、“四百人议事会”等制度皆有了介绍。

在叙史过程中，传教士均采用了中国的纪年方式。如前文所述，这使中国读者对古希腊罗马史有了时间上的参照对象，从而能更容易地了解其演进过程。此外，随着介绍西方史地知识的书刊不断增多，西方名词的译名也渐渐统一了起来。原先从拉丁文Graecia译过来的“厄勒祭亚”、“额力西”、“厄利革”等诸多译名逐渐统一成了从英语“Hellas”译过来的“希腊”。在这样的背景下，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相当完整的勾勒出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的线条。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尤能说明这一点。

《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通常被认为属于中国士人认知世界所产生的最早的一批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成书于1842年，时为50卷，后又几经增补、修订，最终于1852年扩充为100卷。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的成稿于1844年，经数十次改动后，于1848年出版。从时间上来看，两部著作处于同一时期。从内容上来看，《海国图志》用的是资料汇编的方式来介绍西方各国的概况。其引当时西人著作有《外国地理备考》、《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外国史略》、《地球图说》等共11种^[419]。《瀛寰志略》则是依靠作者自己的语言将五大洲各国的情况表述出来。虽然两者得到较多的是地理学上的肯定，但其内容实已涉及各国的历史沿革。其中，《瀛寰志略》由于用的是作者自己的语言，它比《海国图志》更能体现中国人对于西方历史的认识。

在纪“希腊国”时，《瀛寰志略》一开始就讲到:“希腊，古名国也，今为新造……欧罗巴之开淳闷、通文学，实自希腊始。”^[420]之后从“有夏中叶”小亚细亚移民初到希腊讲起，叙述了雅典、斯巴达两大城邦及其制度的建立，描绘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被马其顿征服的大致经过，最后讲到“汉惠帝五年”希腊最终亡于罗马，整个古希腊史的线条清晰可见。不但如此，对于一些具体的史实，比如希波战争中的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三大战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海军远征西西里等，《瀛寰志略》亦有描述。紧接“希腊国”之后，《瀛寰志略》就介绍了“意大里亚列国”，详述了古罗马的历史。“自周以前，为吐蕃散部。至西汉时……居然大一统之势，建都城于罗马，诸国仰之如周京。东晋时，又建都于黑海之峡，称为君士坦丁……东晋孝武帝二十二年，国分为二，以罗马为西王，君士坦丁为东王。东王至明景泰年间，始为土耳其所灭。西王居意大里故地，刘宋时为北狄峨特族所灭。”^[421]其所叙古罗马之兴衰过程清楚完整一如古希腊。

我们从《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希腊罗马的把握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已经由地理进入到了历史。人们对于其建国之由来、古今之分合已经十分明了。希腊、罗马此时在中国人眼里已不再只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作为特定的时代具有了时间上的含义。然而，这些关于异邦历史的知识虽然开始改变中国人原有的关于历史的记忆，却仍不足以动摇他们对于文明的评价与想象。魏源仍称《海国图志》是为“师夷技之长以制夷”而作^[422]，徐继畬虽不再用“夷”字称呼外国，但他在了解了西方纪年方式以后仍以中国纪年方式勾画西史依然表露了他的华夷之见。所以，仅仅了解古希腊罗马的历史还不能让中国人建立起“希腊罗马文明”的概念，只有等到一种文明的传入引起了文化上的震撼，才可能使中国人意识到，还有一种与自己相等，甚至更高的文明存在^[423]。

四、“希腊罗马文明”概念的形成(www.daowen.com)

19世纪中叶以后，更多的有关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知识出现于西方传教士所编著的书刊之中。这些知识通常是在传教士梳理“西学”的时候被加以介绍，因此涉及了文学、史学、哲学、科学、风俗等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诸多方面。

1857年，墨海书馆出版了上海的第一份中文刊物《六合丛谈》。这份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的刊物介绍了大量天文、地理、文学、历史、人物传记等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其中不少文章都涉及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

在文学方面，艾约瑟的《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介绍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其实在《六合丛谈》之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丁酉年正月号上的《诗》一文就曾提到过荷马史诗:“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之诗。希腊诗翁推论列国围征服城也，细讲性情之正曲，哀乐之原由，所以人事，浃下天道，和马可谓诗中之魁。”^[424]相比《每月统记传》，艾约瑟的介绍则更为详细:“和马所作史诗（唐杜甫作诗关系国事谓之诗史，西国则真有史诗也），传者两种，一《以利亚》（今译《伊利亚特》），凡二十四卷，记希腊列邦攻破特罗呀（今译特洛伊）事；一《阿陀塞亚》（今译《奥德赛》），亦二十四卷，记阿陀苏自海洋归国事，此二书，皆每句十字，无均（古韵字），以字音短长相间为步，五步成句，犹中国之论平仄也。和马遂为希腊诗人之祖。”^[425]以后艾约瑟又专门写了《和马传》，进一步介绍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内容，并将两者作了比较，称前者“金戈铁马，笔势粗豪”，后者则“玉帛衣冠，文法秀润”^[426]。除了诗人荷马，艾约瑟在《希腊诗人略说》中还介绍了海修达（今译赫西俄德）、宾大尔（今译品达）、撒夫（今译萨福）等古希腊诗人。艾约瑟此文名为“诗人略说”，实际上还包括了对古希腊剧作家的介绍。他分别介绍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爱西古罗（今译爱斯库罗斯）、娑福格里斯（今译索福克勒斯）、欧里比代娑（今译欧里庇得斯），喜剧家阿里斯多法尼（今译阿里斯托芬）各自的剧作风格，称爱斯库罗斯的戏剧“观之能乐于战陈，有勇知方”，索福克勒斯的戏剧“精妙绝伦，人尤爱之”，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则“笔意稍逊，所演儿女之情，诲淫炽欲，莫此为甚”^[427]。在对古罗马文学的介绍方面，艾约瑟专作了《罗马诗人略说》，提到有古罗马剧作家恩纽斯，伯劳都斯（今译普劳图斯）；奥古斯都时期三大诗人微尔其留（今译维吉尔）、和拉底乌斯（今译贺拉斯）、阿微地乌斯（今译奥维德）。其中，艾约瑟还将维吉尔比作中国之李杜，称其诗作“文理精致，一无语病”^[428]。

在史学方面，自《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提到“超群卓异之史者”希罗多都（今译希罗多德）、都基帝底（今译修昔底德）后^[429]，艾约瑟为这两位古希腊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作了传。《黑陆独都传》指出:“黑路独都者，希腊作史之祖也。小亚细亚哈里加拿苏人，生于耶稣前四百八十四年……所作之史，凡九卷，皆记波人与希人战事，至希人自亚细亚海滨凯旋，而此书终矣，事止于耶稣前四百五十六年，后屡加删改始成。”希罗多德作史“先是出游四方，周知列邦山川险要、风土人情，名城废垒、古庙丛祠，靡不遍览……足迹所至，手笔甚勤，凡有记载，委屈详尽，实事求是，古来作史者，此为第一。”^[430]至于修昔底德，《士居提代传》这样介绍道:“士居提代者，雅典国人，希腊作史名家也，生于耶稣前四百七十一年，当雅典于士巴大征战二十七年之始，年已四十矣，书此战事，以成史记。”和希罗多德有所不同，修昔底德作史“实事求是，考据年月甚详，笔法谨严，务文简而事赅，先采之备，后择之精，经营意匠，未尝自言。”^[431]在古罗马史家方面，艾约瑟在《罗马诗人略说》里讲到了萨卢斯底（今译撒路斯提乌斯）、该撒（今译恺撒）、利未乌斯（今译李维）、答吉都斯（今译塔西陀）等史家，并介绍了他们各自作史的特点。撒路斯提乌斯作史“不特纪事，兼之穷理，西人史中穷理之学，自此始也”；恺撒“学问优通，文法精练，而少穷理之思”；李维“着史数十卷，甲于罗马史家”；塔西陀“依萨卢史法，深究当时诸事本末以褒善贬恶，道人之性情。其文理古奥，特未清晰，然咏疆场事，能感动人心，同于目睹”^[432]。

在哲学方面，《六合丛谈》刊载了艾约瑟的两篇人物传记《百拉多传》（今译柏拉图）和《基改罗传》（今译西塞罗）。《百拉多传》介绍了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及其著作:“百拉多者，希腊国雅典人也，耶稣前四百三十一年生……师事娑格拉底斯（今译苏格拉底），后自成性理一大家，所著书皆推明其师之意……其书十五种，一种名非特卢斯（Phaedrus），着其宏博之学；一种名里西斯（Lysis），论爱；一种名伯达哥拉（Protagoras），论口才；一种名哥尔加（Gorgias），论善恶事，有常有变；一种名巴美尼代（Parmenides），论万物未成形之先，简在帝心者，与天无极；一种名非陁（Phaedo），论娑格拉底斯死难，及灵魂身后获福事”^[433]。艾约瑟还特别指出了柏拉图学说的影响:“百拉多遗书，今翻作腊顶（今作拉丁）、法兰西、日耳曼、以大利、大英等国方言，后之谈理性者，多以是为宗，留风遗韵至今犹未坠于地云。”^[434]而对于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基改罗传》这样介绍道:“基改罗者，罗马人也……生于前汉武帝元封六年……基改罗有辩才，为罗马第一，尤好希腊性理……基改罗著书甚多，分五类。一曰性理……二曰辩……三曰书启……四曰诗……五曰记传……其论性理、论辩驳，为罗马第一。”^[435]

在科学方面，由伟烈亚力口译、王韬著述的《西国天学源流》一文在溯源西方天文学的时候简要介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天文学。文章首先讲到:“希腊天学之创始者曰他勒（今译泰勒斯），米利都人也……此时希腊人士，多喜吟咏，善议论，讲求经济、习武艺，或好谈性理，无治天文者，独他勒与其徒，好谈天，凡天地之理，其所创获者，多与今合……始倡言地为球体。”随后该文讲述了泰勒斯之后的古希腊众学者对于地球形体和运动的不同看法:“有亚那西慢突者（今译阿那克西曼德），言地自转，又言月光借日而生。有亚那煞各剌者（今译阿那克撒哥拉），传他勒之学于雅典，言月面必有山谷平原，与地面同。闭他卧剌（今译毕达哥拉斯）合诸新理考论之，推阐益精，因知地球必绕太阳。”最终，“是时诸游学士，群立一说，言地为心，诸星皆行平圆，以平速绕地球，彗星乃地气中所生，亚利斯多（今译亚里士多德）本其说，人以其言与目见合，皆信之。”^[436]到了古罗马时代，多禄某（今译托勒密）成了天文学的集大成者，“其书独行一千五百年，欧罗巴洲皆主之。书中所引历代历事，证以当时所测，以解己立法之理，言地为球体，定居天心，日月五星列宿，每日俱以平速，绕地约一周，轨道俱平圆，准目所见，此理似合。”^[437]此处所言即是托勒密著名的“地心说”。除了天文学之外，艾约瑟的《伯里尼传》详细介绍了古罗马博物学家普利尼及其名作《自然史》:“伯里尼者，以大利北方人也，生于耶稣降生后二十三年，当中国东汉时。着一书曰《格物志》……希腊罗马格物之学，天文地理、风云水石、飞潜动植、皆在其内。彼亦记载人事，共三十七卷。”^[438]

《六合丛谈》上涉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文章还有《西国文具》、《古罗马风俗礼教》等，此处不再赘述。我们可以看到，此时传教士对于古希腊罗马的介绍已经进入到了文化的层面。如果说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呈现在《六合丛谈》里还略显凌乱的话，艾约瑟1885年所著的《西学略述》一书则让这幅图像愈发清晰。艾约瑟将“西学”分为文学、理学、史学、格致、工艺等几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分几小类，编成十卷，加以梳理，由是汇成《西学略述》。其中几乎每一大类甚至每一小类都会提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比如文学、史学、理学、格致学下的天文、算学、医学。古希腊罗马学术之盛，由此可见。当古希腊罗马文化越来越清晰地得以展现时，一个能与中国古代文明相抗衡的异域文明，一个属于异域文明的学术体系，便渐渐浮现在中国人的观念之中。

19世纪末，一部分像薛福成、郭嵩焘、康有为这样的中国士人走出国门，与欧洲有了直接的接触。每每见至希腊、罗马古迹，其历史、文化、名人轶事已能自上心头。言及希腊性理，他们可道:“有退夫子（泰勒斯）论人伦、治术、文章、算法、天文、地理，亦言天地万物从水火出来。有毕夫子（毕达哥拉斯）尤精音乐、天文，论行星转动远近、大小、快慢，有一定节奏。有琐夫子名琐格底（苏格拉底），爱真实，恶虚妄，言学问是教人的聪明、德行、福气，做有用之事，教别人得益处。有巴夫子（柏拉图）言凡物有不得自由之势，论神有三位……”^[439]言及罗马法律，他们亦可道:“罗马古律极严。谤人者死，私刈田禾者死，故烧人物产者投诸火；犯窃者鞭责后充奴婢，奴婢犯窃加等投诸崖，遇窃盗格杀勿论，辱人者罚驴三十五匹，折人牙齿者罚至三百匹。尤奇者，本夫不得擅杀奸夫，惟奴仆奸主母则杀勿论……”^[440]及至诸多罗马古迹，掌故旧事更是烂熟于心。康有为更在船行至雅典时，禁不住尽表倾慕之情:“遥想二千年前之文物，今犹焜耀于大地。今亲过其境，如与索拉底、比固他拉、伯拉图、亚里士多德接，为之低徊终日。”^[441]在他们的笔记中，我们终于看到了这样的表述:“然罗马文明之启肇于希腊，以其初开辟名臣大半自希腊来也”^[442]，“东边万岛相错落，希腊文明作于此”^[443]。从此时起，“希腊罗马”渐成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符号，“文明”便是这个符号最初的含义。

在“文明”概念建立的同时，今天“希腊罗马”这个符号所具有的另一基本含义也得到了确立，那就是“希腊罗马文明乃欧洲文明之源头”。从传教士介绍西方知识之始，这一点就一直被强调着。究其缘由，不外乎是想强调西方文明的历史并不亚于中国文明，西方学术之精深亦不亚于中国学术。早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就有《经书》一文提到:“向来中国人藐视外国之文法”，然“大清民之经书有四有五，惟泰西之经书不胜其数……泰西之经纂辑始在周朝共王懿王之年间。当是之时，希腊民兴，昭揭炳炳煌煌，束手搁笔者滋矣”^[444]。《每月统记传》以后，类似的表述俯拾即是。《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开头即讲:“今之泰西各国，天人理数，文学彬彬，其始皆祖于希腊。列邦童幼必先读希腊罗马之书，入学鼓箧，即习其诗古文辞，犹中国之治古文名家也。”^[445]《西学略述》同样指出:“上古泰西各国惟希腊国之文风为最盛，如格致、性理、诗赋诸学皆自其国之所兴起。”^[446]当艾约瑟译述了《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后，希腊、罗马究竟何以为欧洲文明的源头就显得更为清楚了。在《希腊志略》开篇，艾约瑟讲到欧洲上古除了希腊、意大利两族外，“他族不乏”，但“希意二族人殷勤研求技艺，知筑城自卫，制成治国安民诸法例，深切于理”，他族人则“心地愚鲁，不习文学”。因此，欧洲之开化还是得益于希意二族人，其中“功最巨者，希腊人护卫欧洲，不受亚细亚洲人侵吞之患，并有令人增悦怿之礼、乐、射、御、书、数等学”^[447]。相比于希腊人之功，罗马人亦不逊色。艾约瑟在《罗马志略小引》中就告诉人们，如果说欧洲文明在学术方面必要溯源希腊的话，在政教制度方面，更多的则要溯源罗马。他指出，欧洲诸国“虽彼此远不相若，设与亚洲非洲诸国对较，实独有多同尔”，究其原因，“端赖罗马只属欧地时，将多端美风善政赐诸国”^[448]。在传教士如此这般的强调之下，19世纪末的中国士人们普遍有了“希腊罗马文明乃欧洲文明之源头”的认识。薛福成在一篇日记中就讲:“今泰西诸国文字，往往以罗马腊丁文字为宗。一切格致之学，未尝不溯源罗马。盖罗马为欧洲大一统之国，昔时英法德奥皆其属地，制度文物滥觞有素，势所必然”^[449]；康有为在游罗马古迹时亦言:“欲知西欧进化者，不可不考罗马之旧迹”，之后又说:“惟欧罗巴文明，则罗马之子，希腊之孙”^[450]；郭嵩焘同样在其日记中讲到:“始时，欧洲文字起于希腊而盛于罗马，西土学问皆宗之”^[451]。类似的表达在他们的笔记中还有很多。

中国人此时终于不得不承认中国以外的文明的存在。然而，承认其他文明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文明的优越感。薛福成在考察了埃及、希腊、罗马的地理位置后，作了如下判断:“埃及在阿非利加洲之北境，当时疆域兼涉及亚细亚之西境，希腊在欧罗巴洲东境，罗马兼跨亚欧阿三洲之境，则诸国学术之由东而西，益显然可证焉。”^[452]此处的“诸国学术之由东而西”隐隐透露着薛福成对于“西学中源”的诉求。不难看出，在认识到“希腊罗马文明乃欧洲文明的源头”之后，中国的士人依然希望能守望住中国文明的优越性。即使像康有为这样的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甚为仰慕的人在亲眼见到罗马古迹时仍不忘点出中国文明的更胜一筹:“吾昔闻罗马文明，尤闻其建筑妙丽，倾仰甚至。及此游也，亲至罗马而遍观之，乃见其土木之恶劣，仅知用灰泥与版筑而已……由此观之，吾国秦皇汉武时，宫室文明之程度，过于罗马，不可以道里计矣。”^[453]中国文明在此时中国士人的心目中仍是其他文明所望尘莫及的。

然不论中国士人如何品评希腊罗马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概念毕竟在19世纪末的时候形成了。从这时候起，“希腊罗马”对于中国人来说渐渐成为一个符号。

五、中国人最初的学术回应

西方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专门的学术研究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而19世纪末正是西方古典学走向繁荣与成熟的时期。此时的中国人虽然接触古希腊罗马文明不久，但随着对古典文明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已能够在学术层面作出回应。

1895年，严复译《天演论》时，在《论三教源》的按语中述及古希腊各派哲学家及其学说，言:“至于希腊理家，德黎（今译泰勒斯）称首，生鲁厘二十四年，德，首定黄赤大距、逆策日食者也。亚诺芝曼德（今译阿那克西曼德），生鲁文十七年，毕达哥拉斯生鲁宣间。毕，天算鼻祖，以律吕言天运也。芝诺芬尼（今译色诺芬尼）生鲁文七年，创名学。巴弥匿智（今译巴门尼德）生鲁昭六年。额拉吉来图（今译赫拉克里特）生鲁定十三年，首言物性者。安那撒哥拉（今译阿那克撒哥拉）安息人，生鲁定十年。德摩颉利图（今译德谟克利特）生周定王九年，倡莫破质点之说。苏格拉第生周元王八年，专言性理道德者也。亚里大各一名柏拉图，生周考王十四年，理家最著号。亚里斯大德（今译亚里士多德）生周安王十八年，新学未出以前，其为西人所崇信，无异中国之孔子。此外则伊壁鸠鲁生周显二十七年，芝诺生周显三年，倡斯多噶学，而以阿塞西烈（今译阿塞西劳斯）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者终焉。盖至是希学支流亦稍涸矣。”^[454]此处严复所述，已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古希腊的各哲学流派，颇似一部古希腊哲学小史。虽然甚为简略，毕竟不再是对接受到的知识的简单重复，而是包含了作者自己对于知识的归纳与整理。

1909年，在《泰晤士〈万国通史〉序》一文中，严复又简要评价了古希腊两大史家。他这样写道:“尝谓泰西史学始于晚周，希腊喜洛多图（今译希罗多德）、刁锡大智（今译修昔底德）二家所为，后代诵习崇称，无殊吾国迁、固。顾二史之为绝作则同，而著述之旨大异。喜洛多图纪述波斯之战，中及埃及及国风，审瞻包罗，蔚为鸿制。但浮夸钩奇，或衅事实。论者以谓作者意存美术，偏工文词，其脍炙人口以此，而其有遗议亦以此。至于刁锡大智纪白罗波尼战事，文辞深美固矣，然而谨严斟酌，事变常疏其因由，举动必推其效果。论者谓其书非仅历史而已，乃群理哲学之深切著名者也。自兹以降，国有实录，种有宝书，若芝诺芬（今译色诺芬）、李费（今译李维），则循喜洛氏之轨而有作者也。其用刁锡大智义法者，则希腊有波理表（今译波里比阿），罗马有挞实图（今译塔西陀）。凡此六家，皆西文中之江河不废者矣。”^[455]严复此处对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作史风格的概括较今人之说亦无大异。

1910年，单厘士在《归潜记》中对古希腊罗马神话的见解甚至已表现出了相当的学术水准。她指出，古希腊史诗“实事中参以幻想”^[456]，后世诗人将其续为神话，因此希腊神话乃“幻想成之”。而罗马神话承之于希腊神话，“故言罗马多神者，实不能不并及希腊多神”。她还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多神宗教“有神话、教式二事。神话传于言，教式见乎行……自育斯（今译宙斯）篡弑，神界革新，神数增多，神迹增繁，遂由神话而演成教式。各神有专式，各像有专容”^[457]。单厘士在神话和宗教仪式的关系上的看法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仍有可鉴之处。

能对古希腊罗马文明有最深见解的还要数康有为。他在他的游记中对古希腊罗马民主制度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希腊、罗马能产生议院制，实为地形之故。民主制度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亚洲，是因为“亚洲皆大陆广海，凡有小国，无不并吞，无从容蕞尔之希腊，得有文明而自为政……而汉高五年成业，既已淹有百郡，大异于罗马之以千年之力次第平蛮者”^[458]。言下之意，民主制度萌生于古希腊罗马实与欧洲之地形不便于产生大一统的政权有关。康有为此时就能有如此精到的看法，实属不易。除此之外，他还考察了罗马的沿革得失，并在“治化之广狭”、“平等自由之多少”、“乱杀之多寡”、“伦理之治乱”、“文明之自产与借贷”这五个方面，将罗马与中国汉代作了比较^[459]。康有为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学术的范畴。

可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古典文明的一些方面，比如哲学、文学、政治等，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很快就进入了西方学术的层面。然而，在对古希腊罗马文明史的认识上，此时的中国士人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视野。这一点在中国人进入对古希腊罗马历史的书写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20世纪初，清人王树撰写了八卷《希腊春秋》。其在序言中写道:“西国之史无专书，自海岛诸国交通以来，海内文人博士始网罗西国旧闻，广为翻译以饷天下学者，于是古今政学兴替醇疵之故始稍稍著明于世。余向为希腊、罗马春秋二书，手稿半散毁不复完具，近复重为搜辑成希腊春秋八卷，孔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余之为是书也，亦窃自比于鲁晋之文焉而已。”^[460]正如其序所言，这部希腊专史的编纂完全依照《春秋》的编年体例，以年系事，从“唐尧五十五年壬申，衣基爱鲁，击败土人，筑城建国”^[461]记起，直至“汉景帝十二年丙申，蒙缪既灭哥林多，复击亚该亚联军，伯罗奔尼苏诸国皆散走请降，蒙缪悉收为郡县，设方伯治之，更名为雅开阿”^[462]。相较于此时已被引入中国的西方人所著的古希腊罗马专史，比如由传教士艾约瑟所译的《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中西在对西方历史认识上的分歧便凸显了出来。

1886年出版的《希腊志略》已经向中国人传达了西方人当时对于古希腊史的解读方式。其书共分“溯希腊人初始”、“比罗地（今译伯罗奔尼撒）上古诸事”、“雅底加（今译阿提卡）上古诸事”，“约年（今译伊奥尼亚）背叛并波斯战务”、“雅典中兴与比罗战”、“斯低马三国事略”、“亚利散大统辖诸地”七卷。现代通常使用的按“英雄时代”，“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几个分期编纂古希腊史的方式在这本书里已有体现。然而，此时的中国士人似乎还很难接受西方编纂古希腊罗马史的方法。无论是在纪年方式还是编纂体例上，他们采用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

中西此时在对西方历史认识上的分歧实际上是涉及一个“中西历史‘和合’”的问题。中西双方都想把对方的历史纳入到自己的历史编纂体系中来。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尚不能彻底抛弃“华夷之见”而接受西方的“普遍历史”的观念。相应地，在纪年和书写方式上，他们自然也没有太大的改变^[463]。此时中国人在历史书写方式上的难以突破成了现代方式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在中国建立的一个阻碍。中国人对于古希腊罗马历史的讨论始终无法进入到现代学术的层面。只有当后来梁启超撰文《新史学》发起“史界革命”，新的历史书写方式开始在中国产生，中国人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才有了新的进展。

六、结　　语

从明末中国人第一次从地图上了解了希腊罗马的地理位置到清末士大夫们亲临这一欧洲文明的发源地，随着传教士对西方史地知识的传播及其导致的新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的引入，中国人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早期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地理到历史再到文化，最终形成“文明”概念，对其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认知水平也从最初的接受知识、重现知识渐进为能够在学术上作出回应。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中国人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认识的起点。在这样一个起点之上，中国人渐渐建立起了后来的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系统的学术研究，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古希腊罗马”这个符号的含义也变得越来越丰富起来。

（沈扬，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