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学略论稿

邓志峰

传统史学造极于赵宋，昔义宁陈氏所言，诚笃论也。史学巨匠如欧阳修、邵雍、司马光、范祖禹、郑樵、吕祖谦辈一时蔚起，其气宇之恢弘，考证之精审，体裁之独造，义理之渊微，后世殆无以过之。及至有清，虽全体视之，似若不及，然黎洲、实斋之通识，亭林、辛楣之博雅，乃高视千古，不遑稍让。明人处此两大潮流之间，未免黯然失色。史学之作，虽亦纷然杂陈，然以议论自见者多，以征实为功者鲜。后之论明代史学者，每以衰落视之，非无因也。

然史书之作，要亦自有其生命，非仅丛脞之史料供后人驱遣也。近世自梁任公以下，学者罕知其义，故史学一变而为史料学，史学史乃流于记账簿，其计资定品之根据，端在所余史料之多寡，于是二十四史乃真成二十四姓之家谱，读者但见其分合斫削，而于累代之立国规模，历朝之大经大法，多瞠目而不见，见之而不明，或但以空虚无实舶来之主义削足适履，横加指划，其枵腹自鸣，言辞鄙浅之状，乃尤有过于明人。及其甚者，但以吃人一语加诸传统之文教，但以奴隶一名坐实古今之士夫，于是古圣先贤之微意，志士仁人之气节乃一扫而尽空之，五常不叙，彝伦攸　，至今世而极矣。论史者可不慎欤？

尝试论之，有明史学虽以空疏见咎，然其激扬吞吐亦不失为一代精神之表见。国初浙东经制之学一枝独秀，其后新朱学崛起，义法史学勃兴。惟中叶以降，学者以师道自任，遂显分朝野；奕世之后，师道消解，故继之以经世及会通。依体裁论，三派史学亦分别对应纲目、编年、纪传诸体，系统宛然，渊源有自。今本稿所论，其目有三:一曰官方史学，明政统也；一曰野史诸动向，述学统也；一曰当代史之结撰，著世变也。末学寡闻，识见谫陋，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一、官方史学

明代立国伊始，便即纂修《元史》。惟此书虽经洪武二年、三年两次修纂，然时间总计不及一载，草草成书，错漏百出。其中自相歧互，一人数传，人名未能划一，附传不暇订正者皆是，尚不计其中记载之回护不实诸处。虽如赵翼所言，“一部全史，数月成书，亦尚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疏略议之”^[213]，然以历代正史较之，固不能与于佳作之列。

所谓“隔代修史”，然则《元史》之作果为虚应故事耶？是曰不然。何则？盖欲考求《元史》之精神，势必归宿于正史之为务。正史之名虽属后起，然正史之意则自其起源之际便已具备。太史公“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所谓“究天人之际”其表征之一，则是考求人事递嬗，尤其政体嬗代之天道依据。至班固，力辟“紫色蛙声，余分闰位”，以明正统，同时断汉成书，为以后历朝正史之楷模。由此，则正史之为务，即在考求前代政体之兴盛异变，以明新朝革命之正当性。

《元史》亦不外乎此。惟明代继统之正当性，朱元璋即位之日即已明言: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部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奋扬威武，已皆勘定，民安田里。”^[214]

此明以蒙元为正统。盖明室初兴，实奉韩林儿龙凤纪年^[215]，韩林儿之父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故吴元年（1367）朱元璋北伐檄文尚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相倡率，则其初以继宋统为旗号，断可知矣。然时隔一载，即以胡元之继承者自任，盖欲掩其身事小明王之迹耳。否则既居宋室之统，又摒宋之宗室而自代，则其入继大统之理由不足，故势须承认元统，而以汤武革命为口实。此中情故，正可由宋濂等人力证三代而下，惟明祖建国之最得其正，见其消息^[216]。盖力言其正正以见其不正，此明太祖耿耿于怀之一事。由此，则朱元璋于所下诏旨皆动称“淮右布衣”之举，便非如普通所言乃心理自卑之人之由卑转亢，实为强调自身得天下之无所依傍，使人泯宋（韩林儿之宋）明二朝相连之遐想。由此，亦可知何故以“驱逐胡虏”为己志之朱元璋，竟允元世祖于帝王祀典中赫然在列矣。

《元史》虽草草成书，于此则不稍假借。故极力表彰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弘远矣”^[217]。既已“用夏变夷”，则元代之正统性不问可知，其后“世祖之成宪”乃成《元史》一书评价历朝诸帝之准则^[218]。所谓“信用儒术”当指其信任许衡、姚枢、窦默辈，故许衡之学虽了无创新，却因其儒学实践深受有明官方之尊礼。惟元代之视儒者，与医卜星相诸技术之士无别，甚或等而下之，与宋金以前士人地位之尊崇迥不相侔，故世俗所谓“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虽不必属实^[219]，要为儒学衰落后普通社会心理之写照。

明乎此，则明初诸儒所言儒术或有别解。其时儒家义理之学不昌，受蒙元官学激刺，天文、历算、医学、水利等术数之学乃呈放射状发展，此潮流与以金华唐仲友为代表之经制派史学颇为相契，故元明之际，于义理主朱陆合一，于实践主经世致用之浙东学术大行于世。《元史》总裁宋濂及王祎皆此派下之领袖。职是之故，王祎于元朝不惟不夷狄视之，乃径许之为正统:

“自古国家之兴，相与巩丕基而宏大业者，固资庞臣硕辅之力，而又必有博识特见之君子，通天人之学，而明于术数事功者出其间，以致夫弥纶之用，然后一代之制可得而成焉。观乎世祖之世，若刘秉忠、窦默、王恂、郭守敬是已。守敬视诸人虽稍后，其尤称宏博而杰特者乎！夫自金宋以来，学者务攻辞章，以哗世而取重，鲜有措诸实用者，况乎天象、术数、水利事功之故，当世不讲久矣。而守敬独能任其绝学，精神心术之所及，度越古人远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为国，于是继古帝而无愧矣。”^[220]

《元史》相关诸志皆王氏所撰，其意居可知矣。惟元代之正统性既明，否定韩林儿之新宋朝乃成要务。《元史》因径以“妖贼”视红巾军，而称新宋朝为“伪宋”:

“（至正十一年五月）辛亥，颖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颖州。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尊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至正十五年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大败刘福通等于太康，遂围亳州，伪宋主遁于安丰。”^[221]

因政治迫切性故，《元史》修纂之过程乃极为草率。虽经两度设局，前后尚不及一年。其史实一本之故元所修实录、官书及明初四出采访所得，而其褒贬评价则一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宋濂又言，“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史，以为世鉴。”则前此所言《元史》之修纂乃为证明有明继统之正当性，昭然若揭矣。故洪武三年七月《元史》成书，十月即“镂版讫功”^[222]，盖太祖急于此书问世，以作宣传之用，至其考证之粗陋，则非所计矣。

朱明立国，以淮右亲随为武将，浙东士人为谋主，由此形成两大集团，一文一武，支拄于内。太祖初日，亦颇效始皇故智，礼贤下士，一时英杰如刘基、宋濂、叶琛、章溢辈毕出，以故尽得其力。及群雄渐次削平，元主亦远遁塞外，君权独尊之念乃坚不可遏，于是鸟尽弓藏，文臣武将渐成猜忌对象。诛锄功臣之余，其文治诸策亦日趋虐厉。

惟其初群雄逐鹿，君臣义合，固非以奴畜之也。士气发抒，乃益以师道自任。太祖“常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223]，而此书要旨端在“使人君清出治之源，人臣尽正君之法”^[224]。洪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盖阳若尊孔而实欲黜之，刑书钱唐、侍郎程徐皆伏阙力争。宋濂亦作《孔子庙堂议》，言孔子兼总君师之大成，固自天子以下皆当通祀，竟以此谪安远知县^[225]。昔窦默尝欲教习东宫以避祸，许衡以“师道自我废”为惧，盖元代师道本废，其东宫教习之失礼尤甚，衡等既不任其职，亦不担其责，然倘任其职而不能正其礼，则岂非师道自我废欤？《元史许衡传》备记其言，或有宋濂诸人之微意存焉。

《元史》之外，洪武朝官修诸史乃以鉴戒之作为大宗。洪武六年，“因靖江王守谦不法，蹈其父恶……思无可制，特命儒臣于诸史内撮类历代藩王事迹”，编为《昭鉴录》^[226]；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党案废相之后，“因命儒臣纂汉至宋，以历代史书贤不肖者，类为贤奸两书”^[227]，即所谓《相鉴贤臣传》、《相鉴奸臣传》，皆太祖亲自作序。洪武十九年，颁《志戒录》“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颂，使知所鉴戒”，二十一年颁《武士训诫录》训诫武臣，二十六年颁《永鉴录》、《世臣总录》训导诸王及大臣。此等书于史学上了无价值，盖皆为专制之世统一思想而设也^[228]。

撰前朝史以标榜正统，撰历代史鉴以昭示世人，然有明统治者于本朝史却讳莫如深。明初循元旧制，翰林设国史院，后罢国史院，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属翰林院，“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藉而记之，以备实录。”同时仿宋制，设起居注官，然旋废。洪武六年九月，经翰林学士承旨詹同建言修纂日历，后亦未能持之以恒。故每值新君即位，始据诸司奏牍纂修前朝实录，此即有明之国史。初以部院大臣为监修、总裁，及内阁确立，渐以勋贵监修、阁臣总裁为定例。然实录未必实，故此每为后人诟病。譬如太祖实录，即经建文、永乐三修，于成祖出生、靖难诸事多所改窜，真相尽失。其后历朝，政争频仍，相关之处，亦多曲笔。王世贞云: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章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

顾其时既借实录为政争之手段，依常理度之，自当昭布天下，令遐迩皆知，然何故秘而不宣？此颇为费解之一事。盖实录既成，则“焚草液池，一字不传”，顾炎武云: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与侍从之官，承命为之，而世莫得见。其藏书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实录，则请前一朝之书出之，以相对勘，非是莫得见者，人间所传止有《太祖实录》。”^[229]

尝试论之，明初承元代技术立国之后，于术数之学常寓一特殊眼光焉。且太祖本出身释流，亦崇仙术（由其撰周颠传可知），于天文术数尤所究心，尝言:“……朕自起兵以来，与知天文、精历数者昼夜仰观俯察，二十有三年矣……因与群雄并驱，欲明休咎，特用心焉。”^[230]至所谓“知天文、精历数者”则首推刘基。“基博通经史，于书无所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吴元年为太史令，上《戊申大统历》，凡遇天象有变，必以谴告为言，“太祖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虽受害致死，疾笃之际，犹以《天文书》授其子琏，嘱其“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231]盖依时人之见，象纬术数乃王道之大端，天文历法尤其重中之重，所谓“帝王之事，莫重于历”^[232]。故“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233]，然至嘉靖时，史家郑晓欲究此学，其父尚以为“此律所禁”而不许^[234]，则其禁格之酷可以想见。是故有明一朝天文历算之学皆去宋世远甚，及利玛窦来华，以一业余专家推历法之精审乃过钦天监诸畴人，则斯学之不振由来亦久矣。近世学者每言中国科技不昌乃儒家于此学不予重视，未免本末倒置，肤末皮相，不足深论。盖因过于重视，乃为专制君主视为秘辛，必欲禁之而后快，此愚民之术也。

由是观之，明实录之秘而不宣或可得一解。盖此所谓实录，非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之义，乃有明一朝之政典也。既云政典，则举凡君主受命之所由，天象瑞应之变化，礼制典章之损益，宫府大吏之黜陟，吏治民瘼，生民利病，皆在在必书。倘一朝宣布，豪杰之士有以觇之，则其家天下之统治危矣。老子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汉廷不许诸侯王借观《史记》，其故亦同。有明颇以汉唐自拟，虽政体之恢廓万万不及，猜防之心殆远过之。

明实录经历朝修纂，颇称完备。崇祯亡国，不及成书，清修《明史》，以万言所撰《崇祯长编》当之，后有抄本流布，惜已不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将明实录全部整理出版，嘉惠学林，堪称盛举。此书乃治明史之渊薮，史料价值极高，其讳饰曲笔之处，自王世贞、钱谦益、潘柽章以下，后世学者多有驳正，然一代政典规模大体具备，故清代史家万斯同犹叹赏不置，以为“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235]。

然实录之价值仅此耳。今世于学绝道丧之际，学者昧于大体，好奇骛新，动以史笔归之，极端者则言其“书备众体”，于编年中寓有纪传、纪事本末诸体云云。然则《左传》、《资治通鉴》亦皆可云“体备众家”矣，古之论史体者，有是理乎？是不足深辩者也。

浙东之学，于义理则会通朱陆，于实践则上接唐仲友、陈龙川之余绪，实为元明之际学术之最新趋向。然其自居师道既为君主所不喜，其经世之学亦为君主所深忌，取而代之者，是为官方之新朱学。后者虽同以绍朱自命，然精神意态则委琐不堪。朱子本人以师道自任，新朱学乃欲逐孟子于配享；朱子博学多师，以全体大用之学相倡率，新朱学则“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236]，一禀宋人成说。于是程朱理学乃顿失其英爽气象，一变成为庸琐无聊之乡愿曲学。其代表作即永乐时《四书大全》、《五经大全》。

新朱学虽以庸琐见长，然挟官学之威势，乃迅速渗透于史学撰作之中。“自昔帝王以人文化成天下，未始不资于经史焉。我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经四书，辑成《大全》，纲常之道粲然复明，后有作者不可尚已。朕祗承丕绪，潜心经训，服膺有年，间阅历代史书舛杂浩繁，不可殚纪，惟宋儒朱子因司马氏之《资治通鉴》著为《纲目》，权度精切，笔削谨严，自周威烈王至于五代，治乱之迹瞭然如指诸掌，盖深有得于孔子春秋之心法者也。展玩之余，因命儒臣重加校订，锓梓颁行。顾宋元二代之史迄无定本，虽有《长编》、《续编》之作，然采择不精，是非颇谬，概以朱子书法未能尽合，乃申敕儒臣，发秘阁之载籍，参国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编纂二史，俾上接《通鉴纲目》共为一书，始于宋建隆庚申，终于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总二十有七卷，名曰《续资治通鉴纲目》。”^[237]

此书始纂于景泰时期，后因英宗复辟中辍，成化中由内阁大学士商辂主持续成。既言“历代史书舛杂浩繁”，则其于宋元诸史之鄙视可知。顾《元史》乃太祖所修，不敢公然指斥耳。其书稍有特色者，在仿朱子《通鉴纲目》唐武德七年始为正统例，虽许宋为正统，亦仅自平定江南之开宝八年始，而不以其篡后周之统为然。其后周礼为之撰《发明》，张时泰撰《广义》，于此等处皆特加注意，于赵氏篡位大肆掊击。然倘依此例，则至元十三年（宋德祐元年，1276）元兵入临安俘恭帝，宋统已绝，便当以元为正。是书则微寓华夷之辨，续以端宗景炎、帝昺祥兴为正朔，迄至元十七年（1280）始直书元主为“元世祖文武皇帝”，可谓自乱其例矣。降及清初，诸统治者亦每措意于此，康熙帝玄烨便为之详加置辩^[238]。

自《元史》、实录、《续纲目》之外，明代官修史书无足论者。神宗初张位等议复起居注，中叶大学士陈于陛建议纂修纪传体国史，并罗致一时名儒焦竑等参与其事。惜史局后毁于火，所聚资料焚略殆尽，硕果仅存者惟焦氏《国朝献征录》，为前此数朝人物之渊海云。

二、野史诸动向

有明自中叶始，官方学术渐遭质疑，经史文学一时俱变。陈、王崛起，陆学复振，初明浙东之学乃率先恢复。此潮流激荡于文学，则先有前七子之复古运动，后有唐宋派、后七子之继起，然无论唐宋、秦汉，要皆以复古为职志，而浙东之学亦早滥其觞；其激荡于史学，则先有义法史学之以道自任，继有史学复古之出现，编年、纪传诸体俱兴，而其精神则呈放射状发展。

义法史学肇于《春秋》，然自汉迄唐，除《公羊》、《谷梁》因微言大义故，于经学上一度踞其显赫之地位，史学撰作则以《左传》、《史》、《汉》为楷模，其核心精神端在直书。洎乎文中子王通氏倡道于河汾，以续经自任，有《元经》之作，义法史学重兴。经唐萧颖士、韩愈诸人鼓吹，至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大显，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则其大宗。故云“《春秋》者，经中之史；《纲目》者，史中之经”^[239]。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秉承新朱学之蕲向，以述朱自任，不敢稍事更张。

惟斯学之兴，其初意本在统一思想界之历史评价，然评价之风既已歆动，反有官方所不能控制者。且浸及中叶，有明列帝之统治已不能如国初二祖之严酷，成祖精心培植之内阁亦渐趋制度化，由君主之私人转成外廷之代言。正统、景泰之际，因“土木堡”之变，私人性君主权力大为削弱，职是之故，天顺、成化尊孔之风甚盛，官方亦由明初之贬抑转而以天子礼乐加之，正可见君道落魄之际，不得不乞灵于师道，即乞灵于士大夫支持之窘状。

即此而有官学之外义法史学之兴起，其代表人物首推琼山丘濬。濬本景泰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成化中亦与修《续纲目》，授翰林学士，兼国子祭酒，弘治四年入阁。其学主经世，故作《大学衍义补》，以补真德秀《大学衍义》于治平之缺略。其史学则直承义法史学之大宗，述朱之意而不述其辞。论者每言其《世史正纲》乃不满《续纲目》之作^[240]，良是，然于其何以不满，未免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挂一而漏万。盖初明之新朱学乃针对浙东学派而发，一则力抑师道，一则辟全体大用之学为乡愿曲学。丘氏为内阁大学士，其最有特色之一事，即在位时与吏部尚书王鏊争位，为内阁制度化之重要表征^[241]。其学主经世，则尤其与朱学之小廉曲谨立异。至《世史正纲》首言“复古道”:

“《史纲》而始于秦者何？志世变也。何则？前三代夏商周也，后三代汉唐宋也。前三代之制迄于秦而尽，后三代之制至于秦而起，是盖天地间世变之大机会，大界限也。《史纲》于是乎托始，其慨古道之不可复，而世道之日以降也夫！噫！”

然古道之表征若何？一则曰“封建”之制:

“（秦灭齐）呜呼！三代建制之大者莫大于封建，至是扫荡无余矣……此天地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所以建万国、亲诸侯之制，自是以后，永无可复之期矣，是盖世道大变之端也。”

一则曰“师臣之礼”:(www.daowen.com)

“（始称皇帝）呜呼！帝王称号之盛，至是更无以加矣。盘古以来君称皇者三，称帝者五，称王者三。始皇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兼用之以为称号，后世袭而称之，而以王封其臣子，遂为万世不可易之制。噫！自有此名称以来，古道日以湮微，世道日以沦降，名虽尊于古而实不及之远矣。遂使君道日尊，臣道日卑，上下遂至于悬绝，师臣之礼世不复闻，格心之学竟莫能施。呜呼，是亦世道大变之一初也欤？”^[242]

故于始皇尊君卑臣之意颇致意焉。其不同于《续纲目》者亦有数端:

其一曰于朱子之书法并不苟同。如“《纲目》于汉王既立之五年灭项后始予以正统，而大书其年号，《史纲》于是年遽书其国号者何？盖王者往也，人心之向往即天命之所归，用以见当时人心已归汉矣。何则？《春秋》之义，急于进人以善，人之有善虽未著，已进而与之，不逆探其终也。”^[243]另如《纲目》于唐武德七年始正其统，本书则以武德三年为始，其故略同。盖得天命者在得人心，汉唐之有天下皆顺乎天而应乎人，为人心所归往，则以人心归日为正统之始期也宜，其视《纲目》“凡天下混一为正统”，以外在原因为正统之根据者为愈矣。

其二曰废除元统。是乃丘氏此书之根本意图之一。盖依丘氏之见，所谓“世史”即“天下史”，而天下必以华夏为正统，则华夷之辨乃天下史之大根干，是乃《春秋》之遗意。自秦而后，有所谓华夏纯全之世者仅汉唐而已，余如三国则华夏割据之世，南北朝、宋南渡则华夷分裂之世，东晋及五代则华夷混乱之世，而夷狄之兴，则至胡元而极:“若夫胡元入主中国，则又为夷狄纯全之世焉。噫！世道至此坏乱极矣，此《世史正纲》所由作欤？”^[244]昔人论此，每以其时与蒙古矛盾激化为言，不为无见，然倘真如是，何以官方不径以此废元统，而必待民间之鼓动？国之大仇，孰有过于掳掠君亲，险覆邦家者？以是知两国交兵不足为反元之理据矣。况依《春秋》，夷狄而诸夏则诸夏之，奖元世祖之“用夏变夷”与詈其后裔之夷狄自处，固当分别观之也。盖依官学，否定元统则明统无据，故势必不能反元。由此，《世史正纲》之不绍元统，其意乃显与官学立异。是书以圆圈（〇）代表天统，书国号于其中，冠于逐年之上，其所书亦有朱墨之殊，以别其统之偏全。如汉唐则朱书于圈中，表正统；无统者则或仅书一圈而不系国号，至元则全用墨涂，以示世道之极厄。故其于忽必烈亦仅称为元主，直书死，不称崩，亦不称卒。及许衡乃世许为大儒者，虽书卒以“原其心”，然于其从祀孔庙则颇张挞伐，以为为一世计则不为无功，为万世计则岂为无罪，故仿朱子责扬雄之义以责之。

其三曰直绍宋统。明初官方绍述元统本为自身之正当性计，不得已而为之。宋景濂等虽撰《元史》为之疏通证明，然华夷之念宜且难忘于心，故其弟子方孝孺撰《释统》及《后正统论》诸文，力言统有正变，为正统者则“仁义而王，道德而治”之夏商周，其后汉唐宋则“智力而取，法术而守”，“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管仲之意欤？”至于变统，则或“取之不正”如晋宋齐梁，或守之不以仁义如秦隋，或夷狄僭华、女主窃位如苻坚、武氏之治才，亦不许焉。方氏虽未显斥胡元，然不足之意跃然纸上，顾其时官方正以绍元自任，乃不敢明斥其非，故秘不示人:“自予为此文，未尝出以示人。人之闻此言者，咸訾笑予以为狂，或阴诋诟之。其谓然者，独予师太史公（宋濂）与金华胡公翰而已。”^[245]方氏而后，研讨正统论且直树反元赤帜者，当推蒋谊。其言曰:“若夫元之灭夏、灭金、灭宋，巍然帝于中国。论其兵之壮也，过于强秦；论其地之广也，远于三代。奈何《春秋》尊中国而攘夷狄？本仲尼之深意，元乃夷狄尔，不足以接宋之正统也明矣。若接宋之正统者，当以我太祖高皇帝，神功仁德，取天下于群雄之手，直接宋传……故接三代之正统者，如汉如唐如宋如我皇明，则如天之嫡子焉。”^[246]此以汉唐宋明并，似仅在反元，至丘濬则所谓绍宋殆别有深意焉。至正十五年，韩林儿建国号宋，首以龙凤纪年，《元史》视之为伪，《世史正纲》虽未径以正统许之，然直称“宋主韩林儿龙凤元年”，且其天道之圆圈亦由黑转白，其言曰:“入元以来，岁下之圈皆涂以黑而此单白之者何？天运转而阳道覆，阴翳消也。然则圈之黑白亦有所本欤？曰:本之太极图之阴阳也，中国为阳夷狄为阴。”^[247]丘濬继承方氏诸论，以夏商周为前三代，汉唐宋为后三代，至明则新三代之始朝，“噫！自唐虞之后，帝王之兴，代必以三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人之异统，忠质文之迭尚，始之以夏商周，继之以汉唐宋，终而复始，而我朝之兴，其视商周之夏，唐宋之汉乎？”^[248]此不仅预示有明之必亡，且依其“古道之不可复，世道之日以降”诸论，则明代之远逊前后三代亦明矣。盖明之得国于韩林儿本有惭德，其治国又尊君卑臣特甚，虽攘夷不无大功，然非纯然正统之世也。顾以本朝人言本朝，且建制亦自有规模，进之于正统亦宜。观此书于秦代宫人殉葬，北魏、北宋之特务政治，唐中宗时许言官风闻言事，僖宗之杀谏官，宋理宗仅以虚文表彰理学终至“嫁祸于斯文而贻世道之忧”诸项，其言辞之激烈，谓无抨击明初时政之意，吾不信焉。然此书除华夷之辨外，力捍君臣大伦，斯皆儒家根本立场，曲学之士每以其尊君为诟病，此皆不悟君之为何物，所谓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也。予尝言君权乃有公共性与私人性之剖判^[249]，此义并世学者多忽之，故每于此等处义愤填膺，甚无谓也。

《世史正纲》外，义法史作稍值一提者，则有许诰《通鉴纲目前编》三卷，顾应祥《人代纪要》三十卷及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其中许、南二书皆不满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一以为书法未立，劝诫不明，岁时间有错误，统系亦未详列^[250]；一则云体裁不辨，史法不明，经语与诸子并书，庖羲氏阙如而不载。皆以补充《纲目》自任，每于《春秋》外另生新例，于史实并无考证，议论亦欠高明。顾书则承王阳明“五经皆史”诸论，力言“唐虞有典，三代有书，以其载道而言谓之经，以其纪事而言则谓之史，其实一也”。杂取苏辙《古史》、历代正史、官修《历代通鉴纂要》、《世史正纲》及诸家杂史、稗官小说、释老之书，“大率以纪人代为主，故于人君之创业继统篡弑之事，必求其实而详书之。虽僭伪之主、夷狄之君亦必具其颠末，而政事之有关于治乱兴亡之大者则隐括其语而明白书之，使善者知其为善，恶者知其为恶，篡弑者知其为篡弑，中国知其为中国，夷狄知其为夷狄，穷乡下邑之士无书可参者一览而得其概矣。”^[251]斯皆虽以笔削自任，然孤陋寡闻，枵腹自鸣，所谓“刻鹄不成反类鹜者也”，其去丘氏亦远矣。

受义法史学激荡，有任道之意，然不满其编年体例，乃欲以纪传体自见者，则王洙、柯维骐其人也。二者皆力图重写宋辽金元史，然囿于华夷之辨，颇不以诸史并峙为然。王洙字一江，临海人，正德十六年进士，嘉靖中撰《史质》一百卷。该书以诸正史为蓝本，依纪传体重新分类，自创义例，并随文评论。其有特色者厥有数端:一曰以宋为正统，辽金入夷服传；一曰本纪不袭皇帝之号，仿《春秋》称天王例，直称“天王正纪”；一曰于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而以元朝入闰纪；一曰合儒林、文苑并称文臣，且重新以己意划分类传、表志；一曰以道统传殿后。其时陆王之学崛起，学者以师道自任，故其于君师之际别具怀抱焉。如自始皇以后，君主皆以皇帝为号，此书则言学者当师孔孟，故径以天王称之。又曰:“宇宙之统三，曰人统，曰天统，曰地统。人统者，礼乐衣冠是也；天统者，正朔称号是也；地统者，封疆土宇是也。有人统而后可以正天统，有天统而后可以言地统，人统所在天统归之，若地统之大小偏全非所较也。”^[252]以人统正天统，即以师道之礼乐规范君道，用意甚明。其书虽以宋室为正统，然于其君自太祖以下多致讥评，其言曰:“旧史有道学之目，列周元公等二十七人在列传间，今改名道统而置诸卷末，呜呼，盖绝望于宋，有待后世之意与？宋之贤君非无太祖太宗，由今观之，太祖常师辛文悦，所得者章句之末，而驰骋呼庐之习尚未尽除。太宗日御经筵，然而《太平御览》之外，无余事焉。稽其修身齐家之化视太祖犹有愧者也。真之东封西祀，仁之废嫡立宠，高之忍耻事仇，孝之惑佞宠寺，皆不足以有为者也。”^[253]所谓“有待后世之意”，即指明代之得天统，其书极力表彰“我太祖继其微”、“今皇帝集其成”。然太祖、世宗之得绍道统者，正在其实践周邵程朱之说。“故元乱而道不乱，何（基）王（柏）方（孝孺）宋（濂）之在东南者可宗也。”^[254]故其道统传乃合周邵程朱陆张（栻）吕（祖谦）诸派而一之，盖为浙东学术张目者也。

柯维骐字奇纯，莆田人，嘉靖二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任而归。历二十寒暑，成《宋史新编》二百卷。柯氏用力甚勤，颇以考证见长，所补宋辽金三史志表缺漏及史事遗漏处颇多，诸书所因野史失实处亦间有考辨。同时史家黄佐谓其“会通三史，以宋为正，删其繁猥，釐其错乱，复参诸家记载可传信者，补其阙疑”^[255]，所言非虚。其于史学义法上见深义者，“最大者尊宋之统，附辽金为外国传”^[256]，其次则仿孔门四科之次序，人物传中先道学，次儒林，后循吏，末文苑，如是而已。

义法史学代表明中叶在野之师道精神，及其流弊，则或空疏不学，以僵化之科条嚚嚚自讼，溢言若蛙，殊堪笑咤。日久滋甚，闻者厌之。起而救正者，厥有数支。一曰贬斥义法，因文见义，由《纲目》返归《通鉴》，复编年体之原貌，以求经世致用，薛应旂为其翘楚；一曰避虚蹈实，网罗一代，以复古相倡率，由史料之研求驯至纪传体之撰作，郑晓、王世贞为其领袖；一曰会通万有，自见性情，由史迹之评骘以通天下之志，唐顺之、邓元锡、李贽皆其选也。

薛应旂字方山，武进人，嘉靖十四年进士。三十五年放归，始专心考求宋辽金元四史及诸家文集，撰《宋元通鉴》一百五十七卷。其时并世儒者莫不扬宋抑元，此书直以宋元相续，洵为异数。其理据虽与《续通鉴纲目》略同，然精神意态固大不一致，盖此书本以批判义法史学为职志者也。故反对动曰模仿《春秋》，以微词相褒贬，因众论之是非为抑扬，主张“据事直书，而善恶自不相掩”^[257]。此书之作乃在经世致用，为当世法。然所谓致用者，非实用之谓也，乃本体之发用，全体之大用也。义法诸书，过居师道，每以道德功业相分，力透向上一机，而尘视凡俗。譬如王洙所言，“唐虞事业，自尧舜视之，一点浮云过太虚耳。”^[258]于是功业、诵说、权谋、术数之学乃皆以末学偏见斥之，其不流入偏枯锢蔽者鲜矣。薛氏力倡“道德功业相为体用”，君师不分，体用一源，所谓“君相、师儒其究一也”，故“虽于是编致详于道学，而凡有功业文章者，虽其学有精粗纯驳之不同，亦并著于篇，以为经世者法，不敢不谓之学也”^[259]。同时，有明义法史家虽或主经史不分，然其关键乃在以经衡史，至薛氏之论经史不殊则大异其趣:“苏洵氏谓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而世儒相沿，动谓经以载道，史以载事，不知道见于事，事寓乎道，经亦载事，史亦载道，要之不可以殊观也。故旂于是编，凡有关于身心性命之微，礼乐刑政之大，奸良邪正之辨，治乱安危之机，灾祥休咎之微，可以为法，可以为戒者，皆直书备录其义自见，君臣士庶咸可鉴观。”^[260]薛本王门再传，然于并时王畿辈惟求上达之风大为不满，故由陆返朱，且以朱正陆，甚而与王畿交恶，置之于察典。黄宗羲云:“先生尝及南野（欧阳德）之门，而一时诸儒不许其名王氏学者，以此节也。”^[261]同时有王宗沐撰《续资治通鉴》，其意与薛略同，亦南野派下人也。薛氏另有《甲子会纪》五卷，《宪章录》四十六卷，前书盖仿邵雍《皇极经世》，明天道之变化，以寓其政治哲学；后书则所撰有明洪武至正德历朝通鉴，取儒者“宪章文武”之义，“与经世者共之。题曰《宪章录》者，窃附于从周之义也”^[262]。其时实录未出，未免“采摭杂书，颇失甄别”^[263]，然于累朝之大经大法可资后鉴者，如朱元璋不从元制以太子为中书令而从汉法制师立教，及建文时高巍上书议行主父偃推恩令等，皆叙述綦详，别具只眼焉。此书因主致用，万历之世常进讲筵，为神宗所青睐，影响甚巨。万历二十二年，汝州府光州儒学训导吴瑞登，续撰嘉、隆《两朝宪章录》，上于朝。

嘉靖之后，欲以纪传体裁成有明一代史者，以郑晓、王世贞影响最大。郑晓字窒甫，海盐人，嘉靖二年进士，与柯维骐同年，与王洙则浙江大同乡，三人皆以复兴纪传体自任，可谓一时之会。就中尤以郑晓于浙东经制之学涉猎最深，少年即有志四方，无书不读，所读书必裨用，少壮入仕，益谙典故，常质彼文宪，耳目闻见，咸类纪之。嘉靖初尝撰《九边图志》，士林传诵。《明史》云:“郑晓谙悉掌故，博洽多闻，兼资文武，所在著效，亦不愧名臣云。”^[264]盖修史最难者即在于志，皆专家之学，非枵论之徒所能仿佛，欲明此期纪传史体之复兴与夫浙东学术之关联，必当于此等处求之也。所撰曰《吾学编》，其大政记十卷，记“政之大者”，实规仿本纪；逊国记一卷，为建文一朝编年；同姓诸王表二卷，传三卷，附异姓三王，孔子世家；异姓诸侯表一卷，传二卷；直文渊阁诸臣表一卷，两京典铨表一卷；名臣记三十卷，逊国臣记八卷；天文述一卷，地理述二卷，三礼述三卷，百官述二卷，四夷考二卷，北虏考一卷；另有女后、乐律、仪制、兵略、茶马、盐运法、水利、艺文、隐逸、酷佞、方技诸志传皆毁于火。盖嘉靖一朝虽其初政有革命之意，为明人撰本朝史网开一面，然中叶则文网渐密，诸臣动辄得咎。是书草成，值嘉靖三十五年吏书李默为赵文华讦奏论死，惧以言杀身，遂悉畀于火，子履淳窃小椟藏之，因得不尽废。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去位，徐阶柄政，始因履淳请，续成其稿，然仅六十九卷而已。其所废者，今《吾学编余》尚存端绪。如《逊国遗闻》颇右建文；《仪制篇》则批评嘉靖大礼“糜费百万计”，且于孔庙祀典颇露不满；其《灾异篇》则言嘉靖乙酉五星聚营室为“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以世宗之刻深，严嵩之钩致，此种论调一经宣布，其不罹于刑辟者幸矣。

顾其时义法史学方盛，郑氏亦未能尽脱其检束，其《大政记》尚存“放朱子纲目”之意^[265]，稍后王世贞出，始一举而廓清之，史学亦因之脱离经学而自由。世贞字元美，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本故家子，“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故典与阀阅琬琰之详”^[266]。其筮仕之初，值王（慎中）、唐（顺之）领袖文坛，所谓“唐宋派”。此派之于文学亦犹夫丘濬之于史学，以师道自任，以载道相标榜，与经学领域之陈、王相呼应。世贞乃与济南李攀龙以西京之文、盛唐之歌诗相倡率，“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267]。盖宋学之精神即在以师道自任，此论出之以史学，则以义法史学为敌国。其评欧阳修有云:“欧阳公作《五代史》，而欲自附《春秋》之笔削，创立义例，而其文词颇为世所喜。杨士奇称之，以为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并，而义例胜之。予亟考其所谓义例者，亦不甚当。”^[268]惟世贞之批评义法，顾未折入编年，而以班马自期，除文人结习外，自当有别解焉。世贞十四岁即从其父所“得《王文成公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苏之上。稍长，读秦以下古文辞，遂于王氏无所入，不复顾其书，而王氏实不可废”^[269]。盖阳明之学“于动处见本体”^[270]，其学当机活泼，非如朱子之规模俨然。然即用见体，有会通之义焉。苏学亦宋学之会通派，予昔尝揭其端于《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一书^[271]。故其后虽力辟唐宋，然会通之精神已寓诸其中。予尝言有明之文学复古，即如清代之经学考据，实以辨体之眼光剖分文学诸流派，虽取向各异，互争雄长，合而观之，要之各征天倪，顾未如王畿、李贽辈已据其道枢耳。职是之故，世贞论诗，每于庄生相契，其语李攀龙曰:“吾之为歌行也，句权而字衡之，不如子远矣。虽然，子有待也，吾无待也，兹其所以埒欤？子兮雪之月也，吾风之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无权我之变，加吾十年，吾不能长有子境矣。”^[272]王氏临终，独于苏子瞻集赏玩不置，盖再变而至道也。此意发之于史学，则有历史是非之齐论焉:“王子曰:是非之变若棼丝，然有一人之是非，有一事之是非，有片言可折之是非，有千古不决之是非。后之君子且奈何？亦存其迹而已矣。曷为存□□（其迹？），（曰）有案矣，曰有断矣，则未知□（果？）是是而非非也。与其所以取是非者，的然而无一讹也，信传信，疑传疑，一人不以一事蒙，一事不以一人废，开眼界于片言，窜齿余于千古，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殆庶几焉。”^[273]

由学主会通，故颇有志于恢复马、班通史，以见一代之精神意趣。书未成，然就其所作《弇州史料》（董复表辑）、《弇山堂别集》、《觚不觚录》、《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皇明名臣琬琰录》、《古今谥法通考》、《古今法书苑》、《古今名画苑》视之，本纪、世家、表、志、列传规模宛然，惜未全备耳；由信信疑疑，故学主征实，期于碻确。所传《史乘考误》诸书，颇以“辨析精核，有裨考证”，为清人所称许。上承杨慎，下启胡应麟，于晚明博学风潮中亦称巨擘焉。

嘉、万之际，由师道之消解乃有会通精神之诞生。此精神映现于经学，则为王学会通派；映现于文学，则为性灵派；映现于史学，虽流品庞杂，然亦可云会通派，王世贞、唐顺之、邓元锡、李贽等皆其派下人也。惟后三者皆心学家，其与王氏相异处，端在皆喜自出机杼，抒发性情，由依班马成规驯至独创义例，以一己之眼光上下千古，于是历史之呈现乃皆其心造之画影焉。故其学皆不主征实，而特重议论，其高处则常别具只眼，冲破牢笼；其不足则每在强人就我，自相悖谬。

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嘉靖八年进士。初喜李梦阳诗文，继因王慎中取法欧阳修、曾巩，并为唐宋派之领袖。后专以道自任，无意为文，与会通派大儒王畿相师友，自言但少北面四拜。其学主天机，即脱胎于王氏者也。畿之言曰:“大人之学性相平等，无有高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人自信人，不相假借，不相凌夺，无同无异，无凡无圣，无三教之可分，无三界可出，邃古无为之化也。”^[274]又言“佛老自有佛老之体用，申韩自有申韩之体用”^[275]，故其学等视诸法，无分高下，于庄子之学乃有神契。唐氏承之，故其学既自任师道，欲以治法淑世，又能济之以会通，非如义法史学之坚守一隅，落小家相。“荆川子（即唐氏）意若曰:《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曾子论道之所贵者三，而归笾豆于有司以反本也，说者犹以为析道器而二之。庄生云道在稊稗，在瓦砾，在尿溺，其说靡矣，儒者顾有取焉，以为可以语道器之不二也。语理而尽于六经，语治而尽于六官，蔑以加矣，然而诸子百家之异说，农圃工贾医卜堪舆占气星历方技之小道，与夫六艺之节末碎细，皆儒者所宜究其说而折衷之，未可以为赜而恶之也。善学者因之以蓄德，不善学者因之以溺心，则系乎所趋而已。史家有诸志，以为语理而不尽于六经，语治而不尽于六官也。”^[276]纳九流于一泓，博综而富蓄。所撰《历代史纂》凡六编，曰《左编》一百廿四卷，《右编》四十卷，《儒编》二十卷，《文编》六十四卷，《武编》十卷，《稗编》一百二十卷，其规模略可见矣。即《左编》而论，其书本“为治法而纂”，以历代人物为中心析而别之，如君、相、名臣、谋臣、武将、后妃、外戚、国储、宗室、宦寺、佞幸、奸雄、篡夺、乱贼、草莽、分镇、夷狄、儒者、隐逸、方技、释道等，各分若干等伦，以汉唐宋后三代为纲维分别系之，以见其与于治道之意。前有王畿所撰凡例并引言，言“予与荆川子久处山中，是编每从商订，得其笔削去取之故，间亦有折衷之助焉”。凡经二十余载始成，七易稿云。

顺之《左编》于事实本未措意，颇取诸史原文。清初方中履言其“但取《通志》”，说者但以其史料之来源为言^[277]，盖不知二者精神上之有以相通也。稍晚于唐氏，亦因学主会通而规仿《通志》者，则有邓元锡《函史》之作。元锡字汝极，江西南城人。年十三从黄在川学，喜观经史，闻同邑罗汝芳讲学，从之游。后就学于吉州邹守益、刘阳，得其旨要。盖罗氏之学，力透向上一机，未免彻上而遗下；至于邹氏，则于修证中见本体，上达而不废下学。元锡承此二家，故以彻上彻下、体用兼赅为学的，所论儒释之辨，深许“释氏之于此体，其见甚亲，其悟甚超脱敏妙矣”，然终之以无物无生，以有为幻妄，以生为灭度，“故其道虚阔胜大，而不能外于伦理；其言精深敏妙，而不能开物以成务”^[278]。其学既以开物成务为极则，发之于史，则初以其“有物有则”者为先务，盖“黜其不经者，取其近经者，道其可道者，不道其不可道者，为史学要删”；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皆此物则天心之显现耳，顺以求之，“帝者之所纪，相者之所谟，圣者之所作，明者之所述，志士之所裁，仁人之所安，达贤之所通，节士之所完，下至幽人贞士庶妇季女，介乎不欺其志也，焉往而不可见天地之性哉！”^[279]所撰《函史》，上编八十一卷，自古初迄蒙元，前八十卷纪文明人类之历史，体仍纪传，名目有八，曰表、纪、后妃内纪、志、传、相谟、经学训述、道学训，其周以下居正统之世则以纪明之，非正统则曰志，如秦即于始皇一统后称后秦志；其相谟、学训则仿《尚书》例，表臣道及师道焉。其列传亦分数种，如周代有大臣、良臣、争臣、忠节、行义诸目，另有经学、文学、隐士、方技、货殖、列女诸品。卷八十一物性志，则研讨宇宙万物之物理。下编二十二卷，分天官、土田、贡赋、学校等略，“总三才之撰，观会通之极，盖仿郑樵《通志》而作”，《四库总目》之评论，盖深有得其撰述义旨者也。

会通派史学之极至，当推李贽《藏书》。今之论会通者亦众矣，然每流于陈言套语，明其真义者鲜矣。盖会通之为务，端在质疑唐宋以来之师道，故道统论之消解乃其中心所在。此义自阳明已发其端，经王畿而大显，至李贽而大成。贽之言曰:“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道也审矣，而谓水有不流，道有不传，可乎？顾掘地者或弃井而逃，或自甘于混浊臭秽终身不见甘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已众矣，彼谓‘轲之死不得其传’者，真大谬也。惟此言出，而后宋人真以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谓为知言云。吁！自秦而汉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间历晋以及五代无虑千数百年，若谓地尽不泉则人皆渴死矣；若谓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终遂泯没不见、混沌无闻直待有宋而始开辟而后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竞，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好自尊大徒为摽帜而不知其诟诬亦太甚矣！”^[280]故李贽之重要，乃在其学术代表传统儒学义理之根本转向。

《藏书》六十八卷，“取汉以来至金元名士，撮其行事分类定品，一切断以己意”^[281]，故其言曰:“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此非刻意与孔子为敌，“夫是非之争，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赏罚哉？”^[282]此亦陆王学术之根本立场。盖其“分类定品”之真正标准乃在童心，所谓童心者，即未经习染，未经剖判之真心也。此真心非有为法，非可操作计度，要之物各付物，事事无碍者也。故其论君，必以羲皇以上为极则，“自舜以下，要皆有为之圣人也”。后世惟纯用柔道之汉文乃可方羲皇之境，汉高则尧后有为诸君之极品也^[283]。其论臣亦重大臣，“要其实皆本之至诚”^[284]，其道非一，“有因时而若无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污者，有结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诚而若可欺以罔者，随其资之所及，极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辅危乱而致太平”^[285]。真心者人人见在，乃“人人固有一段光明俊伟之业也”^[286]，惟各极其致，斯为有得。故《藏书》于君主不依正统观评论，而衡之以因时遭遇，或神圣开基，或英雄草创，或奸臣篡夺，或华夷一统，如是如是。其议臣道，亦分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诸品，每品分若干门，虽依治平之视角，不无高下之可分，然亦皆各有其精神意趣。如其论名臣，虽不如大臣之可致太平，“亦可以辅幼弱而致富强”，“未必知学，而实自有学”^[287]。他皆仿此，是皆会通之真义也。至其具体议论，林林总总，虽亦新奇可喜，要当于此义下观之，否则皆一偏之见耳。

历史既可以己意衡评，则其所谓真实者何在？于是史学乃不得不一变而为小说。自唐宋以来，民众社会渐趋崛起，传奇、平话、演义诸书日出。其初意颇在宣教下民，然下民既已自觉，乃反客为主，以己意为之取舍。明至嘉靖以后，此风益开，故《三国演义》诸书一时纷出，然不旋踵而与小说杂糅莫辨，其故即在是。李贽为隆、万以后此风气之最大代表，其评《水浒》论《西厢》皆别具只眼焉。盖史学之小说化其特征有二，一曰历史真实性之消解，一曰史学益趋通俗化。由真实性之消解，故有晚明考信思潮之崛起；由史学通俗化，故一时精英史著亦每措意于藻词，以与之争衡焉。除王世贞辈欲以文坛大匠秉史权外，并时学者亦颇有此意，程元初云:“今之小说演义诸家创为非有之事，饰为委巷之辞，至谫陋不足观，每劂成则为之纸贵，至纲鉴史籍反束架高阁，此何以故？彼书每先为纲领于中，敷演条畅有始有末，易以入目故耳。”故所撰编年通史《历年二十一传》，“其叙述欲其敷演条畅，始终具备，如小说诸传，令读者厌饫隽永”^[288]。晚明历史演义诸书甚多，然非专门史著，稍揭此以见其大意云。

三、当代史之结撰

有明野史，卷帙浩繁，论其大宗，乃在当代史之结撰。然以当代人撰当代史，非惟专制之世忌讳綦繁，亦且金匮之书外廷罕觏，以故其书虽众，史料价值乃并不高。王世贞言:“史失而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郗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核而遂书之，若《客坐新闻》、《庚巳编》之类是也。”^[289]及隆、万以降，《实录》、《宝训》诸书稍出，朝政典章宫府隐事一旦赫然露布人间，猜谜射覆者顿减，钩稽索引者日增，学者取国史、野史、家乘参伍考核，当代史之撰写乃渐可征信。顾今之论有明一代史学者，多以此为高下轻重，其论未尝无理，究非史学史之先务也。

盖史家之撰作，初皆自有其意趣，此意趣每为时代精神之显现。其当代史作，虽言微而意婉，然与时代之关系固切，倘得详细绎，于其时朝野互动诸情状，亦当有更深之了解。顾有明一朝二百七十六年间，史事繁杂，深意细故所在多有，其势不得备书，姑即其所言建文朝事之一端，观其大略焉。

洪武立国，其根干一曰淮右武将，一曰江左儒臣。惟其时帝与诸将皆崛起布衣，非有故家世族可资凭借，虽能于群豪并起之日逐鹿中原，然精神意态固与汉初游侠集团迥不相侔，有其阔略而无其大度，猜忌褊狭之心弥甚。虑家天下之不安，遂众建亲藩以夹辅王室，晚季尤大杀功臣，以泯内衅。兼承胡元弊政，鄙视士人，于两宋士人之师道精神深恶而痛绝之，故虽以复汉唐衣冠相倡率，而君师共治之意不再，观其置四辅官而旋废，撰《孟子节文》诸事可知。然太祖本开国之君，威权素著，加之民困苏息，国家少事，虽文武并诛，终无以反抗，遂得行其专制之谋。

惟明初政权之规模，其要者端在右武抑文，以君道裁制师道。废除相职，则外廷无百官总己之领袖，故文臣益卑，六部首脑品秩尚在五军都督之下。国初领五军者皆元勋宿将，尚可维持，及奕世之后，科举士人崛起，以文化之菁英乃俯首于庸琐之武胄，其势必不能久。皇太孙继位，浙东士人蓄势待发，方孝孺以师傅之重力劝建文帝更改太祖弊政，首抑武臣，裁治藩王。其意未尝不善，然甫一嗣位即大肆更张，不惟于“三年无改”之道有亏，抑且自断根本，招致武将之离心。及燕王兵起，不事攻城掠地，径以精兵直捣南畿者，其故亦在是^[290]。至其更改祖制，尤为后者起兵之口实。故建文败亡之后，文臣乃益发失势，成祖之立内阁，初意即在分外廷六部之权力也。更于学术上极力贬抑浙东学派，作《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诸书，是为官方之新朱学。此明初政治学术之大较也。

成祖虽登大宝，然入即之正当性乃成问题。故两次重修太祖实录，除证明己系嫡出之外，亦有篡改故实，掩人耳目之意。杨士奇等承其风旨，至言方孝孺“叩头乞哀”，曲笔诬人，为后世所鄙^[291]。同时以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诸臣承之，遂并建文年号亦去之，一若不尝为君者，后世因有“革除”之目^[292]。于文臣之忠事建文者，诛十族，瓜蔓抄，行事之酷，令人发指。

《实录》之外，野史中首言靖难事者，厥为佚名之《奉天靖难记》，《四库总目提要》云:“纪明成祖初起至即位事，盖永乐初年人所作。其于懿文太子及惠帝（建文谥号）皆诬以罪恶，极其丑诋。于王师皆斥为贼，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其语多诬伪，殊不可信。按建文元年十一月成祖战胜白沟河，上惠帝书并移檄天下，军中仓促，语多可笑。《姜氏秘史》所载，最得其真。是书于上惠帝书颇有删润，而移檄则置之不录，其文饰概可见矣。”及仁宗即位，赦建文臣属之入教坊司、浣衣局及给配功臣为奴辈，“并宥为民，给还田土”，又以方孝孺忠臣，诏从宽典，“于是天下始敢称诸死义为忠臣云”^[293]。英宗复辟，自惭君德之不弘，乃释建文子曰“建庶人”者，许令婚配，时年五十六，不辨牛马^[294]。其后国禁益弛，士气益开，至孝宗时台州缪恭上书请封建庶人为王，奉祀懿文太子，给事中吴世忠请表祠方孝孺等，皆震惊一时，而有诏勿罪。吏部侍郎杨守陈请修《建文实录》，侍郎储瓘更欲“搜罗遗事，稍发其潜”^[295]，而同时宋端仪则撰《革朝录》，为建文朝事专书之嚆矢^[296]。盖孝宗以右文为先务，阁部大臣密勿召对甚勤，一时号称善治，朝野士气益见发舒，因成建文史事解禁之转捩点。其后，郁衮、张芹、林塾等皆以搜讨建文史事知名。

惟研讨有明史学者，有一事固当亟知。盖当代史之真正解禁乃在嘉靖以后，昔人于此颇已注意及之，然其故未明。或曰其时社会危机渐深，学者期于经世，遂纷纷作史自见。此虽不为无据，然亦未免有隔。如自正统以来朝野多故，边塞烽火，藩王谋叛，宦官乱政，农民暴举，皆史不绝书，未尝无倾覆之虞，而史学不昌。或曰正、嘉以降商品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因之改变，此尤谩语无识之论，倘经济真能于文化发展有所驱动，初亦仅止于通俗文化之事业而已，精英学术之变迁殆别有理路存焉。此义予昔尝发之，兹不具论。

然则野史之兴何由而致乎？万历三十年，詹事府詹事郭正域有言:“于惟国朝轨事功绪踔绝百代，而诞章若史者何独泯没无闻哉？其世无熟坟典丘索之业者乎？抑无泾渭朱紫之辨者乎？无乃金匮石室　不易觏，而建文、景泰朝事又讳不易言，用是因循二百年畏难于史，即大手笔私有撰记，往往不敢示人，即示人辄匿去，未敢悬之市门，传之都邑也……自世宗朝以来，靖难出狩于时当事者无不褒而登之祀典恤纪中，殆非讳言日矣。以故东莞（陈建）《通纪》、京山（高岱）《鸿猷》、毗陵（薛应旂）《宪章》而梓者，不特檇李郑端简（晓）之《吾学编》、黄恭肃（光昇）之《昭道典则》已也。复有周生时泰者取朱职方、闵茂才所校丰城雷公礼所述洪武迄正德之《大政记》，与洧川范公守己所续嘉隆者梓之。”^[297]昔人引此，每措意于其所论野史因忌而不昌，不悟何以嘉靖乃“非讳言日”也。

欲明此意，当知嘉靖以后明人心目中之本朝为何物。尝试论之，今人所谓嘉靖乃积衰之渐者，虽有如海瑞所言“嘉靖者，家家皆净也”以资证明，然依晚明普通口径，乃正不然。世宗之形象，宛然一中兴之主也。盖世宗初自藩邸嗣位，本据太祖“兄终弟及”之家法，故统嗣兼继，以孝宗为皇考，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后悟其非，欲尊生父，因兴大礼之议，与外廷决裂。事成之后，遂一意以重塑继统之正当性为务，变本加厉，更定祀典，于天地君亲师乃至云雨风雷之祀为太祖及历代君主所订定者，条分缕析，正以己意，而究其归宿，不过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口实，张扬君权而已。至其结果，则颇富戏剧性，初仅欲以帝号谥生父，继则入庙称宗，位武宗上，似若实尝为帝者，继则祀之明堂以配上帝，而原本配享之太宗反摒而出之。由是则其政统之谱系宛若由孝宗兄终弟及至其父睿宗，以授于己者，与向日亲受于武宗者迥然不侔。甚而以周文视其父，以殷纣视武宗，而自居周武，其君统乃若经汤武革命而来。推而论之，则太宗至武宗实有类于前朝，惟国号未尝改耳。故其进太宗为成祖者，阳若尊之，实贬之也^[298]。

了达此旨，始可言嘉靖朝之意识形态。然则其时以嘉靖为“非讳言日”，史家纷出者，正因所谓“隔代修史”乃历朝惯例，不必讳言也。此意虽未明言，盖成祖本亦世宗之所自出，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以礼乐制度所处之中心地位言，当时士大夫之体验固当如是也。此种意识与成、弘以来师道精神复苏之后士人之自觉意识迅速合流，且愈演愈烈，一时史家颇以述作自任，于是纂修本朝历史之观念乃蔚然成风。万历中期陈于陛居内阁，遂正式以重修本朝纪传体正史相启请者，亦此风之下学而上达者也。惟嘉隆之间虽风尚渐开，文化政策尚称严酷，学者之论本朝者动辄得咎，如郑晓之《吾学编》即因惧祸而自毁稿，陈建《皇明资治通纪》亦因议论过直而于隆庆五年遭禁，是其例也。万历中叶以降，神宗于朝政渐失兴趣，王学之在朝、会通两派分别秉钧朝野，《实录》不复密藏，学术益无禁忌，学者得肆兴渔采，卷帙浩繁之作一时蜂出，虽高下不一，义旨各别，要皆各抒己见，亦云盛矣。就中尤见锋锐者，往往著书进上，以师道自任，于本朝利弊直言无隐，如吴瑞登《两朝宪章录》是也。

征之有关建文朝事诸史，亦可觇其时史学风气之异变。以世宗入继为界，嘉靖前诸史多以时君褒奖建文忠臣遗事为名展开一朝史事，于建文则鲜与评价。如黄佐《革除遗事》虽首冠以君纪，为之系年，然亦仅于洪武年号下纪建文某年而已，且于“建文君”尚不敢声言褒赏。其叙作史之意云:“《革除遗事》何以录？惧湮也。诸先正之死，呜呼烈矣，大节揭揭，与天日相为昭，何湮乎惧？惧史之逸之也。逸之矣，此其录之也何？承二圣帝意也。太宗文皇帝当诸先正之死，曰:彼食其禄，自尽其心尔；仁宗昭皇帝又曰:若方孝孺辈皆忠臣也……故兹录之，凡以承二圣帝之意也。”虽于结末引李东阳读《文山集》一诗，所谓“状元忠义古今传，野史何如旧史全。删述总烦胡学士，姓名犹记丙申年”，且言“其意最婉，百年后公论乃定，大都如此”，微露不满之意，然所隐约者亦深矣^[299]。至嘉靖以后，学者于建文帝本人回护日多，于其败亡逊国则每归之于建文诸臣，盖尚不敢直接声罪于朱棣也。如郑晓即言:“余好问先达建文时事，皆为余言建文君宽仁慈厚，少好文章礼乐，不喜任律法操切人。比即位，得方孝孺专意行周官法度，辄改高皇帝约束，靖难兵起，不为意，即有败状闻，亦辄谓直多发兵，荡平在旬朔间耳。诸大将统兵北进者又多怀二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战而溃。余至建业，闻之江上老人曰:成祖乃天授，建文君何尤！”^[300]高岱亦批评建文行法不断，臣谋不当，误用李景隆，而方孝孺等及大势已去，“犹循循颁行《周礼》，改官职，易殿廷名，迂亦甚矣。非忠有余而才不足乎！”惋惜之意，溢于言表^[301]。另如《奉天靖难记》诬指太祖本不欲立建文诸事，郑晓虽未显驳其言，却详举建文于太祖晚年即常参与裁决政事，“颇尚宽仁，兆民忻忻，罔不爱戴”，其意可知矣^[302]。

不宁唯是，嘉靖以后诸书虽不敢直接声讨成祖，于其残忍灭性之处则多有揭露，此亦直书其文而褒贬自见之意。如郑晓《逊国记》、王世懋《窥天外史》皆言建文二年十月两军交战，建文帝诏诸将勿杀燕王，“无使朕负杀叔父名”云云。清初史家潘柽章以为曲笔:“其说采入《吾学编》，至今传为实录，此言外若愚建文君，内实颂其仁，而甚成祖之忍。”^[303]其尤著者则嘉靖十七年袁褧所撰之《奉天刑赏录》。此书杂采野史笔记之偶见者裒为一编，记靖难之后爵赏诛戮之事。《四库总目提要》云:“其载建文死事诸臣家属被祸惨酷，殆非人理，称皆得于官府故牍，似不尽诬。成祖毒虐之政至于此极，亦可证史书所载尚未能得其十一矣。”书以“奉天”为名，而所记则无复人理，褒欤贬欤？虽三尺童子，不难立判。

建文君臣之惨况一旦大白于天下，其影响于世道人心者甚巨。“即覆宗去国极辱穷诛之事书之篇策，至今读之，犹能使人可悲可涕，发上指而眦欲裂者，诚千百年来未有之见闻也。”^[304]士大夫不幸遭逢专制之世，君主动以圣人自居，朝野亦颂声一片，然稽其行事，则或禽兽而不如，凡此种种，积郁于心，其压抑可知。此种压抑一旦爆发，则有非时君所能抑者矣。故万历时代朝野士人于建文反正一事争持最力。神宗即位，阁臣张居正首请为建文诸臣建祠，得旨允行；万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为诸臣请谥、益祠、请修治冢墓并恤录子孙及交游姻党之尝受株连者；万历十三年，江西巡抚马文炜、巡按韩国祯亦各以“忠臣已褒，外亲未宥”启请，于是建文殉难诸臣党禁乃大解；万历十六年国子司业王祖嫡奏请复建文年号，至万历二十三年议修国史之际礼科给事中杨天民、监察御史牛应元又分别上奏，其事乃允，并修建文实录附于洪武之末。朝廷解禁虽告一段落，学者之私议则事犹未已。万历二十九年翰林院馆课便有祭祀建文之议，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甚至“乞举陵庙旷仪”，乃有一举而复其正统之意^[305]。而夷考其争持之理由，则以建文之反正为事关纲常。于是，由成祖靖难所开创之政统在士人心目中终渐失其正当性。屠叔方奏疏即云:“臣惟君之立国莫大于纲常，臣之事君莫先乎忠义。国无纲常，虽明备礼乐，亦虚文耳，名教奚赖焉？”^[306]此义虽杂糅于颂圣声中，然其言辞之颠覆性当不俟深考而后知也。故陈继儒序其《建文朝野汇编》，于人心或不复属明乃不胜其殷忧:“革除诸臣且俨然赐之祠额矣，而议者犹有憾，曰建文之不修史也，不复号也，于纲常阙焉。夫纲常者万古之纲常，宁以区区废置为完阙？吾第患其久阙而乍完，水奔弦激，其所伤犹有大于备史复号者也。则圣子神孙豫为之计，以杀人心之不平，而关后世之横口，是亦继述之善者也。”

明室以君道独尊立国，而建文一朝则士大夫师道理想之所寄。故靖难一役，于士人心态之影响最巨。昔孔子哀道之不行，不忍托之空言，乃笔削《春秋》以见意。此意晚明学者亦差堪仿佛，故其极力争持者，殆为此也。万历二十三年，吴县布衣学者朱鹭成《建文书法拟》一书，主为建文辩诬雪谤，以《春秋》笔法自况，惜学不足也。就其所衡论者观之，每每意欲褒而实若贬，殊可笑咤，不副其素志。明季学者好大言，底层尤甚，于朱氏吾见之矣。

建文朝事既为士人理想之寄托，爱屋及乌，于建文帝之败亡，学者多不忍信其死。或出于故老之相传，或本于好事者之所造，建文逊国之后，以太祖预留之度牒出家为僧、地道出亡一事，乃绘声绘影，愈写愈真。除姜清《姜氏秘史》外，史学名家诸作如郑晓《吾学编》、许相卿《革朝志》、薛应旂《宪章录》等皆未能免俗。其说流传既久，信者益众。及至季世，“逊国诸书，真伪杂出。盖作俑者，王诏之《奇秘录》，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录》也。二书皆浅陋不经，而《致身录》以缘饰从亡事，尤为流俗所歆艳。崇祯中南京科臣欧阳调律上其书于朝，钱学士谦益乃据吴文定所撰彬墓表作《致身录考》”。按此言史彬即史仲彬，建文时翰林侍书，相传与程济等随帝流亡，故明季托二者所撰之《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言建文遁亡隐事甚悉，且相互表里，可资互证，一时学者信之不疑。然体类小说，经潘柽章考证，实皆不足凭信^[307]。并时亦有托名铁老生《冤报录》，言永乐初以虐杀逊国诸臣歆动上意之作俑者陈瑛，惨遭孽报，中冓俱为他人所乱，书极秽亵，盖亦当时士人借小说以泄其愤懑者。崇祯四年，江南名士钱士升以三书与刘琳《拊膝录》并刻为《逊国逸书四种》，行于世。

逊国野史虽不足凭，要不失为晚明士人心影之写照。其中所述如雪和尚、补锅匠等，虽或无其人，然荣华尽弃，甘于遁隐，万里赴义而不辞者，千古之下想其英风。惜不旋踵而此心影乃成现实，明社丘墟，清人入主，士大夫之甘为遗民者或筑室祈死，或浪隐江湖，芭窗夜雨，岁寒猿啸，其风烈犹有过之者焉。读明季野史者，当于此等处求之。

大厦将倾，乃念扶危之一木；国家板荡，方思济难之忠臣。崇祯中，谥建文为惠帝，弘光虽旋即败亡，乃亟亟以表彰逊国遗臣为事，然明社屋矣。数十年后，其遗民黄宗羲撰《明儒学案》，首举师说，而以“千秋正学”方孝孺冠于篇。

甲申岁除草成于羊城，涣斋自识

（邓志峰，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