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汉学作为一种由一批外国人在其本国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关于中国知识的研究，它与其发生国的文化与知识体系有着与中国本土学者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完全不同的发生学背景。就西方汉学来说，它完全依赖于和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这些人文、社会学科又是地地道道的西方学术。因此我们今天已不能仅从知识论上来看待域外汉学了，必须熟悉其学术背景和流变，必须用一种知识论以外的比较文化的方法论来审视它。而要同时熟悉和掌握这两个角度，无疑是对研究者知识和方法、学术修养与视野的一项巨大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至今仍然认为，海外汉学在中国仍处在“虚热”之中，真正悟出其道，并做好研究的人并不多。

张西平先生在“汉学研究导论”一文中对汉学（中国学）重新作了系统的梳理，他引用严绍璗教授的话认为，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深入“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但其学科性质的争论仍在国内外进行，如赛义德的《东方学》，如何评价此书涉及的汉学的性质问题。国内已经有学者按照赛义德的思路，对整个西方汉学作了宏大的叙事。对此，我们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但我们开辟的“汉学一家言”，意在就汉学的性质和研究方法展开讨论，欢迎大家就此问题来稿。

本辑“汉学家专页”中所选的三位大家尽管分属三个不同的国度，但他们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关联：沙畹跟阿列克谢耶夫是师徒关系；而卫礼贤的最大功绩在于翻译与阐释儒家和道家的大部分经典，对沙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视形成了鲜明的互补。更难能可贵的是，卫礼贤一文的作者吴素乐女士，一反我们先前奉大师为神明的一贯做法，利用一手资料（档案及书信），以批判传记的方式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卫礼贤形象。该文再次显示了在研究汉学家生平时掌握一手资料和批判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今年是著名翻译家、日耳曼学学者、诗人冯至先生百年华诞，本辑特发表两篇文章，以缅怀这位世纪文豪。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高利克对冯至先生的诗歌作了精湛的分析；而顾彬教授则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冯至十个可能的创作来源——30年代他在海德堡大学的老师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

2004年下半年我们同世界相关机构共同举办了“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档案整理与研究座谈会”以及“让西方了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卫匡国”三个学术研讨会，意在从语言史、清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展开对西方汉学，特别是对西方早期汉学的展开研究。本刊中选发了几篇会议的论文，使读者得以窥斑见豹地了解这些会议的概况。

本刊不仅仅着眼于介绍英、法、德等传统汉学“大国”情况的介绍，同时也关注意大利、捷克、波兰等国家的汉学研究。本辑中高利克和马西尼的文章，正是在这一努力的结果。我们不仅着力介绍、引进东西方传统及当代汉学的方法论，同时也重视借助于上述方法所进行的个案研究。本辑中邢福增先生的文章，正是个案研究的范例。(www.daowen.com)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大量重要的历史活动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如果将此与天主教再加上俄罗斯东正教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那么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些问题就会看得更清楚和全面，同时我们才能真正揭示西方汉学的发生学根源。传教士汉学一直是本刊的重点所在，现在我们则拓宽原有范围，从先前的明清天主教传教士汉学，延伸到基督新教和东正教。这是本辑发表《亚洲文会与中西文化交流》以及《珍贵的俄中关系档案史料》两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决不仅仅有着历史的一面，我们在探究其发生的同时，也应注意它的现在形态。在以往的几期中我们已经发表过当代汉学相关学科的一些研究成果。本辑特辟“中国宗教思想研究”专栏，以介绍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宗教所进行的研究、分析。今后本刊将在不脱离历史的前提下，关注在比较研究中寻求中国宗教的普世性意义。因此“中国宗教思想研究”也将成为固定栏目。

本辑的文章题目丰富多彩，关涉学科也不尽相同，而这正是本刊所期望的“和而不同、相谐互补”的原则。截至本辑《国际汉学》已出满12期，尽管年轻，但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特色。2005年是《国际汉学》创刊十周年，下辑我们将出版专辑，纪念她的十周岁生日，感谢多方的关切和支持，也欢迎学界同仁不吝赐稿。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