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俄中关系档案史料

□［俄］A．C．伊帕托娃（А．С．Ипатова）^[1]　著

□柳若梅　译

近三十多年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一直在整理编写《俄中关系史》资料丛书，从1992年起进行的科研规划“17—20世纪俄中关系”把苏联时期也包括了进去，在俄联邦外交部历史资料处的协作下得以出版。这一规划和丛书的负责人是С．Л．齐赫文斯基院士，学术主编、历史序言部分的作者则是注释部分的作者和编写者之一的В．С．米亚斯尼科夫院士。

迄今这套丛书已出版了六部，其中之一是两卷本。^[2]这套书的正文、注释和附录部分包括两千五百多份文件和资料，按这套资料丛书的构想未来还将出版十部。这套按时间顺序编写的丛书涵盖了俄中关系史上不同发展时期的四百余年，其间既有关系亲密、活跃的时期，也夹杂着冷战甚至是对立的时期，而之后又是关系密切、合作的时期。两国——两个巨大的、有着世界上最长疆界线的大国关系中的所有有争议的问题甚至冲突，都是通过和平的途径——谈判、协定协议来解决的。这些情况使得两国日益发展扩大的接触面、亲近和互相影响的程度从本质上变得更为复杂。如此独特的历史经验值得在认识、分析、加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以重建发展俄中关系的客观历史画面。这也正是这套丛书的主旨所在。丛书的各卷结构统一、历史文献出版体例统一，史料部分来源于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的一些档案馆——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俄联邦外交部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籍档案馆、俄联邦总统档案馆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中国、蒙古的一些档案馆的资料。

丛书中的所有历史资料在行文时都经与原件或原件复本（指在档案馆中没有收藏原件而只藏有原件复本的档案材料）仔细核对，同时后者又罗列了过去发表所见的所有版本。丛书中的大部分资料都是第一次收入学术著作中，第一次在书中以如此完全的容量出现，同时这些资料都不是二手资料，而是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全套资料或是一些珍贵收藏品。比如，Ф．А．戈洛文使团（1689年中国同欧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的使团）的账目记录就是首次发表，Ю．А．戈洛夫金伯爵驻中国使团的资料也是第一次以全貌面世，而在此之前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这些资料已经遗失。此外，1937—1945年间的资料更大程度上属于学术研究的性质。

过去的几百年里出版了很多俄中关系史方面的资料，但那些资料大都有些零散，缺乏系统性，或者只是一些条约、协议的汇编，从中很难全面地看清两国关系的发展在时间上的接续性。在齐赫文斯基和米亚斯尼科夫两位院士带领下的编者们使得这套丛书避免了这方面的不足，丛书不仅汇集了一些重大事件的资料（使馆、条约的签订、条约文本），同时再现了谈判的酝酿、进行过程以及一些不甚明了但却很有意义的细节，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发展中的两国关系。

丛书中的每一卷都是一条长链中的一环，同时每一卷又都以俄中关系史上的某个事件为主题，所以每卷又都是相对独立的，每卷中有详细的史学、文献学序言，地理名词注释，简介性人名注释，术语表和大都含有完整史料的详尽附录，这些虽不属正文部分，但却使人得以看清两国关系发展中特定时期的俄中关系状况的全貌。

收入丛书中的不仅有俄文资料和当时中国的正式官方语言——汉语、满语、蒙语资料，尚有在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于俄中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的拉丁文资料，还有一些西方国家（英国、法国、荷兰等）的外交资料，对于这套丛书来说，这些西方国家的外交资料十分重要，从中可以观察出西欧对俄中关系的反应。这些资料在翻译时把语言和这些国家当时的具体情况都结合起来，使译本具有很高的水平，这一点是学界的研究者们公认的。

这套丛书还反映出17—18世纪初俄中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当时中国清朝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不难回忆，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而未果，而在更早一些时期，在16—17世纪初，向中国派出使节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为建立同中国的关系也无功而返。而从17世纪初起，俄罗斯使团就不止一次地前往中国，其中几次还受到了清朝皇帝的接见。在18世纪初，清朝政府两度派员前往俄罗斯，这在当时在欧洲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在18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使团就已来到北京，在清政府的首肯之下履行着俄罗斯派驻中国的非正式外交代表处的作用。俄罗斯汉学正是在东正教使团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日后才使得俄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能够有学术知识作为依托。这套丛书肯定了东正教使团的地位，描述了东正教使团的活动。

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苏中关系卷（1937—1945），作用尤其特别，正是由这卷开始了丛书中1917—1991年间的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内容。该卷涵盖了两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生活中变故频发的时期，其中主要的、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使苏联、中国陷入水深火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书中包括一些正式的外交文件，除了苏联和中国签订的两个条约——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39年7月16日签订的贸易协定以及就其他具体问题签订的协议外，还包括苏联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有斯大林同来苏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的的谈话记录、备忘录和照会，苏联与中国外交工作中的谈话记录，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就中国的政治问题发往莫斯科的电报和信函，苏联驻中国使馆和苏联外交部人民委员会远东第一分部的工作资料以及其他资料。编者认为，过去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外交材料汇编》^[3]一书中，发表过的关于国际联盟就给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以国际援助的问题所进行谈判的过程的资料和文件，必须收入丛书之中。

正是因为这套丛书有上述特点，因而人们才完全有理由说它是“科学院级”的。

这套《俄中关系》资料汇编是绝无仅有的版本，是世界汉学领域无与伦比的巨制，当之无愧地得到了俄罗斯以及国外评论界非常高的甚至是赞叹的评价。^[4]例如，著名德国学者沃尔夫康·措别尔利赫在评论丛书第一卷时特别提到，“这部书的资料选取得非常细致，尽可能做到该主题已再无其他资料可寻，所以书中的资料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包括了相对于主题所需要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所有资料，为学术与研究创造了一个广博的、十分坚实的、充满希望的基础”。通过对这部书中的资料、材料的分析，他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评论家完全可以相信，出版者实实在在地实现了这本书的初衷。他们精心、细致地收集整理繁多的资料，将来无论是俄罗斯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不会对这部书视而不见，而会乐于向本书求教并因这本书而受益”^[5]。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克利弗德·福斯特把这套丛书看成是“一套佳作”^[6]。在中国，两卷本的《17世纪俄中关系史》被译成汉语，并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7](www.daowen.com)

通过对已经出版的及正在编写的丰富资料的分析，可以形成一个研究俄中关系的论据充分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实质在于，从俄中关系历史经验的角度超越了那些发生于此间、相对短暂的时间里的令人不快的时刻，每逢这时那些令人不快的时刻都是通过和平的途径——谈判、磋商，签订条约和协议解决的。这是两个邻国稳定的和平关系的历史财富，不仅过去发挥过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烛照着现在和将来。现在，这套丛书还在按时间顺序继续编写着。

（译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更　　正

《国际汉学》第十辑刊发的《剑桥汉学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第192—218页），曾在台湾《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1期（第31—43页）上发表过。此文作者系阙维民教授，目前供职单位应是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特此更正。

【注释】

[1]本文作者即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伊雅达，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罗斯—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译者注

[2]《17世纪的俄中关系·资料和文件》，两卷本，第一卷：1608—1683年，莫斯科，1969；第二卷：1686—1692年，莫斯科，1972，编者：Н．Ф．杰米多娃、В．С．米亚斯尼科夫；《18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件》，第一卷：1700—1725年，莫斯科，1978，编者：Н．Ф．杰米多娃、В．С．米亚斯尼科夫；第二卷：1725—1727年，莫斯科，1990，编者：Н．Ф．杰米多夫、В．С．米亚斯尼科夫、А．И．塔拉索娃；《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件》，第一卷：1803—1807年，莫斯科，1995，编者：М．Б．达维多夫、И．Т．莫罗兹、В．С．米亚斯尼科夫、Н．Ю．诺夫戈罗德斯卡娅；《20世纪俄中关系史·资料与文件：苏中关系》，第四卷：1937—1945年，莫斯科，2000，编者：А．М．列多夫斯基、Р．А．米罗维茨卡娅、В．С．米亚斯尼科夫。全书共六卷。

[3]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FRUS）1937，Vol．III．The Far East Wash．1954；（FRUS）1938．Vol．IV．The Far EastWash．1955．

[4]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Н．Н．波科罗夫斯基（新西伯利亚），《17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1608—1683年，莫斯科，1969；第二卷，1686—1691年，莫斯科，1977；《18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1700—1725年，莫斯科，1978；第二卷，1725—1727年，莫斯科，1990；《近现代史》，1992年第2期；伊帕托娃А．С．《17—20世纪俄中关系》资料汇编中“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史上的珍贵原始资料”，“中国、俄罗斯、亚太地区国家与21世纪跨文化关系的前景”第十二届国际学术会议（2001年9月25—27日在莫斯科召开）论文集《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现代性、前景展望》，莫斯科，2001，第二卷，第38—42页。

[5]Seuberlich Wolfgang．“Russkokitajsrie otnosenija v XVII veke．Die russ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m 17．Jahrhundert//“Oriens Extremus”．Zeitschrift für Sprache，Kunst und Kultur der Länder des Fermen Osterns．19．Jahrgang．Heft 12．S．243，255．在此期间措别尔利赫同杰出的德国东方学家、中国清史研究专家瓦尔特·福克斯教授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众所周知措别尔利赫的评论反映了福克斯这位德国满学泰斗的观点。

[6]Canadian American Slavic Studies．Special Issue．The Russian Enlightenment．V．16．No．34．Fall winter，1982．p．543．

[7]《17世纪俄中关系》，1—3卷，北京，1978年，共9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