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雅斯贝尔斯与诗人冯至^[1]

□［德］顾　彬（W．Kubin）

中国和欧洲之相遇大抵被打上了一种神秘故事的烙印。其间一直有着相遇的事发生，只不过我们对此所知甚少而已。这常常是由于缺乏语言的知识，也往往是因为不具备历史的意识，更常见的乃是由于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使然，正是有鉴于此才使得这相遇的故事获得了其应有的权利。当年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不仅损害了中国和欧洲的相遇，而且也对这一相遇的历史性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一位德国大思想家违背时代的精神，在他的一部主要著作中对中国作了介绍，并且将亚洲和欧洲的真实相遇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惟妙惟肖地予以再现，这真是一次历史的机遇。

我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长大的，那时孔子不论是在中国的理论家还是在德国的汉学家那里都遭到唾弃。人们不一定要喜爱孔子，但是应当严肃地对待他。卡尔·雅斯贝尔斯这样做了，这并且还不仅限于孔子，尚包括老子。对雅斯贝尔斯来讲，这两者同属于“大哲学家”的范畴，并且孔子被认为是“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进而与苏格拉底、佛陀以及耶稣并列，处于所有人类历史的开端。在20世纪，很少有人给予孔子如此崇高的地位。中国在其革命的进程中常常淡忘了对自己固有传统的应有重视，取而代之的却是对所有所谓“新生事物”的偏爱。在这里我们可以顺着雅斯贝尔斯“交流作为人类存在的普遍前提”的理论继续思考下去：交流同样也是与古代事物的沟通，是传统的事情。

20世纪显现出两种极端的发展：其一是过度的个人主义，其二是极度的集体主义。这两者同样都需要批判。后一种倾向长期以来就有批评家予以掊击，而前一种倾向到目前为止也只有神学家和哲学家作为问题提了出来。愈来愈多地由金钱来支配的东方和西方社会的发展，全力促成了个人主义的泛滥。他们认为这一切皆是由于自我权力的完善而得以成就的，并使之成为可能。这是一种认为不需要他者的个人主义。不过并没有谁独自生活在一个孤岛之上。雅斯贝尔斯说：“如果我只是我自己的话，那我必然会变成荒芜。”或者：“我相信，我之所以会真正成为我自己，并不只是借助于我自身促成的。”正是雅斯贝尔斯“统摄”（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某种东西所统摄着）这一思想，使得他有关交流的理论成为了人类存在的基础，也从而使得中国与欧洲的相遇如此硕果累累。(www.daowen.com)

作为诗人和日耳曼学者的冯至在1930年代曾师从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学习，此乃众所周知的事，并且后来冯至在他那动人心弦的美丽的十四行诗中吸收了雅氏有关交流的哲学。由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轻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一个重要影响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鲜为人知。谁要是重新发现雅斯贝尔斯的话，那他就会重新发现冯至，而重新发现冯至就意味着重新发现了一段德国人与中国人相遇的神秘故事。这一故事异常丰富多彩，并不仅仅局限于材料方面，更在于其内容。冯至的十四行诗乃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纲要的诗歌形式的转化。这些诗歌同时也在继续吟咏着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处于某一世界之中的人类共同思想，其中个人的失败总是更可能地显现出来。那对交流保持着开放的个人，也会离超验更近些。这一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不论他在东方抑或西方。正因为此，雅斯贝尔斯在他的“世界哲学”中也极力纳入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基于同样的理由，冯至在他的十四行诗中也尽可能地融入了德国特别是欧洲思想家或艺术家的内涵。谁要是紧随自我的话，这便意味着与他人在交流之中共处，那么他便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一个不再区分德国人或中国人的人。就这方面而言，我们也可以将“轴心时代”的观念带入现代来：像以往分散在地球所有重要地区的大思想家创立了具有鲜明性共同特点的学说一样，东方和西方的人们今天也有必要为了世界的共同体建立一个新的“轴心时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中，是由人而非民族来决定人类的命运。正是在这一意义之上，雅斯贝尔斯创造了他的几个重要哲学概念，而这些词语又都是以“世界”（Welt）一词作为开头的：世界方向（Weltorientierung）、世界哲学（Weltphilosophie）、世界市民（Weltbürgertum）、世界意识（Weltbewusstsein）、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让读者在阅读的行为之中与传统的、与“其他”的以及与“他者”建立起交流来，从而进入一个“世界时代”，一个不再依据“自己”和“异己”来区分人类的时代，这正是我们的哲学家留给读者的使命。

（作者单位：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

【注释】

[1]本文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为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一书中文版所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