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汉语的金钥匙 ——论明清时期国外汉语教材的特点

□张美兰

编者按　2004年7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办的“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成立大会”在澳门理工学院隆重举行。中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严美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菲律宾华文教育中心主席颜长城等分别向大会及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发来了贺信，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八十多位学者应邀参加了此次盛会。

会议收到论文75篇，涉及明清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教学研究，西方汉语教育史，日本、朝鲜的汉语教育，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澳门土生葡人的汉语学习，澳门普通话教学等议题。作为近代中国对外窗口的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学习汉语的地方，这次会议以这个特殊的城市为会址，并成立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期特发表清华大学张美兰女士的文章，以使读者窥斑见豹地了解此次会议。

在《老乞大》和《朴通事》出现以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专门的世界汉语（或称对外汉语）教材，教外国人汉语或外国人学汉语一般使用中国传统的汉语母语教材。在《老乞大》和《朴通事》之后，外国人编写的汉语教材才陆续刊行。近年来，国内外汉学界对汉语及汉语教学的研究开始关注元明清时期东方（日本、韩国）、西方（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等）诸国所编写的汉语教材。如：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著名学者六角恒广（1994）出版的《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对日本明治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在日本出现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156种汉语教科书、工具书作了比较详细的题解和介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汉语教育的历史面貌。中日韩各国学者曾利用古高丽的汉语教材《朴通事》、《老乞大》、《训世评话》及其谚解等来研究元明清汉语语音的发展、词汇现象以及韩语发展的面貌。学界对西方汉语教材的研究也进入从零星的材料挖掘（主要包含在各类汉学研究的著述中）到有系统的关注或专题研究阶段。国内如姚小平等翻译的瓦罗《华语官话语法》（1703）中译本的出版（2003）及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2003）等。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探索了早期国外汉语教材的历史，体现出汉语在对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正确认识汉语的规律、汉语发展的历史（近代汉语、汉语方言、早期现代汉语等），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比较语言学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早期国外汉语教材的面貌

（一）早期韩、日两国汉语教材的面貌

1．中韩、中日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中韩、中日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汉语教育在古朝鲜、日本历代的教学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代朝鲜、日本包括琉球地区都是汉文化圈国家和地区，早期历史上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而且他们至今也部分地使用着汉字，其语言、词汇乃至语音，至今仍大量保留着汉语字词及语音的影响。汉文化在日本、朝鲜的形成和发展，汉字在这些国家的使用，与这些国家悠久的汉语教学历史密切相关。

汉字大约在公元前后传入朝鲜半岛，伴随汉字而来的是大量的汉字语词。在1446年《训民正音》正式颁布之前，韩国人一直使用汉字。文言则成为惟一的官方用语和文人创作的工具。

汉字在1世纪左右传入日本，当时日语尚处于有发音无文字状态。人们借用汉字表示日语的读音，汉字与原有词义相脱离，失去了其表意的性质，成为单纯的表音符号。借用汉字表示日语读音一直持续到8世纪的奈良时期（710—784），日本人根据汉字字形创造出日语文字——假名，日语有了正式的文字符号。日语假名产生以后，日本人依然大量使用汉字作为日语文字，并且词义接近汉语或与汉语相同，具有表意性质。从此，汉字和假名共同构成了日语文字。日本的汉学研究大约始于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5世纪左右，据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统计，到9世纪末，传入日本的汉籍多达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伴随着汉籍阅读群体的不断扩大，日本汉学家创造了“训读”这种独特的翻译、解读中国古代作品的方法。时至今日，日本初、高中语文课中中国古典作品的教学，教师依然通过训读方法授课，学生必须掌握训读知识和技能（详见胡山林，2002）。

2．中国传统识字教材对古朝鲜、日本汉语教学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没有严格的分科。各类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研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是其基本教材。这一类儒家经典之外还有为帮助读经所编写的识字教材，如专供儿童集中识字用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从集中识字开始。蒙童能够识记这些汉字，就为阅读和写作训练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些教材是以汉字教学为中心，侧重读写训练。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识字是为了读经，读经是为了科举考试。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符合教育科学的汉语语言教学，更不适合用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但是我们不能低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传统的启蒙读物曾经在古代韩国、日本汉语学习中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目的也是为了读经，为了研究中国文化。

据日本《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284），阿直岐自百济东渡日本，日本皇子稚郎子要跟他学习汉语，他推举了王仁。第二年王仁带去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详见程相文，2001）。据研究《史记》在600—604年间传入日本，成为日本重要的教科书。它曾是日本古代宫廷教育的教科书；是日本中世纪以后培养中层汉学人才的教科书；从明治时代起又是普及汉学教育的教科书，培养出为数甚多的汉学人才（详见魏爱莲，2003）。日本平安时期（794—1192），朝廷在京都建立了类似中国大学培养朝廷官僚的“大学寮”，“大学寮”中的“明经”、“纪传”两科规定以儒家“五经”及《史记》等史传书籍为教材。教材全部是经过训读的作品。另外“大学寮”以外的官办学校，也都以经过训读的儒家经典作品作为主要教科书。江户时期（1600—1867）儒学上升为官方正统思想之后，儒学教育从官僚教育扩大到所有的贵族教育和平民教育中。当时，无论是各地只招收贵族子弟的官办学校，还是一般平民子女就读的民间私塾，如由寺院主办的“寺子屋”，以及少数个人出资筹办的私塾，一律以儒家经典作品如《论语》、《千字文》、《孟子》、《大学》、《中庸》等作为必读教材。直至今天，中国儒学及文学古典作品始终是初、高中学生的必修教材（详见胡山林，2002）。

韩国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汉文（汉语书面语）教育是主流。不管是三国时期的“太学”、统一新罗时期的“国学”、高丽时期的“国子监”等国家教育机构，还是“扃堂”、“书堂”、“十二公徒”等私立教学机构，都是以韩国式的书面语颂读为主的儒家经典的传授。据新旧《唐书》记载，古高句丽时代的教科书主要有“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文选》等。

李朝时期的汉语教材和教法我们可以从《老乞大》中的描述中推知当时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情况，他们使用的教材是《论语》、《孟子》、《小学》这一类传统的汉语母语教学的教材，甚至教学方法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模式。汉语教材《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前汉书》、《后汉书》等都是与儒学和历史密切相关的。教科书《训世评话》共编写65则故事，所涉及的中国古籍有《史记》、《礼记》、《孟子》、《列子》、《古今人物志略》、《三国志》、《后汉书》、《晋书》、《搜神记》、《搜神后记》、《涑水记闻》、《南雍州记》、《广异记》、《出明录》、《河东记》、《鹤林玉露》、《太平广记》等二十余部。选录故事的标准与儒家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一致。

3．古韩国学习汉语口语的教材

在《老乞大》和《朴通事》之前，古代朝鲜的汉语教材有《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前汉书》、《后汉书》等，前两个类似中国元朝贯云石的《孝经直解》，许衡《鲁斋遗书》中的《直说大学要略》、《大学直解》等，正如李边在《训世评话》跋文中所说：“《直解小学》逐节解说，非常用汉语也。”《前汉书》、《后汉书》是文言文体的，可见这些教材中的内容都不是日常所用的汉语。随着古白话的广为流传，要求相应的口语体汉语教材产生。

《老乞大》、《朴通事》作为古代朝鲜半岛学习汉语的专业教材，至晚成书于14世纪中叶，即我国元代、韩国和朝鲜高丽王朝后期，迄今已经历六七百年。朝鲜李朝国王高度关注，世宗五年（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政府令“铸字所印出”；成宗下旨：“夫始肆华诸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两书，以为学语之阶梯。”司译院甚至要求“通事”们背诵。两书都以汉语口语问答对话的形式编纂而成会话课本，其文字全部是汉字，用的是元代北方的“汉儿言语”。

“乞大”是“契丹”的转音，用以指代中国。“老乞大”即“老中国”，意为久居中国、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人，犹今言“中国通”。《老乞大》不足二万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55节，下卷53节，共108节，相当于108篇课文。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路上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

《朴通事》书名中“朴”是朝鲜的固有姓氏，“通事”是翻译的意思，《朴通事》即《朴翻译》。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38节，中卷38节，下卷30节，共106节，相当于106篇课文。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的是社会生活，内容上兼旅行指南和经商指南，反映元末明初的北方口语。

《训世评话》分上下两卷，是继《老乞大》、《朴通事》之后古朝鲜又一学习汉语的教科书。汉学大家李边（1391—1473），大胆地将中国评话的形式引入教材编写，收集了古代名人、贤人及贞节烈妇的忠孝故事，以及寓言、民间传说、笑话等65则，其中60则取自中国历代正史、野史和笔记，五则收集自韩国古籍《三国史记》、《高丽史》、《三国遗事》、《太宗大王实录》、《三纲行实图》，采用文白对照的体例，先列文言原文，然后译为口语评话，开创了韩国汉语读本的新形式。它既反映了明代前期汉语口语的特点，同时也保留了古朝鲜人翻译汉语、表达汉语时的独特之处（参见张美兰，1998）。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是译官崔世珍为译官们学习汉语的方便，在原本《老乞大·朴通事》的汉文基础上，增加谚文、注音（用1443年李朝创制“训民正音”给每个汉字注了音。左侧是“俗音”，即15世纪朝鲜语学大师申叔舟所记的中国北方音；右侧为“今俗音”，即16世纪崔世珍当时接触到的中国北方音）、旁点和谚文注释。

1677年以边宪为首的12名语言家把《朴通事》翻译成朝鲜文字并加以充实，编纂出版了《朴通事谚解》。《朴通事谚解》由李湛明作序，共分上、中、下卷，在第三卷的最后附录了《老乞大集览》。1721年《伍伦全备谚解》刊行。

1765年由语言学者金昌祚编纂并且出版了《朴通事新释》。该书一卷一本，由汉字写成，形式基本也采取汉语对话的方式。1795年《重刊老乞大》刊行。

这些谚解类（谚解就是用谚文翻译汉文书籍）的教科书在世界汉语教材编撰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实现了世界汉语教材从以识字教学为中心到课文教学为中心的转变；从以书面语教学为中心到口语教学为中心的转变；从以直接教学法为中心到对比翻译法教学为中心的转变（参见金基石，2004）。

同时这些谚解类的教科书也保留了朝鲜几代学者对中国明清时期汉语音的谚文标音，其中不但有对传统韵书音的记录，而且有各时期中国现实音（北方话时音）的记录，因此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近代汉语音韵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及旁证价值，如胡明扬《〈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李钟九《〈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所反映的汉语声调调值》，《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4期；金基石（1998）通过朝鲜对音文献的谚文注音资料，考察近代汉语唇音的合口问题（详见《近代汉语唇音合口问题与朝鲜对音文献的谚文注音》，《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4．古日本汉语教材的面貌

（1）古日本对古典汉籍的学习和研究

5世纪左右，古典汉籍在日本广泛流传，伴随着汉籍阅读者群体的不断扩大，训读方法也逐渐成为基本的翻译方法。日语训读中的“训”，来源于汉语“训诂”一词，指诠释、说明词语的意思和用法。训读则指以日语注释说明汉语词语含义等，使读者了解汉语词义，能够阅读作品原文。据考证，奈良时期（710—784）的日本人阅读汉语作品或是音读或是训读。训读汉语作品或是阅读经过训读的汉语作品，日本的汉语辞典是极其有价值的工具书。日本最早的辞书既不是日本的国语辞书，也不是其他外语辞书，而是汉语辞书。日本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汉语辞书是9、10世纪之交的平安朝中期出版的《新撰字镜》，收录了两万多汉字，词语解释具体详细。稍稍晚于《新撰字镜》的还有《倭名类聚钞》，也是一部规模很大的汉语辞书。另外，平安时期（794—1192）汉学家菅原是善的《东宫切韵》是第一部研究汉语音韵的专著，它已经能够用反切的方法表示汉字的读音。不少《千字文》的注释本曾依据这部书注释汉字读音进行训读。到了江户时期（1600—1867），汉语辞书的编纂空前繁盛。近三百年中，先后问世的汉语辞书多达几十部，此外还出版了不少音韵辞书以及语法书籍（详见胡山林，2002）。

总之，日本汉学研究历史之悠久，汉学家人数之众多，翻译作品及研究书籍论文之浩瀚，古典汉籍在日本的流传，日本发明的古典汉籍训读方法，编纂与古典汉籍相关的汉语辞书，都充分说明了日本学习汉语书面语的历史。

（2）日本学习官话口语的汉语教材

明治时期，日本汉语教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内容从古典文言转变到以白话为中心，口语从南京话转变到北京官话。明治以前没有专门的汉语学校、专职的汉语教师和公开出版的汉语教科书，幕府时代“唐话”教育虽影响很大，然而不过是唐通事们的“家学”，沿用的是唐通事时代的旧教材。明治维新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汉语学校、专职的汉语教师和公开出版的汉语教科书，并及时将教学内容由南京话变成了北京官话，而在转到教北京官话后，迫切需要编出新教材。汉语教师广部精以英国人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为基础，编写了《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中田敬义（1879）把日语的《伊苏普喻言》（《伊索寓言》）译成北京官话，使其同样成为明治时期较早的一本汉语教科书。御幡雅文（1890）的汉语课本代表作是《华语跬步》，另外还编写了《沪语便商》、《沪语便商意解》、《沪语津梁》、《官商须知文案启蒙》、《生意集话》、《台湾土语读本》等。宫岛大八编写了《官话急就篇》以及《急就篇总译》、《罗马字急就篇》、《急就篇发音》、《续急就篇》，另有《日华字典》、《时文类纂》、《支那官话字典》、《支那语会话篇》等。在日本汉语教育界，《官话急就篇》被誉为二战前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经典”，重版了一百七十多次。井上翠在辞典编写方面成果突出，出版了《日华语学辞林》、《井上日华辞典》、《井上袖珍日华辞典》、《井上支那语中辞典》等，尤其是最后出版的《中国语新辞典》，是他一生汉语词典编写之集大成，至今仍是日本著名汉语词典之一（详见王顺洪，2003）。

《官话指南》、《燕京妇语》都是为日本人在北京工作生活所用的汉语教材。《官话指南》（日驻北京公使馆翻译吴启太、郑永邦合编，1881年刊行）共分四卷：第一卷“应对须知”，是关于询问姓名、年龄、工作，以及看望病人等方面的对话；第二卷“官商吐属”，是关于拜年、做生意、狩猎、劝朋友戒毒等方面的对话；第三卷“使令通话”，是吩咐仆人或其他人工作或办事等用的话语；第四卷“官话问答”，是大臣出访时接受酒席招待使用的话语，还有外国领事到中国政府机关调和商船冲突使用的话语等。《燕京妇语》是一本日本驻北京的侨民女眷学习北京话用的会话课本。教材分上下两卷，共22课。课文内容反映的是北京当时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有中外妇人之间的会话，有妇人和男士们的会话，有妇人和下人们的会话，有妇人和商人们的会话等。谈话的话题主要有初次见面、邻居相遇、探亲、访友、游览、拜年、接风、送行、宴请、祝寿、裁衣、种花、租房、打首饰等。

另有《白姓官话》^[1]这一部琉球使用的汉语教材，由我国清代遭遇台风漂到那里的难民白瑞临于乾隆十四年（1749）编写而成，是当时琉球人学习汉语的一部高级课本，影响很大（参见王庆云，2003）。

（二）早期泰西诸国各种汉语教材的萌芽和产生

1．中国传统识字教材对传教士汉语学习的影响

学习汉语要有教材，当时的传教士采用中国人的方法，把“四书”作为教材的。儒学学说是明清时期的主流意识，“四书”是当时儒家传统的基本文本，传教士通过“四书”学中文，自然既可学习规范的文言文，又可了解儒家学术的基本精神。利玛窦、马若瑟等人在中国都有这样的学习和实践。但作为教材，“四书”不是最佳的选择，也不适合作口语教材。因此在以“四书”作为入门教材的同时，传教士们积极考虑编写既能适应当时口语以方便传教，又能结合自己母语特点的汉语读物（参见许光华，2002：447）。

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将中西关系推进到新阶段，葡萄牙、西班牙相继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此后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在东南亚的传教活动非常活跃，其中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纷纷把有关天主教教义的经典翻译成为东南亚地区各民族的民族语言，如马来语，菲律宾的加泰洛语、米沙扬语以及越南语等等，传教语言的“方言化”是当时“适应”传教方式的一种重要表现，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宗教传播，而且也推动了东南亚国家民族语言的发展。如西班牙传教士通过利用拉丁语和西班牙的卡斯第语的语音结构来重新构建菲律宾加泰洛语；方济各会传教士、奥古斯丁会传教士、耶稣会士先后编写了教区内各种方言的语法书和字典、教理问答与布道书等。传教士们也特别注意向东南亚地区华人传播福音，希望借助华人把福音传入中国。在1593—1648年间，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就出版了三本针对华人传教的闽南语书籍（详见施雪琴，2003）。而此时的东南亚华人社区、中国的澳门也先后成了传教士来华之前学习汉语的基地。这些对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和相互促进作用。

2．在华传教士为传教而学汉语

16世纪初，葡萄牙占领马来半岛后，即垂涎中国大陆。葡萄牙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1552年到达广东沿海。1557年，葡萄牙教士登上了中国澳门的土地，陆续来到中国。接着，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于1582年来华。此后有传教士艾儒略、金尼阁、毕方济、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多人相继来华。他们先后学说中文甚至写中文。

早期来华传教士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在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具有较丰富的知识，且大都长期在华传教。他们以其狂热的宗教热情和杰出的语言天赋，刻苦地学习汉语，突破了语言障碍，不仅学会了说，而且努力做到听、读、写样样精通，以便宣传基督教义，扩大自身影响。他们中有的不仅传教活动成绩斐然，还能用中文著书立说，可以说他们既是著名的传教士又是汉语学家。例如：利玛窦等人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创造了在汉字旁加注罗马字母拼音的方法，以便使自己看到拼音就能正确读出汉字，从而为欧洲人识读汉字和学习汉语提供了便利；利玛窦等人编著了有史以来第一部葡华字典（《宾主问答私拟》），为欧洲人学习汉语汉字提供了得力工具；汤若望还曾先后在明朝的修历局和兵杖局供职，并用中文撰写和翻译了《主教缘起》、《古今交食考》等著作多种。

3．传教士为方便他人学汉语而编汉语教材

来华传教士从学习中国语言和方块字开始了解中华文化，并基于自身的需要，先后编写过多种辅导汉语学习的工具书，着手编写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著作，学习、讲授汉语并尝试编写学习汉语书籍、双语辞典等。如西班牙奥斯定会士拉达（Mardin de Rada，1533—1592）早在1575年就编写了《华语韵编》，这是一本西班牙语与闽南话对照的词汇书（引自张西平，2002：423）。目前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一本语法书是1592年多明我会传教士胡安·柯伯（Juan Cobo）的《汉语语法》（Arte de la Lengua China），但该书已失传（引自马又清，2002：1）。目前在学界颇受关注的教材有：

（1）西班牙传教士瓦罗（Francisco Varo）所著的《华语官话语法》，1682年完稿，1703年刊行，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语法专著，也是西方汉语研究史上的一部要著。该书套用拉丁语语法对汉语作了纲要式的介绍，对官话口语的分析没有汉字，只有译音形式，对汉语语法的认识还比较粗疏。

（2）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汉语札记》（Notitiae Linguae Sinicae）（拉丁文），^[2]1728年成书，1831年才得以刊行。1847年英文版在广州刊行。这是一部关于中文（文字、词汇、语法、音韵、修辞）和中国文学的精深著作，目的是向传教士提供一本适用的教材，并且为进一步研读中文打下基础。作者试图打破拉丁语框架，努力从中文文献所表现的语言现象中（仅引用例句就达一万三千余条，汉字达五万个左右）概括汉语自身的语法规律，而非总结一套系统严格的汉语语法。例如清楚明确地对汉语实词（solid characters）、虚词（empty characters）的区分作了界说，英译本共323页，就有102页专论虚词；注意到量词；看到汉语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变化而引起的词形变化；注意到汉语的文体风格。这也是第一本兼顾白话和文言语法的语法书（参见李真，2003）。

（3）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1年完稿，1815年刊行，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英语系汉语教材，是当时英语系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可用的汉语语法教科书。按照英语语法的特点对中国语文进行系统性的语法论述，书中所有例句不仅以中英文列出，每一字旁边还注有英语字母的标音，有助于当时的音韵、声调、语法及其演变过程的研究。贝罗贝（2000）指出该书书名虽冠以“汉语语法”，但“更应归类为教学课本。……这本著作对将英文翻译成汉语有帮助，但不能把它看做是一本能指出语言规则的语法著作”。

（4）郭士立《中文语法札记》1842年。

（5）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1864年。

4．欧洲本土东方学研究者的汉语教材

（1）华人黄嘉略在法国朋友弗蕾莱、傅尔蒙的帮助下，奉命用法文编写《汉语语法》（Essay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1716年完稿，此书虽未出版，但在法国汉学史上极具意义。黄嘉略1702年随传教士去法国，当初，比尼昂教士交付这个任务给黄嘉略的目的是，通过此书能帮助法国人学习和掌握汉语，使他们能够阅读存放在国王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让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在动身之前学会基本的汉语会话（许明龙，2004：130）。《汉语语法》并非语法专著，而是以汉语语法为主要内容兼及其他中国知识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书中主要篇幅用于讲解词法，后半部分是关于汉语中的常用词汇和句子、对话和应用文，对话以汉、法逐字对照的方式编写，这些对话既是汉语教材，也是使用的工具书。

（2）英国马士曼《中国言法》（英语）（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1814年刊行。

（3）法国雷慕沙《中文语法》（Ele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1822年刊行；这部书侧重文言语法，其特点是第一次如实描绘了汉语的特点：没有性、数、格、时态等变化，是西方第一部真正使用的中文语法书。该书被称为欧洲第一部科学的从普通语言学角度论述汉语语法的学术性著作（参见张西平，2002：430）。

（4）法国儒莲的《汉语新句法》（1869，全称为《以汉字位置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结构新编》）。他倾向于从教学实践出发，在讲解原文中归纳汉语结构的规则。这是他教学和研究的成果（参见张国刚等，2001：342）。

（5）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1881年刊行。书中强调汉语的独特性，汉语语法没有其他语言常见的构词形态学，只有语音学和句法学。书中列出全部文言助词及其详细用法，古文语法方面分析得全面而深入。对中文的许多语法功能和组织原则进行了分析与解说，如主语在谓语动词前，动词的宾语在动词后，限定词在被限定词前等等（参见张国刚等，2001：346），被誉为“西方人对中国语法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在西方汉语研究史上标志着两大转变：从印欧语言中心论转向语言相对论；由偏重文字、语音、词汇转向语法，特别是句法（姚小平，1999）。

这一类教材主要是汉学家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汉语，参考在华传教士们的汉语著作对汉语进行研究，可称得上是汉语研究专著，与上文所说的在华传教士汉语教材的作用相当，目的是帮助欧洲人学习和掌握汉语，了解文言语法，学会基本的汉语会话。

5．清代后期外交官员的汉语教材

（1）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三卷本），第一卷前两章是英文，从第三章起为中文，是英国驻京大使威妥玛1867年编写出版的一部供西方人士学习汉语官话（北京官话口语）的教材，也是第一部教学北京话口语的汉语课本。书中对19世纪中叶北京话的语音、词汇、语法作了记录和分析。第一次用西文字母给北京话口语标记声韵调。这既是一部高水平的汉语教材，又是130年前北京话的精彩实录文献，还是一部以当时北京话为描写对象的语言学专著，对于中国语言学史、北京话史和普通话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86年出版的《语言自迩集》（第二版），在当时是一部权威性的北京话课本。它系统地记录了19世纪中期的北京官话音系。作为课本，它语音、汉字、语汇、阅读并重，一千五百多条注释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价值远远超出课本（参见张卫东，2002）。

（2）英国外交官翟理思（1845—1935）编著了《语学举隅》、《字学举隅》等，都是用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的教材。

二、东西方汉语教材的特点比较

（一）明清东西方汉语教材共同点(www.daowen.com)

1．侧重描写了当时的官话体系口语面貌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日、中韩交流绵延不断，媒介主要是汉字和文物。学习汉语可以不教汉语发音，汉语学习者可以通过学写汉字，读《三字经》、“四书五经”等文献掌握汉语词汇，了解中国文化，相对而言汉语口语的重要性尚不突出。但是到明清时期由于汉语口语官话的发展变化，国际上诸国与中国间交流的迅速变化，使汉语（特别是汉语口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在欧美殖民主义势力东进亚洲侵略中国，自身也面临威胁的情况下，为了自强，抗衡欧美，争夺亚洲，采取了加强与中国联系、向大陆发展的战略。1871年中日缔结“修好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马上就筹建了汉语学校，并及时将教学内容由南京话变成了北京官话。而后，中日间的文书、人员往来日益增多，急需翻译，于是日本外务省设立了“汉语学所”。可以说日本汉语官话教学和教材的编写与明治政府的政治、对华政策、外交动向密切相关（参见王顺洪，2003）。

古韩国《老乞大》和《朴通事》以高丽商人在中国旅行、经商为线索，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为话题编成，这两部教材从实用性和实践性原则出发，摆脱文言书面语言，全部使用口语词汇和口语表达方式。让前往中国的商人、翻译人员在动身之前学会基本的汉语会话。

明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西方的宗教布教政策有关。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不一。在早期传教士的著述中，我们看到尽管传教士大多活动于中国的南方，他们也注意到当地的方言土话，但他们感兴趣的还是学习和描写中国士大夫阶层所使用的语言，即当时的官话。利玛窦、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这么说：“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官话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习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该书还写到罗明坚于1579年7月到达澳门，马上按视察员的规划做准备工作，“他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像人们所称呼的那样，学习这种语言的官话，即在全国通行的特殊语”。

瓦罗曾说：“中华帝国除了通用的官话之外，各个城市或乡镇还有不同的方言，他们称之为‘乡谈’（hiāng t′ân）。这种话只有本地人才听得懂。一个教士被派到某个地方后，他应该学会本地话，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士，因为如果掌握不好本地话，他就不能布道或者规劝，也听不懂那些不能说官话的妇人和农夫的忏悔了。但立即去学它也不可取，最好是等到能够比较自信地说官话之后，再去学本地话，以免这两者都说不好。”

此外，驻中国外交官员编写的汉语教材更是为了翻译、讲说北京官话而作。

2．编写教材的目的——注重实用

在东西方世界汉语教材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共性：它们都有明确的读者。传教士汉语教材系供新来的传教士学习，各种教会都有自己的汉语教材；瓦罗在编写教材时明确指出：“我便利用从别的教士那里搜集来的材料，再加上我个人学习和研究的成果，花了20年的时间来编成这部小小的读本。我相信这本小册子已使很多教士受益。”（瓦罗，弁言p．4）

教材是为了掌握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利玛窦所著《西字奇迹》，金尼阁所著《西儒耳目资》都是用罗马字注音帮助西洋人学习汉语、汉字。瓦罗《华语官话语法》首先从掌握语法规则来介绍汉语，书中引用一系列具有道德或宗教内容的汉语例子，用拉丁字母转写。为增加“传教作品”的功能，在教材内容上详细地解释了在官方场合必须遵守的各种习俗和实用礼仪；法国雷慕沙《中文语法》也成了大学的教材；《汉语新句法》是法国儒莲的教学成果。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翟理思《语学举隅》、《字学举隅》等，都是用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的教材。《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两部教材，每个汉字下面都有两种谚文注音，每句末尾还配有谚文翻译。从音、义两方面和字、句多角度为汉语课文作注释，帮助学习者理解和掌握汉语的词汇和句子。日语训读是和古代汉语相对应的内容完整、技巧全面、严谨完备、自成系统的翻译方法。

在这方面朝鲜李朝时期的汉语教材更具特色：（1）设置模拟交际环境。课文内容丰富多彩，话题具有广泛性、趣味性；（2）坚持日常会话。句子普遍很短，非常口语化；（3）运用对比分析。不仅为教材注音翻译，而且对韩、汉两种语言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序、跋、凡例、注释等）；（4）注重学识修养。朝廷要求译官不仅要掌握汉语口语，而且要求学习和研究中国经书典籍，即“善于汉语而明经史”（参见金基石，2004）。对此后的汉语第二语言教材《官话指南》、《燕京妇语》、《京语会话》都有积极的影响。

（二）明清西方汉语教材的个性特点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西方国家与中国文化交融的时间层次不同，方式不同，因而明清东西方各国在编写汉语教材方面的特点也存在许多差异。西方汉语教材有许多独特的个性，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早期西方传教士注重根据自己或他人的习得经验来描写汉语，有些比较具体深入。如关于汉语的看法，瓦罗说：“汉语官话的发音和字母（letters）与欧洲语言正好相反。因为在欧洲语言里，词的数目是无限的，字母则很有限，而在汉语里，字母或字符（characters）很多，音节则有限，其数目不超过364个。因此，为了能够表达出宇宙间绝大多数的事物、智力活动、内心情感以及事物的特性和本质等等，中国人赋予这些有限的音节以不同的声调，于是得到1525个音节。^[3]用这样的办法，依靠如此有限的词，使得汉语看起来像是一种蛮荒语言（barbarous language）。^[4]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再例如关于汉语的发音方法，瓦罗在《华语官话语法》中指出：“在耶稣会士编的词汇表里，有很多以m收尾的词，但我们在写和说的时候，应该把它们看做是以ng收尾的词。因为，葡萄牙的教士们在发词尾的m时嘴唇不圆，像发ng那样；而卡斯蒂利亚人的发音就不是这样。所以应该按照上面我们指出的那样去说和写。”关于汉语的语音体系，瓦罗提到“这种语音体系大不同于欧洲诸语言，教士们觉得很难学”。

他们的描写有时比较粗疏，感性认识多。一方面由于他们没有真正把握汉语，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学尚不发达，对人类语言文字的本质和发展史还缺乏全面的认识，总的说来他们有关汉语结构的基础知识还在积累之中，片面的看法仍很常见。如法国马若瑟《中国札记》中对虚词“也”用法的描写，就是建立在他对汉语词与词在句中排列位置孤立的理解上，并没有将“也”放在句式结构的框架来考虑，以至于长篇例句罗列，抓不住“也”字用法的要领（详见李真，2003：引例中的第17例—19例）。欧洲本土的汉语家对汉语的认识来源于第二手资料。有时对汉语的描写也有偏见。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教材中有关对汉字、语音、声调、口语、书面语、方言等诸多问题的感性认识，这些也涉及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难点所在，大多比较中肯，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汉语的特点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改进国内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当时的汉语研究背景下他们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功不可没。

他们以拉丁语法为主导描写汉语语法，几本语法专著的体例问题有点雷同。西方人熟通拉丁语法，通过比较汉语和拉丁语，人们意识到汉语的结构原理不同于欧洲诸语言。瓦罗采取了“拉丁语视角”，以期更好地认识汉语，正如桑德拉·布莱登巴赫博士所说：“传教士们都通晓拉丁语，熟知拉丁语的语法分类。他们势必要利用已知的手段来描述新事物，以便更好地了解事物，这种情况下拉丁语便是他们进行比较的基础。”（《华语官话语法》，2003，P，F36）瓦罗的这种取向在黄嘉略奉命编写的《汉语语法》中仍有反映。早期几部汉语教材都有机械地以西语语法框架来套汉语的现象，以至于语法内容差不多是按同样的顺序展开，包括段落和举例也是这样。语法方面虽也涉及到句法，但偏重词法，因而在词性的描写、词类划分等方面比较详细。如将西洋语法概念范畴移用到汉语中，把汉语分出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叹词等类，用拉丁语法的六个格分析汉语名词与其他词的句法关系，用时、体、式、态来讲解动词等。

但是西方人编写的教材中主要从中西语言（语音、词汇、语法用法差异、句子）对比的角度来描写汉语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论框架，借取西洋语法概念范畴，对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汉语语言体系，进行汉语本体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对更好进行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三、结　　语

明清世界汉语教学的历史，在东方和西方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直对我国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和学科建设包括模式建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同时明清时期的东西方汉语教材是我们研究当时汉语的宝藏。从谚文、训读、日韩编撰的各种韵书辞典到西方的拉丁字母拼写，各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这些是研究明清语音史十分有价值的资料。口语课本中大量的口语词对研究当时的词汇面貌、词汇发展规律极为有用，使明清官话的系统面貌在东西方教材中得以记载，西方语言观下的汉语语法体系得以呈现。这期间西方人编写的汉语语法书总量相当可观，举其要者至少也有十余种，而由于这批语法书以各种西文撰成，过去国内学界研究者很少，整个20世纪没有人作系统的考察和清理（姚小平，2004：95）。目前尚有大量的资料藏在世界各地，因为语言的关系（用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尚未被我们发现或利用，我们期待这些汉语教材得以挖掘，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会进一步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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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

【注释】

[1]对《白姓官话》及《广应官话》的研究成果有：濑户口津子《琉球官话课本研究》（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4年）、《〈白姓官话〉两种抄本的比较》（首届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1998年，上海）、《日本琉球的中国语课本〈广应官话〉》（《中国语文》1996年第4期）等多项研究。我国学者有董明的《明清两代汉语在琉球的传播》（《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4期）、马一虹的《古代东亚的“通事”与“译语”》（日本《旅游学》，1999年第3期）、郭芹纳《对〈日本琉球的中国语课本《广应官话》〉一文的一点商榷》（《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辑，巴蜀书社，2000年）。

[2]该书书名亦译为《关于中国语言的知识》、《中国语言志略》、《中文概说》、《中国语札记》等。

[3]姚小平（2004：97）指出：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在《中华帝国志》（1641）中指出：汉语口语有别于书面语，在口语中单音节可以变成多音节，据他估算口语（官话）有326个音节，加上声调、吐气变化，音节总计1228个。

[4]过去有些西方人把汉字看做是与落后的中国相匹配的低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