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的中国历史研究

□齐克彬

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是当今学界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现任耶鲁大学历史系Sterling讲座教授，东亚学系研究生教育委员会主任。2003年初，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y Association）会长，任期为2004—2005年度。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的郊外，1949—1954年在温彻斯特学院学习，1954—1956年在英国军队服役。1959年从剑桥大学的克立尔学院（Clear College）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59年，他获得了美国梅隆奖学金，成为耶鲁大学的交换学生。在一堂关于中国历史的讨论之后，史景迁感到了中国历史对他的吸引力，于是决定留在耶鲁大学攻读中国近代史的博士学位。196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接受他的导师、耶鲁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W right）教授的推荐，远赴澳大利亚跟随著名清史专家房兆楹教授学习。1965年以《曹寅与康熙皇帝：奴仆与主子》获耶鲁历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十分精彩，获得了波特论文奖（Port Price），并在第二年正式出版，史景迁也破格留校任教。三年后（1968）即获终身教职，1971年又晋正教授。史景迁还先后获得了克诺克斯学院（Knox College）（1984）、惠灵学院（Wheeling College）（1985）、纽黑文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ven）（1988）、葛底斯堡学院（Gettysburg College）（1995）和香港中文大学（1996）的荣誉学位。

一

史景迁教授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也是位多产的作者。在近40年的研究、教学和写作生涯中，史景迁共发表了16本专著：

《曹寅与康熙：奴仆与主子》（1965）；

《改变中国：一六二零年至一九六零年间西方顾问在中国》（1969）；

《中国皇帝：康熙的自画像》（1974）；

《妇人王氏之死》（小说）（1978）；

《从明到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区与延续性》（与小约翰·威尔斯合著）（1979）；

《对中国、东亚新规则的历史先例》（与柯文、斯迪芬·列文合著）（198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1895—1980》（1982）；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1984）；

《胡教士的疑问》（传记）（1988）；

《追求现代中国》（文献集，主编）（1990第一版，1999第二版）；

《中国的旋转木马：中国历史论文集》（1992）；

《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1996）；

《可汗的大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1998）；

《基督教中国的太平梦想》（1998）；

《毛泽东》（1999）；

《文字叛逆》（2001）。

1996年，史景迁还和夫人金安平女士联合推出了画册《中国的世纪：镜头里最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由英国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

这些著作集权威性与可读性于一身，不仅是专业人士的必读之作，也是坊间的畅销书。其中《中国皇帝：康熙的自画像》在1975年获克里斯托弗图书奖；《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1895—1980》在1982年和1983年分别获得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和美国艺文研究院的哈罗德纪念奖；《中国的旋转木马：中国历史论文集》在1990年获吉尔伯奖，1996年获美国中国研究协会最佳著作奖；《可汗的大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在1998年被列为《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关注的著作；《追求现代中国》在1990年《纽约时报》的书评中连续三周名列非小说类最畅销书的前十位。有著名书评人说他每一部著作的出版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史景迁是耶鲁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选修他的中国近代历史课程的学生总能达五六百之多，教室挤得满满登登，有的学生只好在走廊听课。

史景迁曾被授予耶鲁杰出教学和学术奖章（1978）、古根海姆奖（1979）、麦克阿瑟奖（1988）；曾当选全国人文学科捐助小组主任（1977和1979）、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5）、国会图书馆学者理事会成员（1988）、美国哲学协会成员（1993）、英国学术院通讯会员（1997）、耶鲁大学出版社执行董事（现任）。

史景迁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977年至今，他在《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上发表20余篇文章，对中国学领域内的历史著作发表评论，如费正清的《观察中国》、魏克曼的《上海的地下战争：统治上海1927—1937》和《上海的不毛之地：战时的恐怖与城市犯罪1937—1941》、墨子刻的《逃离困境：新儒家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黄宗智的《华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化》、艾尔曼的《从义理到考据：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与社会转变》、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叶文心的《学术联盟：中华民国的文化和政治1919—1937》等，还涉及中美外交研究，如基辛格在北京的会谈纪要《与毛会谈》；中国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国文学如《牡丹亭》、《金瓶梅》、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张贤亮的小说《草汤》、柏扬的短篇小说集《告别》、《台湾短篇小说选集》、马波的小说《血色黄昏》、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等等。他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作中国历史的讲座。《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大媒体在评析中国问题时常常邀请他置评。他是欧美中国问题和汉学问题最著名的撰稿人之一。美国历史协会推举他为2004—2005年度会长，就是希望能发挥他在美国国内外历史学界和公众中的影响力，推动美国历史学的发展。

曾经在1987年作过北京大学访问教授的史景迁于1989年春，应北京大学邀请，又回到北大作了题为《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的八回系列讲座，介绍西方对中国的研究。除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到台湾故宫博物院查资料外，史景迁还多次到台湾举办学术讲座。世纪之交，他又到台湾，以《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为题进行了“跨世纪对谈”。香港的中国学研究学术机构也多次邀请他举办学术讲座。

二

史景迁十分景仰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以他把自己姓氏的第一个字母S定为汉姓“史”，符合自己史学家的身份；名景迁，意思是要以司马迁为榜样，写出《史记》那样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确，史景迁的著作在作为史家不可欠缺的史料基础上，更具有文学家丰富的想像力、细致的心理描写和引人入胜的叙事能力。他的著作并不注重传统学院派对资料的分析和理论与诠释范式的建构，善于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他是为大众写作，因而更注重于情节的安排、悬念的制造、叙事的流畅和表达的幽默。有评论家说他消除了学术著作、虚构小说与传记三种体裁间的界限，而批评者则说他是不成功的历史学家。

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复原以通过讲述中国人的故事的方式来实现，被称为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讲故事大师^[1]。在《妇人王氏之死》中，他以1668年的一场地震将读者带到了17世纪的山东郯城。史景迁为读者勾画了事件发生地的老百姓在明末清初经历的一连串灾难：天灾（地震、旱涝、蝗灾）伴着人祸（土匪的劫掠、清兵的扫荡），因饥荒而发生为食物争斗，因饥饿而倒毙，活着几乎是一连串死亡和屠杀夹缝间的苟且偷生。书的后半部才开始讲述一个普通农妇王氏的故事。生活极度贫困的王氏与人私奔，但出走后又遭抛弃，生活无着，她只好又回到了夫家，就在一个雪夜被愤怒的丈夫勒死了。史景迁的材料来源是《郯城县志》和周边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郯城县官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和《聊斋志异》。就从这些普通的资料中，史景迁生动地讲述了王氏的个案和郯城人的苦难，使该书成为读者想像17世纪中国华北大众社会、了解当时庶民生活心灵的启示录。(www.daowen.com)

《中国皇帝：康熙的自画像》的叙事方式就更奇特了。不同于其他纪传体、编年体的传记，史景迁匠心独运，以康熙自述的方式展开他的故事。康熙从讲御花园的景色开始，接着讲顺治皇帝的遗诏，逐渐将读者带入当时的情境中去。史景迁说，这本传记是在康熙的“帝国世界的一次旅行。旅行的意图是探测一下他思想的维度”。具体来讲，就是“他统治中国振兴事业的内在条件是什么？他从周边世界里学到了什么？他又是如何关心其臣民的？什么使他快乐？又是什么使他愤怒？他是怎样安排时间的？他记住些什么东西？作为一个具有征服性的满族勇士的后裔，又是如何适应汉族文化和政治氛围的？而通过耶稣传教士带进宫廷的西方新科学和宗教思想，又使他受到哪些影响？”^[2]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史景迁以六个范畴组成康熙的世界，他将全书分为游（康熙的游历，以及他在游历中丰富多彩的感受）、治（治国，即在康熙治下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包括平定“三藩之乱”，制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等）、思（康熙对外部知识的思考）、寿（康熙对饮食、医药、养生的重视）、阿哥（康熙对自己儿子的教育）、谕（临终遗诏）六章，并附录了康熙在外出巡游时给宫中顾太监的17封信。全书以每一章为一个主题，展开康熙对自己的叙述，为读者塑造了感情丰富、关心臣民、求知欲旺盛、富于人情味的一代名主。史景迁“寓论断于史实”，全书不置任何评论，而将政治与人性的冲突、文化发展中的社会历史因素等历史问题直接推到读者面前，发人深思。普通读者从康熙的亲自叙述中可以感同身受，专业学者又可以从这本一百七十多页传记正文后所附的42页注释中了然作者的史料工夫，史景迁为书中康熙的每句话详细标明了资料来源，真正做到了“无一字无出处”。^[3]这本著作以巧妙的构思、优美的文笔、高超的写作技巧树立了“史氏史学”的特色。

《胡教士的疑问》则是一个来自广东的教士胡若望在法国的离奇遭遇。史景迁的资料来源，是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一封随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3—1740）到欧洲的中国人胡若望（John Hu）的一封汉文信^[4]。天主教徒胡若望是广州天主教会的看门人，自愿随研究、翻译《易经》的传教士傅圣泽回法国作他的助手，这样他既可以得到一笔钱赡养老母和儿子，又能实现觐见教皇的梦想。但在中国一直被灌输纯洁的基督教信仰的胡若望所看到的法国社会，远远不是他所想像的天主净土。甫一上岸，他就将傅圣泽买给他的高级西服外套送给了乞丐，被傅斥责；他拒绝教会方面为他安排的舒适食宿，认为这过于浪费，宁愿乞讨；他拒绝帮助傅圣泽为聚集一堂的男女信众同时宣教；他不学习外语，却自制了一面写着“男女有别”四个汉字的小旗，敲着鼓跑到巴黎中心的圣保罗教堂前，以没人能听得懂的广东方言向法国人宣讲男女有别的中国规范，引来如潮的观众。种种怪异行为最终导致他被巴黎当局关进了精神病院，两年半后才被确认没有精神异常的症状而获准出院，回国之后，随即消失了音信。

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史景迁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在17—18世纪欧洲大陆开始强烈关注中国，要了解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欧洲是如何认识的？他们到欧洲要寻找什么？^[5]胡若望的个案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典型范例。《胡教士的疑问》一反长期以来以欧美人观察中国、到中国寻梦为题材的“欧美中心观”作品，让欧美读者通过胡若望的眼睛，看到在中国人眼中的欧洲形象。

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因其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和独特的宗教背景，在海内外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界颇受注目。1996年，史景迁推出了他对洪秀全的解读：《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中国历史学家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分析工具，或要挖掘太平天国之所以发生的阶级矛盾背景，或要证明清王朝的腐败、政权的衰落。而史景迁要探索的是洪秀全的心灵世界是如何受到《圣经》的启示，真诚地相信可以在人间建造天国，这一信念又如何被当时两广地区的社会动荡刺激，从而终于爆发了影响中国十四个省，使两千多万生灵遭涂炭，让清政府费时十年才肃清的农民反抗运动。史景迁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些太平天国的天父显灵记录文书^[6]。据称这些显灵是由耶稣和天父传达给他们在凡间的太平天国忠实信徒的。“显灵的场合和时间确定得是如此精确，而且是如此详尽地描述了一些太平天国首领及其信徒们的行为举止。”这些文书对于擅长心理和细节描写的史景迁来讲是再好不过的素材了。1836年洪秀全乡试落榜而患病，在恍惚中见到天父耶和华、天母以及天兄耶稣。七年后认真研读梁发刻印的《圣经》，从而意识到自己就是“耶稣的弟弟，被他父亲上帝赋予特殊的使命，前来将中国解救出满洲妖族征服者的统治，并带领他特选的子民前往他们自己的人间天堂”^[7]。史景迁认为，这种信念的产生，是“洪秀全个人心灵中的某些断裂面与时代的脉搏引导他对新遇到的宗教——基督教的一些成分作了牵强附会的理解”^[8]。史景迁进而追问，洪秀全“为什么执著于他的梦想，为什么在他寻求他的梦想时有那么多人愿意追随他并为他献身？”史景迁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洪秀全个人的性格与他所发起的那场神圣事业之间的关系”^[9]。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史景迁的洪秀全既有细致入微的细节和心理描写，又有当时边远的广西山区和受基督教影响的广东、香港的社会信息，还有对《圣经》的介绍及洪秀全所理解的基督教义的偏差。对于已经厌倦了历史学枯燥的材料堆积、幼稚的脸谱化分类的中国读者，信息量和趣味性都是出乎意料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魏克曼（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说，这是史景迁史学的顶峰之作。

史景迁最近讲的一个故事是《文字叛逆》。^[10]这是从雍正朝一直延续到乾隆朝著名的吕留良、曾静文字狱案的历史。史景迁再一次以他天才的讲故事的能力将翔实的史料转化成了极具现场感的生动画面。故事背后的支撑是清王朝的皇权运作。这部书不禁使我们联想到了几年前孔飞力的《叫魂》，一部深受欢迎的清史研究杰作。孔飞力通过乾隆对席卷全国的巫术恐慌事件的处理，诠释了清代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史景迁为我们展现了满族专制主义的皇权在运作时的政治文化、种族与法律因素的影响。皇权至高无上，可以生杀予夺。而异族统治的政权又要格外考虑以仁政笼络人心，但法律的威严又终究不能弃之不顾。因此，吕留良的被戮尸，曾静先被开恩释放后终被处死的结局正是这种政治文化下的结果。雍正与乾隆对曾静的不同处理，考虑的其实同是皇权与法律的运用：当种族矛盾激化时，皇权要格外考虑施仁政而置法律于不顾；而在种族矛盾不那么尖锐时，皇权就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了。

三

史景迁的中国故事从不同的角度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的窗口。上至皇帝、皇权专制主义的权力运作，下至社会最底层的农村生活，还有传统之外的接受了西方基督教影响的传教士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当然，史景迁是不会忘记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知识分子的。一方面，史景迁描写了小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叛逆，如洪秀全；另一方面，还描写了知识分子对自身传统角色的承当，《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1895—1980》（1982）就是这样的著作。

史景迁这次的叙述主线是三个人物，清末改革家康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和新女性丁玲。三个人活跃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化最重要的一百年，所以可以将这本书看做是中国近代史的浓缩。史景迁以编年体的事件史为主线，将三个主要人物串联起来，另外还穿插了其他配角，如梁启超、秋瑾、邹容、徐志摩、瞿秋白、沈从文、闻一多、老舍等人。史景迁认为，“这些人从整体上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从他们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史景迁希望，通过他的这部著作，可以“有助于清除我们西方主流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11]。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是出于“了解的同情”之立场。《天安门》一书，基本建立在所涉及人物亲笔所写的文章、小说和诗歌等材料之上，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直接引用，树立人物的形象，表现人物的思想。史景迁并未在书中对他的研究对象作任何评价，读者却通过他的描述了解了这些人物及其思想和行动的背景，并且能够对所读到的故事感同身受。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史景迁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人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他们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恐惧而又着迷地在注视着舞台中央结局已定的人与神的搏斗”。但史景迁并没有把他们仅仅定位在旁观者的位置，“可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早些死去。但无可否认，他们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已经看出了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决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于场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12]。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史上为追求救国真理而上下求索的精神，对学界一直是最富魅力的篇章，对他们的分析和研究吸引了海内外史学界的注意，对他们的解读也是见仁见智。史景迁此书给出了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的观点。费正清说它是“美国研究中国的一流作品”。

史景迁从1970年起就为耶鲁大学的本科生开讲Modern History of China一课。史景迁认为MODERN一词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一个MODERN的国家既融会一体，又能兼容并蓄；既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竞争新市场、新技术、新观念”，“不能把MODERN规定在我们生活的当今世界，而将过去托付给传统，把未来寄托于后现代”。基于此，史景迁将他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定在1600年以后，“到了1600年，已经存在具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然而在这段时间，中国一直都算不上是现代国家，到20世纪也没达到”^[13]。最能体现史景迁对中国近代史理解的著作是他在1990年出版的《追求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a Modern China）一书。美国大学生曾一直以徐中约的《现代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Modern China）为教科书。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追求现代中国》的出现已经将其取而代之，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在为《追求现代中国》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史景迁说：“我的叙事起自1600年，因为我认为惟有从这个时间点启始，才能认清中国当前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人该凭恃何种知识、经济、情感来解决这些问题。”^[14]

史景迁希望通过《追求现代中国》一书，向读者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和中国历史的批评者都试图建立行之有效的方针来强化边防，理顺官僚机制的运行，避免外人干预，而利用自身的能力，掌握必要的知识以平衡政治行动中的效率与道德。只不过两者采取的途径不一样罢了。中国并不必然走与西方或日本同样的发展之路，中国努力去适应、扭转西方之路，并努力保持一些终极的价值观”。因此，《追求现代中国》所展现的近四百年间的中国历史，充满了中国为追求进步而展开的瓦解与巩固、革命与演进、征服与运动的交替循环。

史景迁研究中国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现状。“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没有一个社会能像中国一样纵贯历史近四千年而依旧绵延不绝，而且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所作所为的每一个细节。”这样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追溯当今的宝藏，他乐于“从任何一点钻进这个历史记录之中，找到与现今相呼应的种种事件、典范人物和文化氛围”，^[15]以此为历史、文化资源，去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和人民。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注释】

[1]许倬云教授曾说，给史景迁一本电话号码本，他可以将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的人名串起来编成一部故事书。

[2]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的自画像》前言，吴根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3]可惜的是，远东出版社的中文版本（2001年）删除了所有的注释和参考文献。

[4]荣新江：《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中西初识》，大象出版社，1999年。

[5]史景迁：《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赴法的中国人》，《世纪中国》，2002年5月A期。

[6]由著名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王庆成发现，整理为《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出版。

[7]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序，朱庆葆、计秋枫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5页、12—13页。

[8]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序，朱庆葆、计秋枫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5页、12—13页。

[9]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序，朱庆葆、计秋枫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5页、12—13页。

[10]《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有陈意新为《文字叛逆》所作的书评。

[11]《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1895—1980》英文版前言。

[12]《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1895—1980》英文版前言。

[13]以上引自史景迁：《追求现代中国》之序言，纽约诺顿出版社，1990年。

[14]以上引自史景迁：《追求现代中国》之序言，纽约诺顿出版社，1990年。

[15]以上引自史景迁：《追求现代中国》之序言，纽约诺顿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