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化——一位被历史遗忘的耶稣会历史学家

□金国平

在明清天主教入华史研究中，学者多着墨于少数著名教士，如罗明坚、利玛窦、艾儒略、柏应理、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以及有“开教三大支柱”之称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入教大吏，而忽略了对基督教入华队伍中其他成员及广大华人教民的研究。只有尽可能地广泛研究传教士的情况，才能从整体上评估天主教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葡萄牙王室从罗马教廷获得对整个东方的保教权，加上葡萄牙人得以租居澳门，使其成为天主教在远东传播的辐射中心，故早期传教士中以葡人居多，例如我们在此作为个案研究的耶稣会会士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

何大化于1614至1619年间入耶稣会。他曾在科英布拉耶稣会学院学习哲学与神学，1623年东来，在果阿耶稣会学院教授文科四年。何大化抵澳日期不详，但据其所言，1633年已在澳门，1636年入华，初于上海学习汉语及中国社交礼仪，1637年11月，他在杭州完成该年的《耶稣会年札》，同年受副省长傅凡际（Francisco Furtado）派遣前往湖广武昌府成立耶稣会住院。1638年1月，他抵达该地，随即传教五年，1643年年初因清军占领武昌被迫出逃，后由艾儒略（Giulio Aleni）副省长任命为福州住院主持。

何大化的主要著作在福州完成。其间，他经历了清军围困、攻打该城的战役，因此为我们留下了福州之役的目击录，是研究福州明清鼎革史的珍贵资料。费赖之称：

大化被派至福建，管理福州所属八堂。时届鞑靼南侵之时，大化请总督及本城长官出示禁止鞑靼搜索教堂，由是教内外人在一六四七至一六四八年间匿居教堂者尽获免。然福州无新入教者，大化遂赴连江县。其地被劝化入教者凡九十人，并在附近KiKen及Nganhang两地各建教堂一所（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七年部分）。

一六五二年时，大化始被派至江南之苏州，是年受洗者有二千二百五十九人，已而重莅福建，目击此省及沿海一带，经鞑靼与海盗之残踏，而在福州被围时，几死于饥馑（鲁日满《鞑靼中国史》七○页、二三四页）。

事平之后，大化鼓励教众修复教堂。一六五六年省会中有教徒二千人。总督佟某^[1]为立一碑，赞扬天主之教，后来佟某亦入教。大化虽年七十，仍往来兴化、连江等处传布宗教，有举人贡生数人助之（毕嘉书，第一编，五章）。^[2]

1665年，何大化因教案被逮至北京，1669年被遣送广州。同年，在广州被任命为副省长。1669年，康熙诏令弛禁后，何大化再返福州传教至逝世。艾儒略为耶稣会开教福建的元勋，何大化也功不可没。

费赖之与荣振华二书是目前最详尽、权威的在华耶稣会会士传记工具书，但难免有所疏漏。尤其是在作个案研究时，还要钩稽原始资料。费赖之与荣振华二书对何大化的出生地及遗著语焉不详。我们试图从葡语文献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新的探考。

一、出生地及卒期考

费称“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神甫字德川，出生于葡萄牙维森区之卡萨尔小城”^[3]。荣谓“诞生：1592年于维泽乌教区的卡萨尔（274/134/312V）”^[4]。维森区与维泽乌教区的葡语对音为Viseu。卡萨尔（Casal）为何大化出生地三说之一，尚有科维亚（Gouvea）及特拉万西尼亚（Travancinha）二说。上述两地在科英布拉，相距不远。“如果要分析持上述各地观点的资料，工作很大。根据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及依据何大化本人之言，我们以为可以完全排除维泽乌主教区卡萨尔说。至于其他二说——科维亚及特拉万西尼亚，二者不仅不可排除，而且相互补充，因为特拉万西尼亚距科维亚不远。据此，我们有理由说，尽管何大化不是该地人，一般提及他的出生地应该是科维亚镇，其理由为该镇是当时这一贝拉（Beira）地区最有名的村镇。而何大化的姓de Gouvea也十分可能来自上述二地附近。”^[5]

费、荣二者均认为何大化卒于1677年2月14日，但据同年的《耶稣会年札》，其卒期为22日。^[6]《耶稣会年札》成于1678年年初，由当时耶稣会在华负责人撰写，更具可靠性。何大化1677年2月22日卒于福州，享年85岁。

二、著作考

与同明清时期来华的多数传教士一样，何大化为我们留下了汉、拉丁及葡语著作数种。根据费赖之，其遗著列下：

（一）《蒙引》一卷，佟总督刻于福州。

（二）《无罪获胜》，记一六六九年中国大臣会议宣告天主教无罪。一六七一年奉副省会长何大化神甫指令，用拉丁文、汉文写于广东省会广州。一六七一年是为康熙十年，礼部提奏，将通晓历法之西士起送入京，不晓历法者，令各归本省本堂。

（三）呈福建总督之《圣经颂碑刻》。

（四）对一六六九年十月三日闵明我神甫在广州发表的两份论中国礼仪书面材料的答复，见一七○○年鲁汶出版的《为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通谕辩护书》。法文译文附见郭弼恩（Gobien）《中国皇帝敕令史》，二八四页。

（五）《中国六阶段分期史，摘自中国与葡萄牙书籍，备有清朝附录》（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六三七栏），是为大化所撰之中国史，撰写凡二十年，至一六五四年始脱稿。

（六）《耶稣会在远东传布信仰、宣传天主律法》，是编历述耶稣会传教东亚之经过（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六三七栏）。^[7]

《蒙引》的全称为《天主圣教蒙引要览》。梵蒂冈图书馆藏有顺治十二年刻本及无日期旧刻本各一种^[8]。

梵蒂冈图书馆藏有《无罪获胜》康熙十年初刻本一种^[9]。里斯本国家图书馆亦收藏有初刻本两册。1999年，澳门东方葡萄牙学会与里斯本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初刻本及葡译本。(www.daowen.com)

《中国六阶段分期史，摘自中国与葡萄牙书籍，备有清朝附录》的葡语名称为Monarquia da China dividida por seis idades，似译为《六部中国王朝史》为宜。1654 年1月20日脱稿于福州，未刊。马德里国立图书馆有抄件^[10]。

《耶稣会在远东传布信仰、宣传天主律法》的葡语名称为Asia Extrema Entra nella a Fé，promulgase a Ley de Deos pel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因此可译为《东亚天主教信仰之传入——耶稣会神甫弘扬上帝圣法》。其葡名过长，我们建议将汉名定为《东亚传教史》。

费著录此书的资料采自索默尔沃热尔的《书目》^[11]，对其是否留存至今或得以刊行，并无任何说明。此书成稿的日期为1664年，现知有三种抄件存世^[12]。里斯本东方基金会于1995年出版了原书第一部分第一卷，2001年又出版了原书第一部分第二—六卷^[13]，其余正在排印。

葡人占领马六甲后，开始系统收集东亚情报。皮莱资的《东方简志》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中葡直接来往后，广州葡囚信、福建葡囚信、克鲁斯的《中国事务及其特点详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巴罗斯的《亚洲旬年史》，利玛窦的《中国札记》，雅辛托·德·德乌斯（Jacinto de Deos）的《方济各会圣母省英烈传》（Vergel de Plantas e Flores da Provincia da Madre de Deos dos Capuchos Reformados）及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4]，均可被视为早期西方汉学著作。

16世纪末，欧洲所掌握的中国讯息不仅支离破碎，而且常常自相矛盾，最主要的特点还是数量偏少。葡囚信、克鲁斯的著作虽较《东方简志》翔实了许多，但仍令读者常有隔靴挠痒之感。1583年罗明坚及利玛窦入华后，西方对中国才有了可靠的了解。利玛窦著作的重要性便在于此。利玛窦著作记录了天主教入华传播的初期历史。继之，是曾德昭的《大中国志》。该书的第二部分保存了南京教案的翔实史料。何大化的《东亚传教史》堪称一集大成之作，不仅吸取了利玛窦及曾德昭著作中的丰富资讯，又补充了其亲身经历的明清鼎革之际的史实。何著中这方面的目击记录，对研究明亡清兴过程中天主教在华情况及明清史本身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例如，根据各地差会的报告而记录的清军占领有差会地方的日期及过程均不见于中国史书，连方志也鲜有记载。原因很简单，入清后，满人大兴文字狱，故有关记载阙如。因此，何著的史学价值不在利玛窦及曾德昭的著作之下。

何大化除了对在其著作之前的上述资料加以参考之外，还利用了汉籍撰写中国通史部分。费、荣未涉及何大化所撰写的七份《耶稣会年札》。这是何大化著作的重要部分，因此有必要加以介绍。按照耶稣会的教规，会员之间、会员向总会长必须定期通信，通报传教情况。这便是所谓的“传教信札”^[15]。此外，分布世界各地的耶稣会传教省及副省负责人也必须撰写年札，向罗马总部汇总。这些私人信件及年札，成为了今日研究天主教在华传播史宝贵的第一手史料。近年，学界对私人信件有了一定的利用，但年札中蕴藏的珍贵信息仍有待开发。

（作者简介：旅葡的中葡关系史学者）

【注释】

[1]佟国器。

[2]费赖之（Louis Pfister）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上册，第228页。

[3]同上，第227页。

[4]荣振华（Joseph Dehergne）著：《在华耶稣会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上册，第283页。

[5]何大化著，奥拉西奥·佩索托·阿拉乌热（Horacio Peixoto Araújo）编辑：《东亚传教史》，里斯本，东方基金会，1995年，第19页。

[6]同上，第21页。

[7]费赖之前引书，上册，第229—230页。

[8]余东：《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十六至十八世纪）》，梵蒂冈图书馆，1996年，第47页。

[9]余东：《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十六至十八世纪）》，梵蒂冈图书馆，1996年，第47页。

[10]马德里国立图书馆，第2949号抄件。

[11]其法语名称为Carlos Sommervogel，Bibliothèqu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Bibliographie．Bruxelles/Paris，1890—1909。

[12]阿儒达宫图书馆《耶稣会会士在亚洲》，第49V1号抄件及第49V2号抄件。

[13]《东亚传教史》，里斯本，东方基金会，2001年。

[14]原稿以葡语写成，但最早的刊本为西班牙语版，题目为《中华帝国及其境内之福音文化》（Império de la China y Cultura Evangelica en El），里斯本，1731年。

[15]比较著名的是法国18世纪出版的LettresÉdifiantes et Curieuses，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mémoires de la chine，Paris：Chez Nicolas le Clerc，1717。近期中国大象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部分内容，题为《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已经出版三卷。译文准确、流畅，为中国传教史及清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学界反映热烈的程度来看，这是一项值得称道的出版计划。我们认为，对传教士书简的出版不应局限于耶稣会。其他在华会团也有信件传世，如10卷15册的《在华方济各会会志》便记载了该会在福建、山西及山东的活动事迹，涉及时况甚多，诚为亟待开发的中国传教史、地方史及清史研究的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