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会与中西文化交流

□王　毅

一、亚洲文会

1857年9月24日，在上海的外侨尼克逊（Capt．Sir Frederick W．Nicolson）、裨治文（Dr．E．C．Bridgman）、帅福守（E．W．Syle）、艾约瑟（J．Edkins）、纳尔逊（R．Nelson）、亚希逊（W．Aitchison）、戴维思（T．Davis）、纳尔逊（Dr．Nelson）、雒魏林博士（W．Lockhart）、西柏多（Sibbald）、蒙克里夫（M r．Moncreiff）、康普东（Compton）、荷巍尔（Howell）、凯丝威（Keswick）、卫三畏（S．W．Williams）、汉璧礼（Hanbury）、弗兰克（Franks）和立德（Reid）等18人聚集到互济会礼堂（Freemason’s Lodge），讨论研究认识中国的重要性。经商议决定成立一个学会，以调查中华帝国及其周围的国家，学会名称为“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成立之际确立以下目标：1．调查中国及邻近国家的各项事情；2．出版会报；3．建立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1858年，该会加盟英国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遂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1952年5月19日，亚洲文会在华停止活动，8月由中国政府接收。

亚洲文会的日常活动主要是举行演讲，每月一到两次。一般先由作者本人宣读自己的文章，然后经听众评议，一致同意后方可在该会会报上发表。文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不仅在上海出版，而且在伦敦、巴黎、莱比锡、法兰克福设有代理销售处。鼎盛时期，文会会员每年达七八百余名。其图书馆“被誉为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2]。博物馆（又名“上海博物院”）收藏有远东地区丰富的生物标本和中国的文物古董，不但种类繁多，而且数量也是同时代中国境内的其他博物馆所无法企及的，在近代远东地区颇为著名。美国斯密生博物馆（Sm ithsonian Institution）、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ional History）以及大英博物馆都将文会博物馆作为其长期合作的伙伴，一些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后，多参观文会博物馆。1930年，一名英国外交官曾称赞“文会是上海的一盏明灯”^[3]。

文会不仅在中国开展调查研究活动，而且积极参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活动，主要是参加世界有关学术会议和文物展览活动。1874年12月，理事会推选阿立果和谭微道（J．A．David）参加巴黎国际地理学会。1881年，夏德（F．Hirth）代表文会参加了柏林举行的东方学大会。1935年，文会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文物古董展览。通过这些活动，文会不断地把中国介绍到西方，在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组织机构的多元化和会员的广泛性使得亚洲文会形成了多元化的交流媒介和途径；演讲、展览、出版、发行、参加国际性文化活动造就了亚洲文会多元化的文化交流方式，事实上，它形成了综合型的文化交流模式。因此，对于该机构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以往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不足，而且可以拓展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领域，推进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度。本文仅就该机构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和地位进行分析。

二、亚洲文会与近代国际汉学

文会创建时提出“希望通过对华调查研究为西方的汉学提供令人满意的成果”^[4]，汉学指19世纪以来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民族、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汉学本身也是与“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同时发生、进行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汉学史的研究，除了复原其本身——历史上研究了什么外，也应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汉学的发生和发展。

从已有的中外汉学史论著看，^[5]论及近代汉学的发展都会提到亚洲文会及其会报，尤其是会报，几乎被一致认为是近代国际汉学的重要园地之一。但是这些著作也仅仅是简单介绍文会与会报，没有论及文会与近代国际汉学，尤其是与西方汉学的关系。

这里从近代西方汉学研究专题的开辟、研究机构的建立、汉学人才的培养、汉学研究方法的探索、相关资料与工具书的编纂等方面，来论述亚洲文会的成就与不足，进而展现文会在近代国际汉学发展史中的位置。

1．研究领域

文会是否为近代国际汉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这要从近代国际汉学发展的脉络谈起。遗憾的是至今未有一册全面系统的近代国际汉学发展通史，已有的各国汉学史几乎都是列举各历史时期的主要人物及其著作，对于前后的学术流变尚未谈及，至于各国间的汉学互动更无分析。而且19—20世纪的国际汉学史更是少有深入论述和分析，已有的论著也多是简单介绍近代欧美各国国内的汉学发展史，而对东方各国侨民定居地内的汉学研究却鲜有触及。近代欧美各国在亚洲各地建立了不少研究机构，如法国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德国设在日本的东亚研究机构和英国亚洲文会在东亚各地的支会。中国境内，除了亚洲文会外，还有中德学会、哈佛燕京学社、俄国的传教士团、中法大学汉学研究所。欧美设在东方居住地境内的这些汉学机构与各国境内的汉学发展密切相关，很多著名的汉学大师都曾经在这些侨居地的汉学机构中工作和学习过。伯希和是法兰西远东学院最早的成员之一，他的学术生涯头几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1900—1904）^[6]；鲍乃迪则于1849—1858年任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十三、十四届传教士团领班^[7]；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一度担任中德学会的学术秘书和学术研究员^[8]；洪煨莲（Hung William）、戴德华（Goerge Edward Taylor）、饶大卫（David Nelson Rowe）等人曾在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北京部）工作和学习过，费正清则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来华进行研究。^[9]而在文会中工作过的著名汉学家就有夏德、金斯密（T．W．Kingsm iall）、翟理思（Herbert A llen Giles）、福开森（J．C．Ferguson）、卜舫济（Rev．Dr．F．L．Hawks Pott）等人。这些后来成名的汉学家在侨居地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对于他们各自国家汉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应该是汉学史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值得注意的内容。

全面分析欧美设在东方各个侨居地的汉学机构与所属国的汉学发展关系，目前还存在困难。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结合文会对华调查研究的成果和各国近代的汉学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出近代欧美各国在东方的侨居地汉学和各国境内的经院式汉学间的互动状况。

文会对中国的调查和研究，就其范围而言，是近代其他任何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在此过程中，文会开辟了汉学的一些研究领域。

就哲学而言，佛尔克（A．Forke）在华期间（1897）就在文会会报上发表了《王充、柏拉图关于死亡与永恒的论述》（WangChung and Plato on Death and Immortality）一文，该文叙述了王充的生平和《论衡》的内容，而且比较了王充和柏拉图二人对生死、永恒的论述。在此基础上，佛尔克1906年翻译和出版了《〈论衡〉——王充哲学散文选》英文本。张国刚在《德国的汉学研究》一书中说：“这是《论衡》第一次被译成欧洲文字的作品，在中国哲学概念术语的翻译和界定上具有示范性意义。”^[10]那么，上述文章应该也是最早介绍和分析《论衡》的西文作品了，换言之，佛尔克开辟了对王充和《论衡》的研究。佛尔克在华期间还研究了战国时期的诡辩派、扬雄、杨朱等人的哲学思想，并发表在文会会报上，这些专题研究也是近代汉学（哲学领域中）较早的。经过对中国多位哲学家思想的不懈钻研，佛氏于1927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史》，1934年完成三卷本恢宏巨著《中国哲学史》，由此他也成为汉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

俄国著名汉学家贝勒（E．Bretschneider）开辟了近代西方人对中国植物的研究。贝勒在华期间对中国植物作了认真研究，先后在文会演讲和发表了数篇文章。其中《先辈欧人对中国植物的研究》（Early European Research Into the Flora of China）论述了从晚明来华耶稣会士到林奈植物分类法诞生期间欧洲人对中国植物的研究。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16—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曾德昭、J．Nieuhof、Dr．Dapper等人对中国植物的记载，主要是曾德昭的Relation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1643年）和杜赫德（J．B．du Halde）的《中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以及卜弥格（M ichael Boym）的《中华植物》（Flora Sinensis）等书中记载的近600种植物，包括这些植物的产地、性状、颜色、中葡名称、用途（食用、医用），很多特点作者都引用原文。第二部分再现了1702—1703年英国《哲学会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上面刊登的坎立安（James Cunningham）讨论中国植物的两封通信，并且收录了坎立安所收集的其他耶稣会士在华期间记录及600种中国植物名称简介。第三部分记录了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的学生Peter Osbeck等人于1751—1766年间在华南收集的400余种中国植物标本。第四部分介绍P．Sonnerat关于中国植物的论著。第五部分介绍了Loureur的Flora Cochinchinensis一书内容及书中所列的680种植物。第六部分介绍Grosier的Description Generale de la Chine（1785）。该文“遥遥领先于同时代同类的研究，并且被公认为后来研究的奠基石”^[11]，因此获得了汉学最高奖——“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1881年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又单行出版，后来在伦敦和巴黎多次再版。贝勒的另一巨著就是《中国植物志》（Botanicon Sinicum），该文洋洋洒洒1200余页，会报16卷大部，25、29卷两册都是该文内容。该文第一部分介绍了近百种中国医学与植物学文献述评，农学典籍，早期中国与印度、西亚洲间的植物交换，日本的医学和植物简史，朝鲜、满洲、蒙古、西藏的植物知识；第二部分：汉语植物文献中的科学论断；第三部分：1148种与植物有关的中国典籍、出版年代及其作者；第四部分：欧人对中国植物学文献之翻译和研究述评；第五部分：《尔雅》、《诗经》、《书经》、《礼记》、《周礼》及其他经书中所记载的植物及《神农本草经》和《别录》中记载的药用植物；第六部分：中国植物之类别。该文是中国植物研究的开创之作，也是研究中国植物学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文会会员还带动和促进了一些汉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最明显的就是文会会员对开封犹太人遗址的考察，促成了犹太人成为近代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对于开封的犹太人，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会见赴京赶考的举子艾田后，外国入华传教士便开始了调查研究。利玛窦、龙华民都曾派人到开封调查当地犹太人的情况，艾儒略和毕方济还亲自到开封实地调查，礼仪之争使得外国人对开封犹太人的调查中断。鸦片战争后，伦敦会为了将基督教传播到中国大地，尤其希望“那些中国犹太人成为基督徒，1849年在华传教士斯密斯（Bishop Sm ith）、麦都斯遂派遣两个中国基督徒到开封考察，他们收集到一些希伯来文手稿和汉文碑刻拓片抄件”，他们的旅行游记，后来由艾约瑟译成英文，即《英国伦敦基督教和犹太教促进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调查报告》^[12]，1851年在上海出版。这些材料公开后引起了争论，19世纪50—80年代《北华捷报》和《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有不少文章讨论开封犹太人和西安景教碑的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仅伟烈亚力前前后后就撰写了11篇^[13]。伟烈亚力认为中国史书所记载的“?教”就是犹太教^[14]，有人认为是摩尼教，或者是波斯火神教（Persian fire-worshippers）^[15]。由于没有定论，开封犹太人现象的神秘性日增，文会会员遂着手对开封犹太人调查研究。

1866年丁韪良由北京到上海，路过开封时，专门考察了犹太教堂的遗迹，并与当地的“犹太人”交谈。根据丁韪良回忆，他是近代第一个亲历实地考察的外国人。此后文会会员施约瑟、精琦、万卓志分别于1870、1904年到开封考察犹太人，1905年丁韪良又将内地会传教士Bevis收集的开封犹太碑拓片翻译成英文《开封的犹太教纪念碑》（The Jewish Monument at Kaifengfu）发表在会报37卷（1906年）上。丁韪良等人都发现开封犹太人不仅十分贫困，而且犹太人社群处于不断解体之中，已成为贫穷无助的群体，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很多都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为了生存还卖掉了当地所藏的希伯来文献和其他经文。^[16]

文会会员的调查结果引起了西方学者和世界犹太人的注意，他们在援助开封犹太人的同时，也纷纷致力于开封犹太人的调查研究。1905年法国外交官贝特络就在《法兰西远东学院校刊》上发表了他实地考察开封犹太人的调查报告《一个赴中国的外交使团之科学考察结果》。^[17]但是对于开封犹太人研究最深入的还是徐家汇耶稣会士管宜穆（Tobar，Jerorme），他经过多年潜心搜集、调查研究，1912年出版《开封犹太人碑刻之研究》——作为《汉学杂纂》（Variétés Sinologiques）第17卷专辑出版。该书分为九章：第一章：开封犹太教堂内遗留之碑刻；第二章：开封犹太教堂的匾额；第三章：教堂之对联；第四章：犹太教堂内所收藏的经文与流传情况；第五章：明弘治碑（重建清真寺记，1489年）译注；第六章：明正德碑（尊崇道经寺记，1512年）译注；第七章：清康熙碑刻（重建清真寺记，1663年）译注；第八章：中外学者对这些碑刻的研究文章目录及摘要；第九章：关于犹太人的一些拓片。^[18]由于开封犹太教堂已经破败不堪，该书收录的文献在当时就已很难见到，因此该书史料价值十分高，成为研究开封犹太碑的必备书。

文会还有一些研究，虽然不是开创之作，但其开拓之功亦为当时汉学界所称赞。1881年，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出版德文《中国语言文法》（Grammatik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sprache），该书是近代西方第一次对古汉语语法作的初步分析和归纳，成为西方研究中文语法的奠基性作品。^[19]由于该书是用德文出版的，没有拉丁文和英文版，夏德用英文对该书作了评介，将该书中的三大汉语语法予以详细叙述，因此夏文被认为“大大帮助了德国之外人士对于汉语语法的学习，推动了国际汉学的发展”^[20]。

1923—1924年文会与美国斯密生博物馆合作进行的《中国鸟类文献目录》（A Partial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Birds）出版后，《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Arts）就评价该成果“为从事中国鸟类学研究的学者扫除了多年的障碍”。^[21]而钢和泰在《玄奘与现代佛教研究》（Hsuan Tsang and Modern Research）一文中提出的“西藏和突厥佛教都源于中国而非印度”的观点被《教务杂志》评为“为下一步佛教研究打开了局面”。^[22] 192 8年季理斐（D．Mac Gillivary）的《河南的犹太人》（The Jews of Honan）在当时被誉为是“关于此主题最好的论述”。^[23]

可以说，文会为学者们提供了学术交流的机会，促使他们迸发出学术研究的火花，进而推进汉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深度的不断增加，所造就的近代汉学学术空间大大推进了近代汉学的发展。

2．研究机构

文会是远东地区较早建立的汉学研究机构，远远早于俄国设在海参崴的东方语言学校（1898）、法国在河内创建的法兰西远东学院（1901）、中国科学美术协会（1923）、哈佛燕京学社（1934）、中法大学汉学研究所（1938），说她历史悠久一点都不过分。文会不仅创建得早，而且还参与和帮助了不少汉学研究机构的创建。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西方各国在远东地区创建的汉学研究机构，可以看出，这些机构多是在文会的引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见下表。

文会帮助或参与创建的汉学机构

资料来源：1．宋晞：《美国的汉学研究》，见陶振誉等著：《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第一

辑），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1968年，第143页。

2．“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XX．，p．101．

3．“Notes and Queries，”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XL．，p．115．

4．Proceedings，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LXVI．，p．iv．

5．Lockhart，Jams．Haldance．Stewart．，“The FolkLore Society（of Hongkong），”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XXI．，p．120．

6．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VOL．I．，p．ii．

还有一些汉学机构虽然文会没有参与创建工作，但是这些汉学机构中也有文会的成员。如法兰西远东学院中的伯希和在该校创建的同年（1901）就加入了文会，哈佛燕京学社的戴德华很早就是文会会员。

文会也推动了近代西方各国国内汉学机构的创建与发展。文会的很多会员回国后参与或帮助了欧美各国汉学研究机构的创建。考狄回国后创办了当时西欧惟一的汉学杂志《通报》，终身会员伯希和担任巴黎法兰西学院亚细亚考古学讲座教授。1924年卫礼贤（Pastor Richard Wilhelm）任法兰克福大学首任汉学讲座教授，并创办《汉学杂志》（Sinica）。1902年文会会长夏德到美国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华学教授，1897年翟理思担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1888年威妥玛（Thomas F．Wade）担任剑桥大学首任教授。1876年卫三畏任耶鲁大学中文教授，是美国创设最早的中文讲座首任教授。傅兰雅于1896年成为加州大学首任东方语文讲座教授，1915年退休后，由文会会员江亢虎和卫理（E．T．Williams）担任。拉佛（Berthold Laufer）后到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继续从事对中国的研究，“成为美国汉学界的泰斗，学术界的第一流人才”^[24]。1928年密亨利（H．F．MacNair）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亚洲历史、宗教及国际关系课程。文会会员也帮助西方的汉学机构搜集中文图书。“拉佛多次到中国考察，受芝加哥各学术机构之托，搜集重要图书，经多年之搜集，于1907—1910年间带回了中、日、满、蒙和藏文等书籍；为纽贝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搜集21403册的古典文学和历史书籍；为约翰·克里拉图书馆（John Crerar Library）搜集12819册的社会和科学图书；为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了数千册的考古和人类学的书籍。”^[25]部分会员还把自己的藏书捐献给欧美各图书馆以资助当地的汉学研究。容闳去世前就将自己的藏书捐献给了耶鲁大学，使得该图书馆最早的中文图书，构成了该图书馆中文藏书的基础。1916年江亢虎则把自己的约13000册藏书捐献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

文会会员还担任一些汉学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1931年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aurett）就担任美国“远东研究促进委员会”（Comm 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Far Eastern Studies）发行的《美国的中国研究年报》（Pro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首任主编。1960年，傅路德（L．C．Goodrich）、恒慕义（A．W．Hummel）担任美国亚洲学会主持的“明代名人辞典编纂计划”（The M i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顾问。^[26]恒慕义还曾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主持编写过《清代名人传略》。从个人的零散研究发展到有组织、有系统的科学活动，汉学形成了全球化的学术交流网络。在这个过程中，亚洲文会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

3．汉学研究资料及工具书的编纂

中文是汉学的基础，无论是田野调查还是书斋研究。文会创始人裨治文在开幕词中也提到要重视对汉语的学习，它是了解与研究中国的基础。编纂各类中外词典和相关工具书是汉学研究的初步工作，在近代尤为迫切。翟理思之所以能够蜚声汉学界，主要还在于其编纂的《英华词典》。然而文会既没有组织会员编纂中外词典，也没有像哈佛燕京学社那样编纂名人辞典和相关中文文献索引之类的学术工程，因此这方面文会没有突出贡献。

其他汉学研究资料方面，亚洲文会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图书交换、编印汉学论著目录、翻译出版相关文献几方面，但是由于资金不足，文会在汉学研究资料方面所做的贡献十分有限。图书交换方面：文会曾与世界一百余个文化机构交换各自的出版物，借此，文会向世界汉学界提供了一些最新的汉学研究成果。文会所编辑的《图书馆藏目录》、《文会会报论文索引》和《中国评论论文索引》，无疑为学术界提供了学术资讯。珍贵典籍方面主要有：1868年文会再版了《中国丛报》这套鸦片战争前后最能反映外国人对中国认识的重要文献；1875年资助徐家汇天文台出版了上海气象观测资料；1915年骆人廷（Sir James H．Stewart Lockhart）的《中国货币综录》（The Stewart Lockhart collection of Chinese copper coins）。遗著方面：整理出版了《卫三畏日记（1858—1860）》这份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公使入京谈判的重要史料，还有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的中国学者王国维的未刊稿《过去19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步测量法》。翻译方面：文会会员翻译了一些中文文献，为汉学界提供了资源，也促进了中学西传。他们翻译了《西洋纪闻》、《〈佛经〉序》、《东华录》和一些地方志等文献，其中益乐（Esson M．Gale）、林振翰（T．C．Lin）等人第一次将《盐铁论》翻译完整。^[27]此外，文会会员也翻译了一些中国境内的碑刻文献，如大禹碑、汉口天主教堂内的碑、黄土高原上的庆典碑、雁荡山北部的石刻、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开封的犹太碑。上述翻译都是文会会员自己的兴趣所至和个人行为，这些作品也被有些学者所引用，因此不能忽视他们在东学西传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但是由于文会没有组织统一的文献翻译工程，文献翻译工作也不是文会工作的重点，会报上所刊出的翻译作品只能是点缀而已，影响是很有限的。这些文献的刊布是否促进了相关研究的进程，现在尚无直接见证材料，但是一定时期内汉学领域内的研究热点并没有导致文会对相关中文文献的翻译和刊布。因此，在资料翻译方面文会贡献不是很大。

4．人才培养

文会是一个松散的团体，其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会费和工部局拨款，不像欧美各国境内的皇家学院、研究所、大学拥有较为强大的政府财力的支持，文会连语言培训的功能都不具备，又谈何专门培养学术人才。就汉学发展而言，19世纪以来欧美产生两支汉学家队伍，一支是完全在欧美各个国家内培养成长起来的汉学家，如法国的沙畹、雷慕沙，德国的帕拉特、甲柏连孜，他们多半是通过自学中文，然后在本国大学等研究机构中成长起来的汉学家，可以称之为半自学半经院式汉学家。另一支是19世纪中叶中国门户被武力打开后，纷纷涌入的各国传教士、外交官及部分商人，他们在工作之余从事对中国的研究，并逐渐成长为汉学家，如美国的卫三畏、裨治文；英国的伟烈亚力、庄延龄（E．H．Parker）；德国的穆麟德（P．G．von．Möllendorff）、卫礼贤；俄国的贝勒、斯卡奇科夫（К．А．Скачков）；意大利的晁德莅（Père Angelo S．J．Zotolli）、武尔披齐（C．Z．Volpicell），他们可以称为侨居地汉学家。

文会为那些后来成为汉学家的早期在华外交官、传教士、部分商人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外部环境，促成他们进入了汉学的研究领域。很多近代汉学家都有一段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工作的经历。工作之余他们光顾文会的图书馆、博物院，参加文会的演讲会，一些人的研究成果就是依据文会图书馆的藏书和博物院的标本做出来的。浏览会报便会发现一些汉学家的作品最初就是发表在会报上的，尤其是那些来华旅行者，文会给了他们发表作品的机会，这是近代任何一家文化机构都没有的。可以说，文会的存在客观上促使了越来越多的来华从事考察与探险的军官、学者、旅行家等人加入到介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队伍中，并引导他们走向汉学家的道路。当然，成为汉学家更多的还要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他们对于汉学的研究几乎也可以说是个人行为。不过，文会为他们提供的学习交流平台也不可忽视。

5．研究方法

这方面至今尚无可资借鉴的学术史论著，已有的相关研究论及汉学发展史，也只是收录论著目录而已，却没有触及百余年来学术的传承和内在关系。这是由近代汉学和现今汉学史研究的水平决定的。近代百年汉学虽然不乏研究精品，但更多成果的还是搜集、翻译和整理资料，汉学的真正发展还是到了二战之后的事，而对世界汉学史的研究，现在还是在收集以往的汉学研究资料，整理阶段尚未达到。

17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的发展为研究东方学提供了方法，与中国学者相比，19世纪西方学者已经采用了17世纪以来形成的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为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这已经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学者所承认。

就文会而言，会员们在运用上述方法来调查研究中国的同时，也将汉学研究引向规范化和制度化。文会的调查报告是建立在完备的资料和可靠的数据基础上的，个案论述则注重实证的方法，研究型的文章一般都是立论有据、引文规范。文会会员以自己的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将汉学研究纳入到了国际学术平台上，成为东方学中的一支显学。但是必须看到能够称得上研究型的论文不多，只有少数关于民族和民俗学的论文能够将田野考察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来论述，其余多数论文还是“只事阐幽，不知博览；只事辑佚，而无根本”^[28]。因此在方法论上面，文会对汉学的贡献不能过高评价。

综合如上五个方面，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对近代汉学史的贡献，可以表述为：亚洲文会为近代在华外侨的汉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客观上培育了一些汉学家。通过广大会员的努力，汉学被纳入到了欧美学术阵营中，成为东方学中的一门显学。文会也成为世界汉学在远东的学术交流中心。

三、亚洲文会与西学东渐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文会的宗旨是调查研究中国，不是向中国传播西方的文明和科技，但文会建立于上海，设有图书馆、博物院，发行会报，成员足迹遍布中国和欧美各国。文会在调查研究中国、向西方世界提供中国社会知识的同时也向中国传播了一些西学。

首先，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文会向中国学界传播了部分领域内的西方研究成果。文会的一些研究成果受到中国学者的称赞，有的也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参考文献。董作宾在《方法敛博士对于甲骨文字之贡献》提到了会报23卷中方法敛的《秦代度量衡制度》，^[29]艾约瑟之《中国之建筑》，“叙述中国建筑之文献、技术、装饰等，受到中国学界注意”^[30]。1924年姚从吾的《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一文在论述当时西方人的研究现状时就专门提到了金斯密的《夏特博士与匈奴》（会报34卷）和查得利的《中国文化来源于欧洲吗？》。^[31]陆懋德的《中国人发明火药火炮考》引用了梅辉立的《中国火药、火器的发明及应用》（6卷）。^[32] 1948年芮逸夫《僚（獠）为仡佬（犵狫）试证》一文在论述仡佬族时首先就引用会报1859年旧刊第3 卷14页裨治文关于倮倮的翻译，并指出裨氏错误“但因白列居门氏（裨治文：E．C．Bridgeman），英译《黔庙图说》（Sketches of the Miautsze）译倮罗（即倮倮）为Lolo……本应为犵狫（Toleman or Coloman）”。^[33]穆林德（O．F．von．Möllendorff）的《直隶脊椎动物汉名考释》叙述了直隶地区48种哺乳动物、14种爬行动物、316种鸟、27种鱼的特征、体型、习性、种属以及动物的中文记载和西方人士的相关研究成果。该文50年后还被中国科学界誉为“虽非巨著，实为名作”。^[34]苏柯仁（A．C．Sowerby）的《中国自然历史》、H．Von C．E Heidenstam的《长江三角洲的成长》当时就被誉为“具有永久的价值”，就连5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肯定该文的价值。^[35]祁天锡（N．Gist Gee）的《苏州及其附近地区植物研究》列举了各类植物名录，在此基础上，作者修订出版了《江苏植物名录》，1921年由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钱崇澍译成中文，由中国科学社刊出版，“凡研习植物分类学者，莫不手执一卷”。^[36]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已经被当时国内外相关专业的一流学者所认可。文章被引用说明会报在当时已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中，而且拥有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体。不过，文会会报的被引用率并不是很高，甚至有许多期刊数十年几乎仅被引用过一次，三次以上者极为罕见。但是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一份杂志“被允许用缩略号意味着它已经司空见惯，常常被引用则表明它在学界人心目中的分量”。^[37]

1936年《史学消息》辟专栏介绍世界汉学有关杂志，高度评价会报，称赞“在许多方面都有佳作和珍贵资料。百余年间，对中国有价值之探讨数见不鲜”。对文会会报作了详细介绍，对1936、1937年会报上的论文一一作了提要。^[38]此外，中国学者编著的有关学科的论文索引也会引用亚洲文会的研究成果。袁同礼编的《中国音乐书举要》收录会报中的两篇音乐文章；杨遵仪编的《中国地质文献目录》收录了文报上发表的地质学论文。196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的《中国地貌学文献目录1855—1958》收录了九篇。^[39]

从现有的资料看，文会在自然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应该说是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尤其是地质学方面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但是在人文方面，文会的研究成果被中国学者引用的次数屈指可数，非常之少。20世纪中外之间的学术交流已经形成，中国学者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是比较注意的。1914年蔡元培就十分惊叹欧美人士所开拓的汉学研究新领域，为此感慨“庖人不知庖，尸祝越俎而代之”。^[40]就连早期对西方汉学评价不高（“其用功甚苦，而成功殊微”）的胡适也认为“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以一笔抹煞也”。^[41] 20、30年代，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等人与西方汉学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冯承钧、张星烺还翻译了不少西方汉学家的论著。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于亚洲文会这个设在中国的远东汉学重镇却记录不多。曾经被文会邀请去演讲并发表过文章的蔡元培、胡适两人在日记中对自己参加演讲一事均有记载，而对该机构除了“亚洲文会”四字之外，没有任何过多的说明。曾经设有“学界消息”栏目——专门记载国内外学界消息的《国学季刊》和《清华学报》，从创刊到停止从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文会的消息；相反对于伯希和的去世，有数家报纸和期刊都登了讣告和悼念文章。因此可以说文会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文会在人文领域的调查研究成果未能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会研究成果的学术含量相对较低，在整个汉学领域，文会的水平尚未进入顶尖行列。翻阅一下20世纪的中外汉学杂志，便能看出文会在整个汉学领域中的地位。笔者参阅1933年贝德士编的《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中列举的19种欧美汉学杂志，并加上1934年《远东季刊》所附的汉学杂志目录表，列出以下23种当时汉学界比较著名的西文杂志（见下表），这些汉学杂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法国、荷兰、德国所创办的刊物，所刊登的论文大多是针对个别问题所作的深入研究，很少就大问题作泛泛之论，可以归之为考证派；英美所创办的刊物所刊登的文章翻译多于论述，理论多于考证，可以归之为翻译派。现在看来这两派的贡献各有千秋，难分高下，但是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就不同了，因为当时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国学方面，“整理国故”是学者们所追求的方向。所以《通报》、《法国远东学院汇刊》、《汉学》（中法大学汉学研究所创办）、《华裔学志》等考证色彩较浓的刊物能为中国学者所重视。而文会就不同了，无论其演讲还是会报，都有很大篇幅的游记和一些泛泛而论的文章，这自然不会被中国学者所重视。严格意义上讲，文会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机构，20年代后文会为了吸纳社会资金，对于会员的要求已大为放松，文会理事会经常呼吁社会人员加入来增加文会的收入。为了能够吸引读者，会报的编辑方针日益向趣味性、可读性转变，后期刊登的文章游记类文章较多而深入研究型文章日益见少，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会报在学界的地位。

20世纪各国发行的汉学期刊

续表

注：①选自贝德士编：《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民国二十二年。

②这里未列举俄国的《学士院汇报》（IAN）、《亚细亚论纂》（AN）两份期刊，因为笔者翻阅上述期刊时，发现俄文杂志被学界引用较少。

③关于标＊的杂志，笔者翻阅了1950年以前出版的全部期刊，未标注的只是见到每份刊物的部分数册。

其次，文会向中国人传播了近代西方的公共文化观念。亚洲文会拥有图书馆、会员、博物院，而且发行会报、举办演讲、接待来往学者，在近代上海社会文化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文会的会员近一半在上海，19世纪末每年平均在150人左右，20世纪平均在300人左右，他们参加演讲、免费获得会报。文会的演讲活动是向社会敞开的，20世纪《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刊登文会演讲的消息，都有一句“Open to the Public”，每次参加的具体人数现在已很难得知，就1935年在天安堂举办的《台湾》演讲来看，有100余人，根据文会理事会记录，19世纪在20—30人左右，20世纪已上升到百余人左右。

在近代上海，外侨办有三家较大的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租界工部局图书馆和文会图书馆。但是徐家汇藏书楼“只准本教堂之人入观或借阅，其非本堂之人，无论何人均不准观”，工部局图书馆须是会员方可借阅，西人“何时均可入会，至于华人入会极难，非体面之人介绍不可”。^[42]文会的图书馆虽然没有工部局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藏书丰富，^[43]但是书目专业，且对外开放，“在会者可借出，不在会者可入览”。^[44]对于那些热衷于远东事务——尤其是中国——的中外学者来说，文会图书馆功效自然要大于前者；对于那些在华的外国人来说，如果要了解和认识中国，文会图书馆的便利更是不言自明了。开放的亚洲文会给国人的启示是：文化资源应该向社会开放。这大大冲击了中国人之“藏”重于“看”的传统观念，为晚清沪上公共图书馆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此外，图书馆还向中国人传入了近代图书馆学及相关思想，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图书馆出版的馆藏书目上。文会曾编过六次馆藏书目，1872年考狄最早编辑了图书馆分类书目，采用的是克拉勃罗德（K laproth）的分类法。考狄所编之馆藏书目出版后，《北华捷报》和《中国评论》都专门予以了介绍，称赞“该书使得我们无须再咨询图书管理员，文会也将得到上海社会的进一步支持”^[45]。1894年夏士（Joseph Haas）又作了修订再版。1907年“艾斯科夫人（M rs．F．Ascough）对所有书籍进行重新编号、装订，并根据杜威分类法（Dewey System）将书重新放置”。^[46]在当时很多中国人自己的图书馆还采用传统四库分类法时，文会比较早地引进了这种科学的西文图书分类法。同年图书馆又制作现代书目卡片，这些卡片有作者索引卡片、同类书目卡片和书名卡片。“自从用了这种卡片之后，它的无限制展拓的可能性，包括的广大和其他等等的长处是非常的明显。”^[47]

文会博物院最早向中国人传播了近代博物学知识。1874年建立博物院后，文会致力于收集中国及远东地区的自然标本和历史文物，逐渐成为远东地区著名的博物馆。该馆免费向世人开放，影响极大，在近代“上海博物院”的名声要远远大于亚洲文会，《北平博物馆馆刊》就不时刊登有“上海博物院”的消息，《东方杂志》、《申报》也时常单独报道博物院的有关信息。民国年间论述上海近代文化机构的中外文专著也经常是把“上海博物院”作单独词条予以介绍。^[48]

文会为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模式。历来中国人对于文物古董的收集都系私人行为，只藏不展，大大降低了藏品的价值。鸦片战争后，来华西人向中国引进了“博物馆”这种文化设施。最早建立的是1868年天主教耶稣会创建的徐家汇博物院，但是1883年才建立馆舍。而且该馆附属于宗教事业，藏品虽然丰富，却不公开开放，游人参观有种种限制，“起初须有熟识之人引导介绍方可入门参观，以后规定每日午后准人参观，但须经负责管理的法国传教士准许后方可入内”^[49]。1874年文会会所建成后，就在二楼设立了标本陈列室，并向社会开放，每日早9点到下午5点，周六下午2点到4点，任人入览，不取游资。实际上，文会博物院是上海最早建成并向社会开放的博物院。与徐家汇博物院相比，文会博物院开放程度更大，其藏品又多靠社会捐助，更加体现了公共文化机构的社会性之本质。

文会博物院则向中国传播了西方的近代博物学知识。文会博物院建成后不久，《申报》就予以报道：^[50]

泰西各大城池夙有成例，凡在该地方人，必公建一院，将飞禽走兽以及各动物并列于内，以便博物者随时赏玩。如在府城，则将阖郡之物实之；如在都城，则将天下之物实之，名曰博物院。现在旅居上海之西商亦仿效泰西规模，在本埠设立一院，将中国与东洋各物齐集院中，事虽创始，而所罗列者亦不少。计属毛虫者，有震泽湖旁之野猪；羽族者，有鹰鹊麻雀等；又有水族中名物，不能殚述。余知螳螂、蚱蜢、蝴蝶之类亦各分其种，各表其名。每一物件系从何处来，何人相赠，必署名悬贴于上。中外人往观者，俱不取值也。珍藏羽毛各类，西国向有妙法，虽皮已干枯而毛可不落。现在此法华人已习之。且又从外国购到玻璃眼镜，故无论是何异兽珍禽，一经装点，便栩栩大有生气。

该报道表明文会博物院向中国人传播了以下西学：

1．博物院这一新生事物的概念，换言之，中国人知道了什么是博物院；

2．博物院之功能，即收藏、展览，供人欣赏；

3．动植物分类学。

中国的动植物分类学首先是由法国传教士谭微道建立的，“以科学方法研究鸟类，在吾国当推谭氏”^[51]。19世纪50、60年代谭微道在华北等地采集中国鸟类标本，后撰写《中国鸟类图谱》（David et Oustalet，Les Oiseaux de Chine，Pairs，1877），该书是最早对中国鸟类作科学分类的研究论著，可惜它未在中国出版。中国学界真正了解动植物分类，是到了20世纪的事了。谭氏也是文会会员，且是首任博物院监院（馆长），他虽未将其著作传向中国，但是博物院内标本的早期制作、分类和整理都是由他完成的，这些标本的分类恰是体现了他个人在动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思想。

4．标本制作方法。文会博物院的标本制作是由谭微道传授给中国人王树衡的，标本制作技术已通过文会博物院传到了中国人手中。

5．藏品之摆放，摆放分类，并置标签；展品要处理好，尽可能地生动活泼。

6．博物馆之性质。博物馆是公共事业，向社会开放，人人均可免费参观，如果深入地讲，可以说博物院将人人有受教育权利的民主观念传播给中国人。

博物院的建成不仅将这一新生事物即博物学知识传播到中国，而且“时时举行展览会、讲演会，为国人所注意”^[52]。实物是博物馆传播知识信息的载体，它在传递信息中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可信性、简捷性。30年代每年都有数万观众来参观博物院，这说明已经有不少的中国人接触到了博物学知识。也正是在文会博物院的示范作用下，中国人自己创办了博物院。1905年张謇在南通创建了南通博物院，分天然、历史、美术三部，并设有陈列馆。1912年教育部设立历史博物馆。1912年成立中央观象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陈列室。中国人自己的自然和历史博物馆正是在文会博物院和其他在华西人创办之博物馆影响下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文会的公共文化机构的示范作用并没有促成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主要原因是文会是由外国人创办，藏书又系英文，演讲也是英语，又不翻译、发行西学书籍。这一时期中国人能够熟练听懂和读写英文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所以19世纪文会只是在外侨中有些影响，主要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就引进西学方面，中国人除了通过博物院了解到了一些初步的博物学和动植物学知识外，文会对于西学东渐贡献甚微。20世纪后随着文会的日益壮大和更加开放，客观上向中国人传播的西学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超过了19世纪。这一时期，文会的研究成果已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中国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也都会吸取文会成员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推进。会报上的“汉学新书评”专栏和图书馆实际上向中国学者传播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信息；博物院则通过出版《中国博物学：上海博物院指南》进一步加深了国人的博物学知识，通过展览、讲解又向国人传播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地质学和动植物分类学。文会举办演讲、接待来往学者，尤其是邀请中国学者演讲，使得中国学者认识到学会这种文化机构存在的价值——它能为同行提供理论探讨和技艺切磋的平台，促进开展学术交流，造就社会学术氛围，提高大众科学素养。正是在文会的示范作用下和学者的认识基础上，20世纪中国学者纷纷自筹经费、聚集同仁创建了各类学术团体和文化机构，如1910年成立的中国医学研究会，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这些学会的运作方式很多与文会并无二致，也都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举办演讲活动，发行刊物，出版研究论著。因此也可以说文会向中国提供了学术研究机构的模式。

余　论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是近代外侨在上海创建的一个文化机构，无疑，它是殖民侵略的产物，但它却不是为殖民侵略服务的文化机构。文会建立的最初动机是帮助在华外侨了解中国社会，方便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正如创建者所说“把它看做是自己从日常生活和烦琐事务中恢复精神的方式”，“它将成为迈向较高知识分子之路和便利社会的公共资源”。1858年，文会加入大英皇家亚洲文会，并成为其支会，但是前者与后者必须区别看待，因为后者为殖民侵略服务的倾向要大于前者。大英皇家亚洲文会的建立有着浓厚的东方学背景。18世纪以来，随着殖民扩张运动，西方对东方的研究也进入了职业化阶段，标志是拥有一批专门的研究人员和机构。西方各国先后在欧美和亚洲各地成立了各类“亚洲学会”，旨在对亚洲进行调查研究。1781年，荷兰人首先在爪哇巴达维亚设立巴达维亚学艺协会。1784年，英国人乔恩思（William Jones）在加尔各答成立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此后，英国人又在孟买创立孟买文学会（Bombay Literary Society）。1823年3月15日，考尔勃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和Sir A lexander Johnston等人在伦敦创建了大英及爱尔兰皇家亚细亚学会（简称“大英皇家亚洲文会”），在成立大会上，考尔勃克说大英及爱尔兰皇家亚细亚学会的研究范围要包括亚洲各国的政治事务、哲学经典，也要注意他们的神话、地理方面的知识。^[53]“政治事务”是大英皇家亚洲文会首要关心的问题，而上海文理学会创建时的目的主要在于丰富寓沪外侨的精神生活，创建动机上已经反映出二者的差异。此外，历史上二者的联系并不密切。文会的发展历程显示，除了加入大英皇家文会成为其支会外，二者之间没有其他的联系。而加入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借助后者以便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文会会员若在伦敦可以参加总会的会议，有权使用总会的图书馆”^[54]。从文会的会议记录看，除了交流各自的会报外，并没有其他方式的交流记录。从各自会报的内容看，也发现不了太多的关联，大英皇家亚洲文会会报几乎不转引文会会报的文章，也从不在书评栏目中介绍、评价文会会报上所刊登的文章。^[55]大英皇家亚洲文会会报上不乏关于中国的文章，但是内容和风格与文会会报都完全两样。前者以学术性见长，后者可读性较强。文会虽然加入大英皇家亚洲文会，但自己的风格并没有改变，可以说，文会是完全独立于大英皇家亚洲文会之外的。当然，大英皇家亚洲文会为殖民侵略服务的程度究竟有多大，还有待于学界来研究，不过背后英国政府的背景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它和英国皇家学会一样，虽然也是学者自己创立的，但是“政府可以自由地就各种科学问题请求学会提供咨询意见和帮助”^[56]。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却无这方面的功能，尽管从成立到结束，文会与工部局关系密切，数任会长也是英美等国驻上海领事，但是文会从向英国政府申请土地建立会所起，实际上已经被定位是社会公共文化机构。^[57]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文化机构，文会不同于欧美各国在亚洲各地建立的东方学会，也不同于日本的满铁调查机构，可以说文会没有强烈的殖民侵略色彩。故而文会在文化交流方面，尤其是向西方传播中国的方方面面知识相对要客观许多。不可否认，文会会报中也有不少能够为殖民侵略服务的文章，但是这并不是文会的主观目的，只是客观上的效果。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也不同于那些近代外国在华建立的宗教文化机构。近代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为数不少的宗教文化机构，这些机构也从事对中国的调查研究，在向西方传播中国的真实信息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教务杂志》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有不错的研究文章，它在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不言而喻，宗教机构的主要任务在于宗教传播，它有着明显的关注领域和研究目标。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则不同，它旨在“调查研究中国各项事情”，从文会会报所刊登的内容看，文会的调查研究涉及地理、历史、民俗、动物、植物、哲学、语言、宗教、法律、音乐、考古、医药、化学、物理、工程、地磁、地质、绘画、交通、商业贸易、社会经济、科学总论、图书馆学、人类学、政治学、文献学、星象学、碑刻、货币、陶瓷等三十余个学科，宗教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文会会员也有很多传教士，但是他们在文会的活动几乎没有宗教色彩。因此，可以说，文会关注的对象和调查研究的内容要比宗教文化机构宽泛。

殖民侵略和宗教传播都在客观上促动了文化交流。无疑，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产生得益于这两个因素，但是文会却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公共文化机构——向西方传播中国的各方面知识，因此，文会关注的领域要相对广泛，研究也相对客观。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主要调查研究中国，而不是致力于西学东渐。因此，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也主要体现于它在近代汉学史上的地位。文会在近代汉学史，尤其在近代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是本文需要总结的第二个问题。因为汉学是与“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同时发生、进行的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会在汉学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前文已有论述，这里主要再深入论述一下文会在近代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

汉学，英文名称Sinology，目前学界尚有不同的解释。^[58]已有的概念对于汉学研究对象之界定，侧重于强调外国人对中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化的研究，亦即主要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而且尤其强调对中国古代方面的研究。至于外国人对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外国人对当时中国现象的研究，学术界尚有不同认识。^[59]实际上，这样的汉学概念界定过于狭隘，因为自16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多是针对中国当时的现象，如费正清等人对近代中国的研究；还有的是在科学方面，如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质的考察。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其学术价值并不低于那些对中国古代史地语文的研究，同样释放出璀璨的光芒。因此，汉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从时空两方面都应该予以延伸和拓展，研究方法也不能仅仅拘泥于考证之法。(www.daowen.com)

论述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在近代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首先要涉及整个汉学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汉学发展史。目前学术界对汉学史的发展阶段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也大都认为19、20世纪是汉学的繁荣、发达、建立时期。^[60]实际上，西方汉学19世纪与20世纪有明显的不同。^[61]笔者认为，这两个阶段如下划分比较合适。

第一阶段：汉学初创时期，19世纪初至1890年《通报》建立。

一个学科或者说一门学问的建立要有三个条件：1．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培养专业的研究人才，如各国汉学机构的建立、大学汉语系的创建；2．学科体系的建立：研究对象相对明确、研究方法相对成熟、研究队伍比较稳定；3．相关资料、工具书、专著的编纂和出版。就汉学而言，19世纪还没有达到上述三要件。虽然法国、英国、德国也建立了汉学研究机构，几个大学也设立了汉语系，但是远没有达到培养汉学人才的程度。这一时期各国还是兼学满语，通过满语来解读中国经书，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置的汉学讲座全称是“汉族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而且汉语的学习主要是为培养通商外交人才，并不完全当成学问来研习。即便如此，学习汉语的人也不多，1888年剑桥大学就设立了汉语系，但翟理思在汉学教授任上33年，也不过才收了三个汉学学生。^[62] 1887年柏林创立的东方语言学校，内设华、日语两部，只为造就外交及通商人才，至于汉学的高深之研究则付之阙如。1893年甲柏连孜去世后，汉学科也没有了。^[63]因此这一时期各国的汉学机构在汉学上的贡献并不大，很多人的汉语主要是在中国学习掌握的，他们在本业之余，又兼治汉学。

这一阶段，各国的汉学成果主要还是“学习介绍型的汉学，也就是西方的汉学家通过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献，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并将中国的有关文献以翻译的形式介绍给西方读者。这些翻译往往要加上一些必要的注释，如沙畹对《史记》的翻译。这种介绍还包括对中国现状的介绍，这一方面英美的汉学家做得较多。这一时期的汉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汉语与欧洲语言对照的双语词典与汉语语法书籍以及其他工具书的编纂出版，这也是为了学习汉语文献与了解中国的需要”^[64]。汉学的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各个汉学家也都是各自为战，研究内容五花八门，学界缺乏共同探讨的主题。由于多是翻译介绍中土文献于西方，精深的研究寥寥无几。1890年，《通报》创办之后，汉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到了20世纪20年代汉学几乎在欧美各国正式建立。这一阶段称之为汉学建立时期。这一时期，汉学在很多方面都明显超越19世纪。

就汉学机构而言，这一时期欧美各国大学的汉语系远多于前期，而且执教者也多是汉学领域内的名家，他们几乎都有在中国工作的经历，汉语水平远高于19世纪的执教者。如1896年到美国成为加州大学首任东方语文讲座教授的傅兰雅，1902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华学教授的夏德，1909年执教于汉堡殖民地学院中国语言文化系的福兰格，1918年任教于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校汉语教师的佛尔克，1924年法兰克福大学汉学首任讲座教授卫礼贤，此外还有曼彻斯特大学汉语讲座教授庄延龄、耶鲁大学的赖德烈（K．S．Latourettee）、哈佛大学的嘉讬马（C．T．Gardner）、奥斯陆大学的喜龙士（O．Siren）、维也纳大学的倭色讷（De Arthur von Rosthorn）。

除了在大学设立汉语系之外，各类专业水准较高的汉学研究机构也纷纷出现，如哈佛燕京学社、法兰克福汉学研究中心。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平的汉学杂志，除了1890年考狄创办的《通报》外，还有德国的《柏林东方语言学校校刊》（1903）、《东亚杂志》（1912）、《大亚细亚季刊》（1924）、《汉学》；荷兰的《东方学报》、美国的《哈佛亚洲研究》、《远东季刊》；英国的《东方学院报》（1917）、瑞典的《远东博物馆学报》等等。这些汉学专业刊物的主编也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如《通报》的伯希和、考狄，《哈佛亚洲研究》的嘉讬马，《汉学》的卫礼贤，他们的加盟大大推动了汉学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新的一批汉学家在语言能力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前人，不但用中国传统的考证手段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还用语言知识为武器，做出中国学者不能解决的问题来。在法国这方面可以伯希和与马伯乐为代表，他们的研究论文与中国乾嘉时期的考证文章可以说没有实质性的分别”。审音、勘同、考证等方法也为学界所掌握。^[65]在研究对象上，19世纪末学界对汉学研究的对象已初步达成共识，语言、哲学、三大宗教、蒙藏及中西交通成为西方汉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66] 20世纪初敦煌文献发现后，中亚史地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可以说整个汉学界有了大家共同研究的问题，这大大不同于以前各个汉学家单兵作战的局面，自然在有关问题的研究深度上也超过从前。

此外，经过19世纪资料的整理工作，欧美学者已经认识到“撰写一部全面的、完整的中国历史的时机到了……现在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精力平均分布于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67]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通史和专史与其他方面的专著也纷纷面世，如贝勒的《中国植物学》（1892）、赖德烈的《中国基督教史》（1892）、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1901）、葛鲁贝的《中国文学史》（1902）、福兰格的《中华帝国通史》（1903）、夏德的《中国古代史》（1908）、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10）、李希霍芬的《中国》（1912）、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16）、戴遂良的《中国宗教之信仰及哲学思潮史》（1917）、拉佛的《中国伊朗篇》（1918）、福开森的《中国艺术总览》（1920）、葛兰言的《中国人之宗教》（1922）、密亨利的《现代中国史》（1923）、佛尔克的《中国哲学史》（1927）、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史》（1928）、马伯乐的《中国古代史》（1928）、卡德的《中国印刷术源来史》（1934）等等。这些通史和专史的出现，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深度，都反映出汉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20世纪20、30年代，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所要求的条件已经达到，汉学已经确立。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是一个重要的汉学研究机构。文会的发展与近代西方汉学的发展历程是同步的，19世纪亚洲文会也是处在资料搜集和整理的阶段，很多文章是翻译介绍中国的文献，少有深入研究具体问题。20世纪后亚洲文会会报上刊登的文章除了游记外，其余多是就中国历史、语言、考古、艺术等方面某个具体问题作的分析和论述。但是在19、20世纪这两个阶段，文会在近代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19世纪，文会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文会为汉学初创时期培养了不少汉学家。前文已述，19世纪欧洲各国的汉学机构并不具备培养高水平汉语学者的功能。19世纪的汉学家多数在华工作过，客观上促使他们掌握了汉语，并达到了治汉学的语言要求。亚洲文会为在华工作的外国人提供了一个治汉学的环境和走向汉学家的途径，为他们提供了语言学习的平台、学术交流的机会和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很多后来成为各个汉学机构负责人和汉学家的人都曾经在上海驻足过，并且是亚洲文会的会员，如英国的伟烈亚力、庄延龄、威妥玛、翟理思、理雅各、傅兰雅；法国的考狄、沙畹、伯希和；俄国的贝勒、史禄国、孔琪庭、阿列克谢耶夫；德国的卫礼贤、夏德、福兰格、佛尔克、梅泽；美国的卫三畏、丁韪良、赖德烈、密亨利、德效骞、恒慕义、马士；瑞典的安特生、高本汉、喜龙士、斯文赫定；意大利的武尔彼齐，他们早年的学术生涯与亚洲文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亚洲文会是当时上海惟一一个机构健全、学术氛围较强的文化机构，文会为他们提供了科研环境和图书资料，他们很多人经常光顾文会图书馆。他们早年的研究成果也是在亚洲文会演讲的，演讲过程中得到听众的指正与批评，获得了修改的建议。这些成果又通过文会会报而声名远扬，进而确立了这批人在汉学界的地位。如贝勒对中国植物学的研究就是首先在会报上发表的，后来才被欧美各国单行出版。可以说，文会促成了很多在华外国人走向汉学研究之路，客观上培养了一批汉学家，而且这批汉学家在20世纪又成为各国汉学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第二，19世纪亚洲文会居于汉学研究的前沿。这一时期，侨居地的汉学水平要高于欧美各国。从这一时期的汉学成果看，多是在侨居地完成的，尤其是在中国完成的，至少也是作者在华期间完成的初步工作。如马礼逊的《英华词典》、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书（由王韬协助在香港英华书院完成）。这一时期亚洲文会处于调查阶段，和整个近代西方汉学发展是同步的，但是水平是居于前列的。由于文会设在中国，在资料编纂和调查方面明显要比欧美国内的汉学研究有优势，有关成果也相对客观真实，学术价值相对较高。事实上，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的汉学成果也都是先出现在文会会报上，除上述贝勒对中国植物学的研究外，梅辉立关于中国火药及火器的研究也是如此。文会会员还做了不少的资料整理工作，如伟烈亚力的《中国史书中的月食》、玛高温的《中国的文献》、裨治文翻译的《苗族概略》、夏德的《中国古代的陶瓷工业》、穆麟德的《论满族文学》、慕阿德的《中国乐器综录》、勃郎翻译的《西洋纪闻》、庄延龄翻译的《圣武记》（军事部分），还有中国皇帝年表、孔子与周公等历史人物之小传。这些文章在介绍中国和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均处于当时的汉学前列。此外，文会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调查，更是在西方各国国内不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在学习介绍中国的语言文献，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方面，亚洲文会是居于前列的。

20世纪亚洲文会已经落伍于欧美各国国内的汉学研究水平。这与20世纪西方汉学的发展状况有极大关系。如同周振鹤所言，这一时期汉学已经是研究型汉学。欧美各国国内的汉学水平超过了侨居地，尤其是以伯希和、马伯乐为代表的法国汉学。而且这一时期各个领域内的研究专著也多是在各国国内完成的。当然侨居中国境内的欧美各国人士的汉学研究也在发展，20世纪亚洲文会也从调查走向了研究，文会会报上也是一些论述型的文章。但是亚洲文会的发展速度落后于欧美各国的汉学发展并渐渐退出了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前列。其原因有三：第一，亚洲文会是英美人士的天下，整个20世纪在亚洲文会演讲的主要是英美人士，而20世纪以来国际汉学的最高水平在法国。20世纪法国在华人士也从事汉学研究，并取得非凡的成就，但是法国汉学家很少参与亚洲文会的活动，因为法国人在远东有自己的汉学研究机构，上海有徐家汇的《汉学杂纂》（Variétés Sinologiques），北京有中法大学汉学研究中心，河北有献县教堂，越南还专门设有法兰西远东学院，伯希和、马伯乐都曾在远东学院做过汉学研究。这一时期远东的欧美人士主编的汉学刊物和法国人主办的刊物及欧美各国国内的汉学杂志在内容和风格上有明显的区别。《文会会报》、《教务杂志》、《中国评论》都是研究性论文和游记、调查报告并重；而《通报》、《汉学》（德国卫礼贤主编，法兰克福大学出版）、《东亚杂志》、《法兰西远东学院院刊》、《汉学》（中法大学出版）主要是研究型文章，没有游记类文章，从汉学的学术价值看自然后者要高于前者。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的汉学水平逐渐上升，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美籍教授、讲师经常参加亚洲文会的演讲，但这时候亚洲文会已是夕阳西下，濒临结束。第二，经费短缺。缺乏资金使得亚洲文会在20世纪没能成为一个高水平的汉学学术研究机构。亚洲文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组织，创建时期就把外国人在华游记列为主要收集的对象之一，游记和研究型文章都可以在文会演讲，会报也发表有大量游记。20世纪后文会愈加变成一个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其图书馆、博物馆的社会效能已经远远超过其在汉学研究上的影响。20年代后，为了盖大楼，呼吁社会捐款，而且优先刊登捐款者的文章，结果游记的文章占了较大篇幅，书评也是多评价那些捐赠的书籍。文会的学术研究水平大大降低，已不能与同时期的欧美各国汉学研究机构相比拟。第三，20世纪，汉学水平高的刊物是《通报》、《东亚杂志》，著名汉学家一般多在这几个刊物上发表他们的大作。本来当时整个汉学界水平高的学术文章也就没有几篇，多数都被《通报》录用，文会会报已不再是西方汉学界重视的头等学术刊物，而变成了一个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普及性刊物。新中国的建立正好适时地结束了它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研究历程。即使中国没有发生政权的更迭，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也会自行终结，如果它不改弦更张的话。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

【注释】

[1]20世纪初，中外学人对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有多种不同的译法，笔者认为胡道静的翻译最接近英文原意，本文遂采用他的译法。该会成立后《北华捷报》经常以“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为题目报道该会的有关情况，《申报》则以“亚洲文会”称之；该会大门口匾额上的中文名字也是“亚洲文会”，演讲厅内悬挂的布料上也写着“亚洲文会”，所以该会在近代上海的通用名称应该是“亚洲文会”，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以“文会”代之。关于亚洲文会的概况参见拙作《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述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

[2]见胡道静：《外国教会和外国殖民者在上海设立的藏书楼和图书馆》，转引自李希泌、张淑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第513页。

[3]Proceedings，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LXIII，1930，p．viii．

[4]Preface，Journal of the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Scientific Society，No．I（1858）．

[5]见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1989年；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袁同礼：《西方论述中国文献目录：续考狄〈中国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a Bibliotheca Sinica，Yuan Tungli，Cordier，Henri．Far Eastern Publications，Yale University，1958．）；（日）石田干之助：《欧米人に於けろ支那研究》，东京创元社昭和十七年（1942）；（美）谭维理：《1830—1920年美国之汉学研究》，《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二期（1962）；法国考狄（Henri Cordier，也译作高第）的《西方汉学研究：1895—1898》（Les Etudes Chinoises 18951898）。

[6]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见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0页。

[7]孙越生：《俄国的中国学家》，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9页。

[8]丁建弘、李霞：《中德学会与中德文化交流》，见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

[9]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55—161页。

[10]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第54页。

[11]Ferguson，J．C．，“Bretschneider”，TheChinaJournalof Science＆Ar ts，Vol．XIII．Oct．，1930，No．4，p．248．

[12]Mar t in，W．A．P．，“Accountofanover land Journey f romPekingtoShanghai，”Journal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III（1866），p．30．笔者未见到该书英文名称，这里的译名引自耿昇：《西方汉学界对开封犹太人调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3]《伟烈亚力著述目录》，见汪晓勤：《中西科学交流的功臣——伟烈亚力》，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0—151页。

[14]Wyl ie，A．，The Roll from Kai-Fung-Foo，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and Japan，1868，Vol．II，Oct．，pp．159160．

[15]Mar t in，W．A．P．，“The Jewish Monumentat Kai fungfu，”Journalof theNor thChinaBranch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XXXVII（1906），p．2．

[16]Martin，W．A．P．，“The Jewish Monumentat Kai fungfu，”Journal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XXXVII（1906），pp．1920．

[17]耿昇：《西方汉学界对开封犹太人调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8]LEP．JER ME TOBAR．S．J．，Inscr iptions Juives de K’AiFongFou，ChangHai Imprimer ie de La Mission Catholoque Orphelinat de T’ouSèWè，1900．

[19]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第2 4页。

[20]“Notices of Recent Publications，”The Chinese Recorder，Vol．XIII，p．477．

[21]“Biological notes and Reviews，”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Arts，Vol．I，Nov．，No．6，p．604．

[22]“Our Book Table，”The Chinese Recorder，Vol．LIV．，p．497．

[23]“Our Book Table，”The Chinese Recorder，Vol．LIX．，p．794．

[24]谭维理：《1830—1920年美国人之汉学研究》，《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二期，第277—278页。

[25]宋晞：《美国的汉学研究》，见陶振誉等著：《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1968年，第149页。

[26]宋晞：《美国的汉学研究》（第一辑），第151—152页。

[27]“Discoursis on Salt and Iron，”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LXV，p．73．

[28]伯希和曾提出汉学研究者有四弊：一、只凭对音，不考实事；二、只凭类书，不察史料；三、只事阐幽，不知博览；四、只事辑佚，而无根本。《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第200页。

[29]《图书季刊》二卷三期，第229页。

[30]福开森著，毛一心译：《中国建筑史概论》，《民国丛书》第五编第87辑，上海书店，1989年，第37页。

[31]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国学季刊》二卷三期，第494页。

[32]《清华学报》五卷一期，第1489页。

[33]芮逸夫：《僚（獠）为仡佬（犵狫）试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册，上册，民国二十七年，第344页。

[34]张孟闻：《中国科学史举隅》，《民国丛书》第一编第90册，上海书店，1989年，第63页。

[35]“Recent Literature”，The New China Review，Vol．，IV，Oct．，1922，No．5，pp．422424；胡道静：《历史上以上海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档案与历史》，1998年第2期。

[36]王志稼：《祁天锡博士事略》，《科学》24卷1期（1940年1月），第70页。

[37]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38]《西洋汉学论文提要》，《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一期，第10页。

[39]袁同礼：《中国音乐书举要》，《图书馆季刊》第四卷第三期；杨遵仪编：《中国地质文献目录》，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科印行，民国二十四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地貌学文献目录1855—1958》，科学出版社，1960年。

[40]蔡元培：《学风·发刊词》，见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卷八·语言文字》，台北锦绣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329页。

[4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

[42]《上海指南·卷四·公益团体》，商务印书馆，1909年，第11页。

[43]文会图书馆不收藏小说之类的文学图书。工部局图书馆则藏有大量的英文小说，因而后者的借阅次数要远远地多于前者。

[44]《上海指南·卷三·公益事业》，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年。

[45]“Short notices of new books，”The China Review or Nortes and Queries of the Far East，vol．Ino．4，1873，p．270．

[46]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ibrary，NorthChina Herald，Vol．LXXXVIII，No．2135，11 th，July，1908，p．95．

[47]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二卷四期，民国二十四年，第1457页。

[48]参见W．Y．Chyen（庄文亚）Compiled and Edited，Handbook of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China，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Shanghai，1936；冯陈祖怡：《上海各图书馆概览》，中国国际图书公司，1934年。

[49]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晚清文化》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

[50]《创设博物院》，《申报》1875年11月4日。

[51]经利彬：《谭微道在中国生物学上之贡献》，《真理之光》第一卷第四期（1944），第459页。

[52]傅振伦：《中国博物馆史略》，《东方杂志》11卷15号，第36页。

[53]Frederick Eden Pargiter Compiled，Centenary Volume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the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231923，Published by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London，1923，p．viii．

[54]Royal Asia Society，North China Herald，VoL．XVI，No．848，27th．，Oct．，1866，p．171．

[55]相反，《通报》则对文会会报每期的目录都作简单介绍。

[56]安德拉德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报室供稿：《英国皇家学会简史》，中国科学院计划局1979年，第1页。

[57]阿礼国代文会向英国政府申请土地时是以“建立一个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演讲厅之用的土地”为名，“它能够帮助英国人了解中国”。见1928年会报；See：Alexander M 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as illustrated in the Career of Sir Rutherford Alcock，Edingburg Blackwood，1900。工部局也一直把亚洲文会作为租界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看待，在性能上将文会与工部局图书馆等同，见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议记录》（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65页。

[58]详见阎纯德：《汉学和西方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三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李学勤：《法国汉学·序》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前言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计翔翔对学术界关于汉学之不同概念和汉学史之不同分期作了梳理。张国刚对“汉学”和“中国学”二者作了论述。

[59]李学勤认为Sinology专指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有些学者则把外人对作者当时所处的中国社会现象的研究称之为“中国学”，而不能称之为“汉学”。周晓红甚至认为“中国学”只是在二战之后才出现。

[60]莫东寅写到18世纪前的汉学都是用“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的提法，19至20世纪则称为“鸦片战争后汉学之发达”。阎纯德的划分是：汉学萌芽时期（公元前后至15世纪）、初创时期（16至18世纪）、繁荣拓展时期（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汉学的当代意识和发展趋势（20世纪中叶以后）。计翔翔对近代西方汉学史的发展阶段是这样划分的：前汉学阶段（公元前后至16世纪80年代）、早期汉学时期或古典汉学时期（16世纪末至18世纪）、现代汉学时期或发达汉学时期（19世纪以后）。张国刚提出：西方汉学发轫时期是16至18世纪，19世纪汉学在欧洲成为一个学科；吴孟雪认为：欧洲汉学缘起于明中后期，即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百年间。张西平把西方汉学划分为游记汉学（从《马可·波罗游记》到耶稣会入华）、传教士汉学（从1601年利玛窦进京到19世纪初）和专业汉学（1814年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语课）三个阶段，见张西平：《应重视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9日。

[61]周振鹤将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正式开始以后的汉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汉学是学习介绍型的汉学，第二阶段的汉学则是研究型的汉学。两个阶段的分点以《通报》创刊的1890年为标志。详见：《马伯乐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该文系周振鹤2004年2月27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

[62]陈尧圣：《英国的汉学研究》，见陶振誉等著：《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1968年，第186—189页。

[63]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112页。

[64]周振鹤：《马伯乐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

[65]周振鹤：《马伯乐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

[66]1892年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已提出当时东方学研究的六大热点：1．印欧语系之研究，尤其是汉语语言孤岛的问题；2．佛教进入中国的过程及其对中国和东方社会的影响；3．蒙藏语言研究的必要性；4．古代埃及文明及其对中国的影响；5．中国的三大宗教；6．中国的哲学研究。实际上，主要还是汉学。见：Proceedings，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XXVII，pp．231246．

[67]Latourette，K．S．，A Survey of the work by Western Students of Chinese History，JNCBRAS．，VOL．XLVII．，pp．11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