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卫匡国全集》第三卷《中国新地图集》的几点说明

□［意］马西尼（Federico Masini）

编者按　2004年9月20日是欧洲早期著名汉学家、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诞辰390周年，为纪念卫匡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西方早期汉学史的贡献，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意大利特伦托卫匡国研究中心、意大利罗马大学合作于10月29日联合举办了“让西方了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卫匡国学术研讨会”。会议开幕式上，陈乃芳校长致开幕词，意大利参议员（兼意大利特伦托卫匡国研究中心董事会主席）古伯特教授、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专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马西尼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秘鲁驻华使馆大使、乌拉圭驻华使馆大使以及《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外文化交流》杂志社记者出席了开幕式。

来自意大利特伦托卫匡国研究中心、罗马大学东方学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浙江大学以及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向大会提交论文约二十篇。会议以意大利使馆专为此次会议举办的《卫匡国新地图集》首发式拉开了帷幕，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学者为会议带来了精美的地图，使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到卫匡国地图的原图，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关于卫匡国地图的宝贵信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米亚斯尼科夫院士的发言使会议的议题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大多都是中国地图研究、明清入华传教士研究领域的前辈和专家，他们的发言充分体现了我国地图学界的前沿性研究成就。与会学者普遍感到会议议题得到了深入的讨论，表示将继续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国际汉学书系”、“中外关系史丛书”和《国际汉学》辑刊等各项学术工作，并期待几年后在中文版《卫匡国全集》的首发式上再次相聚。在此特发表罗马大学马西尼教授的文章。

今天，卫匡国（1614—1661）——这位曾到中国传教的特伦托传教士仍被人们铭记着，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我们也不妨说，他更是一位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人士。正是他的拉丁文著作，才使欧洲几代学者了解了中国的地理状况、民风民俗、古代和现代历史，甚至她的语言。

卫匡国是一个讲究实干、勤奋写作的人。在中国，于紧张的传教生涯中，他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写出了使其名闻遐迩的著作，特别是那部《中国新地图集》。此书是第一部，也是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的惟一一部记述中国地理的地图集。现在，它将作为《卫匡国全集》的第三卷（分为上下两册）首次以完整的现代版面世。此书由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编辑，弗朗科·德马尔奇（Franco Demarchi）主编，特伦托大学卫匡国研究中心印刷。

一、卫匡国著作的缘起

直到成为杭州教区负责人时，卫匡国才开始过上一段难得的平静生活。事实上，从他离开故乡特伦托，直到1650年浙江教区神甫阳玛诺（Emanuel Diaz，1574—1659）派他作为数学家去北京，与正在朝廷钦天监工作的汤若望（1592—1666）合作止，卫匡国的生活始终在奔波中度过。然而，或许是因为与汤若望不和，就在1650年当年，阳玛诺神甫又委派卫匡国返回罗马，赴罗马教廷就中国礼仪的世俗意义为耶稣会士们的传教事业进行申辩。

于是，卫匡国从北京一回到杭州，就即刻前往中国南方沿海的省份福建，并从那里登上了去菲律宾的船只，此时大约是1651年3月。陪同他一起上路的是一名28岁的中国青年，名叫Domenico Siquin，祖籍河北，八年前就接受了多明我修士的洗礼。

卫匡国和Siquin在菲律宾群岛停留了有近一年时间，直到1652年1月，他们才重新登上前往欧洲的船只。在这一年的漫长等待中，卫匡国没把心思放在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最关心的商务问题上，而是专心致志地撰写书稿。这些书稿将在他回到欧洲后出版。卫匡国一直利用旅行的间隙写作。由于有那位年轻的中国陪同在语言文字方面提供的帮助，卫匡国从自己由中国带来的地理和历史书籍中搜集到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从1652年5月到1653年2月，卫匡国又一次被迫滞留在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在这段时间里，情况可能允许他继续写作。在此后的旅途中，卫匡国的写作活动持续到1653年9月在挪威的卑尔根港上岸。

从那以后到1656年初的几年时间里，卫匡国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各国君主、知识界人士中间展开了紧张的外交和政治活动，他到过荷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尽管如此，其间卫匡国还是将自己在旅途中完成的著作一一出版：1654年，在罗马出版了《简报》（Brevis Relativo，收入《卫匡国全集》第二卷，已出版）；在安特卫普出版了《鞑靼战纪》（此书准备收入《卫匡国全集》第五卷）；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卫匡国全集》第三卷）；而当1658年11月，《中国历史十卷》（此书将收入《卫匡国全集》第四卷）一书在慕尼黑出版时，卫匡国已经踏上了返回中国的行程，那里有更艰巨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卫匡国著作的缘起。卫匡国的著作使欧洲几代学者和宗教界人士了解了中国：《简报》帮助他们知道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中国新地图集》让他们了解了中国的地理状况；《鞑靼战纪》使他们清楚了明朝政权被推翻（1644年）的历史；《中国历史十卷》介绍的是中国上古史。

二、《中国新地图集》的结构

从书名上看，这本著作就与众不同。事实上，题目中选择“地图集”（Atlas）一词作为书名，就已经表明本书是一部现代地理学著作。这一学科在当时的欧洲刚刚诞生，它始于奥代理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于1570年出版的《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和佛兰芒人杰拉杜斯·麦卡特尔（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于1585年出版的《地图》，应归功于他们两人创造了“地图集”这一术语，意指多卷本的地图合集。

《中国新地图集》的扉页上是对当时驻比利时总督——哈布斯堡皇朝的莱奥波尔多·古烈尔摩（Leopoldo Guglielmo d’Asburgo，1614—1662）的献词，接着是写给哈布斯堡皇朝费尔南德三世（Ferdinando III d’Asburgo，1608—1657）的由荷兰出版商让·布劳（Jean Blaeu）出版的特许申请书，1665年获得特许。最后，附有耶稣会的两个批件。

在我们看来，本书最矫揉造作的部分就此结束。之后，卫匡国就开始了他真正的论述。在长长的《前言》中，卫匡国就已声明“本书将全面地介绍整个远东的情况”。《前言》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各个方面，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一般的，共有八十多页，其意大利文版本由已故汉学家焦尔焦·梅利斯（梅文健，Giorgio Melis）编辑出版。卫匡国在《前言》中描述了中国的地理疆界，分析了它们名称的起源，介绍了中国的自然屏障、气候和地形，讲述了物产，最后还说明了各地的人文地理状况——这同时也是卫匡国书中最为宝贵的部分。

卫匡国非常准确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人以及中国的艺术、科学、信仰和风俗习惯，其中既有赞扬，也有尖锐的批评。比如他曾写道：“中国女人的脚仅比羊蹄子或牛蹄子大一点。在这些文明人中间，即使是看到《伊里亚特》中美丽的海伦，也会因为她的脚太大而瞧不起她，这实在是奇怪而又可笑的愚蠢行为。可在这里，所有的女人为了取悦男人，都会心甘情愿地自残（缠足）。”（第247—248页）

白佐良教授在本书的第55条注释中尖锐地指出，这种对中国人的非人道行为的批评，其他传教士却好像都不同意，如利玛窦（1552—1610）始终避而不提。

在叙述了中国人的衣着甚至饮品等细节后，卫匡国开始描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介绍了道路、舟船、简朴的房屋与豪华的宫殿、行政管理体制、佛塔和寺院。他还用两大段分别介绍了中国的水系和长城。水在中国被称为“水利文明”，卫匡国在书中说明了水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概括地描述了中国的河流，特别是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的情况。与马可·波罗有所不同，在卫匡国生活于中国的那段时期里，长城在抵御中亚游牧民族方面起着重要的防护作用。卫匡国用几页的篇幅描写长城，但实际上当时他和马可·波罗一样，差点忘了长城：“当我匆忙地记录下这些事时，我差点忘了长城，这个因被很多作家提及而闻名于世的建筑，是值得所有人永远铭记的人间奇迹。”（第268页）

最后，卫匡国还增加了“一些便于理解下述内容的很有用的东西”（第70页），这也是他的另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中国历史十卷》所要谈的事情即中国的度量衡及其汉字名称的正确读音法。在他用拉丁文写的信中，对度量衡及其单位都标注了正确读法。在卫匡国之前，是利玛窦用罗马字母确定了给汉字注音的几条规则，这种方法在入华的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中间已经使用了几乎半个世纪之久。

《前言》部分是以下面这段话结束的：“在叙述每个省份之前，还要简单讲一下与中国相邻地区的情况，特别是要听听中国地理学家们是如何说的。关于日本、朝鲜和辽东的情况，我将配合它们的地图分别予以介绍。”（第276—277页）

事实上，我们在书里找到了一段关于“东鞑靼”（“Tartaria Orientale”）的简短描述。“东鞑靼”也就是后来的满洲，当时那里居住着通古斯女真；在这里，我们读到了关于奴儿干（Nurkan）和Ezo王国的介绍。奴儿干王国位于满洲的东北部，那里居住着女真人。Ezo王国则是如今日本的北海道，这个地方在1869年以前并不为人所知，直到1869年才有了现在的名字，并被最终认定为岛屿，而不是以前很长时间里被认定的半岛（参见《前言》注释第121条）。

在描述了中国东部的王国之后，卫匡国又介绍了西部的一些王国：那里有东方鞑靼人蒙古部落建立的王国，即撒马尔罕（Samarcanda）王国，以及西番的几个王国。一般来说，后者是指那些非中国人所居住的在中国西部国境线以外的地区，包括西藏和缅甸。卫匡国还专门介绍了老挝，也许是因为卫匡国从曾在老挝传教的耶稣会士焦瓦尼·玛丽亚·莱里亚（Giovanni Maria Leria，？—1665）那里了解到不少关于这个国度的信息。最后，卫匡国还简短地介绍了安南，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安南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卫匡国对于这一地区的描述虽然简短，却是准确且有史可查的。

卫匡国叙述这些王国时，是以它们相对于中国的地理位置为顺序的，先东北，后西南。他的描述显然是以中国史料为基础的，有时他通过间接方式进行转述，这在书中可以看出：“……中国作家说这是……”（第295页）。与此不同的是，《前言》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则完全是卫匡国的概括，虽然其中也有揣摩和不及时的补充（比如关于长城那一部分），但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留给读者的感觉是既清晰又简洁，同时又十分准确。可以说，即使没有对中国15个省份的描述，《前言》本身也可以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它以卫匡国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也有“从绝对值得信赖的中国宇宙志研究者那里得到的资料。另外，我从中国带回意大利的地图和书籍对我也很有帮助，它们对我而言无疑是一个宝藏”（第297页）。

卫匡国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的15个省分别为：1．北京；2．山西；3．陕西；4．山东；5．河南；6．四川；7．湖广；8．江西；9．江南；10．浙江；11．福建；12．广东；13．广西；14．贵州；15．云南。在《中国新地图集》一书中，每个省为一章，每章之前配有一幅符合标准的彩色地图。

在每章中，卫匡国首先介绍该省的边界、主要特点、省名的历史沿革、人口及其性格特征、主要物产，比如浙江的丝绸或陕西的大黄等。随后系统地介绍该省的每个行政辖区的情况。根据中国传统的金字塔式行政区划，一个地区的政府分为：省、府、州、县和镇。在对每个省的描述中，卫匡国都分别介绍其下辖的每个府的情况，提供的资料涉及该府的边界、名称的历史由来，主要物产，山川形势特点以及各府所辖之州、县的名称表（都用中间有黑点的圆圈标出）。(www.daowen.com)

在中国的很多省份——确切地说，是在北京、山西、陕西、山东、四川、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特别是在那些和外国接壤或濒海的省份里，都有军队驻扎，驻军也同行政区划一样被划分在下辖的府、州和县中。此外，还有要塞，都是海防军事基地，规模大的称为“卫”（5000人），中等规模的称为“所”（1100人），规模小的也称为Suo“所”（100人）。此外，还有瞭望塔，称为“烽火台”或“烽堠”。

在第十五省云南省这章后边的附录中，可以找到有关中国与外国的三个交界地区的简短描述，这三个地区在文化和政治上都与中国有着深刻而紧密的联系，它们分别是：一个是东北的辽宁，就是如今的辽宁省。卫匡国指出：“从面积和人口数量上来讲，这里绝对可以成为一个省，但大明朝廷却不愿把省份的名号赐予它……”（第842页）再一个，就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中国保护下的朝鲜半岛；第三个是日本国。

关于这些地区，卫匡国提供的资料非常有限。卫匡国当年写中国各个省份时所依据的中文著作中，比如《大明一统志》，关于这些地区的信息就非常少。在他写作的那个时代，卫匡国能够为西方提供的这些资料，显然有限，但很有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些有限的资料中，卫匡国反驳了“朝鲜是一个岛”的说法，他在书中写道：“朝鲜到底是一个岛还是一片陆地，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确切知道，但我相信它是一个半岛，是绝对不可以在海上环绕它航行的。”（第846页）

卫匡国对日本的处理则有不同，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曾许诺过要补充一些关于日本的信息，但鉴于在我之前，有人特别是耶稣会士，如马费伊和托塞里尼等人，已经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这个国度，因此我只在附录中补充很少的一部分信息，这些信息或许是被其他人忽略或遗忘了的。”（第852页）也许正是因为耶稣会士吉安皮埃罗·马费伊（Giampiero Maffei，1535—1603）和奥拉奇奥·托塞里尼（Orazio Torsellini，1544—1599）两人在1571和1594年出版的两部书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情况，因此卫匡国对日本的处理才采取了地图在前、附录说明在后的方式，并在附录中强调了日本是独立王国这一事实。

三、纬度和经度

在《中国新地图集》一书的最后，列出了书中每个省所涉及的所有地区的经纬度。这是一项十分宝贵的资料，因为它不仅以一览表的形式标明了中国每个省、每个府的位置，更主要的是提供了书里提及的所有地方的经纬度数据。

这是卫匡国为当时的制图学史做出的杰出贡献。如果说书中的叙述部分大多有中文资料可资参考，那么我们可以推测，经纬度表里的数据则是卫匡国亲自计算得到的。纬度的计算问题不大，卫匡国提供的数据和现在测得的数据并没有什么不符合的地方；而测量经度的方法则不同，这在当时仍是科学家之间争论的话题。为此，卫匡国本人也曾多次写信，向他在罗马教团的老师基歇尔（Atanasius Kircher，1602—1680）（这些书信在《卫匡国全集》的第一卷及《卫匡国书信集》的第三、四、六和第七部分可以查阅到）请教和探讨一些问题，比如磁针在经度测量中的使用，又比如采用穿过北京的子午线作为零度子午线，并以此为依据计算中国所有地区的经度等。

在卫匡国提供的丰富数据中，我们发现尽管当时经纬度系统还不为中国人所知，但中国地理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实即使是在欧洲，经纬度系统也是到了1735年才被广泛承认的。在《中国新地图集》一书的17幅地图中，卫匡国画出了经纬线，并在最后的经纬度表中明确标注了书中提及的所有地区的准确位置，总共有2100个地区，其中除了中国的，还包括日本和朝鲜的。卫匡国本人在《中国新地图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宇宙志研究者们撰写的书中指明了府、县和山川的名称、地理位置以及其他有用的资料，他们仔细注明了两地间的距离，但并没有经纬度记录。”（第297页）所以，这样的经纬度表被认为是卫匡国的研究成果，可以夸耀地说这也是近代同类经纬度表中最杰出的。在中国的制图学方面，经纬线直到1832年仍出现在地图的坐标方格上，这种中国传统的制图分度法，只有到了19世纪下半叶，才最终被取代。

如果我们试图从卫匡国严谨的制图法中找出欧洲文化与科学传统之功，那么也必须突出强调，卫匡国非常娴熟地把中国制图学传统融入了他的著作中。中国制图学传统不仅包括自然地理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水文学方面，而且还包括人文和社会方面的描述。正是由于欧洲文化科学的理念和严谨与中国传统的地理学之完美结合，才造就了《中国新地图集》一书的辉煌成就。

四、《中国新地图集》的史料

由于《卫匡国全集》第三卷《中国新地图集》译注本的出版，关于卫匡国在此书中到底引用的是何种史料这一难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

研究《中国新地图集》的意大利和外国学者们，就卫匡国的这部地理学著作所引用的资料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其中，以路易斯·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卫匡国在写作时主要参考的是陆应阳于1600年出版的《广舆记》，即“明朝的中国地理”；另外一部分人认为，卫匡国参考的是罗洪先的《广舆图》，该书于1541年首次面世，后来曾多次再版，此外还有1595年出版的《广舆考》，此书被旅行家弗朗切斯科·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1573—1636）带到了意大利，如今收藏在佛罗伦萨的国家图书馆内（la Biblioteca Nazionale di Firenze）；还有一部分人，以中国学者马雍为代表，则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卫匡国将以上这些材料补充进书中，还广泛采用了中国地方志的材料。这些地方志是内容极其丰富的丛书，它以编年体记载着历朝历代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发生的重要事件。看起来，过去学者们的观察是粗心的，不够专心致志。只有今天的新版《中国新地图集》中所附的译注才能够把关于史料的问题最终理出头绪，彻底解决此书的资料问题。实际上，编者白佐良教授非常仔细地将《中国新地图集》的文本与此前出版的中国已有的13部地理著作逐段地进行了对照（卫匡国参考的中文著作目录表，见《卫匡国全集》第三卷，第一册，第10—12页），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中文著作正是《中国新地图集》一书所参考和引用的资料来源！事实上，本书的编者在这些书中找到了卫匡国所引用的每个引文的出处。当然，卫匡国对这些著作以及其他可能想得到的著作的参考程度是不同的，他更多地引用了关于人口和物产方面的统计资料。这些中文著作根据其重要性排列为：《广舆考》、《广舆图》、《图书编》、《三才图会》、《皇舆考》和《明史》。这最后一部书，特别在第七省湖广和第八省江苏中，在那些最难以解释的地方，曾多次被引用。

利用资料如此广博和完整的参考书（当时中国可资利用的所有主要史料），不仅说明了卫匡国在撰写这部地理著作时寻找史料的精心细致，而且还特别证明了，无论是那些关于卫匡国汉语知识有限的说法，还是某些人关于卫匡国仅限于翻译中文书籍的推测，统统不攻自破。这些人中有18世纪末的让·阿米奥特（Jean Amiot，1718—1793）神甫，更不用说多明我会士多明戈·纳瓦莱特（Dom ingo Navarrete）了，此人认为《中国新地图集》充满了谎言和错误。对卫匡国的指责已被与他同时代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8—1688）驳斥得哑口无言。

正因为卫匡国出色地掌握了古汉语，他才能在这么多部用古汉语写就的中国地理著作中汲取对自己最有用的信息。当然，也不要低估那位陪他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中国青年给予的有力帮助。不过，从另一方面讲，书中的中国地名，有几处有错字，不好解释。这正如中国学者马雍所强调的那样，是由于卫匡国阅读得过快而搞混了一些字形形似的汉字所造成的。中国本地读者是很难犯这类错误的。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从中国回欧洲的危险旅途中，卫匡国几乎不可能去参考中国所有的地方志。这些地方志记载着每个行政区域的特殊事物，不可能在《中国新地图集》这样一部内容涉猎广泛、描写详尽但同时又是非常概括性的著作中都加以引述。毕竟，中国的疆域太辽阔了，而地方志实在是太多太细了。

为了使书中的中国地名所指的地理位置更为准确，并使该书成为一本准确的地理指南，卫匡国没有用拉丁文标注这些中国地名。这与他在《中国新地图集》和《中国历史十卷》中系统地使用拉丁文标注地名有所不同。

在地名学方面，卫匡国的功绩在于他成功地识别并确定了马可·波罗所提到的所有中国地名。在利玛窦确定了Cambalu（汗八里）就是北京城之后，卫匡国考证出马可·波罗所说的Quinsai就是杭州，Singui是苏州，Cugui是衢州，Cingiam是镇江等。卫匡国对地名的考证不是一个纯粹的地名学问题，它的更大功绩在于最终为马可·波罗的地理观察提供了制图基础，并在几个世纪以后最终确认了马可·波罗的讲述是真实的。因为当马可·波罗成为批评和怀疑的对象时，已经有人开始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可以说，卫匡国完成了联接历史的任务，这一工作的完成直到今天仍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卫匡国还成功地搜集到了当时西方极其有限的有关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有关中国地理状况的资料：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马可·波罗游记》，还有奥多里科·达·波德诺内（Odorico da Pordenone，约1265—1331）的《报告》（la Relatio），以及由焦瓦尼·巴蒂斯塔·拉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从1550年起在他的《航海和旅行》（Navigationi et Viaggi）一书中提供的所有缺乏根据的资料。卫匡国参考得最多的著作是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02—1667）的《中华传教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 Societate Jesu（Augusta 1614）），这是利玛窦著名的《回忆录》的拉丁文版评注本，而它的意大利文版本直到20世纪才得以面世。

《中国新地图集》出版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现已查实，卫匡国在中国至少游历了七个省：北京（即北直隶）、山东、南京（即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和广东。他将自己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与他在当时西方文献中读到的有关中国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他在回欧途中于所带的中国地理书籍里寻找到的内容，合在一起写入了书中。

由于白佐良教授的耐心，他逐段整理出了《中国新地图集》所引用的西方和中国史料，这些史料在他所作的注释中一一列出。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新地图集》并不是中文书籍的简单翻译，而是一部才华横溢的研究成果。希望这能最终消除人们对此书写作缘起和撰写过程的诸多怀疑。

五、《中国新地图集》的幸运

1655年下半年，在著名出版商让·布劳（Jean Bleau，1596—1673）的努力下，《中国新地图集》很快就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同年，出版了法文版和荷兰文版，1656年出了德文版，1658—1659年间出了西班牙文版，在出版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以至于其他传教士绘制的中国地图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事实上，或许是为了抵制《中国新地图集》一书的出版成就，出版商布劳最大的竞争对手——法国出版商尼科拉斯·达贝维尔·桑松（Nicolas d’Abbeville Sanson，1600—1667）于1656年出版了被认为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绘制的中国地图；1655年，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2—1649）的《大中国志》（L’Imperio de la China）一书的英文版在伦敦出版；1670年，桑松的合作者——另一名法国出版商皮埃尔·马里耶（Pierre Mariette）出版了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Pierre Boym，1612—1659）的《中国地图》（Mappa Imperii Sinarum）。但这些书中没有一部书能获得《中国新地图集》所达到的高度，因为此书并不是一本简单的地图汇编，而是一本地图集，每张地图之后，即是书的正文，都有极为丰富的有关中国的第一手信息。正如巴尔达奇（O．Baldacci）所说的：“自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问世后，从前在公众中广泛传播的所有介绍中国的印刷品通通成了废纸。”

卫匡国的地图集至少在近一个世纪里都保持着最权威的地位，直到1735年，法国的耶稣会士唐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才在荷兰海牙出版了《中国新图》（Nouvel Atlas de la Chine），采用的是西方传教士在北京奉康熙皇帝之命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的副本。尽管如此，当19世纪新教进入中国，并由此开创了东西方关系的新时代之际，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一书仍是研究中国制图学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如果说利玛窦和艾儒略让中国认识了欧洲，尤其让中国认识了欧洲的地理，那么卫匡国则是在马可·波罗带回那些根据不足的信息后，第一个将中国的自然面貌、经济和人文地理的现状系统地介绍给欧洲的人，为欧洲在19世纪对中国先后进行的文化和商业开拓铺平了道路。这个伟大的功绩确实应归功于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一书在图书馆里尘封多年，仅在少许汉学著作中被引证过。直到今天，才以意大利文的全译本面世。不是简单的资料罗列，这是因为它有了详尽的书目和注释，可以说是做到了尽善尽美。总而言之，这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信息，而是一部罕见的充满智慧的著作。

（作者单位：罗马大学东方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