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收集与整理的设想

□张西平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以“世界的眼光”来纂修清史是这次纂修工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清代历史不同于中国历代历史的根本之处就在于清王朝从诞生到灭亡，是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在同西方世界的接触、摩擦和冲突中展开的。如果不把清代的历史放入世界史中考察，清史纂修的工程几乎无法完成。正如戴逸先生所讲“这个时候，研究中国历史，已经离不开世界历史”。

在清王朝与外部世界接触、摩擦和冲突的过程中，入华的传教士在其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清中前期的天主教传教士还是清后期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因此对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及其研究，成为整个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今天召开这个小型的学术会议，也正是为了推动这项工作。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对这个课题做一个初步的介绍，并根据国内外学术研究的进展，提出一些个人想法，供与会代表讨论。

一、我们目前所承担的清史项目的介绍

我所主持的这个课题是今年清史编译组下设的一个课题，题目为“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收集与整理”。这个项目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耶稣会年报表”，这是从1545年沙勿略到达日本到1767年为止亚洲耶稣会给罗马的总会所写的各类报告及教会内部的通信，全部文献共61卷，三万页。1991年葡萄牙方面和澳门联合整理出版了文献的原始目录。清代入华传教的各修会中耶稣会在中国的影响最大，他们不仅直接参与了清政府的一些重大事件，而且在中国各地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这批文献是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最重要文献，其目录和部分原始文献的翻译必将为清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

项目的第二部分是“《中国丛报》总目”。《中国丛报》是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英文报纸，时间是从1832年到1851年。该报详细报道了晚清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事件和情况，它为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外文文献。我们将为清史研究提供一份详细的目录和部分重要文献的翻译。

第三部分是“已经出版的清代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著作目录”。它将把自1715年东正教使团驻北京以来，使团成员的著作做一项详细的目录，并将其重要的部分文献翻译成中文。

从这个介绍中诸位可以看到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这里的入华传教士包括基督教的各个派别，我们认为这样才能反映出清代入华传教士的全貌，从而为清史的纂修服务。第二，从原始文献和档案入手，做一手材料，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清史纂修用上最真实、最重要的文献。

二、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清代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研究

据我有限的了解，西方对清代入华传教士及各个天主教修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多卷本的《方济各会在华传教史》早已出版，去年我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书店看到他们又再版了多卷本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史》，多卷本的《多明我会在华传教史》也早已出版。比利时的南怀仁文化协会出版了《张诚传》、《鲁日满研究》等学术著作。德国的《华裔学志》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重要学术著作，如《白晋生平与著作》、《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柏应理》、《西来孔子——艾儒略》、《汤若望研究》、《卫匡国研究》、《戴进贤研究》、《南怀仁研究》、《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史英文翻译》、《中国礼仪之争》。意大利的樊蒂卡教授出版了《马国贤文集》，马西尼教授和卫匡国研究中心出版了《卫匡国全集》的前三卷。法国也出版了一大批有关入华耶稣会的研究著作，如沙伯里神父的《中国基督教徒史》。关于法国的情况，耿昇先生有专文介绍。钟鸣旦的《基督教在中国手册——635—1800》是一本很重要的工具书。我认为西方学术界出版的这些书和文献对于研究清史都是十分重要的，汉学中心一直把翻译这批书做为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这里我想和欧洲来的学者们就清代入华传教士研究问题交换一下想法，以说明我们为什么现在这样重视对入华传教士的研究。这几年在研究明清中国基督教史中有个很有影响的说法：“汉学的转向”，即在研究中从过去的重视传教士研究转向重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的研究，或者说从“传教学”转向“汉学”。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一是注重中国文人对基督教接受或反对的研究并不是从这十几年才开始的，就中国来说陈垣先生在做明清基督教史研究时，一直是在做中国文人的接受，以中国本土文献为主来进行研究，如他对吴历的研究；就西方学界来说，《华裔学志》的老主编卜恩礼（Heinrich Busch）所做的《东林党人与天主教会》早在1933年就发表了。“汉学转向”这一说法关键在于混淆了西方汉学和中国本土学术两个领域，就西方汉学领域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过去在西方学术界更多是从“传教学”来研究清代入华传教士的，注意中国本土的接受和反应不够。对中国本土来说则是另一种情况，方豪在继承陈垣学术传统的基础上重点从传教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陈寅恪先生称他是“新会学案有后人”。由于语言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自方豪以后中国本土学者再没有在传教学研究方面有大的进展，绝大多数当代研究者主要对中文文献进行研究。由于缺乏对入华传教士的深入研究，中国基督教的研究进展并不顺利。但目前不少中国的学者也这样认为，即将研究重点应放在接受方面，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我认为对传教士的研究和对中国文人对基督教的接受或反对的研究应并重，同时进行。另外，如果只重视所谓接受的研究，就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明清入华传教士在中西之间所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把中国文化传向西方，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问题，这些这里我们不做展开。我只是指出将所谓的“汉学转向”的提法移植到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是有问题的，应对其反思。

讲这一点，对我们的清史研究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的这个会议也是如此。我们必须从学术上确立进行传教士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它对中国学术界来说绝不是一个过时的题目，恰恰是需要加深的方面。

三、关于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外文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从清史纂修的角度来看，入华传教士的外文文献在三个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于清史纂修中“典志”中的宗教志，特别是基督教志的撰写有着重要的影响。了解中国基督教史的人都知道，实际上在1927年南京金陵神学院院长被北伐军杀死以前，中国教会的领导权始终在西方修会和差会手里，这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西方的传教修会和差会，就根本无法掌握中国基督教会的总体情况。以天主教为例，到今天为止，我们仍不知清代天主教教会一些最基本的情况，如有多少教区，有多少堂口，有多少神甫，有多少西方传教士，有多少教徒，各个西方修会传教区的分布，各个修会在清代传教的一些重要政策，在晚清时教会和国外势力的关系等。如果连这些问题都不清楚，如何写清代的基督教志？所以必须系统整理传教士外文文献才能厘清清代的基督教史。

传教士和西方修会、差会的这些外文文献不仅对纂写基督教志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清史中的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等其他方面也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许多传教士在中国的各地区传教，他们在信件和各种文献中载有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而这些材料在中国的官方文献和地方志中是没有的，这样传教士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就会弥补中文文献的不足。在清代的历史中，传教士曾在清代的经济、教育、卫生、社会救济等方面的活动中很有影响，对他们这些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会使我们对清代的社会史有新的认识。(www.daowen.com)

最后，清代的入华传教士不少人就直接参与了清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传教士的外文文献对清史的纂修将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在清中前期的中俄、中法、中葡和中国与西班牙关系中，在礼仪之争中，在清代科技史，许多传教士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清后期的义和团运动中，在几个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的教案中，不少传教士都有着重要作用。这些传教士的外文文献对研究清史是有价值的。

我想这三个方面既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理由，也是我们所希望做的基本内容。

四、关于入华天主教传教士中文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清史纂修中的中文文献收集和整理原是在文献组，但我想传教士文献有着内在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将其一同考察，这样更好。

从葡萄牙人东来进入亚洲和澳门到1805年新教进入中国为止，在这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入华传教士以耶稣会为主，包括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内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哲学作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传教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中文历史文献。与此同时，中国文人学士、明清两朝帝王、贵族和官吏在同传教士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中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历史文献。这批历史文献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宣传、介绍天主教的教理、历史、圣人、教规；

第二、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历史；

第三、研究如何使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第四、在传教过程中的具体历史文献；

第五、明清帝王、官僚同传教士和罗马教廷接触的历史文献；

第六、中国士大夫教徒们对天主教的接受、理解的文献；

第七、“礼仪之争”中中国有关排斥、反对天主教的文献。

这批文献中有30%左右为手稿、抄本，有70%左右为明清两代的刻本和重刻本，均是中国同西方文化首次直接交流的最重要的一批原始中文文献。而这批文献记载了当时中国同欧洲文化交往的具体过程，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清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对待西方文化，包括传入中国的天主教文化。这个问题实际上直接影响了清朝的兴衰。只有在把握了这批文献后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另外，这批文献也是研究清中前期社会变迁的最重要文献。传教士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介绍了西方古代和近代文化，使中西文化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直接的交流。科学的传播，宗教的交流，使中国明清社会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许多传教士或长期出入于宫廷或长期生活在中国民间，他们记录了大量关于明清两朝，特别是康、雍、乾三代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史事，以及有关明清间中国民间社会状况的历史文献，这对研究中国清代社会史有极高的价值。这批文献目前在国外主要收藏于罗马梵蒂冈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图书馆、西班牙国家图书馆。

鉴于这批文献的重要性，从明朝晚期开始，中国著名奉教徒、利玛窦的得力助手李之藻1629年就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西学丛书《天学初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学生书局陆续出版了《天主教东传文献》、《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近年来比利时鲁汶大学钟鸣旦等人又出版了《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和《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这些已出版的文献共有520份，而这批文献的总数量约有1500份，约有8—13万页，已出版的仅占这批文献总数的30%。因此，对于这批中国天主教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情况可以作出一个简要的判断：尽管前人和当代学者已经出版了一系列此类文献，但我们认为大部分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尚未进行；再则，已经出版的文献在整理和编辑上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所以，在清史纂修中从整体上全面整理、精心编辑并出版这批文献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四点是我本人的一点想法，如有不妥，请大家指正。

我们这次会议是个工作座谈会，通过这个会议我们想倾听诸位专家的意见，如何共同合作做好入华传教士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希望明年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共同合作在欧洲召开一个收藏欧洲来华传教士文献的主要档案馆、图书馆的会议，以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从而使我们的文献工作更好地为清史纂修服务。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