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清史研究　加强国际合作

□戴　逸

编者按　2004年10月19日至22日，为配合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担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我们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共同举办的“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档案与清史纂修”国际研讨会如期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长郑明秋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词，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负责人张西平教授详细介绍了项目情况。会议邀请了法兰西科学院巴斯蒂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天主教法国遣使会档案馆专家、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专家、法国国家图书馆专家、意大利拿波里大学、美国、香港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问题的专家，围绕着“收集、整理和利用海内外收藏的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档案，为清史纂修服务”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次会议使国外相关领域的学者充分了解了当前中国清史纂修这个中国最为重大的国家级社会科学课题，加强了中外学界的合作与交流，并为“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的进一步完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刊在此特发表戴逸先生和张西平教授的讲话。

这次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参加研讨会，有的像法国巴斯蒂院士、俄国的米亚斯尼科夫院士都是老朋友，还有许多是我们闻名已久的新朋友。中国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正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热烈欢迎您们的光临。这次邀请大家来的目的，主要是商讨清史编纂如何开展国际之间的合作。编纂清史是我国新世纪的一项巨大文化工程，主要是总结有清一代300年的历史经验。工程已经启动一年多，拟定了编纂方案，讨论了清史框架，制作了92卷清史目录，这是主体工程。目前主体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审议、立项，争取在今年年内基本上完成立项工作。除了主体工程，还有规模浩大的基础工程，共有三类：一类是国内的档案整理，一类是国内的文献整理，一类是国外的档案文献收集整理。第三类国外的档案文献对清史编纂工作极为重要，国外的档案文献数量庞大，中国的学者们对之缺乏研究，过去整理、翻译也较少，基础很薄弱。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我们特邀请诸位专家光临、指导和帮助我们做好外国档案文献的工作。

清代的三个世纪正处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以往处在东亚一隅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这是清代和汉、唐、宋、明大不相同的一大特点，清朝已成为全球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朝300年和世界的关系包括很不相同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17世纪，清朝刚刚入关就和西方入华耶稣会士交往，如汤若望、南怀仁、白晋、张诚、雷孝思、郎世宁、蒋友仁等，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帮助中国制火炮，定历法，画地图，传数学，绘图画等等。人数很多，时间很久，进出宫廷，深入下层，写下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定期寄回欧洲，这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第一手记录，十分珍贵。我们希望有计划地收集、出版他们的各种作品。(www.daowen.com)

第二个阶段即18世纪，由于中西礼仪冲突，在雍乾之际，传教士的活动被禁，中西文化交流逐渐消歇，这是很可惋惜的损失。但中西交流并未因此停止，因为随之而起的中西贸易交往的发展，包括海上贸易和中俄的恰克图贸易，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土布大量销往西方。从18世纪初到末期，粤海关的税收增加二十多倍，可见对外贸易增长之速。中外贸易当时掌握在各国东印度公司之手。我曾托人在伦敦询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据称数量浩瀚，如果复印购买，需经费五万英镑巨款。这个时期俄国、英国还派来使团访华，使团写的报告、回忆录也很有价值。

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中西交往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前基本上是和平的平等往来。至此以后，西方以兵戎相见，武装侵略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一次又一次侵略、欺负中国人民。其间有大批军人、外交官、商人、传教士、探险家深入中国各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宰者。他们也写了许多政府文件、信函、传记、回忆录，多得不可胜计。这时还有了照相术，在中国拍下许多相片。我们希望有选择地收集整理文献与相片，准备建立一个图片库。

总之，清代的三百年自始至终都在和外部世界交往、接触，尽管实行闭关政策，但不可能完全封闭。世界一体化的浪潮在汹涌前进，中外之间相互接触、相互往来，最后列强破关而入。我们要有世界眼光，要有广阔视野，不能局限于中国之内，也不能只收集利用国内的史料，既要从世界的发展来观察中国的历史进程，也要从中国的局部地区和事件，联系世界的历史背景。我们也需要得到国际同行专家的合作和帮助，这种合作和帮助可以使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加深理解、加深友谊。

（作者单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