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科举制的废止

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亟须大批有识之士来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经济和文化。而当时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科举考试已成为扼杀人才的工具。于是朝廷内外一批有识之士振臂疾呼，强烈要求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早在1841年，两广总督礼贡曾上《请推广文武科试疏》，建议变通考选之制，提出将制器、通算等实用知识列入科试，但未引起注意。1861年，学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了采用西学、办学堂、改科举，以启动中国教育改革的一系列设想。在书中，他放言指责科举制度“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认为科举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3]。

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也试图改革科举，以适应当时的形势。1864年，他写信给恭亲王和文祥，提议在科举考试中专设一科，使那些关心西方技术的读书人能毕生奉献于“制器之器”。但是他的提议同前面几位一样，均无下文。

1894年的甲午海战粉碎了洋务之梦，1895年5月，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主张“变法以成天下之制”，要求改革科举、兴办学堂，又一次向光绪皇帝提出了废八股的要求。同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痛斥八股有害无益，疾呼中国不变法必亡，要变法“莫亟于废八股”，并提出增设经济特科的建议。

严复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重视，总理衙门遵旨会奏议复，议分特科、岁科两途。特科分为“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科。岁举则以乡试年分，由各省学政调取算学艺学生监，录送考试。后经济特科几经周折，终于在1903年在保和殿开考。考试分两场，共录取二十七人。

此时废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并指出仅增设经济特科不足以招揽天下英才，还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科举，提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同时，他还强调，废时文并不等于不读四书五经，不讲三纲五常，唯有这样，“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驳狂妄之弊”^[4]。

张之洞的观点得到慈禧赏识，《劝学篇》被誉为“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当时正接受变法思想的光绪，在请示慈禧后，于维新第十三日（1898年6月23日）毅然诏废八股。

维新变法虽失败了，但兴办新学堂，废科举的呼声仍在各地呐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联名上奏递减科举。1904年日俄战争的结局加速了改革的步伐。日本的胜利被视为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立宪呼声日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张之洞又联合荣庆、张伯熙上奏《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要求“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此奏于当天准奏，颁谕云：“着即自丙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照所办理。”^[5]

至此，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遂告废止，各地普设新式学堂，原有各省学政取消，提学使司也就成为各省教育厅的前身。(www.daowen.com)

清末的上述改革虽是局部的，但使清政府的政治体制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清王朝统治被时代潮流裹挟而去这一历史景象在政治形态上的写照。

【注释】

[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七《职官三》。

[2]《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九三《宪政一》。

[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变科举议》。

[4]《张之洞全集》（十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570页。

[5]《张之洞全集》（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