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宋的考绩制

1.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

唐朝考绩奖惩制度臻于完善，主要表现在考绩组织日趋严密，法律化、程序化的加强，方法与标准的更趋完备。

一是组织完善。按《唐六典》规定，唐代考绩奖惩工作由吏部尚书下的考功郎中综理，其属员包括考功员外郎、主事、令史、书令史、掌固等五十余位官员。考功郎中和员外郎的职责分工是，考功郎中主考京官，员外郎主考外官。所考官阶均只限于四品以下，三品以上的官则由皇帝亲自考核。为了加强对考绩工作的监督，中书、门下两省又派出校考官和监考官，分别对京官和外官的考绩进行监督，以防止和纠正考课过程中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

二是法律化、程序化加强。唐朝考课法的完善超过了以往历朝，表现在颁布了一系列考课法令和法规。《唐六典》中有关于官员考课的具体规定，《唐律疏义·职刑律》中有专门就考课违律作出追究责任的规定。唐朝考课的特点是严法严行，一切按法办事，并按律奖惩，考课官员也严于依法而不敢徇情枉法。唐代官员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小考初定等第，记入考状备案。大考是综合几年来小考的等第最后确定等第，并以此对官吏奖惩黜陟。

三是方法与标准的日趋完备。唐代考核的标准，流内官与流外官不同。一至九品流内官的考核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

“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言之即德、慎、公、勤，是考核官员的道德标准。

“二十七最”是依官员职务性质不同而界定不同的要求，具体内容包括：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六曰断决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七曰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八曰兵士调集，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九曰推鞠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十曰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克业，为学官之最；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帅之最；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十七曰明于勘复，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十八曰职事修理，借承强济，为监掌之最；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成果，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居多，为方术之最；二十四曰讥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不忧，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孽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边境肃清，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61]。

“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核标准包含了德、勤、能、绩四个方面，体现了近代人事考核的基本要求。考课时，考官把被考官员的殿最情况结合起来，作为依据，评出九等施以奖惩。具体做法是：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二善为中上，无最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缺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

对未入九品的流外官的考核，标准比较简单，只有四条，即“清慎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62]，简称“四等法”。

对州县地方官的考核，另有要求。《通典·选择志》载：“诸州县官人，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为十分论，每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其州户口不满五千，县户不满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户法为分。若抚养乖方，户口减损者，各准增户法，亦每减一分，降一等”，“其勘课农田，表使丰殖者，亦准见地为十分论，每加二分，各进考一等。其有不加劝课，以致减损者，每损一分，降考一等，若数处有功，并应进考者，并听累加”。这种记分法表明，唐代重视对地方官政绩的考核，除一般标准外，人口的增减、农田的益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www.daowen.com)

考核之后，集合所属官吏，公开宣布所评定之等次，称司考或初考，然后将考核结果送吏部总考。在考核过程中如发现作弊，要依法惩处。《唐律·职制律》规定，若考核不以实，一人杖一百，或负刑事责任，“失者，各减三等”。考核之严可见一斑。

唐代官吏晋阶升级一般都要经过考课。唐规定：“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进年劳一阶叙。每一考，中上进一阶，上下二阶，上中以上及计考应至五品以上等者，奏而别叙。”^[63]《考课令》又规定：考绩“在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者，守本禄；中下以上，每退一等，夺禄一季”^[64]。这说明官吏考课及格者升迁，不合格者，要降级使用。

2.宋代的两院三级考课制

宋代考课在继承唐制的基础上，在机构设置和权力转变上都有所变化。宋初，太宗时先后设置“差遣院”、“磨勘院”、“审官院”、“考课院”等专门实施考课的机构。后又罢差遣院，以审官院负责京官的考核，考课院掌管幕职、州县官吏的功过考核。

宋代考课一年一考，三年一大考，文官三年一任，武官五年一任。其具体考课的方式和标准有京官的三等考核法，县令的“四善三最”法和路、州官员的“七事考”。

京官三等考核法。这是北宋初年对京朝官员作出的考核法，规定：“凡文武官一是以公勤廉恪为主，而又职事修举斯为上等；公勤廉恪各有一长为中等；既无廉声又多谬政者考下等……凡中者无所赏罚，上者或转官或减磨勘，下者降官展磨勘。”^[65]

县令“四善三最法”。这是从唐代“四善二十七最”法压缩演变而来的。其四善为：一、德义有闻，二、清谨明著，三、公平可称，四、恪勤匪懈。三最为：“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66]善、最划分的标准，一般定为三等：五事为上，二事为中，其余为下。

路、州官员“七事考”。宋代对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使及知州官员的考核，由监司负责，考核标准为七个方面，史称“七事考”，即：“一曰举官当否，二曰劝课农桑、增垦田畴，三曰户口增损，四曰兴利除害，五曰事实案察，六曰校正刑狱，七曰盗贼多寡。”^[67]

在宋代考课制度中还有一项重要方法，即循资考核的磨勘制。所谓“磨勘”，就是“凡内外官计在官之日，满一岁为一考，三考为一任”^[68]。各考的记录积累起来，成为资历。任满之后，需对资历进行审核，审核结果便是日后能否升迁的依据。这种完全凭年资叙升迁，“不问其功而问其久”的磨勘制，其结果是“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更有甚者，许多人不经磨勘即转官或迁官。这样，宋代的考绩制度基本上按年资满升迁，官员也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到期自然得到升迁为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