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服色、花纹与印绶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官员的衣冠服色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区别社会等级、官员尊卑和维护皇权的一种重要手段，所谓“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在官僚政治体制中，官员的服饰、颜色、花纹和印绶，无不是其政治地位和官阶品秩的标志。《后汉书·舆服志》对服饰的功能说得十分明确：“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利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所以付其德，章其功也。”

1.秦汉之制

周朝时天子处于社会的顶点，掌握着国家最高的权力，在服饰标志上自然最为尊贵。周代有天子专用的衮冕服，《左传·桓公二年》载：“衮黻珽，带裳幅舄，衡纮，昭其度也。火龙黻黻，昭其文也。”衮，即画卷龙于衣；冕，即头上戴的冠类首服；黻，即佩带下的蔽膝；裳，即下身着的裙子；舄，即厚底鞋；衡，即维持冠者；，即悬瑱的丝绳；纮，即垂绕笄的饰物；，即冕板。这些饰物从上到下起着明制度，示尊卑等差的作用。尽管后世历代的衮冕服有所演变，但帝王唯以衮冕为尚，无论是祭祀天地，还是参加朝会、册封、登基之时，都要使用冕服，成为区别等级的政治工具。

秦并天下后采用邹衍的终始五德之说，以为秦得水德，认定“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46]。但秦尚黑色，不是衣服旌旗一切皆黑，而是“唯为玄衣绛裳，一具而己”^[47]。“绛”，深红色，“玄”，为黑色带红。这种黑色带红，以红色为绛裳的装束，在秦始皇陵出土的彩绘武士陶俑中得到了佐证。秦百官的袍服采用深衣制，秦始皇规定高级官员服绢制绿袍深衣，庶民只准穿白袍。

秦天子戴通天冠，太子有远游冠。百官可考证的有高山冠、獬豸冠和鹖冠。高山冠为谒者仆射、行人等官所戴；獬豸冠为御史之冠；武官则戴鹖冠。

汉承秦制，百官服色虽有四时服色，但朝会仍穿黑衣。汉武帝自谕黄帝，确立汉居土德，尚黄，黄色于是成了汉代皇权的象征，皇帝祭后土、禅泰山、祀宗庙等典礼时均“衣上黄”。

汉代还有冠带、佩饰制度。天子戴通天冠，诸侯王戴远游冠，近臣谒者戴高山冠，诸文臣戴进贤冠，执法吏戴獬豸冠，侍中、中常侍戴冠，武官戴武冠、鹖冠。此外，朝会、祭祀时，为显礼仪隆重，必佩有珩与璜组成的玉佩。天子系玉佩用白珠，公卿诸侯则用彩丝绳。佩玉除表明身份地位，还标志佩者的道德涵养和才能，如“修道无穷则佩环，能大道德则佩琨，能决嫌疑即佩玦”。

印绶是权力的象征。汉制，凡官吏外出或审堂决案，须将官印佩在腰间，印绶则垂在外边。绶带的颜色因官职的高低而不同，如诸侯王佩金印（绿）绶，丞相、侯、大将军佩金印紫绶，秩中二千石、九卿、郡太守等佩银印青绶，秩千石之尚书、御史中丞、将军之长史、中谒者、郡国长史、丞等佩铜印黑绶，秩四百石之丞尉、六百石之县国守宫令、三百石之丞尉等，佩铜印黄绶。

光武帝建立东汉后认为汉应火德而有天下，以红色为尊，在车旗服饰上用红色取代西汉黄色。百官服色分五色，随季节更换，与四时迎气之制相适应。所谓五色朝服，即：春用青色，百官戴青帻，穿青衣，立青色幡；夏用朱色（郡县官吏服色为黄）；秋用白色；冬用黑色。礼仪迎毕再换成绛红色。

东汉的冠冕之制也较完备。皇帝礼冠十二旒，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冠帽式样繁多，仅《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的就有玄冠、长冠、爵弁、通天冠、远游冠、法冠、进贤冠、武冠、高山冠等十六种之多。不同的冠服都与一定的身份、级别相符合，不能违制。如通天冠为皇帝所戴，玄冠为公卿所戴，爵弁为低级官吏所戴，进贤冠为文吏、儒士所戴，巧士冠为宦官所戴。

2.魏晋之制

西汉以后，阴阳五行学说逐渐过时，人们对服饰颜色的要求已不像秦汉时那样严格。魏晋南北朝时分裂割据时间较长，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使服饰方面有较大的变化。魏晋时受玄学和佛道的影响，上至王公名士，下至黎庶百姓，皆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服装色彩崇尚素雅。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不少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服饰，如北魏孝文帝服衮冕服饰；而汉人也多穿北方民族习于骑马的“裤褶服”，即上身着褶，下身穿裤的服饰衣着。北朝时，服色更为混杂，百官的朝服用各种颜色，没有固定的等级服色标记。到北周时，才用五色或红、紫、绿等色来区别官品等级，并镶滚以杂色的领边和衣裙，称为“品色衣”，是朝会时的官服。

南朝的衣式大抵沿袭魏晋时崇尚的宽衫大袖，人们虽穿着衫、袄（襦）、裤等，外面必以裙笼之，服饰受东晋影响较大，色彩崇尚素雅，以白色为多。帝王百官们平时穿一种类似短袖的衣着，称“半袖”，颜色用缥色（淡青色）。这种谓之“服妖”的服饰反映了当时色彩的随意和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远离。

3.隋唐之制(www.daowen.com)

隋统一全国后，在服饰上作了较大的改革。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诏：“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48]从此，人们改变了以“五德终始说”来确定服色的做法，而代之以按品级不同各具色彩，紫色成了高级官僚的特许服色。正如后人所说：“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当时朝祭之正服，今杂用之，亦以其便于事而不能改也。”^[49]

唐承隋制，服饰仍以“贵贱士庶，较然殊异”为目的，不仅颜色有严格的区分，且更注重质料、形制。一般说来，凡达官贵人和富室之家的服装均以丝绸锦绣制成，而庶民百姓则只能穿着麻布之衣，被称为“布衣”或“麻衣”。唐高宗武德四年（621年），对文武百官和庶民的服饰质料和颜色作过如下规定：“三品以上，大科䌷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以上，小科䌷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以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石。流外及庶人服䌷、、布，其色通用黄，饰用铜铁。”^[50]贞观四年（670年），唐太宗下令：“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51]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下令：“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52]

值得注意的是，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因洛阳县尉柳延服黄色衣服夜行，被击殴，后禁止着黄，“自非庶人，不听服黄”，成为定制。黄色只有皇家可用，天子常服赤黄、浅黄袍衫，黄袍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服饰，“黄袍加身”就意味着登上皇位。明代又将黄色的禁忌进一步扩大，官民一律禁用黄色，黄色成了皇权最高等级的象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

唐官员常服品第^[53]

4.宋明之制

宋代的公服（也叫从省服）继承唐制服色来区别官职的大小，三品以上用紫色，五品以上朱色，七品以上绿色，九品以上青色。宋神宗元丰年间服色略有更改，四品以上紫色，六品以上绯色，九品以上绿色^[54]。南宋时，百官的衣服由公服改为紫窄衫，称为“穿衫尽巾”，有时甚至“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55]。

明朝对“冠服之制”十分重视，洪武元年（1368年），针对元朝所流行的服饰，下诏“复衣冠如唐制”，即恢复汉人服饰。洪武三年对皇帝的冕服、后妃的礼服、文武百官的冠服，以及士庶的巾服等都有明文规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对服饰用料、颜色、花纹图案等都加以严格限定，“冠服之制”从此确定下来。

文武百官的冠服有朝服、公服和常服等。朝服冠上的梁数表示官员品级的高低。一品官有七梁，二品官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品、七品二梁，八品、九品只有一梁。凡出席重大的典礼都须穿朝服。公服在早晚朝奏，以及侍班、谢恩等场合穿着，以颜色、花纹及花径的大小显示品级的高低。一品至四品，绯色；五品至七品，青色；八品、九品绿色；未入流的杂职官和八品、九品相同。袍上的花纹，一品用大独科花，花径五寸，二品至七品花径大小依次递减，八品以下无花纹。束带，按品级也有区别。如在馆署内处理公务时穿的常服，一品用玉带，二品用花犀，三品用金花，四品用素金，五品用银花，六品、七品用素银，八品、九品用乌角。

明文武官常服花纹、腰带^[56]

此外，常服之冠称乌纱帽，是由唐代幞头演变而来的一种圆顶官帽，后来引申为官职的代称，如称保住官职叫“保住乌纱帽”，革职罢官称“丢了乌纱帽”。

5.清代之制

清代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强制汉人剃发，易冠服，改变传统习俗，服饰带有满族的风格。文武官员的朝冠朝服有冬夏之别：冬天朝冠用黄貂皮制作，顶为镂花金座，饰有东珠或红宝石，品级高下顶饰也有区别；夏朝冠以丝绸代之，其余饰品与冬朝冠同。因朝冠顶披红缨，故俗称红缨帽。顶珠也叫“顶子”，材料、颜色不同，以区别戴冠者的不同品级。根据规定，朝冠顶子，文武一品用红宝石，二品用珊瑚，三品用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阴文镂花金顶，九品则用阳文镂花金顶，未入流者，同文九品；进士，状元顶用金三枝九叶，举人顶金雀，生员顶银雀。清代冠顶在各时期略有更改，但均按品级戴用，不得僭越，所谓几品顶带，就是看他的帽子是什么顶子。官员若被罢免官职，就称“革去顶戴”，必须将帽子上的顶珠取下，表示已不带官职。

清代皇帝朝服

与顶珠相连的翎枝，亦称翎子。在顶珠之下，装有二寸长短用白玉、翡翠或珐瑯做成的翎管，管内插以翎羽。清代翎子一般分花翎和蓝翎两种，五品以上用“花翎”，六品以下用“蓝翎”。花翎用孔雀翎毛制成，蓝翎以鹖羽制。在清朝，花翎极为重要，以插翎的“眼”之多寡来区别官员的品级。孔雀翎中，以三眼最贵，唯宗室中的贝勒可戴，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附戴二眼孔雀翎，内大臣，一等、二等、三等侍卫和前锋，诸王府长史等戴一眼。总之，花翎在清朝不仅是荣贵或显赫战功的象征，更是社会地位、官秩品级的标志。